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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制造和结构工程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轮船的规模快速增长:从133英尺长、毛重60吨的克勒蒙特号增长到1858年完工的大东方号,这个大西洋上的巨人有691英尺长、毛重22500吨,其螺旋桨引擎达到1600马力、明轮引擎1000马力。定期航船的性能也大为改善:1874年切斯特城号连续8个航班仅用8天又1到12个小时穿越大西洋。航速的增加也很惊人,沙瓦纳号于1819年用了26天横跨大西洋,而在1866年只用了7天零20小时。但后70年增长的速度有所下降,铁路的情况也是如此。影响速度的因素也影响了尺寸,因为巨型轮船在港口会由于其尺寸而造成装卸操作上的困难,而且也容易在港口的水道中触底。大东方号有克勒蒙特号的5倍那么大,而今天最大的轮船不到大东方号的2倍。1866年的远洋航船的速度是1819年(间隔47年)时的三倍还多,然而今天最快的航速不到1866年(间隔67年)时的两倍。在技术的很多部门,情况都是如此。在古生代技术初期,速度的加快和数量的倍增要比其后各个时代的加快和倍增更快、更多。
快速进步也同样表现在钢结构的建筑上。也许这一时期最伟大的里程碑式建筑就是英国的水晶宫了。它是个永恒的建筑,结合了始生代技术时期发明的玻璃温室、古生代技术时期的带玻璃顶的火车站以及新生代技术时期的轻结构和对阳光的珍惜。然而铁桥是更典型的里程碑,例如1819年至1825年建造的梅奈海峡的特尔福德铁索吊桥、开建于1869年的布鲁克林大桥以及开建于1867年的悬臂结构的福斯湾大桥,它们也许是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新工业技术的成就了。巨型的结构,甚至仅仅是尺寸本身,也产生了感官上的效果,任务的艰巨更突出了成就的伟大。过去那些粗枝大叶、凭经验、想当然的做法,纺织业中盛行的克扣作风,在完成这些杰作的过程中都被一扫而光。这些陋习曾导致初期铁路和早期美国汽艇的许多事故,现在终于被抛弃了。首先树立客观的性能标准,然后去努力完成。格拉斯哥的造船工程师在解决困难的技术问题时,先要向开尔文爵士请教。上述结构和机器都体现了挑战困难和征服难驯材料时的骄傲和自豪。拉斯金对旧的木制一线作战军舰的赞扬更适合于钢铁商船,不妨摘录如下:“整体说来,一线作战军舰是作为群居动物的人所创造出来的最值得尊敬的东西。作为个人,他可以做出更好的东西,可以作诗、作画或从事其他他最擅长的事业。但作为群居动物,他与别人相互协作,交替抢锤,或做群居所需的其他工作。一线作战军舰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为了300英尺长、80英尺宽的军舰,他注入了自己全部的耐心、常识和判断、深谋远虑、实验哲学、自控能力、培养守秩序和服从的习惯、蔑视困难的毅力、无畏的勇气、切实的爱国精神以及冷静的期待。感谢上帝,我生活在这个年代,能够亲眼目睹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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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段在钢结构方面勇敢探索的顶点是芝加哥的摩天大楼和埃菲尔的大桥和高架铁路,1888年建成的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也只是在高度上超过它们而并非在工艺上。它们所要求的高度的相互协作和内部协调,是其他行业根本做不到的,也许铁路业能算个例外。这些钢结构建筑调动了古生代技术体系全部的潜在军事效能并用于善事:人们每天冷静面对风险,熔炼铁块,捶打、铆接,在狭窄的钢梁和平台上操作。生产过程中工程师、领班和普通工人之间差别不大,面对共同的任务每个人干着自己的活、冒着自己的风险。布鲁克林大桥完工时,是机修工长而不是普通工人首先亲身测试用于牵引铁索的车架。威廉·莫里斯正确地把新式汽艇比喻为工业时代的大教堂,这个观点颇有洞察力。与古生代技术时期的任何其他工作相比,这些成就更完整地展示了科学的艺术性,最终产品是简洁、速度、动力、内部协作和感官协调上的奇迹。汽艇和铁桥是钢铁的交响曲。其创造者是顽强、严酷的工资奴隶和工头。就像几千年前的埃及石像雕刻者一样,他们也享受着创造性工作的快乐。相比之下,画室艺术显得枯萎、憔悴。熔炉边的男性汗味比任何妇女喜爱的香水更加芳香。
这些成就背后是一类新的艺术家: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的英国工具制造者。他们来自两种不同的环境:博尔顿(Bolton)和瓦特的机械车间以及约瑟夫·布拉默(JosephBramah)的木工车间。为了制造新的专利锁具,布拉默雇用了出道于伍尔维奇(Woolwich)兵工厂的年轻有为的亨利·莫兹利(HenryMaudslay)。莫兹利不仅是历史上最出色的技工,他对精密加工的热爱还促使他革新了关键机器部件的加工工艺,首先是螺纹的加工。直到那时为止,螺纹一般都是手工切割,不但困难,而且昂贵,所以尽量少用。没有哪个系统依靠螺纹来固结或成形。按照斯迈尔斯的说法,每个螺栓和螺母都是独特的。莫兹利的螺纹切割车床是实现标准化的决定性一步,而没有标准化,就没有现代机器。他将艺术家的精神带入机器制造的每一个部门,使之标准化并精密到准确的尺寸。感谢莫兹利,内角不再是L形的直角,而是曲线形的内角。莫兹利还被布鲁内尔雇佣制造滑轮-滑车机。莫兹利的车间里走出了一批受其精密哲学熏陶的技工大师:发明蒸汽锤的纳思密斯和完善来复枪和大炮的惠特沃思,其他还有罗伯茨、缪尔(Muirs)和刘易斯等人。1823年至1842年间另一个当时的技工大师,也是布拉默训练的克莱门特(Clement),致力于巴比奇(Babbage)的计算机器,按照罗(Roe)的说法,那是到那时为止最精密、最复杂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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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师们致力于机械加工时不遗余力,力求完善;不会满足于应付低级技师的廉价挑战。当然美国、法国和德国也有这样的大师,但由于高超的技术,英国工具制造者掌控着国际市场。他们的作品使汽艇和铁桥最终得以实现。此处不妨引用莫兹利的一个旧时工匠的话:“看着他使用任何工具都是一种享受,尤其是看他挥舞18英寸的锉刀,简直妙不可言。”这是竞争者对于一个杰出艺术家的颂词。但要直接欣赏古生代技术的艺术,只能从机器本身寻找。
- 作为过渡阶段的古生代技术时期
于是在古生代技术阶段完成了两件事。在追求权势的刺激下,它探索了追求数量的生活的盲目的小径以及无底的深渊,除了某个权力单位(个人、阶级或国家)与另一个权力单位的冲突之外不受其他任何限制。其次,在大量生产商品的过程中它表明了,单靠机器进步本身不足以产生对社会有价值的后果,甚至连最高的工业效率也达不到。
这种过分强调的权势理念和持续斗争,其最终结果就是世界大战。这种毫无意义的斗争于1914年达到顶点,并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着,进入机器时代的灰心丧气的人们还在进行着斗争。除了不起作用的胜利之外,这个过程不可能有其他结果。双方同时毁灭,战胜国在屠杀受害者的同时也在自取灭亡。虽然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一直使用过去式谈论古生代技术时期,但它现在仍在我们身旁。它产生的习惯和方法仍然统治着许许多多的人。如果不能取代这些不良习惯和方法,技术本身的根基也可能被破坏,我们将会退化而滑向原始和野蛮,目前我们的技术遗产的复杂程度和精细程度越高,退化的速度也就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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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古生代技术阶段真正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它所产生的结果,而在于它所引导的方向。它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一段连接始生代技术经济和新生代技术经济的匆忙、拥挤并撒满垃圾的途径。体制不仅直接影响,而且通过它所产生的反作用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虽然古生代技术是个灾难性的过渡时期,但正是由于它导致了极端无序,它也强化了对于秩序的探求、强调了人类的生活目标。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方向相反。
(陈允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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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技术时期的开始
新生代技术时期代表了近一千年来机器体系发展的第三个明确的阶段。它是真正的突变,它与古生代技术阶段的区别简直就像黑与白的区别一样分明。但在另一方面,它与始生代技术阶段又有着密切联系,就像成年人与婴儿的关系一样。
在新生代技术阶段,罗吉尔·培根、莱昂纳多·达·芬奇、维鲁兰爵士(也即弗朗西斯·培根)、波尔塔、格兰维尔及当时其他哲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概念、预期和专断的想像终于找到了合适的环境。15世纪的一些仓促的草图现在变成了可实现的图景,原先的猜测现在由于技术的证明而得到了加强,原先粗糙的机器由于新时代精密的机械技术而终于得以完善。于是电机和涡轮机的性能变得如此完善,一个世纪之前只有钟表才可能这样。想当年切利尼铸造希腊女神珀尔修斯雕像时所表现的极端大胆的精神,或者米开朗琪罗的构成圣彼得大教堂穹顶的几乎同样大胆的作品,现在取而代之的却是耐心的集体实验。当今,整个社会准备做那些过去由个人独力承担的任务。
虽然新生代技术阶段是一个明确的实体、明确的社会形态,但人们很难把它定义为一个时代,部分是因为它尚未发展出自已独特的组织和形式,部分是因为我们现在仍然身处其中,无法看清它的各种根本关系,部分是因为它尚未以任何新的发展速度来宣告对旧体系的取代,就像18世纪后期新的发展速度决定性地宣告了始生代技术时期正在转变那样。在很多情况下,源自古生代技术秩序的新生代技术制度不得不与前者妥协或退让,从而失去了自身的特点。因为过去的巨大投资仍然在支持过时的制度,再加上工业时代中期的反社会企图的帮助,古生代技术的理想仍然统治着西方世界的工业和政治。阶级斗争和国家竞争仍然激烈而无情地进行着。虽然始生代技术时期的实践仍作为文明的影响而存在着,表现在花园、公园、绘画、音乐和剧院中;但古生代技术仍在施加野蛮化的影响。否认这点等于是坚持愚人的天堂。19世纪70年代麦尔维尔用探索的诗篇来表达的疑问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显得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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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工具
但他们说工具仅为强者服务
难道撒旦也是弱者?
难道沦为弱者就是错误?
没有任何神圣的预言予以反诉。
你们的艺术让信仰凋枯,
匈奴的恶行至今仍让人丧胆,
而你们却在培育新的匈奴。
只要新生代技术工业未能彻底转变过去的煤炭-钢铁体系,只要它未能使其更人性化的技术深深扎根于社会整体,只要它将最高权力赋予矿主、金融家和军国主义者,混乱和瓦解的可能性就仍在增长。
但我们仍然可以近似地确定新生代技术时期的开端。第一个重要而明确的事件是富尔内隆于1832年完善水力涡轮机,把其效率提高了3至9倍。这是一系列研究的结果:开始于16世纪对轮机叶片的经验性研究,其后是众多探索者的研究,特别是18世纪中叶欧拉的研究。富尔内隆的老师比尔丹(Burdin)在水力涡轮机上作了一系列的改进——这也许要归功于法国在古生代技术工业上的相对落后。富尔内隆于1832年就造出了一个50马力的涡轮机。法拉第的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也发生在同一年代,其中包括导致了橡胶的商业应用的汽油离析法。其他还有电磁学方面的成就,首先是1831年发现导体切割磁力线能产生电位差。就在做出这个纯科学发现后不久,他收到的一封匿名信建议这个原理可以应用于制造伟大的机器。法拉第有关磁-电效应的研究以及几乎同时期的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有关电-磁效应的研究建立在伏打、伽瓦尼(Galvani)、奥斯特(Oer-sted)、欧姆和安培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上,并为能量的转换和传输以及新生代技术时期的绝大部分重要发明奠定了基础。
新时代的基础性科学发现和重大发明,到了1850年已经基本完成:电池、蓄电池、发电机、电动机、电灯、分光镜以及能量守恒定律。1875年至1900年间,这些发明陆续转化成工业应用,从发电站、电话直到无线电报。到了1900年,有了诸如留声机、电影、汽油发动机、蒸汽轮机直到飞机的一系列补足性的发明,虽不能说完善,但至少已初具雏形。它们反过来又促成了电站和工厂的根本性变化,进一步产生了城市设计和环境利用方面的新原则。到了1910年,工业自身产生了一场反对古生代技术方法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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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由于世界大战的爆发及随后的混乱、反复和赔偿而变得不那么明确。虽然新生代技术文明近在咫尺,虽然并不缺乏新秩序的明确迹象,但我们还是无法自信地说某一地区已进入了新生代技术阶段,更不用说西方文明的整体了。因为,即使单说技术上的完全转换,转换所需的社会制度以及明显的社会意志也仍然不存在。技术上的收益从来不会自动获得社会上的认可:它们需要同样机敏的政治上的创新和适应过程。习惯上人们简单地认为机械进步必然促进文化和文明的进步,但机器体系根本无法完成这种任务。由于缺乏合作性的社会才智和社会意愿,最先进的技术也不能承诺必将带来社会进步,就像电灯并不能给丛林中的猴子带来任何承诺一样。
诚然,19世纪所产生的工业世界已经在技术上陈腐落后,在社会上濒临死亡。但不幸的是,其腐烂的尸体上生长的蛆虫可能影响甚至毁掉代替它的新秩序,或者使它沦为不可救药的残废。防止这种悲惨后果的第一步是要认识到,即使在技术上,机器体系时代也并不构成一个连续而协调的个体,古生代技术阶段和新生代技术阶段之间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还要认识到,我们从旧秩序带来的思想习惯和战术策略都是影响新秩序发展的障碍。
- 科学的重要性
在详细叙述蒸汽机、铁路、纺织厂和铁船的历史的时候,几乎不需要提及当时的科学成就。因为这些发明大多是通过经验性的方法,依靠尝试法、依靠反复试验而取得的。在普及安全阀之前,蒸汽锅炉的爆炸曾夺去多少生命啊。虽然如果应用了科学知识,这些设施可能会更加完善,但它们大多是在没有科学指导的情况下发明的。它们的发明者是工厂、矿山、钟表店或锁匠铺中有实际经验的人,或者是喜爱摆弄仪器、想像全新工艺的业余发明家。系统而持续地影响古生代技术设计的唯一科学贡献也许就是对于机械运动中各个元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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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生代技术阶段,两个重要的关键事实变得清晰了。首先,主要在数学和物理学上取得成就的科学方法扩展到了其他经验领域。活着的有机体和人类社会也成了系统研究的对象。由于企图借用在孤立的物理世界中发展出来的思维范畴、研究模式以及专门的定量仪器,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的挫折;然而科学在这个领域的应用也对技术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19世纪的心理学就像17世纪的力学:不再是机械构成生命的一种形式,而是生命构成了机械的一种形式。采矿业统治着古生代技术时期,而现在是葡萄园、农场和心理实验室引导着众多富有成果的研究,并导致新生代技术时期一些最基本的发明和发现的应运而生。
类似地,人类生命和人类社会的研究也受益于对于秩序和清晰的追求。古生代技术阶段仅仅成功地催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合理化和辩解,这些教义与真实的生产组织、消费组织或人类社会的真正需求、利益和习惯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即使是卡尔·马克思,在批评这些教义的时候也屈从于他们那些令人误解的套话。因此,尽管《资本论》(DasKapital)充满了伟大的历史直觉,然而它对于价格和价值的描述仍像戴维·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著作一样的不够科学。经济学的抽象不是真实世界的衍生或离析,却成为神话般的造句。至于它是否合理,只能从它所激发的动力和行动是否合理来判断。继承了历史哲学家维科(Vico)、孔多塞(Condorcet)、赫尔德(Herder) 以及黑格尔(G. F. Hegel) 的研究成果以后,孔德、凯特勒和勒普雷(LePlay)奠定了新学科——社会学的基础。紧随抽象心理学家洛克(Locke)和休谟(Hume)之后,观察人类天性的学者贝恩(Bain)、赫尔巴特(Herbart)、达尔文、斯宾塞(Spencer)和费希纳(Fechner)又融合了心理学和生物学,把智力作为动物行为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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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来研究。
总之,迄今为止只与宇宙和无机物相联系的“机械的”科学概念,如今也应用到了人类生活和经验的各个方面。科学界的兴趣不再限于物质运动了,虽然这个概念过去曾大大简化科学研究的原始任务。如今人们开始寻找能概括更复杂事物的、事件背后潜在的秩序和逻辑。很久之前爱奥尼的哲学家就有了头绪,揭示了秩序本身在构建宇宙中的重要性。但混乱无序的维多利亚社会拒绝了来自新世界的、关于八度规律周期表的原始表述。不是因为它有所不足,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大自然不大可能会这样有规律地纵向、横向安排元素的位置。
新生代技术时期,井然有序变得更普遍,更基本。原子的盲目旋转,即使只用于比喻性地描述宇宙,看上去也不再合适。这个时期,物质的坚固不变的本性也经历了改变:对于新发现的电脉冲来说它似乎是可以穿透的,甚至连炼金术士关于元素蜕变的预言也由于镭的发现而成为现实。形象化的比喻,“坚固的物质”变为“流动的能量”。
仅次于科学方法对于已存在事物的影响,第二个事实是科学知识在技术和生活方式上的直接应用。在新生代技术阶段,主要的推动力不是来自机敏的发明家,而是来自建立了普遍规律的科学家。发明成了衍生出来的结果。发明电报的,实质上是亨利,而不是莫尔斯。发明发电机的,实质上是法拉第,而不是西门子。发明电动机的,实质上是奥斯特,而不是雅科比(Jacobi)。发明无线电报的,实质上是克勒克-麦克斯韦和赫兹,而不是马可尼(Marconi)和德福雷斯特(DeForest)。把科学知识转化为实用设施只不过是发明过程中的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虽然诸如爱迪生、贝克兰(Baekeland)和斯佩里(Sperry)这样高超的发明家仍然存在,但新型发明天才依靠科学提供的素材来进行创造。
这种习惯产生了一种新现象—系统而深思熟虑的发明。发现了一种新材料,于是问题就是为它寻找一种新用途。有一种必需的实用设施,于是问题就是寻找一种理论公式来加以解决。当开尔文爵士提供了必需的科学分析之后,海底电缆终于得以铺设。当米歇尔(Michell)教授推算出了黏性流体的行为后,汽船的推力借助于螺旋推进器得以实现,而无需笨拙而昂贵的机械装置。只有在普平(Pupin)及其贝尔实验室的同事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解决了问题之后,长距离电话才得以实现。孤立的灵感以及经验性的摸索在发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在一系列具有新生代技术特征的发明之中,想法都是先于发明愿望的,而且这种想法也往往是集体智慧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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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独立的理论头脑仍然受到实际生活的启发和激励,例如卡诺(Carnot)受蒸汽机的激励而从事热学的研究,作为化学家的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由于葡萄酒商、啤酒商和养蚕者遭遇困境而开始细菌学研究。但是科学上的好奇心可能与实际的研究同样有价值。确实如此,这种自由的、沉思的、孤立的思考,尽管与实际事务和直接应用的推动完全不同,却也开始流入公共的理念储水库,后者又反过来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解决实际问题的可能性取决于公共理念储库中蓄水的高度,而不是取决于解决问题的压力的大小。虽然科学从一开始就受到实际需求、实施控制以及追求权势的推动。但到了19世纪,科学成为一种抗衡的力量,抗衡把一切事物都奴化为利润和权势而服务的渴望。第一流的科学家,诸如克勒克-麦克斯韦和吉布斯,远离了实际事务的缠绕。对于他们来说,科学就像艺术一样是一种存在,不仅是探索自然的工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不仅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思想状态,而且也有助于改变外部条件。
其他文明在技术上也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完善,但就停留于此了,因为他们只会重复旧的模式。传统形式的技术本身并不具备持续成长的手段。科学与技术结合了以后,提高了技术成就可能达到的高度,并扩展了技术应用的范围。在科学的解释和应用过程中,出现了一组新的人群,或者说旧的职业具有了新的重要性。在工业家、普通工人以及科学研究者之间出现了工程师。
工程作为一种艺术可以追溯到古代;工程师则从14世纪以后由于军事活动而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他们设计要塞、运河以及武器的攻击性。第一个设计用于培养工程师的伟大学校是大革命期间(1794年)成立于巴黎的巴黎综合理工学校,之后不久是成立于1824年的位于圣艾蒂安的学校、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和伦斯勒高等工业学校。到了19世纪中叶,才又有了南肯辛顿学校、史蒂文斯学院、苏黎世学院及其他学校。新的工程师必须掌握制造新机器体系、开发新型实用设施以及应用新型能源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这个职业所涉及的学科范围是如此之广,就像达·芬奇曾不加挑剔地初步涉猎过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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