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

诚然，机器的发展和多样化是古生代技术时期的明确特征。我们也可以相当自信地说，机器体系的完善、减少及其部分的消失是正在兴起的新生代技术经济的一个特征。机器体系的应用范畴缩小到其服务是独特而不可代替的领域，这是我们对机器体系本身及其应用对象的深入理解的必然结果。

环境保护还有另一个新生代技术所特有的方面：建立适于农业的人造环境。直到17世纪，人类最重要的人造物品可能就要算是城市本身了，但同样的策略在那个世纪还用于农业中玻璃温室的建造。19世纪，随着玻璃的大量生产以及有关土壤的经验性知识的普及，玻璃温室在提供水果和蔬菜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再满足于大自然的恩赐，新生代技术农业学家开始探索适合某种特定作物生长的土壤、温度、湿度和日照的条件。他们在自己的温室中再现了这些最佳条件。

今天，系统而深思熟虑的农业的最佳代表可能是荷兰和比利时，最佳乳品农场则在丹麦和美国的威斯康星州。与现代工业的全球化平行的是农业的全球化。有了廉价的玻璃和钢架，当然还有允许紫外线透过的人造玻璃，农业有可能实现全年生产。于是减少了新鲜水果蔬菜的长途运输，甚至可以在更人性的条件下生产原产于热带的水果蔬菜。在这种全新的发展阶段，土壤的数量还不如其质量和利用方式来得重要。

由于农业的部分工业化，随之而来的便是农村职业和城市职业之间更密切的相互影响。即使没有温室的问世，新生代技术工业也通过开放国家促成了人口的广泛分布。于是便有可能调整工业生产以适应农业劳动的季节性变化。由于农业的逐渐工业化，不仅极端乡村化或极端城市化的人都在逐渐减少，而且工农两种职业也在互相接近并互相影响。脱离了气候和虫害影响的农业变得更有规律，生命过程的有机韵律也可能改变着工业的节拍。当春季的田野在招手的时候，工业却紧急招聘人手，这不仅是计划不周，还会被认为是亵渎天意。这种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联姻所带来的人性的效果，早在19世纪就出现在伟大思想家的脑海里，尽管这种理想与现实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共产主义者马克思、社会保守分子拉斯金和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到了现在，它已经合理地成为计划经济的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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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规划

合理地利用资源、工业的系统整合以及各类地区的有计划发展等问题的关键，就是人口增长和人口分布的计划性；而且这也许要算是新生代技术阶段最重要的一项改革。

虽然很早就开始试图用各种经验性方法控制人口的出生，从禁欲主义到堕胎，从中断性交到雅典人对新生婴儿的暴晒，西欧的第一个重大进步是16世纪经由阿拉伯传入的。发现输卵管的法洛皮奥（Fal-lopius）描述了用于避孕的子宫托和子宫套。它们就像花园和皇宫一样只限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上层阶级使用。到了19世纪，弗朗西斯·普拉斯（FrancisPlace）及其信徒才试图在受折磨的纺织工人中传播相关知识。直到有了精子、卵子和受孕过程的准确知识并改善了技术手段以后，才出现了合理的避孕实践以及改进的避孕措施。普遍而有效的避孕是发生在古德伊尔（Goodyear）和利斯特以后的事情。英国第一次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下降出现在1870年至1880年之间，正好是汽油发动机、发电机、电话和电灯得到完善的年代。

基督教社会长期禁谈有关性的事情，因此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要大大落后于对人体其他机能的研究。即使是今天的生理学教科书也对性功能一掠而过，草草了事。因此，对于人的培养中极端重要的这一主题仍然受到经验主义、迷信的影响，甚至还受到江湖骗子的影响。然而，暂时绝育（也称为生育控制）也许对于人类来说是比19世纪所有科学技术进展更加重要的技术。面对古生代技术时期西方世界漫无节制的生育，它是新生代技术时期的回答。这种漫无节制的生育，部分是因为各种主食的引进、新的食品基地的开发，此外它还受到性交是一门艺术、一种休闲，工人也应享受的言论的煽风点火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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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谈到个人生活，因为谨慎的性交不再立刻带来子女，它使原始的性功能脱离了生育功能。这就延长了新婚配偶的浪漫阶段，求爱和性交的技艺就有机会发展，而不会由于过早或反复的怀孕而夭折。同样，避孕让人们在接受婚姻和为人父母的法定责任之前有试婚的机会。它也导致处女情结的贬值，还允许自然的成长和开化后的情爱生活而无需经济或其他方面的顾虑。避孕让人们有机会试婚而不用承担全部社会责任，于是减少了中断性爱和情感发展的危险，而后者往往导致过度的紧张和焦虑。除此之外，避孕还允许亲密的婚前性交往，于是就可能避免两个生理上或性情上不适合结合的人缔结永久的婚约。由于消除了最终定局的因素，避孕也许降低了悲剧性选择的可能；另一方面它还让多变的性爱热情与社会的、感情的关系分离开来，使婚姻制度趋于更加稳定。

虽然避孕在性生活上是如此重要，特别是恢复了性在个性中的中心地位，但其社会效应同样重要。

无论地球上人口增长的极限是多少，没人怀疑会存在着一个极限。地球面积是一个限制，可耕土壤和适合捕鱼的水面是另一个限制。在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事实上已经给食品供应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尽管中国的农业在每亩产量上大大超越了大多数欧美国家的农业，稳定的食物供应还是与饥荒交替出现。随着18世纪末以来逐渐增长的欧洲国家的人口压力，随着战争爆发频率、疾病死亡率和移民的逐年增长，出现了从东半球到西半球、从俄罗斯到西伯利亚、从中国内地和日本到中国东北的移民潮。每个人口稀少的地区都像气象学上的低压中心，吸引着高压地区的人口前往移民。如果所有国家的人口都继续自动增长，最终，除了农业的戏剧性增长或者瘟疫和饥荒之外，就只有疯狂的对抗——就像1931年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一样。在盲目竞争和同样盲目的过度生育的压力之下，这种趋势和大规模战争似乎没有个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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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育控制的普及，法国较早就实现了至关重要的平衡，现在英国和美国也接近平衡。这种平衡减少了计划时必须考虑的变数，针对任何地区的人口规模，现在都可以理论上计算出支持该地区人口所需的永久资源。虽然未控制的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带来的挥霍浪费，已经通过降低出生率和死亡率而有所克服，但缓慢普及的生育控制迄今尚未对地球的整体事务表现出任何明显的影响。除了最发达的国家，过去的习惯势力可能在两三代人期间仍会阻碍合理的生育秩序。而合理地将人口重新分布到最需要的地区，则要等到人口从19世纪达到的高峰普遍退潮的时候。

然而，这种改变的技术手段第一次掌握在我们自已手里。在这点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如此的一致，让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使是宗教禁忌也无法抗拒。天主教医生发现不会怀孕的“安全期”的努力，就是逃避教会关于人为避孕的禁令的真实写照。国家主义的信仰受到虐待狂的鼓吹、得到偏执狂有关伟大的妄想的激励，又有狂人渴望将本国意志强加于其他人民的煽风点火，即使是持这种信仰的国家，只要它保持现代技术的主要元素，就无法不受生育控制技术进步的影响。

这是标志古生代技术经济转变的、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的改变的又一个例子。前一个阶段是不受控制的生产和同样未予控制的生育：它们分别成为机器原材料和大炮炮灰，也即剩余价值和剩余人口。而在新生代技术阶段整个重点开始转变，不再是多生，而是优生—更佳的存活前景，健康生活和健全的父子关系面临更大的机遇；不受体质虚弱、可避免的疾病以及贫穷的影响，也不受工业竞争和国家战争的干扰。还有哪个健全的头脑会质疑其合法性？还有哪个仁慈的头脑想推迟其实现呢？

1. 目前的假晶

迄今为止我在讨论新生代技术阶段的时候都致力于描述实际的状态而不是预言或潜力。但谈了新生代技术的A也等于谈了B。本书的最后两章我将关注新生代技术经济的意义和后果，而不是其典型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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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手段。

然而，还有另一个困难，也即我们仍然身处于这个转变之中。在我们目前的文明中，属于新生代技术经济的科学知识、机器体系、实用设施、技术手段、生活习惯和人性目标远远未占优势地位。事实是，在西欧和美国广大的工业地区及其可开发的领土上，古生代技术体系仍然保持完好，其本质特征竟达极致，即使它使用的许多机器已经是新生代技术的或是由新生代技术改造了的，就像电气化的铁路系统。但在坚持古生代技术的实践中，机器体系的反对生命的原始偏见是显而易见的：好斗、金钱至上、抑制生命，我们继续崇拜着财富之神和恐惧之神的孪生怪物，更不用提更野蛮的部落之神了。

即使在始于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一开始也没人质疑崩溃了的价值，尽管旧秩序的鼓吹者中，软弱者对其恢复已不抱希望。苏维埃俄罗斯曾公开宣称要摧毁金钱至上的标准和嗜好。即使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新生代技术经济的元素也不很清楚。虽然列宁直觉地声称：“社会主义加上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政府和工业部门中仍盛行对规模和机器的原始威力的崇拜，与卫生教育领域内新生代技术明智的成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是工业的科学规划；另一方面却是机器至上者所设想的兴旺的大农场，就像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大农场。一方面建立了电力中心，带来分散人口去花园城市的潜在可能。另一方面却在已拥堵不堪的首都莫斯科引入重工业，浪费精力去建设昂贵的地铁，结果却加剧了拥堵。我们在苏维埃俄罗斯看到了同样的混乱无序和互相矛盾的目标，看到某些同样令人苦恼的残余，就像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那样。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机器体系的滥用呢？

答案涉及某些比文明滞后更复杂的原因。我想，最好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衰落》第二卷中提出的文化的假晶这个概念来解释。斯宾格勒指出地质学中的一个常见事实：尽管一块岩石中的某些成分已经流失，而且被完全不同的材料所充填，这块岩石仍可能保持其原来的结构。因为岩石原来的外观结构仍然存在，所以这种新物体被称为假晶（或赝形体）。类似的蜕变也可能存在于文化现象中：新的力量、新的活动和新的机制，它们有可能并不独立结晶而形成独特的状态，而是蔓延渗入到既有的文明结构之中。这可能就是我们目前情况的关键性事实。作为文明，我们尚未进入新生代技术时代。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运用目前的术语，他无疑会把现在的过渡期描述为中间-技术阶段。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Arnold）的话来说，我们仍然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死去的世界，另一个是无力出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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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伟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这些更亲近自然的兴趣，这些技术的改善和精巧，它们导致的最终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仅仅利用新机器和新能源来推动曾受到资产阶级和军备企业赞助的过程，我们尚未利用新机器和新能源来征服军备企业，让它们服务于更重大、更人性的目的。假晶的例子随处可见。例如在城市发展上，开始于资本主义煤炭-钢铁体系集中化的拥堵现象，在应用了电力输送和汽油输送以后变得更加拥堵了：新的手段的应用只是增加了这些陈旧、低效、非人性的大城市的面积和人口。类似地，钢结构建筑允许玻璃和阳光的充分利用，但钢结构在美国的应用却导致建筑物的堆积和阳光的遮挡。人类行为的心理学研究被用来让人们习惯于接受精明的广告商硬塞给我们的商品。虽然现在可以运用科学手段—例如华盛顿国家标准局的科学仪器来客观评价商品的质量，但现在的商品质量却由纯粹主观的方法来推定。掌握在私人银行而不是公仆手里的生产企业，其计划和协调变成了维持特许金融寡头或特权国家的垄断控制的手段。节约劳力的设备不仅没有增加休闲时间，反而变成了让更多的人陷入贫困的工具。飞机并没有推进国家之间的旅游和交流，反而作为战争工具而增加了相互之间的恐惧。飞机与有关毒气的最新化学成就相结合，人们掌握了冷酷无情的大规模的毁灭手段，即使在过去大力消灭害虫和老鼠的时候都没有达到过这种规模。缺乏更高的社会目标的协同发展，机器体系在新生代技术阶段的发展只能增加贫困化和野蛮化的可能性。

不仅是旧的技术形式限制了新生代技术经济的发展，而且新发明、新设备往往用于维持、更新并稳定旧秩序的结构。过时的技术装备中有着政治的和金融的既得利益：凡勃伦（Veblen）在商业企业理论中敏锐地分析了商业利益和工业利益之间的潜在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大量资本已经投入麻烦不断的水电设施和陈旧的机器之中而变得更加尖锐了。过去推动了发明的金融投资，现在却增加了技术的惰性。因此就出现了引入自动电话时的裹足不前；因此汽车设计总是沉溺于表面的时尚而不是利用空气动力学来实现舒适、速度和经济；因此就不断有专利由于被垄断寡头购买而实现了安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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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勉强、这种反抗、这种惰性都有很好的理由：过时的东西有一千个理由害怕后来者的优越性。新生代技术设计的工业是有计划的、经过整合的，它们允诺的是比旧技术高得多的效率，原来节俭经济下的任何制度或机构在这种过剩经济下都不可能保持不变。特别是将所有权和利润集中到极少数人的制度，其中购买力都被工业企业的过高投资和过分膨胀吸收了。这些制度确实无法与生活必需品的计划经济和计划分配相容，金融价值和实际商品无法等同于整体利益，受益的主要是私人资本主义。这也不奇怪，因为原来的资本主义结构就是为此目的而形成的。

因此也就不必奇怪，那些影响、控制工业社会的命运的团体—银行家、企业家和政客—会竭力阻止向新秩序的过渡，不断寻求对新生代技术的限制，避免必然影响整个社会环境的剧烈变革。现在的假晶只是个社会和技术上的三流产品。如果让新生代技术文明发展出自己的制度、模式和方向的话，其效率将比现在的假晶所达到的高出好几倍。目前，我们不仅没有去寻找这种新制度和新模式，反而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发明去允许许多旧时代的资本主义或军国主义陈旧制度苟延残喘。手段是新生代技术时代的，而目标却是古生代技术时代的，这就是当前社会秩序的最明显特征。这就是为什么许许多多自吹先进的新技术仅仅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就像现代战舰一样，它确实是新的，先进的。但却可能是反动的，可能正阻碍着我们所寻求的工作、艺术和生活的自由融合。

(陈允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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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代偿作用和逆转

1. 社会反应的综述

机器文明的三个阶段都在社会上留下了痕迹。每个阶段都改变了地理面貌，改变了城市的布局，利用了某些资源并放弃了另一些，喜爱某类商品和某种活动，改变了共同的技术遗产。这三个阶段力量的总和，它们相互增强、抵消、混杂、困惑，最后构成了我们现有的机器文明。这个文明的有些方面完全衰落了，有些方面仍然活着但却受到忽视，还有一些只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把这个复杂的遗产笼统的称为机器时代或动力时代，实际上这种说法掩盖的事实比揭露的事实更多。如果说机器体系现在仍然支配着我们的生活，那是因为今天的社会比17世纪的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混乱和分裂之中。

机器体系改变着我们的环境，但它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对它的抗拒。尽管已经有了长时间的文化准备，机器体系仍然遭遇了人类惯性的抵制。一般说来，天主教国家接受起来比新教国家更难一些，农业地区比矿业地区更要难得多。仇恨机器体系的生活模式仍然存在：教堂虽然经常屈从于资本主义，但仍排斥有助于机器体系发展的自然主义的爱好和机械论的世俗兴趣。因此，机器体系本身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它所激起的人们的抵制而有所偏转，或以某种方式变形以适应这种抵制。由机器体系引起的许多社会调整早已远离了工业主义早期鼓吹者的想法。他们原来期待旧的封建主义制度能被新秩序所瓦解，他们没有想到封建主义制度竟然可能复苏。而且，他们理想中的纯粹的经济人和纯粹的机器年代只存在于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古生代技术时期仍在成长发展的时候，它们的理想形象就已经受到了玷污：自由竞争从一开始就由于贸易协定以及反工会联盟的阻挠而受到扭曲。由哲学家、诗人和艺术家所领导的逃避机器体系的运动就发生在功利主义者似乎最团结、最自信的时刻。机器体系的成功反而加强了对于机器理念所不包含的价值观的认可—不是来源于机器体系，而是来源于生活的其他领域的价值观。要评价机器体系对文明的贡献就必须考虑这些抵制和代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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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械陈规

请读者自己考虑机械陈规和机械设施在自己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从叫醒你的闹钟直到伴你入睡的收音机。为了减轻读者的负担，我来替你们总结并分析其后果。

机器文明的第一个特征是时间上的规律性。从早晨醒来开始，生活的节奏就完全由时钟来控制。不管你是否紧张或疲倦，也不管你是否愿意或忽视，一家人都得在设定的时间起床。如果动作缓慢，你就得匆匆忙忙吃早饭，或者紧赶慢赶地追汽车，弄不好还会失去工作或升迁的机会。一日三餐都有规定的时间，连时间长短也有规定。上百万的人都在很集中的一段时间内用餐，只有少量供应以应付那些不在常规时间段吃饭的人。随着工业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机械性的准时和正点也随之而传播开来。工人的进厂和出厂严格地遵守着时间。而受到草地上的鸭子或春季溪流中的鲑鱼的诱惑而不守常规的工人会发现，这种一时冲动就像酗酒一样不合时宜。如果他想保留这种自由，他只能留在不那么墨守成规的农业领域。尤尔一百年前虔诚而惶恐地描写的“手工业工人难以控制的、已经习惯于突发而无规律的勤奋的脾气”，现在已经被驯服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遵守时间不仅是联络并协调复杂运作的一种手段，而且也像金钱一样变成了具有自己的价值的独立商品。学校教师和律师都按一定的时间表来履行职责，严格得就像火车司机，甚至连医生都有自己的手术时间表。讲到生孩子，正常分娩的第一要素是耐心，而不是医疗仪器，而且这也是避免感染的安全对策。即便如此，渴望掌握主动的产科医生也往往借助机械而介入生育，这似乎是造成美国医生的丢脸纪录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其医院的卫生条件极其优异。而产婆正相反，她们从不唐突地强求加快自然的分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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