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

虽然诸如吃饭和排泄等生理机能上的定时有助于保持健康，但在其他方面，例如游戏、性交及其他休闲活动中，冲动的力量是瞬时的，决不是按时间均匀分布的。这些方面的守时习惯只可能导致迟钝或衰退。

因此在机器文明中，完全的守时、按计划和受控制，并不能保证最高的效率。守时建立了一个有用的参考点，对于多种多样的小组和不同功能的协调真的是价值连城，因为没有其他的共同参考框架。在个人从业的时候，这种规律性可以大大有助于注意力的集中以及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若任意扩大它的应用范围，人类生存本身就会变得仅仅是为了遵守时间，而监狱的阴影也被扩大到人类活动的过多领域之中。墨守成规会引起冷漠和萎缩—这种漠然是修道士和军队的大敌，不受规则的约束会导致无序和混乱。二者所造成的浪费几乎是同样巨大的。其实偶然、不可预测以及突发奇想就像规律性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即使从经济性来说也是如此。失去偶然和机遇的活动也丧失了规律性原有的某些优势。

简而言之，机械时间不是绝对的。训练得严格守时而不顾自己的健康、方便和福祉，必然会使生活变得过度疲劳而无法忍受，除非注入新的活力及热忱。现在城市各界的工人被迫减少性生活，这也许有助于增加工作效率，但更是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上的过度牺牲。缩短工作时间的一个重要福音，就是有机会把几乎被机器榨干的精力在体力游戏上释放出来。

仅次于机械陈规的是下述事实，当今绝大多数机械设施都致力于克服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例如，鸡蛋的冷藏是为了让鸡蛋能销售到更大的范围。牛奶的巴斯德杀菌法是为了克服从母牛到消费者的距离障碍。但应用机械设施并未改善产品本身。冷藏仅仅减慢了腐烂的过程，而巴斯德杀菌法实际上也剥夺了牛奶中的某些营养价值。如果能让人口更靠近生产牛奶、黄油和绿色蔬莱的乡村地区，那也许能大幅度减少为了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应用的精巧机械设施。

我们不难想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它们都指出了机器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一直没有认识到的事实。这些鼓吹者总是把动力消耗和机械设施的任何增长都看成是效率的增长。凡勃伦在其《手艺的本能》一书中就质疑过：被认为技术的可信成果的打字机、电话和汽车，“相比所节省的，它们是否浪费了更多的精力和物质。”它们被质疑造成经济损失是因为它们所增加的办事效率、交通量和通信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要。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注意到，运力的每次改善都增加了人们不得不穿行的距离。如果某个人一百年前必须走半小时去上班，那么现在他仍需花半小时去上班。因为发明虽然让他节省了时间，但那是他仍住在原地的条件下才能成立的。现在他被迫居住到更远的地方，这也就抵消了发明带来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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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必须指出按时间来协调和实时通信的一个后果：也即时间的断断续续和经常被打扰。1850年之前，交通和通信方面的困难成了天然的过滤器。人们接收到的外界信息不会超过他们的处理能力。人们接到远途来的命令或必须亲自出行，这就算是紧急情况了。人们行动的缓慢使得交往仅限于个人之间并处于可控状态。现在这种过滤器没有了，远处与近旁相同，暂时和久远一样。虽然过日子的节奏由于实时通信而被加快了，但过日子的韵律却被打断了：收音机、电话和日报都在吸引你的注意力。人们收到的外界信息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于吸收或应付周围环境的任何一个单项信息，更不用说应付其整体了。不但是学者或商界人士，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不断受到打扰。即使是每周一次逃离工作的教堂祈祷——西方宗教对于有规律的个人生活的最大贡献，也慢慢变得遥不可及了。机器提高效率、机器加强合作、机器提高智能，并且借助于业务压力和政治压力而发挥到了极致，但现在——由于缺乏控制——它们反而阻碍了原本想达到的目的。机器对人的要求不断增加，但人们机智地应付这种要求的能力却没有增加多少。外部世界对于人们的要求，不管是否真的很重要，变得异常频繁而强烈，而人们的内心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差。人们不再有主动的选择，只有被动的吸收，最后沦入被维克多·布兰福德（Vic-tor Branford)戏称为“糊里糊涂的主观主义”的状态。

1. 无目的的物质至上主义：过剩的动力

过于关注生产数量，于是发展机器的重心几乎全放在了物质商品的生产上。过分强调了生活的物质方面：人们牺牲了时间，牺牲了当前的快乐，只为了获得更多、更丰富的物质手段。因为大家认为生活福祉与拥有的汽车、浴缸和其他机械制品的数量有着密切关系。这种趋势不再是满足基本物质需求而是无限拥有奢侈品。但这不仅是机器体系的特征，因为这种趋势也存在于其他文明的其他资本主义阶段之中。机器体系带来的特征使这种想法不再局限于某一阶级，它已经世俗化，已经扩散到了社会的每个阶层之中；也许做不到，但至少是他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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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这种特征称为“无目的的物质至上主义”。特别有害的是它让人类一切非物质的兴趣和职业都有该受谴责的嫌疑：特别是，它声讨了自由主义审美观和知识分子的爱好，因为“它们不服务于有用的目的”。天真的机器赞美者认为发明带来的福祉之一是它让想像力无容身之地：不必再和远处的朋友在幻想中交谈了，你可以拿起电话直接听到他的声音。如果受到感情的困扰，不必再用唱歌或写诗来排遣，可以直接放唱片。然而，唱机和电话的特殊功能并不能替代生动的幻想世界，再精致的浴缸也代替不了花园或绘画。这么说绝不是想贬低唱机和电话。物质至上的残酷现实是，我们的文明更偏爱机械设备的使用，因为商品生产以及动力消耗就有赖于此。而人类的直接反应或不需要什么机械帮助的人类活动却被忽视。不管商品是否需要就直接生产，不管发明是否有用就直接应用，不管动力是否有效就直接利用。这种习惯几乎已经扩散到现代文明的每一个方面了。结果是人类的个性被忽视：有目的性的行动只是被勉强容忍，更多的是被动适应。无处不在的工具主义限制了与机器体系没有紧密关系的人类重要活动，而且把物质产品的重要性夸大到成了一种象征—成了智力、能力和远见的象征，甚至夸大到把不拥有物质产品视为愚蠢和失败的象征。这种物质至上主义已经没有了目的，它本身就是终极目的。现在手段变成了目的。如果物质产品需要其他辩护理由，那么可以这样说，物质产品的消费能让机器继续运转。

这些缩短空间、节省时间、增加产量的设备所经历的过程也同样出现在动力生产上。动力和动力生产也遇到同样的悖论：它们带来的经济利益也部分被抵消，被增加的消费机遇所抵消；其实是被增加的消费的必要性所抵消。很久以前英国数学家巴比奇（Babbage）就巧妙地阐述了这种状况。他叙述了法国人M·瑞德莱（M. Redelet）做过的一个实验：测量移动一块大石头需要施加多大的力量。经过粗加工的大石头重1080磅，沿采石场地面移动它需要758磅力。同一块大石头，沿厚木板地面移动它需要652磅力；大石头放在木板上，再沿厚木板地面移动它需要606磅力。若在两块木板之间用肥皂液润滑，这时移动它只需要182磅力。现在把大石块放到3英寸直径的滚轮上，这时沿采石场地面移动它只需要34磅力，沿厚木板地面移动它只需要22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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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简单例子说明现代生产中有两种方法来应用动力。一种是增加动力，另一种是节约动力。其实我们许多所谓效率的提高是利用758磅力来做本来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只需22磅力就可完成的事情。我们自以为优秀的错觉，其基础是因为我们有736磅动力可以浪费。这个事实解释了把过去的工作效率与现在做对比时某些可笑的错误计算和荒唐评估。某些技术人员就混淆了增加设备负荷/增加能量消耗和完成有效功的数量之间的区别。但是现代生产中可资利用的数以亿计的动力必须在考虑损失的同时抵消掉以达到平衡。斯图尔特·蔡斯(Stuart Chase)在其杰出的研究“浪费的悲剧”中曾对制鞋的浪费作过切实的估计，现在讲的损失相比制鞋可要大多了。虽然现代文明的收益很可能大于损失，但纯收益绝不像我们过去只看损益表的收益一项时所想像得那么多。

其实，精巧的机器体系往往是一个更有效的社会组织或更完善的生物适应的暂时的代用品。怎样分析运动、怎样驯服能源和怎样设计机器，这些秘诀的发现发生在我们开始有序分析现代社会并企图控制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之前。正如机械方法修复牙齿开始于19世纪，在生理学和营养学取得进展之前，而后者的进展必将减少修复牙齿的需求。同样，我们在机器体系上取得的许多成就也仅仅是服务于社会的权宜之计，同时我们应学习怎样更有效地理顺社会制度、改善生物条件以及个人目标。换句话说，我们许多机械设施的功用就像拐杖和受伤的腿的关系一样。虽然拐杖不如正常的腿，但拐杖能帮助使用者走路，与此同时骨头和肌肉也得以恢复。错误的观点是认为每个人都用拐杖的社会竟然会比每个人都用双腿走路的社会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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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够聪明，发明了那么多机械设施来应付时间和空间的阻隔，来增加可资利用的动力以完成不必要的工作，来浪费时间以应付不相关的交往。但这方面的成功却让我们看不到明显的事实，也即这些设备本身并不表示高效率、也不代表社会劳动的精明有效。罐头和冰箱可以让有时效性的食品全年供应，或使食品推销到远离原产地的地区，因此是真正有效的机器设备。然而，如果盛产水果蔬菜的农村地区仍然食用罐头食品，那就是社会的重大损失了。机械化促成了大型工业企业和金融巨头，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销体制也随之而发展，于是罐头、冰箱这类间接而且效率也更低的手段却经常受到垂青和眷顾。然而，当同样品质的食品就在附近的时候去选择陈旧的或千里之外的食品并没有任何好处。这种情况得以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是因为缺乏合理的销售体系。动力机械似乎给社会的低效和无能发了通行证。虽然社会整体受到了损失，但搞企业的个人却由此而获益；因此这种现象更容易通行无阻。

问题在于效率的高低总是与是否适合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和营销混为一谈，也就是说，与是否适合现代商业开发混为一谈。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机器体系的许多过程过分复杂，完全可以用简单的方法、花不多的精力完成。美国漫画家首先设计了一些复杂仪器，其中一系列机械设施和联动装置只是为了吹爆一个纸袋或贴上一张邮票，后来由乔·库克（JoeCook）等喜剧演员搬上了舞台。这不是美国人的胡思乱想，它们只不过是把实际生活中到处可以看到的现象搬上喜剧舞台而已。精心制作的防腐剂由机械包装而且价格便宜，通过广告宣传而进入了千家万户，其实连普通科学知识都说明最常见的氯化钠就完全可以胜任。电机驱动的真空吸尘器进入了美国家庭，为的是让早已过时的地板覆盖物—地毯—保持清洁，地毯即使没有随着其起源—大篷车而消亡，至少也应与蒸汽加热房屋和橡胶后跟一起被淘汰。把这类浪费的可悲例子归功于机器体系，就好比把便秘药物销量的增加看作是悠闲的好处。

机器过程和机器环境的三个重要特征是统一性、标准化和可替换性。由于人手操作的本性，手工艺展现的是不断的变化和调整，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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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新生代技术自动化

1. 现代棉纺。在古生代技术阶段纺织业是先进生产的典范，一开始“工厂”这个名词仅适用于纺织厂。今日纺织厂的工人人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少：纺织工人就像是在闲逛的机器放牧人。

[尤因·加洛韦(EwingGalloway）摄影]

1. 自动制瓶机不仅节省了劳作，而且也有助于改善生活品质，因为吹瓶是一个繁重的工序。另方面，瓶子的廉价也意味着由于不当心而造成更多的浪费，所以增加的供应也部分抵消了廉价的自动生产所带来的好处（参看插图XIV中的瓶子)。(尤因·加洛韦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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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像流线形火车一样，自动加煤机发明了50年之后才得到普遍应用。此处展示的自动加煤机解放了司炉的奴性劳作，而且增加了燃料的利用率。请注意只需要一个操作人员。

(蒙联合天然气公司允许转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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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飞机的外形

1. 现代飞机。降低风阻增加升力的设计基于对飞鸟和鱼类的研究。1920年之后科学知识和技术设计不断发展，利用硬铝合金而达到轻质高强度的目标。飞机为精确、精密工程定了调。

(尤因·加洛韦摄影)

1. 也许改进汽车的原动力源自飞机设计师格伦·柯蒂斯（Glenn Curtiss）在倒着驾驶一辆普通汽车时发现其性能有所改善。至今为止最佳设计是巴克敏斯特·富勒和斯塔林·博吉斯（Starling Burgess)设计的Dymaxion汽车，在不增加马力的前提下使其速度和舒适性大为提高。

(F·S·林肯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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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联合太平洋公司允许转载于此)

1. 所谓的轨道飞船（轨道齐柏林)。实验性的、也许是最浪漫的尝试，试图把飞机和飞船的优点转化到地面交通上来。快速地面交通的更根本的解决方法正在苏维埃俄国做试验，年轻的苏维埃工程师M·I·亚马丘克(Yarmalchuk)发明的“球型火车”行驶在大型机动滚珠轴承上。飞机启发他抛弃传统的车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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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述事实而自豪：没有两个产品是完全一样的。而机器产品的特征却与此相反，它据以自傲的是：按特定样式生产的第一百万辆汽车也和第一辆完全一样。一般说来，机器用有限个数的常数取代无限个数的变量。如果可能的变化范围缩小了，那么可控和可预言的范围就扩大了。

虽然人类业绩的标准化会扼杀主动精神，减少人类活动的丰富性，但机器性能的均匀一致和产品的标准化带来的却是好的效果。以前过分强调了产品标准化的危险性，因为那些人将适用于有生命物体的行为的判据应用于机器体系。危险性后来又被进一步夸大，那些人把所有的标准化都看作坏事，而把所有的变化都看作好事。实际上单调（均匀一致）和变化是两个极端，二者都不能、也不应当从人类活动中消失。其实标准化和重复在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就和习惯在人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我们通过经验的积累把某些重复的动作降低到潜意识的水平，就能解放我们的注意力，让注意力集中于非机械的、偶然的和私人的事情上。（我将在讨论机器文化的时候再来讨论这个事实在社会方面和感觉方面的重要性。)

1. 合作和奴役

发展机械设施和机器标准的一个副产品是技能变得无用武之地。工厂里发生的事情，现在也出现在产品的使用上。例如，安全剃刀把刮胡子从需要训练有素的理发师的专业操作变为人们每天自己可以做的平常事，即使是没有经验的男子也能迅速完成。汽车把需要火车司机的专门知识的驾驶变为几百万业余爱好者也能掌握的行为。照相机在一定程度上把木刻艺术创作变为普通人也能大致掌握的、简单的光-化学过程。就像在制造业中那样，人类的功能首先被专业化，随之机械化，最后自动化或半自动化。

达到最后阶段以后，功能再次具有原来非专业化的一些特征。如同摄影有助于眼晴的再培养，电话有助于声音的再培养，收音机有助于耳朵的再培养一样，汽车再次重现了某些手动和操作的功能（这些技能由于机器的引进已经从其他人类活动中消失了)。这些手动操作让驾驶员又有了自已有能力，能掌握方向的感觉——在不断的潜在危险中把握方向的感觉，要知道这种感觉由于机器的运用已经在其他人类活动中被剥夺了。因此，过分的机械化减少了家庭服务的需求，也由此而增加了处理个人事务的机会和个人参与家务的程度。简而言之，机械化增加了人类劳动的新机遇。整体来说，其效果相比原来旧文明中奴隶或仆人的半自动服务更有意义。因为，所谓机器体系使技能变得无用武之地，只在一定程度内是如此。只有当世人无法分辨不经加工的罐头汤与家庭烹制的鲜汤之间的区别，当世人丧失审慎而无法分辨四轮刹车与优秀驾驶员之间的区别的时候，才会觉得机器体系使技能变得无用武之地。这些发明能增加业余爱好者的兴趣和用武之地。当自动化变得非常普遍，机械化的好处也遍及全社会，这时世人将重返伊甸园——就像存在于南太平洋群岛的某些自然栖息地。休闲将取代工作，工作本身变得就像游戏。其实这是机械化、自动化完美体系的理想目标：消灭工作，普遍休闲。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奴隶时说过，如果梭子自动编织，如果乐器自动演奏，工头将不再需要助手，主人也不再需要奴隶了。他接着写道，他相信自己证明了奴隶制的永恒性。但对于今天的我们说来，他实际上是证明了机器体系存在的合理性。确实，工作是世人与周围环境的持续互动的一种形式。如果工作意味着维持生命所必须付出的努力，那么缺乏工作意味着诸如生病或神经衰弱等人体机能的受损，或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崩溃。但是勉强的去做苦工或雅典人如此轻视（正如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先生提醒我们的）枯燥的例行公事，这类事情就应当是机器体系的用武之地。不是把人变为工作机器，正相反，我们现在可以把主要的负担托付给自动化机器。这种潜力也许是近千年来机器发展的最好的辩护理由，虽然人类还远未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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