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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事现打主意的市场行为遍及整个社会。工业巨头也大都是经验主义者，他们自吹是讲实际的人，以自己对技术的无知和天真而自傲。以索尔维（Solvay）制苏打法发家的索尔维根本不懂化学，铸钢的发明者克虏伯同样无知。早期进行印度橡胶实验的汉考克也好不到哪儿去。至于除了贝塞麦炼钢法外还发明了其他许多东西的贝塞麦，当初他也是碰巧使用了含硫量低的铁才做出了那个伟大的发明，只是后来使用含硫量高的大陆铁矿实验失败，才迫使他研究炼钢流程中的化学。

当时的工厂远离科学知识。那些职高权重的人蔑视理论，忽视严格的培训，对于科学也一知半解。所谓商务秘密，有些确实很重要，有些却只是幼稚的经验而已。这些商务秘密延误了知识的分享，而分享知识是所有重大技术进展的基石。如果某个技术革新威胁到当前的利润，狡猾的生意人就利用专利垄断体系把它逐出市场，或者拖延到原始专利失效，就像自动电话所遭遇的那样。直到世界大战之前，全球古生代技术工业的特征就是不愿利用科学知识，也不愿推动科学研究。也许唯一的例外是德国的染料工业，这是因为它与有军事用途的炸药和毒药密切相关。

只要制造商之间盛行自由竞争，整个工业的计划生产就是不可能的。每个生产商都必须基于有限的信息和知识来自行做出判断，究竟生产多少产品可以获利。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是以无计划为基础的。事实上，正是通过源源不断的失业工人（他们从来就没有被融合进工业体系)，才能保持较低的工资水平。正常和繁荣的年代也有失业现象，这是自由竞争的生产体系的要素之一。工厂的选址是没有计划的，偶然因素、习惯、财务方面的优势、多余劳动力的吸引力，这些因素与技术上的有利条件同样重要。机器体系本来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产物，是发挥其创造冲动的有序渠道，但是古生代技术时期的机器体系却创造出了与其特征完全相反的怪物：不折不扣的混沌帝国。所吹嘘的“劳动力的流动性”，难道不正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崩溃和家庭生活的解体吗？

古生代技术社会的状态也许可以理想化地描述为战争王国。它的典型器官，从矿山到工厂，从鼓风炉到贫民窟，再从贫民窟到战场，都在为死亡服务。竞争-生存竞争；统治和屈服、毁灭。一旦有了战争，主要的刺激因素、社会的根基、社会的直接目的、人类的普遍动机和反应立刻缩小到对于统治的渴望，缩小到对于毁灭的恐惧。恐惧贫困、恐惧失业、恐惧失去阶级地位、恐惧饥饿、恐惧死亡。当战争最终来临，人们竟张开双臂欢迎；因为它解除了无法忍受的悬念。现实的打击无论多么残酷，它至少比记者和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幽灵般的持续威胁更容易忍受。矿山和战场就是所有古生代技术的活动场地，这些活动导致了恐惧的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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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人害怕穷人，而穷人害怕收房租的；中产阶级害怕从穷人区传播出来的瘟疫，而穷人害怕自己被送去肮脏的医院。到了古生代技术的晚期，宗教披上了战争的外衣，转而信仰战争的皈依者穿着军队制服，既自卑又挑衅地唱着军歌大步行进。这是帝国主义的拯救。学校像军队一样管理，军营又像个普通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就像资本家和工人一样互相害怕。高墙、装木栅的窗户，还有铁丝网围着，工厂就像监狱。妇女害怕怀上孩子，男子害怕致人怀孕；害怕染上梅毒或淋病，而在这些疾病背后还隐藏着幽灵：运动失调症、局部麻痹、精神错乱、盲目的孩子、残废的腿。直到发明“606”（salvarsan）之前，已知能治疗梅毒的唯一药物本身就是一种毒药。土褐色的住房，有木栅的单调街道，没有树木的后院充满了垃圾，尚未破损的屋顶，没有任何公园或运动场，这一切就是死亡的环境和背景。一场矿难、一次铁路事故、一场租户的火灾、军队对罢工者的一次攻击、战争的最终爆发，这些只不过是整个过程中适当的顿号或逗号。大部分机制商品是为了权势和利润而开发，其终点不是废物堆就是战场。如果说地主和其他垄断者由于劳动大众和机器效率而享受着不劳而获的“增值堆”，那么社会大众所收获的可以说是不相称的“狗屎堆”。

1. 力和时间

古生代技术时期，体现在技术的每一个方面的改变都有赖于一个关键因素：能量的增长。规模、速度、数量或机器的增多，都是利用燃料的新燃烧方法或是可资利用的燃料量的增长。力最终摆脱了人类和地理的自然限制，摆脱了多变天气或者不规律的风霜雨水的限制，也摆脱了摄入食物的有限能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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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力却无法与构成“功”的另一个元素解脱联系，也即无法解脱与时间的联系。古生代技术时期动力的主要用途就是减少完成某一特定任务所需的时间。然而节省的时间却浪费在无序的生产上，消耗在失业或工厂所带来的制度造成的停工上，这个事实降低了新体系的推定效率。蒸汽机及其辅助部件完成的工作量是巨大的，但伴随而来的损失也是同样巨大的。如果用有效功来衡量，也即用人的劳动得以转化为生存必需品或永恒的艺术品或技术进步来衡量，新工业带来的相对收益真的很少。其他文明用了较少的动力以及较长的时间，但在真正的效率上它们却战平了古生代技术时期，可能还超过了它。

随着动力的巨大增长，生产过程中出现了新的节拍。对时间的严格控制，原来是零星而间歇性的，现在开始影响整个西方世界。这个改变的征兆是廉价钟表的大量生产。首先在瑞士，然后是19世纪50年代在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市，规模更大。

节省时间现在成了节省劳动力的重要部分。节省的时间积累下来重新投资于新的开发，就像资本一样。从现在开始，必须考虑时间的分配。早期的古生代技术雇主甚至从工人那里偷时间：早晨提早一刻钟吹响上工哨，或在吃午饭时拨快时钟的指针。而只要情况允许，工人就会在雇主背过身的时候加以回报。总之，时间成了一种商品，就像金钱一样。诸如沉思冥想等一切与机器操作无关的时间都被视为可憎的浪费。古生代技术世界不需要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劝告与答辩，它无意于坐在石头上沉思幻想、打发时间。

一方面，把时间排满成了一种责任，另一方面，缩减时间也同样重要。爱伦·坡（Edger Allan Poe）把19世纪40年代短篇小说的流行归因于紧张工作一天之后需要快餐式的放松。1814年出现了廉价印刷机，由蒸汽驱动且适于大量印刷，期刊在1814年后的大量涌现也是机械划分时间的一种标志。三卷集小说服务于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严肃居家需求，而期刊则满足大众的需求：季刊、月刊、日刊甚至几小时就出版一期的刊物。人类怀孕仍然持续9个月，但人类生活其他方面的节奏都加快了，期限都人为地缩短了，不是根据人体机能或活动的理由而是根据机器时代的时间为计算模式。只要有可能，机械周期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代了器官的周期或机能上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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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快节奏也引起了计时方法的变化。人们每从东向西旅行8英里，太阳时就要改变1分钟，于是太阳时不再适用。必须用方便的时区来代替基于太阳时的当地时间。人们一旦跨入旁边一个时区就突然增加1小时。就在世界大会正式颁布标准时间之前十年的1875年，美国横贯大陆中西部通到太平洋岸的铁路就自行强制实行了标准时间。标准时间从200年前建立格林尼治天文台时就开始了，之后首先应用于航海上——将船上计时器与格林尼治时间相比较，到了这时终于胜利结束。整个地球分成若干时区，于是过去做不到的在宽广地区内的协调作业成为可能。

机械时间成了第二天性，加快节奏成了工业和“进步”的新命令。缩短完成某项任务的时间，不管那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加速穿越空间的速度，不管那是为了享受还是赚钱的旅行，都成了目的本身。对于这种加快节奏的某些恐惧，例如怕每小时20英里在铁路上飞奔会造成人体的不适或疾病，确实是荒谬的。但一般来说，把有机体的周期（它们的加快必然会带来器官机能的失调）按机械周期（它们是可以人为加快或放缓的）来加快，确实是太随意、太欠考虑了。

除了金钱上的回报和运动引起的原始性的感官愉悦之外，无法证明加快节奏的正确性。因为对于人来说，机械功的两个元素，力和时间都是有目的的。离开了服务于人的目的，就像照射在撒哈拉沙漠上的阳光一样，它们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在古生代技术时期，动力的增加以及活动的加速变成了目的本身，无需用有益于人的效果来证明其合理性。

从技术角度来说，最杰出的古生代技术行业不是纺织而是铁路。因为早先的马车-驿站技术几乎无可借用，所以新发明更显得非同凡响。铁路是第一个受益于电力的行业；因为有了电报，长距离信号和遥控才得以实现。产品的行程安排、生产各部门的同步及相互联系都是在铁路系统中首先实现的，20多年后，类似的时间表、进度计划和预报才进入工业整体。保证准点和安全的各种必要设备以及铁路体系的完善也都是19世纪技术和管理上的卓越成就，例如从气闸和连廊列车到自动道岔和自动信号系统的发明，以及速度变化时或各种天气条件下的商品路程和运输量的安排等系统的改进。当然整个体系中仍然存有影响功效的各种障碍，例如财政上的侵权行为、缺乏行业和城市的合理规划、横贯大陆的铁路线尚未实行统一运营等等。但在当时社会条件的局限下，铁路是最有效最杰出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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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官上的补偿

但无论如何，古生代技术工业还是有一个理想的方面。新环境的缺乏色彩本身却激发出了感官上的补偿。缺少阳光和色彩的眼晴却在黎明、烟幕和尘雾中发现了具有特殊色调的全新世界。朦胧的工厂和城镇呈现出一幅魔术般的景观：丑陋的人体、肮脏的厂房和垃圾堆都消失在烟尘中，代之以蒙上面纱的淡紫色、灰色、珍珠般的黄色和忧郁的蓝色。

约瑟夫·透纳(J. W. M. Turner)，一个活跃于古生代技术高潮时期的英国画家，放弃了流行的古典风景画，不再画那些公园般的风景或美妙的遗迹。他的后期作品只有两个主题：烟尘和光。透纳也许是第一个吸收并直接表达新工业特征景象的画家，他的雨中浮现蒸汽火车的绘画也许是第一首受到蒸汽机启发而创作的抒情诗。

工厂烟囱冒出的烟尘有助于创造这种浓重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人们在视觉上逃离了工厂和烟囱的糟糕效果。绘画中辛辣的气味也消失了，只留下了可爱的幻影。在薄雾中观看不远处（伦敦）兰贝斯区道尔顿陶器厂及其虔诚的建筑装饰，其美感几乎不亚于塔特（Tate）画廊中的任何作品。惠斯勒坐在切尔西堤岸旁的画室里，俯视巴特西工厂区，以最细致的色调层次描绘出透过烟尘和薄雾的夏夜景色，河上的驳船、铁桥的轮廓、远处的河堤，雾中的路灯就像微弱的月光。

透纳不是被动反映烟尘，而是直接对此做出反应：从表达撒满垃圾的科文特（Covent）市场街道、灰色的厂房和黑暗的伦敦贫民窟转向表达光的纯洁。他在其系列画作中，就像一个突然恢复了视力的盲人，唱出了对于美妙无比的光的赞美诗，赞美从烟尘、薄雾和夜晚中浮现、征服世界的光明。正是由于缺乏阳光、缺乏色彩，正是由于工业城镇对于农村景色的渴望，这个时期的风景绘画变得更为突出，产生了最重要的集体成果，也即巴比松（Barbizon）画派及以后印象主义画派的集体成果。印象主义画家包括莫奈、西斯莱（Sisley）、毕沙罗（Pissarro)，还有即使不是最具创造性的也是最具特色的画家文森特·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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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了解最典型、最阴暗的古生代技术城市：肮脏、破烂、煤气灯下的19世纪70年代的伦敦。他还了解黑暗势力的最底层，例如比利时埃诺省博里纳日区的矿山，他曾在那儿与矿工一起生活过。他在早期画作中勇敢地面对周围环境最阴暗的部分，他画出了矿工扭曲的身体，脸上带着几乎动物般的恍惚，弯腰吃着区区几块马铃薯，他们贫困的住房永远是黑色、灰色、深蓝色或土黄色。梵高已经屈从于这种阴森而可怕的常规了。然后，他去了法国。法国从未完全屈服于蒸汽机和大规模生产，仍然保存着农村和手工业。梵高迅速觉醒，高声反抗新工业主义的畸形和不人道。他陶醉在普罗旺斯的清新空气和美妙的视觉世界里；他的感官不再受到烟尘和污垢的掩盖和压抑；他如痴如醉地创作着，简直是心醉神迷。烟雾散去，色彩归来，盲人得见天日。

尽管基于谢弗勒尔（Chevreul）的色彩学研究，已经有人对印象主义者的作品做了色彩分析，他们的视觉表达还是被同时代的人觉得难以置信。他们被指责为骗子，因为他们的画作颜色并未受画室墙壁的影响而变得阴暗，并未因薄雾而变得柔和，并未因时间、烟尘和修饰而变得柔美。因为他们画作中的绿草在强烈的阳光下变为黄色，白雪成为粉红色的，而白墙上的影子是淡紫色的。因为他们画作中的大自然不够朴素、不够严肃，古生代技术人员认为这些画家肯定是喝醉了。

一方面色彩和光线吸引了画家，另一方面音乐在古生代技术环境的影响下变得更加狭窄，更加强烈。车间小曲，补锅匠、小贩、卖花女的街头叫卖，水手的船歌，田野、酒吧的情歌，都在这个时期随着创作激情一起逐渐消失了。伴随劳作的是计时的嘀嗒声，而不是有韵律的歌声。宗教、军事或悲剧情节的民歌，随着内容的过时而被感伤的，甚至带有色情成分的流行歌曲所取代，悲怅变为虚伪。歌谣只是通过柯勒律治（Coleridge)、华兹华斯和莫里斯的诗篇才得以幸存。很难以同样语调谈论“Marie Hamilton's to the Kirk Gane”和“The Bag-gage Car Ahead”，它们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歌曲。诗篇和歌曲不再属于普通民众，它们变成了“文学的”和专业化的，与大众隔离了。没人还会邀请仆人进入客厅参与吟唱一首小曲或歌谣。诗歌的遭遇也是音乐的遭遇。但在交响乐团的创立上，在新交响曲的规模、力量和乐章上，音乐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工业社会的理想对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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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乐团的基础是弦乐器响亮的音量。此时，机械上的发明大大扩展了声音的音阶，也大大提高了音调的质量。甚至让耳朵听到了全新的声音和全新的韵律。瘦弱的击弦古钢琴变成了厚重的钢琴，有着巨大的发声板和扩展的键盘。类似地，萨克斯管的发明者阿道夫·萨克斯（Adolph Sax）于1840年左右引进了介于木管乐器和古老的铜管乐器之间的一系列乐器。所有的乐器都要经过科学的校准，声音的产生变得标准化而且可以预测了。随着乐器的增多，乐团内的乐手也需要分工，就像工厂一样。新作的交响乐中音乐发展的分段也变得更清晰可闻了。指挥相当于主管和生产经理，负责产品—也即一段音乐的制造和装配，而作曲家相当于发明家、工程师和设计者，必须借助于钢琴这个具有终极产品性质的较小的乐器，做纸面上的计算以便照顾到每一个细节，然后才能交付工厂。为了创作复杂的作品，有时发明新的乐器，有时重新起用古老的乐器。但是，交响乐团内的集体效率、集体协调性、成员的分工、领导和下属之间的忠诚合作和相互影响，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和谐一致在每一个方面都超过了任何一家工厂。首先，远在类似的有效机制得以在工厂建立之前，精妙的乐曲韵律和相继吹奏乐器的精确时机早都在交响乐团里得到了体现和完善。

交响乐团的构造体现了新社会的理想模式，它在艺术中的体现远在技术之前。至于演奏的作品，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交响曲以及巴赫作品的改编曲是古生代技术时期的最完美的艺术创作。与这些新交响曲相比，没有哪篇诗文，哪幅画作表达出了如此深刻的感情，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如此全面地反映深受当前社会困扰和窒息的灵魂。文艺复兴的视觉世界几乎已被淡忘，只有在法国，它既没有屈服于进步也没有屈从于衰败，文艺复兴仍存活于从德拉克洛瓦（Delacroix）到雷诺阿（Renoir）的后继画家之中。在诸如建筑界等其他艺术形式中失去的，却在音乐中得以复活。人们自由运用节拍、协和音、旋律、复调音乐、对位，甚至运用不谐和音和无调性来创造全新的理想世界；其中悲剧性的命运、模糊的渴望、英雄的业绩再次让人们感受愉悦和欢乐。被乏味的实际事务困扰、受到工厂和市场奴役的人类灵魂，在音乐厅中升华到一个新的顶点。音乐厅伟大的结构考虑到了声学原理，一旦演奏开始，大厅似乎不存在了，只留下感人的声音。即使只有少数人听到这些艺术作品或理解其中的真实含义，他们至少瞥见了快餐文化之外的其他世界。音乐的营养和温暖要远胜于快餐文化的掺假食品、膺品服装和偷工减料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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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绘画和音乐，人们搜索英国曼彻斯特的棉织品、伯斯勒姆（Burslem）和里摩日（Limoges，法国）的陶瓷、索林根（德国）和设菲尔德（英国）的五金器具，却找不到任何可以跻身于博物馆的产品，哪怕是放在最偏僻的角落。虽然当时最高明的英国雕刻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文斯（Alfred Stevens）也接受委托设计设菲尔德的餐具，但这只是一个例外。由于厌恶当前产品的丑陋，新生代技术时期把过去年代的艺术品作为鉴定标准。由于认识到了1851年博览会上机器制造的艺术品一文不值，于是在阿尔伯特亲王赞助下成立了南肯辛顿学校和博物馆；本来想改进品位和设计，结果反而抽去了丑陋外表下的活力。德语国家在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的领导下也作了类似的努力，还有法国、意大利和美国，但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当时除了僵化的机器设计外，只有德摩根（DeMorgan）、拉法日（LaFarge）和威廉·莫里斯重新引入的手工艺品可供选择。艺术品竟沦落到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的钩编织品，一种琐碎的、消磨时间的活动。

自然，人类生活不会停顿。即使有些困难，仍有人为了利润、权势、安逸之外的目的而生活。当然这些目的并不属于百万劳苦大众。也许大多数诗人、画家和小说家会由于新秩序而感到哀伤，并以各种独特的方式来反抗。首先他们作为诗人、画家和小说家的存在就是一种反抗，他们的生活态度被格雷因（Gradgrinds，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人物—译者注）指责为逃避社会责任的放荡公子。萨克雷（Thackeray）故意把其小说放在前工业时代的背景中以规避新问题。卡莱尔（Carlyle）倡导对工作的信仰，并公开谴责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作状况。狄更斯讽刺了股票推销人、功利主义者、曼彻斯特工业家以及狂暴的个人奋斗者。巴尔扎克和左拉极端真实地描述了新的金融秩序，揭露了其肮脏和丑恶的一面。其他艺术家有些追随莫里斯和前拉斐尔派画家而转向中世纪，这方面德国的奥弗贝克（Overbeck）和霍夫曼以及法国的夏多勃里昂和雨果是先行者。还有一些人则追随勃朗宁转向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有些追随道蒂（Doughty）转向古代阿拉伯，有些追随麦尔维尔和高更转向南太平洋，有些追随梭罗转向原始森林，有些追随托尔斯泰转向农民。他们在寻找什么？少有的几个简陋、超脱工厂和铁路终端的元素而已。动物般朴素的自尊、外部环境的多姿多彩、心田广阔的内心视野以及为了生活本身价值的生活而不是野心勃勃的生活。农民和原始部落仍保留着这些品质，而恢复这些品质就是寻求铁器工业主义的补充的人们的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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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的胜利

人类从古生代技术中所得甚少，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无所获。在这一点上，进步论者、实用主义者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与新体系最激烈的批评者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是完全一致的。然而技术本身仍有众多进展，不仅是古生代技术阶段的发明家和机器制造者在改进工具或完善机械生产所需的仪器设备，而且科学家、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也提供帮助，以便奠定比过去，甚至比始生代技术时期更人性化的文化基础。虽然科学知识只是偶尔应用于工业生产之中，其中最出色的也许是欧拉（Euler）和加缪(Camus)对齿轮的改进，但科学研究一直在继续着。19世纪中叶在科学思想的每个分支上的概念重组足以和17世纪的伟大成就相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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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些进展我们只举出几个最杰出人物的名字：冯·迈尔（VonMeyer），门捷列夫（Mendelev），法拉第，克勒克-麦克斯韦（Cleck-Maxwell)，克洛德·贝尔纳(Claude Bernard)，约翰内斯·缪勒(Jo-hannes Miller)，达尔文，孟德尔（Mendel)，威拉德·吉布斯（Wil-lard Gibbs)，马赫（Mach)，凯特勒（Quetelet)，马克思和孔德(Comte)。通过科学的参与，技术本身跨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将在下一章考察其特征。尽管有各种曲折和变形，但科学和技术实质上一直在发展。

由于工具和机器的制造者的能力已经可以满足发明家的要求，这个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技术成就。这时主要的机械工具得到了完善，钻床、刨床和车床也被发明了。动力车辆制造出来了，而且速度在不断提高。轮转印刷机出现了，生产、操作和运输大量金属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多种主要外科设备，包括听诊器和检眼镜，也是在这个时候发明出来或得以完善的。尽管外科设备的主要进展之一，产科钳，是始生代技术时期一个法国医生的发明。如果把注意力限制于第一个百年，技术进展的规模就能看得更加清楚。铁产量从1740年的17万吨增加到1850年的210万吨。1804年发明了给经纱上浆以防止断裂的机器，于是动力织布机成为可能。霍洛克斯（Horrocks）于1803年成功发明了织布机并于1813年加以改进，结果完全改变了纺织工业。由于劳动力很便宜，动力织布机的引进很缓慢。据估计直到1834年苏格兰还有45000至50000名工人，英格兰还有20万名工人。虽然1823年英国只有1万部蒸汽织布机，但到了1865年蒸汽织布机增加到40万部。这两个产业可以相当准确地作为古生代技术生产率的指标。

除了衣服的规模生产和食品的规模分配之外，古生代技术阶段最伟大的成就不是体现在终端产品，而是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机器及实用设施上。首先，有一个部门最能体现其特征，即钢铁的大规模应用。此处工程师与工人有着熟悉的背景：铁制汽艇、铁桥、铁塔以及机器-工具和机器；此处也记录着最具决定性的成就。

铁桥与铁船的历史都很短，虽然意大利的达·芬奇曾设计过好几个铁桥，但直到18世纪末才在英国建造了第一个铁桥。建桥中遇到的都是过去不熟悉的问题，工程师借助数学来计算并复核，然而实际的技术却走在了数学表达式的前头。这里是创造性的想像力、勇敢的实践以及大胆的离经叛道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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