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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上述新发明，这些庞大的累赘可以转化为纸张、胶盘、金属盘或橡胶盘及电影胶片，于是可以更经济、更完整地保存起来。不必为了保持思想上与过往历史的联系而保留大量的垃圾了。因此，这些机械设备是另一种于19世纪普及的社会机构——公共博物馆的卓越的盟友。它们使现代文明，与其他任何文明相比，对于历史保持更直接的把握和更准确的理解。它们不仅使历史变成触手可及，而且通过缩短事件发生与事件记录之间的时间间隔，让现实变得更有历史感。人们第一次能与历史人物面对面的交谈，能亲切地回想起已被忘却的场景和事件。为了见到特洛伊的海伦，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与魔鬼梅菲斯特做交易。而我们的后代却能轻易地见到20世纪的海伦。因此，出现了新形式的不朽。维多利亚后期的作家塞缪尔·勃特勒（SamuelButler）曾思索，若一个人死后其语言、影像和声音仍能重现并对观众和听众产生直接影响，他究竟算不算彻底死亡。

一开始，新的记录和复现设备曾困扰人们并蔑视有选择地使用。没人敢于声称我们已明智或有效地加以应用了。但是它们建立了事实和记录之间、生命的运行及其集体记录之间的一种新的联系。首先，它们要求更深切的感知和更高的智能。如果说这些发明把我们戏耍得像个猴子，那是因为我们仍然是猴子。

1. 光和生命

光照耀着新生代技术世界的每个角落。它能穿透固体，它能穿透浓雾，它从镜子和电极的光亮表面反射回来。颜色随着光回来了，而且过去隐藏在浓雾和烟尘中的物体，其形状也变得像结晶那样明晰。玻璃技术曾以威尼斯镜子而第一次达到机械上完善的顶峰，现在又在另外近百个不同领域重现昔日的辉煌，只有石英玻璃能与之匹敌。

望远镜在新生代技术阶段具有了特别的重要性，显微镜就更是如此。如果没有列文胡克和斯帕兰扎尼的出色工作，后者就会在这两百年无用武之地。此外还有分光镜和X射线管也利用光线作为探索的工具。克勒克-麦克斯韦的光电统一理论也许是这个新时代的杰出象征。莫奈及其他印象主义画家在室外画作中展现了光线色调的细致层次，这些色调层次以及阳光也在实验室内被一再重现：光谱分析以及由煤焦油提炼的各种苯胺染料是新生代技术的特殊成就。由于发现了每种元素都具有其特征性的光谱，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物质特性的颜色，现在成了化学分析中的重要因素。而且新的染料可用于在细菌学实验室中给样本着色。诸如龙胆紫等有些染料还可用作防腐杀菌剂，另一些可用作药剂来治疗某些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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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体系的黑暗世界，矿工的世界，开始消失，热、光、电甚至物质，都是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继续深入分析物质的时候，老的固体观念变得越来越空洞无力。最后，固体要用所带的电荷来加以鉴别。电荷成了现代物理的终极基础，就像老式物理理论中的原子一样。不可见射线、紫外线、红外线，各种辐射成了新物理世界的普通元素。同时，潜意识也被引人人类世界纯客观的心理学。看不见的也被照亮了，于是也不再是未知的了。人们可以测量并利用看不见的元素，古生代技术世界总是利用实体的冲击和火焰来实现物质转换，而新生代技术世界则意识到，在不同情况下还存在着其他同样有效的力量：也即电、声、光、不可见射线和放射性气体。对于人具有特殊氛围的神秘信仰也得到了精确科学的支持，就像炼金术士有关蜕变的梦想得到居里分离铀的实验的支持一样。

科学革命发展的初期，太阳对于开普勒非常重要；而现在对太阳的礼拜也复苏了。人们发现，裸体太阳浴有助于防止佝偻病并能治愈肺病，而且直射的阳光能使水变得卫生并减少环境中的致病细菌。巴斯德的发现激发了有机体研究的复苏，有了新的知识，古生代技术环境不适合人类生活的本质变得更明显了，典型的矿山、工厂和贫民窟既黑暗又潮湿，正好是细菌滋生的温床，而营养不足的饮食导致疏松的骨质、有缺陷的牙齿以及低下的对疾病的抵抗力。这种情况充分体现在19世纪末英国征兵时的体检档案中。因为英国已经城市化了，这点表现得特别明显。马萨诸塞州的死亡登记表表现的也是同一事实：农民的寿命要远长于工厂的工人。由于新生代技术时期的发明和发现，机器体系第一次成了生命的直接盟友；而且按照新的知识来考察，过去的错误显得更不可思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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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准确，物理实体的节约，化学的纯粹以及外科的清洁，这些就是新体系的某些特征。但要记住，并非某个生活领域兼具所有这些特征。温度表或血压计需要数学的准确，而清洁则融入了新生代技术社会的日常生活，严格得就像犹太教或伊斯兰教等早期宗教所要求的那样。电热器铜表面的反光反映了手术室的洁净无瑕，工厂、学校和居民也采用了疗养院的大玻璃窗。最近10年来，在国家帮助下，欧洲较精致的社区住房都是向阳的，也即房间都朝向太阳。

新技术并未止步于机械的发明，它还借助于生物学和心理学而发展。例如有关工作效率的研究发现，减少工作时间也有可能增加该企业的产量。预防疾病、用卫生取代治疗，这已成为新生代技术时期医疗的一个特征。回归自然，相信有机体是一个和谐、能自我调整的整体。在奥斯勒（Osler）及其学派的领导下，医生借助于自然界的治疗元素：水、饮食、太阳、空气、休闲、按摩、改变景色。总之，借助于平衡且提高生活乐趣的环境、借助于人体机能的重新调整，而不是仅仅依赖外界的化学手段或机械手段而不改变环境。哈内曼（Hahne-mann）关于微量因素的作用的直觉及其追随者的自然疗法，在时间上要早于新的治疗体系几乎一个世纪，这点奥斯勒也大方地承认了。约20年前机能失调的概念就首先随着弗洛伊德而进入医学界，机能失调的心理治疗几乎确立了这个发展的新趋势；所缺失的只是社会因素。这些进步的结果是，新技术的主要问题是要消除不利的古生代技术环境，教育受害者去争取更有益于健康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拥挤而肮脏的住房、黑暗而不通风的院子和小道、阴冷的人行道、含硫的空气、过分单调而不人道的工厂、枯燥的学校、第二手的经验、感官的窒息、远离大自然，这些都是健康的敌人。活的有机体需要能维持生命的环境。新生代技术时期不是从机械方面寻找替代物，而是在技术内部去寻找这种维持生命的条件。

人类通过屠杀无辜者而进入了古生代技术阶段，首先是襁褓中的婴儿，然后是工厂和矿山中的工人。例如，直到1933年在美国的纺织厂还雇有童工。由于怀孕和生产时的关怀，再加上对婴儿的管理的改善，婴儿死亡率在5年之内大大下降了。某些典型的儿童疾病也借助免疫学而得到了控制，于是情况更加好转。对于生命的关怀慢慢扩大到了成年人。危险工序引进了安全设施，例如磨粉和喷涂工序中面罩的使用；若有着火或过热的危险，要穿石棉或云母的工作服；制陶业中放弃铅釉的使用；火柴制作中排除有毒的磷以及表针制作中排除有害的镭。这些消极的保健措施只是个开始。但是，积极培育有利于生命的职业、消除那些缩短寿命又不采取补偿措施的行业，这些都还要等待一个比新生代技术时期更关怀生命的文明；因为新生代技术仍然关心能量甚于关心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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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科学上，新生代技术方法也同样补足了19世纪中叶粗糙的机械手段。当年利斯特（Joseph Lister，英国外科医师，外科消毒法创始人译者注）的杀菌方法与现代外科杀菌技术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前者依靠的是典型的碳酸和煤焦油杀菌，后者是利斯特之前用于眼科手术的技术。X射线和微型灯泡用于探查，再结合诸如细菌实验室的系统检查等其他手段，也许能提供比开刀更明智的诊断。

新医学的重点是预防而不是治疗，关心的是健康而不是疾病。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心脑-身体系统的心理因素。当理论物理的“物质”概念越来越淡出的时候，笛卡儿的概念—机械般的身体由一个独立的称为灵魂的实体来统帅也被取代了，取而代之的是有机体的精神状态与身体状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通过心理学和神经官能症两方面的研究，有机体的结构和机能的转化获得了动态的解释，这种洞察力也解释了机械般的无生命的身体的两重性—既属于物质世界又属于超越生命的灵魂的两重性。生理和心理是同一个有机过程的不同表现，就好比热和光是能量的不同表现，区别仅在于场合的不同以及它所作用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已。这个进展让人们质疑流行于机械操作中的把相关功能孤立开来的习惯做法。有机体的生命是完整的，与功能的孤立无法相容。即使是机械效率，也会受到性渴望或身体健康的严重影响。心理学认为简单而重复的操作会导致智力的衰退，这个事实警告我们不能把机械操作无限地细分下去。把操作分得过细的批量生产，可能为了产品的廉价而在人性方面付出过高的代价。机械上讲不适合由机器来实施的，人性上讲可能也不适合由人来实施。效率必须从完整地发挥人的作用开始，追求机械效率不能影响到人性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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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学的影响

我们在前面看到，机械化的第一步是与生命活动背道而驰的，也即机械计时代替了有机体的节奏、机械驱动代替了人的力量、枯燥的常规程序和严格的管理代替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合作精神。这种趋势在新生代技术阶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生命的研究开辟了机器发展的新途径：人的兴趣和欲望影响了新发明的开展。飞行、电话通信、照相和电影都源于对于生命有机体的更科学的研究，生理学的研究补充了物理学的研究。

对于机械飞行的信心直接源自生理实验室。从达·芬奇到19世纪 60年代的佩蒂格鲁（J. B. Pettigrew）和马雷（E.J. Marey），其间唯一的研究是生理学家博雷利（Borelli）进行的，他的论文“DeMotuAnimalium”发表于1680年。爱丁堡病理学家佩蒂格鲁详细研究了动物运动的驱动力。他论证说，其实步行、游泳和飞行相互之间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他发现“无论是停止或飞行的时候，把翅膀比作螺旋推进器的叶片也并无不妥……“对于人工飞行来说，重量……不但不是障碍，反而是绝对必要的。”佩蒂格鲁从这些研究中得出人类飞行是可能的结论，马雷也独立得出了这个结论。

利用新材料橡胶制作运动部件的飞行模型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巴黎的佩诺（Pénaud)、维也纳的克雷斯（Kress）以及美国的兰利(Langley）都制作了飞行模型。但稳定飞行所必需的最后完善来自两个自行车技师，奥维尔·莱特和威尔伯·莱特兄弟。他们研究了鸟的翱翔，例如海鸥和老鹰，发现了翼尖的扭曲在取得横向稳定性上的重要作用。飞机设计上的进一步改进不仅来自机翼和发动机上的完善，而且来自对于诸如野鸭等其他鸟类的飞行以及鱼类在水中游动的研究。

同样，电影本质上也起源于对有生命的物体的研究。首先是生理学家普拉托（Plateau）对视觉暂留的研究，这是运动幻觉的基础。于是，把一系列纸上的绘画快速在眼前翻动就成了流行的儿童游戏，还有频闪观察器和西洋景。接着是法国人马雷的工作，他用照相机摄下了四足动物和人的运动。这个研究开始于1870年，最后投射到屏幕上是1889年。同时，爱德华·迈布里奇（Edward Muybridge）为了与勒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打赌，摄下了一匹马的连续运动，然后又拍摄了公牛、野牛、灰狗、鹿和鸟的连续运动。爱迪生是了解这些实验的，1887年他突然想到何不由此开发娱乐眼睛的机器，就像他为娱乐耳朵而做的那样。于是出现了电影。当然这也有赖于80年代赛璐珞胶片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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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的电话也同样要感谢生理学和同情心的共同作用。1778年冯·肯佩伦（VonKempelen）发明了能说几个词的自动说话机，法博(Faber）教授发明的说话机“Euphonia”曾在伦敦展览。老贝尔（父亲）说服亚历山大·贝尔及其兄弟，自己来制作自动说话机。他们用橡胶来仿造舌头和喉咙的柔软部分，作出了认真的努力。亚历山大的祖父终身致力于语言缺陷的校正，他的父亲A·M·贝尔发明了可视语言系统，对于声音的文化也很感兴趣。亚历山大自己是发声学的学生，并在教聋哑人说话方面颇有建树。这些生理学的知识以及人道主义的兴趣，当然还要加上赫尔姆霍茨（Helmholtz）在物理学上的研究成果，最终产生了电话。根据波士顿外科医生C·J·布莱克的建议，其中的受话器还直接模仿了人耳的软骨和耳膜。

对于有机体的兴趣不仅限于模仿眼睛和耳朵。从生物界还传来了古生代技术头脑完全陌生的概念：形状的重要性。

人们可以把一块金刚石或石英磨成粉末，它虽然失去了原来的形状，但仍保持着原来的化学性质以及大部分物理性质，它们至少仍然是碳或二氧化硅。但有机体就不同，磨碎后就不再是有机物了，不但其生长、恢复、繁殖的特性没有了，而且其化学组成也改变了。即使是形状最松散的有机体，经典的阿米巴虫，也不能被称为没有形状的物质。整个古生代技术阶段从来没有想到过形状在技术上的重要性。除了伟大的机械名匠如莫兹利，从来没人有兴趣去改善机器的美学感受；如果有所改善，也被认为是一种干扰，例如多立克式或哥特式的装饰。1830年至1860年间，除了对始生代技术时期的设施的改进，例如快帆船，形状从未被认为有何重要性。例如，早在1874年就设计了流线形的火车头，奈特（Knight）机械百科全书的作者就描述了它，但却轻蔑地评论道：“没什么值得介绍的。”古生代技术不认为有可能通过改善形状而增加效率，只相信增加功率或增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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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到了新生代技术时期发展诸如飞机这样的机械设施时，随着对于产生于飞机尾后的空气阻力的研究，形状才开始发挥全新的技术作用。机械设施的独特形状是独立于有机体研究而发展出来的，现在却被迫承认大自然才是节约的高手。实际测试发现，许多种类鱼的钝头及其逐渐变细的细长尾巴，是在水或空气中运动的最经济的形状，与幼稚的直觉正好相反。而对于在地面的运动，乌龟的形状适合于在泥泞的底部爬行，这点对于设计者也很有启发。利用空气动力学曲线来设计飞机的机身，提高了升力而无需增加功率，用于机翼设计就更是如此了。同样的原理也应用于火车和汽车之中，降低了空气阻力，减少了所需的功率，增加了速度。借用了飞机从有机体获得的知识，火车现在甚至能再一次平等地与其后继者开展竞争了。

总之，随着新生代技术经济的兴起，机器整体在感官审美上的改进是改善效率方面的最后一步。虽然与绘画美学相比机器美学更不依赖主观因素，然而有一点它们是共同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判断效率和美丽的标准以及感情上的反应，都主要养成于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反应。而周围世界中通过形状上的适应性调整而得以幸存的事件太多了。对于形状、颜色和适配的眼光，过去是畜牧师和园艺师与艺术家探讨的话题，现在成了车间和实验室的课题。人们判断机器时可能应用某些判断公牛、鸟类或苹果的标准。在牙科实践中，对于牙齿的自然形状的生理机能的正确评价，改变了修复牙齿的全套技术；早期的粗糙工艺和粗糙美学遭到了责难。这种新兴的对于形状的兴趣是对于早期缺乏判断力的意识形态的直接挑战。我们也可以根据新技术而把爱默生（Emerson）的格言反过来，也即必需品从来不能脱离美丽的形状。我将在讨论机器体系的同化的时候再回到这个问题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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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必须注意在新生代技术阶段把机器体系和生命世界结合了起来的另一个现象，也即对微量的重视。过去不注意或看不到的微小数量，有时小到超出意识的极限，现在却受到重视。例如微量元素在合金中所起的作用，微小能量在无线电接收中所起的作用，荷尔蒙在身体中所起的作用，维生素在饮食中所起的作用，紫外线在生长中所起的作用，细菌和病毒在疾病中所起的作用等等。不仅重要性在新生代技术阶段不再由体积来表征，而且重视微量的习惯还导致了各项活动中所追求的高标准。兰利的辐射热测定器可以辨别百万分之一摄氏度，而水银温度计能辨别的只不过是千分之一摄氏度。塔克曼(Tuckerman）应变仪可以辨别百万分之一英寸，玻色（Bose）的高放大率的植物生长显示器能记录慢到每秒十万分之一英寸的生长率。精细、灵巧、灵敏、尊重有机体的复杂性，这些已经成为各领域科学思想的特征了。产生这个特征的部分原因是技术方法的改善，而这个特征反过来又推动了技术的改善。人类经验的每个领域都记录了这种变化；从心理学更加重视迄今被忽视的损伤，直到用平衡食谱来取代过去追求卡路里的食谱，其中甚至详细到健康所需的微量碘、铜的数量。总之，数量和机械最终变得与生命息息相关了。

但我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可能仍处于这个返璞归真过程的开始阶段。技术的获益不再主要来自对生活的提炼，而变为主要来自与生活的融合。重要的进展已开始浮现，举两个例子就够了。1919年哈维研究了由甲壳类动物 Cyrpoidina hilgendorfi提取的某一成分发射冷光时的发热现象，他发现发光反应时的温度升高小于0.001℃，甚至可能小于0.0005℃。现在已经知道发冷光物质的主要化学组成是虫荧光素和荧光素酶。若能合成并制造它们（这点在理论上目前也是可以做到的），将大大提高照明的效率。远远高于目前的任何电光设备的效率。某些鱼类有机体的发电机制也同样能启发我们去发明经济的高功率电池。到了那时，有了既不污染、也不影响环境，还不升高空气温度的电池，电动机也许将在所有驱动领域发挥全新的作用。这类即将出现的发展指明了技术改进的方向。在这些改进的对照下，我们目前利用动力的粗糙方法显得太浪费了。与此相比，古生代技术设计现代电站时所造成的浪费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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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破坏到保护

我们已经看到，古生代技术时期的特点是不计后果地浪费资源。热衷于追逐即时利润，新来的开拓者既不考虑周围环境，也不关心其行动对于未来的影响。“子孙后代对于他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他们在匆忙中反应过度：把金钱扔到河里，听任金钱变成空气中的烟雾；让自己陷入垃圾的困扰之中，过早地耗尽提供粮食和棉花的农业土地。

与此相反，有了丰富的化学、生物学知识的新生代技术树立了自信。它抛弃了鲁莽开矿的习惯，节约、保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具体说，金属碎屑、橡胶碎屑和矿渣的保存和利用就意味着景观的保护，也即古生代技术垃圾堆的末日，电力也有助于这种转变。古生代技术工业的烟尘开始消失；清洁的天空和干净的河流也随着电力的应用而回归了。流经完美的涡轮叶片的水流就像流入时那样纯净，再也不是夹带着来自煤层或化工厂杂物的污水了。此外，水电业还催生了地理技术：树林的覆盖保护，河流的控制，水库和水坝的建筑物。

早在 1866 年，乔治·珀金·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在其经典著作《人与自然》一书中指出毁坏树林及随后土地流失的重大危险，这是最本质的浪费——可耕地表层的浪费，要记住，这个覆盖着世界富饶地区的表层土层充满了腐殖质，破坏后必须经过几个世纪的等待才能恢复，除非把其他富饶地区的表层移植过来。为了提供廉价的面包和织物，盛产小麦和棉花的表层土壤被破坏了，这简直就是对于土壤根基的破坏。这种方法如此盛行，直到马什的书籍出版20年之后美国才开始采取有效的步骤来阻止浪费。而木浆造纸发明之后，掠夺树林的速度变得更加惊人。掠夺式的伐木与掠夺式的耕种，真可谓沆瀣一气，并驾齐驱。

然而，19世纪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让人们注意到，人类这样无情地掠夺大自然、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消灭野生生物，不可避免地会招致灭顶之灾。达尔文及其后生物学家的生态学研究确立了生命之网的概念，认识到气候、土壤、地质环境、植物、动物、原生动物和细菌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认识到这种复杂关系维持了种群与栖息地之间的协调和适应。砍伐一片森林或引进一个新物种，可能引起一系列环环相扣、影响深远的后果。若要保持地区的生态平衡，就不能再像殖民先驱那样不计后果地开发和掠夺了。总之，地区具有有机个体的某些特性，就像有机体一样，它也有各种应付机能失调、恢复平衡的方法。但若把它变为生产某个单一产品（例如小麦或煤炭）的专用机器，而忘却其作为有机体的栖息地的多方面潜能，这种做法必将扰乱其平衡，也无法保证这个重要的单一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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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土壤，新生代技术阶段也发生了水土保持的重要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再次用人畜粪便作肥料；这与过去鲁莽地污染溪水和潮水、浪费宝贵的含氮化合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生代技术阶段出现了污水利用厂，德国可能是这一技术运用最广泛、最系统的国家，不仅避免了环境污染，而且可以把环境提高到更高一个档次。这种工厂的建立可以说是新生代技术环境的一个突出的特征。第二个重要进展是氮的固定。19世纪末，农业似乎由于智利硝酸盐矿的逐渐枯竭而受到了威胁。不久之后就发现了各种固定氮的工艺。电弧工艺（1903年）需要廉价电源。1910年哈勃（Haber）发明的合成氨工艺则让焦炉有了新的用途。同样重要的是，发现了诸如豌豆、苜蓿和大豆等植物根节处的细菌具有固定氮的功能。这些植物有的早已被古罗马人和中国人用于土壤的恢复，现在它们固定氮的特殊功能得到了确认。于是缓解了古生代技术的一个噩梦——即将来临的土壤衰竭。这些工艺也表现了新生代技术的另一个典型事实：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不一定是物理的或机械的手段，电、物理方案是一个，化学方案是第二个，第三个则是细菌学和植物生理学的方案。

显然，对于提高农业效率来说，氮的固定是比任何加速耕作、耙地、播种或收割的设备更伟大的贡献。这类知识—例如运动物体的形状怎样才合适的知识也是新生代技术阶段的特征。新生代技术的进展一方面完善了自动化机器并扩展了其应用范畴，另一方面，又在不需要它们施展拳脚的领域里取消了机器。对于特定目的来说，一片大豆地可以代替横贯大陆的铁路、旧金山码头、港口、又一段铁路以及智利的硝酸盐矿，且不说还有涉及有关设备或机器的人力。这对农业以外的领域也同样行之有效。弗雷德里克·泰勒在科学管理方面引入的第一个重要改进是改变非熟练工搬运、操作钢锭的常规程序。类似地，更合理的生活规律以及环境的适当规划就能取消太阳灯、机械锻炼和治便秘的药物，而有关食谱的知识便可告别一度流行、却很危险的胃部手术，除非作为铤而走险的最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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