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出现，但目前尚未形成一个整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只是一些片断。生活的新形式早就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但这些形式也是分开的，没有重点的：确实，我们在能源方面，在生产出来的产品方面，成果累累，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形式变得单调，生命变得枯萎。是什么限制了机器带来的福祉？在什么条件下，机器能尽其所用，得到最大的成功？本书就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技术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是人类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智能活动和奋斗的结果。一方面，它显然是极为客观的和科学的，而另一方面又常常是非理性的。它们虽然无法控制，但也不是外部的。选择本身体现在社会的小的增量变化、瞬息之间的决定以及暴风雨般的巨变；一个人如不能在机器的发展中看到这种选择，那么当选择的结果累加起来产生了一个合成的变化时，他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种变化，只能归之于外部的或非人力控制的因素了。不管技术是如何完全取决于科学的一些客观的程式，技术本身不像整个宇宙一样，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它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元素，它起的作用的好坏，取决于社会集团对其利用的好坏。机器本身不提出任何要求，也不保证做到什么。提出要求和保证做到什么，这是人类的精神任务。为了征服机器，使之满足人类的需要，我们必须了解机器，知其所以然。至今为止，我们已拥有了机器，但未对其完全了解；或者如不争气的浪漫主义者那样，将机器拒之门外，而未看到我们只要动用我们的智慧，就可以对其有所把握。

无论如何，机器不过是人类智慧和努力的产物。因此，理解机器不仅是使我们的文明重新定向的第一步，而且也是我们了解社会和了解我们自己所必需的。技术的世界不是孤立的，也绝非自成一统。它与来自看似遥远的人类环境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从1870年左右开始在技术领域内部发生了一些特别有希望的进展：即使在无机的机器体系中也可以看到有机的因素：一些最具机器特性的机械设备，如电话、留声机、电影等，是基于我们对人的声音、眼睛的兴趣和对发声和视觉器官的生理和解剖的了解而制造出来的。人们也许能察觉到自然进化过程的特征性质：察觉到其模式、极化平面、极化角以及色彩。在总结的过程中，人们能否将早期技术发展所遗留下来的污秽的残余去除掉？人们能否将一种特定的、为人类生活服务的技术所特有的性质提炼出来，并加以定义？能否从道德方面、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美学方面，将其与早前较原始的形式区分开来？让我们为此而努力吧。研究现代技术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是理解并加强当前对机器开展的重新评估的基础，对机器的全面评估也许会使我们在迈向成为机器的主人的道路上更前进一步。

本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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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的准备

1. 机器、实用设施和“机器体系”

在上个世纪中，自动化的或半自动化的机器开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机器这一有形的工具，我们倾向于将其看作为一个与发明机器、制造机器有关的整个习惯和方法联系起来的复合体。从马克思开始的所有关于技术的讨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过分强调了我们的工业设备中可动的和主动的部件所起的作用，而轻视了我们技术传统中的其他同样重要的元素。

什么是机器？除了经典力学中的简单机械：斜面、滑轮等等有明确的定义之外，这个问题有颇多含糊之处。许多讨论机器时代的作家把机器看成是似乎刚出现的新事物，好像手工工艺在改造周围环境时仅仅使用了工具。这些偏见是毫无根据的。至少，在过去三千年内，机器一直是我们古老的技术传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勒洛（Re-uleaux）对机器的定义至今还是经典的：“机器是由一系列在力的作用下才运动的物体组成，人们可利用自然界的力量通过这些物体作功，完成特定的运动。”但是，这样的定义并未告诉我们很多东西。它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这是第一个描写机器形态的定义。这个定义将大量人力驱动的机器排除在外了。

机器由一些非有机物体组成，用于能量的转换、作功、增加人的作功本领和感觉能力、或将生命过程变得可以量度、有规律可循。使用机器的第一步是以人体的一部分作为工具，而自动化则是最后一步。工具和机器的发展过程，是人们试图改造环境，使人的机体得以加强和维系的过程。这种努力给人的机体以原来所没有的能力，或者在人的机体之外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有利于自身平衡和生存的条件。人类要抵抗寒冷，他们并未采用改变自己的生理条件的办法，如增生毛发或冬眠，而是去改变环境，例如穿衣服和建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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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和工具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其对于使用者的技能和驱动力的依赖程度。工具完全用手工操作，机器则有赖于自动的动作。其复杂程度倒并不重要。例如，在使用工具时，人的手和眼睛要作复杂的动作，其在功能上无异于一台复杂的机器；另一方面，一些高效的机器，如落锤，却利用相当简单的机制来完成十分简单的动作。机器和工具的区别首先在于其达到的自动化的程度。熟练的工具使用者，会变得愈来愈精确，愈来愈自动化，简言之，愈来愈机械化，在这过程中，他本来自觉的动作变成了反射动作。另一方面，对于甚至是完全自动化的机器来说，在过程的开始或结束，总要有人的干预，从机器的原始设计，到对其缺陷的修改、修理，等等，都需要人的因素去有意识地参与。

除此之外，在工具和机器之间还有另一类物件，可称之为机器一工具。机床或钻床既要求精密机器的精确，又要求工人的熟练操作。如果再为这样的机械的复合体配上外部能源，上面提到的机器和工具的分界线就更难确定了。一般说来，机器强调功能的专门化，而工具强调灵活性。一台机器，目的就是完成一个操作；而一把刀可以用来削、雕木材，或将其劈开，或用来将锁撬开，甚至作拧螺丝之用，不一而足。因此可以这样说：自动化的机器是一种非常专门化的物件；其包含外部能源的概念；各种部件之间多少有点复杂的相互关系；有限的活动方式。从一开始，机器就是一种完成一组简单功能的较小的机体。

在技术中，除了这些动态的元素之外，还有一些就其性质而言较为静态，但在功能方面同样是重要的元素。虽然说，机器的发展主要可以说是过去一千年特有的技术事实，但是如果我们将火钻和制造陶器的转盘也视为机器的话，机器存在的历史至少可以推溯到新石器时代。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对周围环境有效的改造主要不是通过机器的发明来实现的，而是借助于一些器皿、设备和实用设施，它们往往也是很了不起的发明。第一类是篮子和罐子；第二类是染瓮和砖窑；第三类是水库、水道、道路和建筑。到现代，我们最终有了为动力服务的实用设施，如铁路和输电线，它们仅仅在使用动力驱动的机器（火车和发电机）时才起作用。工具和机器是通过改变物体的形状和位置来改造环境的；器皿和设备则是用来实现化学反应的，这同样是必需的。制革、酿造、蒸馏、染色等在人类技术发展中的重要性不亚于铁匠和纺织的工作。但是，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这些过程大多处于传统状态。之后，它们才在较大程度上受到了研制出现代动力机器的那些科学力量和人类兴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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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器皿到实用设施的一系列对象中，工人与加工过程之间的关系，与我们从工具到自动机器的一系列对象中所看到的是一致的，差别仅在于专业程度和非人性化的程度。但是，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很容易集中到环境中更喧闹的、更活跃的部分，在讨论机器时，实用设施和设备常被忽略，或者，将它们简单地也归类为某种机器，结果同样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知道，机器和实用设施二者都在现代环境的改造方面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所有的历史时期中，这两种改造环境的手段都无法完全区分开来。所有的技术体系中，它们都同时出现，不单是现代工业。

当我用“机器”这个词时，那是指具体的机器，如印刷机或动力织机。而当我用“机器体系”这个词时，那是作为一种缩写，指整个技术综合体，或技术体系。这涵盖了工业取得的或新技术所隐含的所有的知识、技能、技巧等，它包括各种形式的工具、仪器、设备、实用设施等，当然也包括通常意义下的机器。

1. 寺院和时钟

在当今的文明中，机器源自何方？显然，不止一个来源。我们的机器文明代表了种种习惯、思想、生活模式的一个汇聚体，也包括技术器械；虽然部分技术器械在开始时与其参与创造的文明正好是南辕北辙的。但是，在世界的总图景中，新的秩序第一次露了面：在机器出现的最开始的700年内，时空的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次变革触及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思维的定量方法用来研究大自然，其第一步就是有规律地测量时间；而新的、与机械关联的时间概念部分出自寺院的规程。一些学者认为世界的秩序是上帝制定的，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德强调了这种信念作为现代物理基础之一的重要性。但是，在这种信念的后面，还有教会机构本身的秩序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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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的技术，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发展到西西里和科尔多瓦（Cordova，西班牙的城市——译者注）。萨莱诺（Salerno，意大利西南部港口城市—译者注）在中世纪科学和医学方面是领先的。但是，在罗马帝国解体，社会经过长期迷惘和血腥残杀之后，人们对于秩序和权力的需求，首先表现在西方的寺院中，而不是对弱者的军事统治。寺院大墙之内是圣殿，在秩序面前，惊恐、怀疑、反复无常、乱无章法等都没有存在的余地。与世俗生活中反复无常和飘忽不定相反，这里是铁的规程。圣徒本尼迪克特在每天的祈祷中加入了周而复始的“7”；在公元7世纪，教皇萨比尼阿纳斯（Sabinianus）的训令要求，寺院的时钟每24小时敲7次。这些每天准确规定的时刻被称为规范时间，也即规定的祈祷时间。于是人们必须要有办法标明这些时刻，每天重复无误。

根据现已否定的一个传说，用落锤制成的第一个机械时钟是由名叫格波特（Gerbert）的僧侣发明的，他后来在公元10世纪末，成为教皇西尔维斯特（Sylvester）二世。这钟现在看来大概不过是古时传下来的一座水钟，也许像水轮那样，是直接从罗马人的时代留下来的；也许先传到阿拉伯人那里，转而又传回到了西方。不管怎么说，这个传说所讲述的情况是有的，只是事实可能略有出入。但凡传说，都是如此。寺院是生活有规律的地方，因此按钟点打钟，或按时提醒敲钟人的仪器可以说是这种生活的必然产物。如果说，一直等到公元13世纪城市有了按时安排生活的需要时才出现机械时钟，那么，对于寺院来说，有规律的生活和按时认真安排活动几乎是其第二天性。科尔顿（Coulton）同意桑巴特的看法，圣本尼迪克特的信徒们及其严格的工作秩序，也许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初奠基人。他们的教规肯定能减少人们对工作的诅咒，而教徒们生气勃勃的工程活动甚至使当时激烈的战争也黯然失色。当时有4万处寺院遵循圣本尼迪克特教规，如果我们说，这些寺院用机械的方法使人们的活动有了一个共同的脉搏和节奏，这与事实不会相差很多；因为，时钟不仅可以告诉人们时间，也可以协调人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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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定时祈祷和礼拜使灵魂得到永恒的祝福。这是否就是基督教的集体需求，使得人们感到要养成遵守时间和按时办事的习惯？(而资本主义文明竟然充分利用了这些习惯！）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虽有嘲弄意味，却是人们必须接受的。不管怎么说，到了公元13世纪，我们已有了机械时钟的不容置疑的记录；巴黎的海因里希·冯·维克（Heinrich von Wyck）在1370 年建造了一座设计精良的“现代”时钟，其间钟楼也出现了。如果说公元14世纪之前的时钟并无面板和指针，并未将时间的进程转变为空间的运动，那么这些新出现的时钟至少可以按小时发出声音。天上的云彩可使日晷无法工作；寒冷的冬夜会将水钟冻结起来；而机械时钟不管寒来暑往或白天黑夜，都能按小时告诉人们时间。这种仪器很快传出了寺院，按时传送的钟声使工人和商人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律性。钟楼上的大钟几乎可以说是标志了都市的存在。从遵守时间到按时服务到按时记账再到按时分配。在这个进程之中，永生和来世逐渐淡出了人类活动的度量标准和兴趣中心了。

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在时钟发展史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是机器的出色代表，也是机器的一个典型符号；即使到了今天，时钟仍然无处不在，为其他机器所不及。在现代技术的发轫阶段出现了精确而自动的机器，这种完美的技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努力才被推广普及到工业活动的各个领域。在时钟出现之前，曾有一些动力推动的机器，如水磨。还有各种各样的自动机器，使庙宇中的信徒惊讶，或让哈里发（caliph，穆斯林领袖）喜爱。我们可以在希罗（Hero）和阿尔-贾扎里（Al-Jazari）的著作的插图中看到这些机器。但是，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崭新的机器，它们使用的动力，或者动力的传递方式，很有特点，可以使其能量的流动在整个工作过程中保持均匀，从而建立有规律的生产过程，并生产出标准的产品。我们如果要求消耗确定量的能量，做到标准化、自动化，准确控制时间直到生产出最终产品，就这几方面来说，时钟在现代技术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它在每个发展阶段中都是带头的，它所达到的完美是其他机器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而且，时钟也是其他很多不同机器的一种模型，分析臻于完善的时钟的运动、分析它复杂的齿轮结构和传动方式，是这些机器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铁匠们可能锻造了成千上万副盔甲或铁炮；造轮子的工匠可能制造了成千上万个大水轮或齿轮；但他们并没有发明出钟表结构中的任何一个特殊部件，也没有达到在生产18世纪的精确计时机器时所达到的测量上的精确性和各部件结合的完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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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钟还是一种有能源驱动的机件，其“产品”是分和秒；就其本质而言，它把时间和人们的具体活动的事件分离开来了，帮助人们建立这样一种信念：即存在一个独立的、数学上可度量其序列的世界，这是科学的专门领域。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里，并不很容易找到这种信念的基础。一年365天的长度并不是均匀的；我们不仅看到白天黑夜的长度总在改变，而且会发现，如果我们从东方到西方稍作旅行，天文时间就会相差好几分钟。就人的机体而言，机械时间更显得是一个外部的事件：人类生活有其自己的特殊规律，脉搏、呼吸都与人的情绪和人的活动有关，每小时都在变化；对于长达几天的时间间隔，人们往往并不用日历加以测量，而是用其间发生的一些事件来度量。牧羊人用母羊生小羊的时间来度量；农民度量时间用的是播种和收成。如果说生物的生长有其自身的时间尺度和规律，制约生长的不仅是物质和运动，还有生长的发展过程；简而言之，就是演化历史。机械时间展开来是一连串数学上孤立的时刻；而有机体的时间，柏格森（Bergson）称为时段，其效果是累积的。在一定的意义下，机械时间可以像时钟的指针或动画的一个个画面那样，向前或向后走。而有机体的时间只能朝一个方向运动，经历出生、生长、发育、衰老、死亡这样一个周期。已经死亡的过去，是对于尚未出生的将来而言的，我们面对的总是现在。

根据桑戴克（Thorndike）的说法，在公元1345年左右，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将一小时划分成60分钟、将一分钟划分成60秒的做法。正是这种将时间划分的抽象框架，愈来愈成为人们行动和思考的参考点。为了在这方面达到所需的精度，天文学观察进一步注意天体的规则的、固定不变的运动。据传，早在16世纪，一个名叫彼特·汉莱因（Peter Henlein）的纽伦堡的年轻机械师，“用一些小的铁的部件，造出了多齿轮的表”；到16世纪末，在英国和荷兰，已出现了小型的家用时钟。就像汽车和飞机一样，有钱人首先使用，并将其普及。一方面是因为只有他们才买得起；另一方面因为这些新的资产阶级最早发现时间的重要性，用后来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要“像钟表那样有规律”，这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因此，拥有一块表，从长远说来，即为成功的象征。文明节奏的加快，要求更大的动力；更大的动力进一步加快了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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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寺院中首先形成的有规律的准时的生活模式，对人类来说，并非是生而有之的，而现在，西方人的生活已完全为时钟所左右，已成为其“第二天性”，他们视守时为一种天性。而在已经繁荣的东方文明社会，很多人的时间观念较为薄弱：印度人对时间不甚关心，他们甚至于没有对年的严格计数。对于苏俄，仅到了工业化过程的中期，社会上才要求使用钟表，宣传准时的好处。到了18世纪中叶，首先在日内瓦，然后在美国，开始生产便宜的标准化的钟表，使得守时的概念得到普及。这是建立把生产和运输有机结合起来的系统的必要条件。

守时，曾是专门由音乐来完成的任务：例如用工场的歌曲，水手的号子来表示上工、开饭、下工、一起用力等需要协调的事件，于是其被赋予了工业价值。但是，机械时钟的效果更具普遍性，更为严格：它管理一天的安排，从何时起床，到何时休息。我们可以将一天看作是一段段抽象的时间，在冬夜，不必跟着鸡鸭归窝而上床睡觉：人们发明了蜡烛、煤油灯、安全灯、煤气灯、电灯等，在一天的任何时刻，都可以活动。这样，人们不再将时间看作是一系列的经历，而是看成多少小时、分钟、秒，这样就开始有了增加时间和节约时间的习惯。时间有了封闭的空间的特点：它可以分割，可以充满；通过省力的器具，时间还可以扩大。

抽象的时间成了新的显示存在的媒体。它调节有机体本身的功能：何时吃饭，不必等肚子饿，而是让钟表来告诉我们；何时睡眠，不必等困了，而是由钟表来加以确定。随着钟表的更广泛的应用，人们对时间的意识就变得更普遍化了：时间与有机体的时间系列分开来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很容易地在其想像中恢复古罗马文明的光辉：对历史的崇拜首先出现在每天的宗教仪式上，最后抽象成为专门的教规。到了17世纪，报刊杂志出现了：甚至人们的衣着也以威尼斯为时尚的中心，每年都改变新的样式，而非几十年不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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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一天发生的事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协调人们彼此的行动，使工作效率大为提高，这一点不应被低估：这种提高不能简单地用功率的单位“马力”来衡量。我们可以想像，要是今天没有了时间的协调，整个社会将很快遭到破坏，直至崩溃。现代工业体制没有煤、铁和蒸汽固然不行；但如果没有钟表更加不行。

1. 空间，距离，运动

“就图形表示的方法而言，小孩与成人之间，澳大利亚土著人与欧洲人之间，中世纪人与现代人之间，不是程度的差别，而是类别的差别。”

上面所引，是达戈贝特·弗赖（Dagobert Frey）的话，他对中世纪早期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在空间概念方面的差别作了深入的研究：他掌握了大量的专业资料，得到了高度概括性的结论：即在不同的文化中生活的人们的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都是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如同语言本身，是艺术品。像语言那样，时空的概念帮助协调和指导实际行动。早在康德（Kant）宣称时空属于意识的范畴之前很久很久，人们就是大致按此办事的。数学家在很晚才发现，除了欧几里得所描写的空间形式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空间形式存在，而且这些空间形式也同样是合理的；而在此之前，人们一直将欧几里得空间看作生活的基础。就像在法国的英国人会认为，面包应叫“bread”而不叫“lepain”一样，每一种文化都相信，其他文化中的时空概念仅是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时空的近似，甚或是歪曲。

在中世纪，人们往往赋予空间关系以象征性的价值。一个城市的最高处是教堂的塔尖，它指向天堂，统治其他较低的所有建筑，因为教堂统治着人们的希望和恐惧。空间被任意地分成几部分，分别代表七德，或十二信徒，或十戒，或三位一体。如果不用经久的符号来表达基督教的寓言和神话，中世纪的空间概念就会失去合理存在的理由。即便是最理性的思想家也不能幸免：罗吉尔·培根（RogerBa-con）是很仔细研究过光学的学者，但他在描写了眼睛所看到的七种颜色之后，补充道，上帝想用这样的办法，让我们的身体也体现圣灵的七种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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