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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必须注意机器体系的一个终极特征，也许是最重要的特征：机器体系给人类强加了集体努力的必要性，并拓广了集体努力的范围。人类逃脱了自然界的控制，人类也在同样程度上必须接受社会的控制。作为系列操作的一环，每个操作必须平稳而且按正确的速度进行，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程序的有效运行，所以社会各元素之间必须普遍建立紧密的协调。个人的自满自足其实是技术粗糙的另一种说法。我们的技术现在已变得如此完善，要操作机器不可能没有大规模的集体合作，最终的高技术只可能建立在全球贸易和智力交流的基础之上。机器体系打破了手工艺时代人际关系的孤立—即使在原始社会其实也不是完全孤立的。它加强了集体努力和集体秩序的必要性。实现集体参与的行动一直在探索中继续着。大多数情况下，世人明白集体合作的必要性体现在对个人自由和个人主动性的牺牲中——就像拥堵城市中的自动交通信号灯或者庞大商业机构中的繁文缛节。机械化过程的集体特性要求较强的想像力和专门的教育，以便让集体合作的要求不会变得像来自外部的强制性管理行为。要想使集体纪律有效，让各个社会团体形成相互协调，就必须向尚未包括在广泛的集体主义内的个体提供特殊供应，因为忽略或压制这些孤立而无法无天的个体将带来危险。但如果放弃现代技术强加给我们的社会集体主义，那我们只能回到听命于大自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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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规则化、机器生产力的增加、商品的丰富多样化、时间障碍和空间距离的克服、产品和业绩的标准化、技能转化为自动操作以及集体互赖的加强，所有这些就是我们机器文明的主要特征。它们是区别西方文明与之前各种早期文明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

然而在技术改善向社会进步的转化传递过程中，机器体系经历了曲解和偏差。它不是被看成服务于生活的工具，反而变为一股绝对的力量和社会的控制力。过去一度主要由征服、攫取土地的军事集团所行使的控制权，17世纪以后转到拥有、使用并控制机器的集团的手里来了。机器体系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对机器的利用增加了。过去利润一直是归贸易商或垄断土地的人所有的，到了现在新的统治阶级的利润、力量和财富却来源于机器的使用。为了开拓机器体系的新领地，19世纪又侵略了丛林和热带岛屿。诸如斯坦利之类的开拓者忍受了难以置信的折磨和艰苦，就是为了把机器体系的利润拓展到诸如刚果之类难以接近的地区。像日本那样的孤岛国家也在枪炮的威力下被迫开放贸易。为了迫使他们工作并按机器文明的模式消费，非洲和美洲原住居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或赋税，这样也就为欧美的商品提供了出路，并保证了橡胶和紫胶的稳定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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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使用机器是命令式的。从依靠机器体系取得社会地位的机器拥有者看来，强迫使用机器也迫使劳动者背上了重担，消费机器产品的重担。而机器制造商和工程师承担的责任则是发明花哨的次品—例如安全刀片或普通的美国毛纺织品，这样产品就能迅速不断地更新。机器时代最大的异教是对于会减少机器的应用的某个制度或某个习惯或某种制度的信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体系的目的不是节约劳力，而是取消所有劳力，除非他们能通过工厂带来利润。

一开始，机器体系代表着在生活中以数量取代价值的一种企图。在机器及其使用之间，正如克拉纳斯（Krannhals）所指出的，跳过了一个心理的和社会的过程：跳过了评价阶段。一台蒸汽涡轮机可能发出成千马力，一艘快艇可能速度超群，这些事实也许能让工程师满意，却不一定能被社会广泛接受。铁路运输可能比运河上的小船更快，煤气灯可能比蜡烛更明亮。但速度和亮度只有在谈到人类目标或在讨论人类和社会的价值观时才有意义。如果世人想欣赏景色，那么运河船的缓慢比摩托艇的快速更能满足需求。如果世人想欣赏黑暗的神秘以及自然洞穴的奇形怪状，他会更愿意使用火炬或灯笼，逐步深入；而不是像弗吉尼亚的著名洞穴利用升降机和彻底排除神秘感的炫目（电）灯光来展示——这种商业炒作把整个壮丽的景观降低到伦敦娱乐公园的水平。

因为18、19世纪那些发展机器的人没有经历社会评价过程，机器体系的急速发展就像没有调节器的发动机一样，往往会让轴承过热而降低了效率，却没有带来任何补偿性的收获。于是社会评价就留给置身机器体系环境之外的人来做了，不幸的是他们一般都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理解力，因此他们的批评往往就不那么中肯。

需要牢记在心的是，机器体系之所以不能得到正确评价和不能融入整个社会，不能简单地归结到收入分配不公、管理不善、工业领袖的贪婪和眼光短浅，这也是由于新技术、新发明所赖以奠基的整个哲学本身的弱点和不足而造成的。当时的企业家和领袖们相信，除了那些已自动体现在利润和价格中的价值观外，他们能够回避其他价值观的引进。他们相信，公平分配的问题可以通过商品的大量生产而回避，他们相信人类精力的合理应用可以通过拥有大量劳动力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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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他们相信迄今为止困扰人类的大部分问题都可以找到一个数学或力学的——也即数量的方法加以解决。这种信念构成了新的价值观体系。脱离了当前生活过程的价值观就留给反对机器体系的人来关注了。当前的生活过程只能以大量的生产和金钱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当机器体系作为整体已经发展过速，而购买力跟不上过度投资和过高的利润的时候，整个机器体系突然翻转，齿轮脱开了，于是一切都停顿了：羞辱性的失败和可怕的社会损失。

因此，世人面对的机器体系是个矛盾的统一体。它既是解放的工具又是压迫的手段。它既节约了人的劳力，又误导了人的精力。它既创造了宽广的秩序平台又造成了困惑和混乱。它既有助于人类达到追求的目标又曲解或拒绝人类的追求。在详细讨论机器体系被有效吸收并充分发挥了作用的那些方面之前，我打算先讨论由机器体系引起的抵制和代偿作用。因为机器文明及其理念从来不是通行无阻、没有受到挑战的。在机器体系面前人类精神从未完全屈服。机器体系在各个方面都引起了反感、不满和抵制，有些较弱、有些歇斯底里、有些未能证明其合理性而另一些从其本质上就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不考虑这些反对意见就无法讨论机器体系的未来。同样，由机器体系引起的代偿作用克服或削弱了新的生活常规和新的工作带来的影响，这些代偿作用也让我们看到目前的部分融合所带来的危险。

1. 对于机器的直接攻击

机器体系征服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受到了不肯屈从于机器体系的制度、习惯和欲望的强烈抵制。从一开始机器体系就激起了敌对的或代偿作用的抵制。在思想领域，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并肩而行。歌颂个人英雄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莎士比亚与注重实效的培根出现在同一时代。卫斯理（Wesley）的卫理公会（Methodism，又称美以美教派—译者注）的狂热就像干柴遇烈火那样传遍新工厂体制下情绪低落的阶级。机器体系的直接影响是让人们变得物质至上，而且更理性了。但它的间接作用往往使人们感情用事，而且非理性化。有人忽略了上述第二类反应，因为它们与机器体系原本所主张的并不相符。可惜这种趋势在许多新工业秩序的批评者中很流行，就连凡勃伦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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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器体系的抵制有多种形式。最直接、最简单的是砸烂机器或杀死机器的发明者。破坏机器以及禁止发明曾有益地转变了勃特勒(Butler）著作《埃瑞璜》（Erewhon）中的社会。如果不是以下两个原因，欧洲工人阶级或许也能将抵制机器的运动付诸实施。首先，对机器体系的抵制是场双方力量不平衡的战争，因为金融寡头和军事力量都站在希望开发机器的一边，有了新装备的军队可以依靠一阵步枪齐射来粉碎手无寸铁的工人的抵抗。如果发明是偶发的单个行为，直接的攻击不难阻止单个机器的引进，然而，一旦发明成为广泛而相互联系的行动，局部的反抗就只能短暂拖延机器体系的进步。成功的挑战需要一定程度的组织，而工人阶级即使在今天也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第二个原因同样重要。一开始生活、精力和冒险精神都在机器一边，而与手工艺相联系的是固定的、不自由的、过时的和正在死亡的东西。它在新思想运动和新现实的考验面前明显地退缩了。机器体系意味着最新的发现和新的行动可能性，它带来了革命的锐气和热忱，青春站在它一边。机器体系的敌人只能求助于旧方式的坚持，且战且退。虽然他们反对机械化，赞成亲近自然，但他们同时站在了死亡的一边。

一旦机器体系在实际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唯一能够攻击或反抗机器体系的就是机器操作工的态度、兴趣和关注了。非机械化的意识形态和计划得以克服机器的持续增长的影响而仍保持一定的繁荣，它们在17世纪后的活跃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器引起的直接或间接抵制的程度。

1. 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

机器体系在思想领域引起的最明显的分裂就是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的分裂。功利主义者对于当代工商业理想的目的口服心服。他们信仰科学，信仰发明；信仰利润，信仰动力；信仰机器，信仰进步；信仰金钱，信仰舒适。而且他们认为应当通过自由贸易把这些理想推广到其他社会。他们也认为应当让一部分利益从拥有者经过筛选而漏给被剥削阶级，或按现在的通行称谓—下层阶级，只要做得足够谨慎，能让下层阶级顺从并催眠般勤奋工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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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者认为，机械产品只要新奇就足以保证其价值。功利主义者希望在保护个人无拘无束赚钱的社会与封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理想之间留有足够的空间。因为这些理想及其传统、忠诚和感情也构成了机械改进和变革方面的阻力。围绕一座老房子的感情可能阻碍位于房子下的地下矿藏的开发，旧的家长制主仆之间存在的感情往往也会阻碍文明的利已主义，后者会在市场萧条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开除工人。资本主义和机器体系理想要取得干净利落的胜利，最明显的障碍是旧制度和旧思想习惯的残余：相信荣誉要比金钱更重要，友情与赚钱同样重要，当前的动物健康可能要比未来的物质利益更加可贵。简而言之，保持完整的人格之可贵，即使牺牲了经济人的成功和权力也是值得的。确实，对于机器体系信条的一些最苛刻的批评来自英法和美国南部的保皇党贵族。

各种表现形式的浪漫主义，从莎士比亚到威廉·莫里斯，从歌德和格林兄弟到尼采，从罗素和夏多勃里昂到雨果，都不接受机器的中心地位，他们企图恢复人类的重要活动在新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而且认为浪漫主义价值观是终极的和绝对的。

从其意图来说，浪漫主义是正确的，因为它代表了那些极端重要的、历史性的和亲近自然的属性。科学概念和早期技术方法故意排除了这些元素，因此浪漫主义就为它们提供了必要的代偿渠道。如果由于历史事件而忽略了重要的宗族，那就必须加以恢复，至少在幻想中恢复以作为事实上重建的前奏。有时精神是彻底瓦解和完全死亡的唯一可能的替代方法。可惜，浪漫主义在对于社会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理解上疲软无力。受到机器体系所带来的无情破坏的影响，浪漫主义不去分辨这些力量对于社会是否有利，而把它们笼统的归到一起并加以反对。在寻找工业社会的致命缺点和歪曲的补救方法时，浪漫主义避开了本来足以建立生存模式的力量—也即存在于科学、技术以及产业工人中间的力量。浪漫主义运动是落后的，带有局限的，且感情用事的；总之，它是退化的。它减少了新秩序所带来的震动，但很大程度上它是一场逃避现实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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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这点并不意味着浪漫主义运动是不重要的或不正确的。正相反，如果我们不理解浪漫主义者反对机器文明的理由，如果我们不明白为何有必要把浪漫主义态度的有利元素引进到新的社会秩序中，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新文明所面临的典型的两难境地。作为机器体系的一种替代方式的浪漫主义是不现实的，其实它也从未现实过。但浪漫主义曾一度代表过的力量和理想却是新文明的必要组成元素，今天需要的是把它翻译成可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模式，而不是让它以退化到过去的旧形式继续生存，因为退化到过去的形式只能在幻想中实现。

浪漫主义对机器时代的抵制有很多种形式。我只讨论三种主要形式，也即历史崇拜和国家主义、对于大自然的崇拜以及对于原始的崇拜。同一时期还有对孤立的个人的崇拜以及旧的神学、神秘主义哲学和超自然力量的复活。无疑，它们的出现和流行可归因于拒绝现实和空虚感，这两者也是浪漫主义复活的推动力。但几乎不可能将对宗教的持续兴趣与它们的现代复活区分开来。所以我只讨论真正的浪漫主义抵制；因为这种抵制显然是伴随着新情况而产生的。

1. 对过去的崇拜

对过去的崇拜并非是对机器体系的直接反应，在意大利，它是恢复古典文明的理想形式。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崇拜实际上是机器体系的秘密同盟军。难道它不是就像机器体系一样，是对于哲学和日常生活中的现存传统的挑战吗？难道它没有把更高的权威性赋予古代作者的文稿，例如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希罗以及建筑师维特鲁威，而不是赋予现存的传统和当时大师的实践吗？难道它没有通过与直接的过去的决裂来鼓励未来与现在决裂吗？

文艺复兴时期恢复过去的经典，打破了西欧历史的连续性，而不连续性在教育和艺术上形成的间隔提供了机器体系可立刻加以利用的缺口。到了18世纪，文艺复兴文化本身也变得形式化、卖弄学问而无所作为了。它变成恢复或重复已死的形式，虽然普桑（Poussin）的一幅画作或皮拉内西（Piranesi）的一个作品能给这类创作重新展示一点才能、重新带来一点自信（就像15世纪后期人们感觉的那样），但新古典主义和机器主义现在是互利的关系了。彼此都脱离了生活，前者甚至比机器主义更加机械化。因此下述这点也许并非偶然：站得远一点看，凡尔赛宫和圣彼得堡宫都有点像现代的工厂建筑。历史崇拜复活的时候，它既反对18世纪无趣的人道主义，也同样反对机器时代无趣的反人道主义。艾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带着他对本质差异的惯有的直觉，同样猛烈地攻击了约书亚·雷诺兹（JoshuaReynolds）以及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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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一个有教养的人应懂得希腊和拉丁古典著作；一个文明的人会把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看作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只要那里的法律是公正的，管理是不偏不倚的；一个有品位的人应知道建筑、雕像和画作中的美丽和均衡的标准已被古典的前辈确定为永恒的了。生活中的习惯和传统、本国的建筑、社会习俗和民间故事、巴黎和伦敦之外的方言和平民语言，所有这些都被18世纪的绅士们归类为愚蠢、荒唐或野蛮。教化和进步就意味着把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马德里和圣彼得堡的生活方式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去。

由于机器体系的统治地位、由于书本和刺刀、由于印花布和传教士、由于廉价的珠宝、珍珠和餐具，这类文明开始像油层一样蔓延到地球各处。机器纺织排挤了手工织物，苯胺染料最后取代了土制植物染料。即使在遥远的玻利尼西亚（中太平洋群岛），烟囱般的帽子和印花布的衣服也穿在了当地土人的身上，而与圣经同时引进的梅毒和朗姆酒则让他们在退化的道路上更增添了健康方面的恐怖。这种油层所到之处鱼类受到毒害，其浮肿的尸体浮在水面上，让油污的气味更增加了恶臭。新的机器文明既不尊重地域性也不尊重历史。在它所激起的反对声中，地域性和历史性成为两个格外强调的因素。

这种抵制明确出现在18世纪，正是古生代技术革命风行之时。开始时是重拾文艺复兴所失去的旧的生活方式的尝试。它是向中世纪的回归，是中世纪的重要性的重申：沃尔浦尔愚蠢地重申，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冷静地重申，司各特（Scott）绘画式地重申，冯·谢弗尔（Von Scheffel）忠实地重申，歌德和布莱克唯美地重申，普金及其牛津运动的成员虔诚地重申，卡莱尔（Carlyle）和拉斯金说教式地重申，维克多·雨果富于想像力地重申。这些诗人、建筑师和批评家们再一次揭示了古老的欧洲生活方式的趣味性和健康。他们指出用简单的古典梁柱结构代替哥特式建筑使得建筑工程失去了那么多的艺术性，指出由于沉溺于古典的形式和主题而使得那么多的文学遗产流逝。他们指出人们势利地炫耀古典典故，然而最动人的情感却体现在乡村民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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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式文化的复活稍稍制约了机器文明的集权化，减缓了开发资源和去除地区特色的过程。诸如格林兄弟等学者和斯科特等有历史意识的作家收集了各处的地方民间文学和民间童话，考古中发现的各地的纪念碑也得到了保护，石膏匠和上釉工所保存的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早期教堂里褪色的玻璃和壁画也被抢救下来。但这些“哥特式复古”所没有收集到的残余文化被以进步和品位的名义无情铲除了。此外人们还搜集了各地的精粹，例如浪漫主义运动的最值得注意的诗歌—汤姆·奥桑特（Tam O'Shanter）的诗歌，就是专门为奥洛维（Allo-way）的旧苏格兰教会的图画而写作的。那些影响巨大的，濒临死亡的地方语言和各地方言也受到了重视，并通过用于文学创作的方式而得以复活。

国家主义运动利用这些新兴的文化兴趣和努力加强已统一的国家主义强国的政治力量，这股强大的力量努力保持经济现状并推行向弱小民族侵略的帝国主义政策。像德国和意大利这类尚无确定形态的实体变得自觉了，以这种形式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自立。但文化方面的新兴趣和复活的影响远比国家主义政治来得更深刻，其行动也更集中，而且它们还触及了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这方面权力政治和权力经济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国家主义在诸多国家的兴起实质上是反对外国强权的运动，但也是缺乏被统治民众的认同和参与的运动，它反对的只是王朝政治的任意组合。但各国一旦取得了统一或独立，很快也就引进煤钢—工业主义，经历同样的消除地区差别的过程，就像先前那些没有争取国家独立的历史上的国家一样。只有随着更强烈、更自觉的地方主义的崛起，这个过程才开始走向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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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和地方语言的重新关注，集中于对地区历史的重新评价。这种关注是19世纪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与当时经济学界的帝国主义世界性自由贸易的理念相抵触，而政治经济学在这时的社会科学中还是空白。由于其神秘特征，新的地方主义在其存在初期从未被充分重视或详细评价过。即使到了现在，它也被视为一种古怪的反常现象。因为它显然完全不符合工业征服世界的信条，也不符合所谓“进步”的学说。这个运动直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明确，尽管在此之前有一些浪漫主义的有价值的尝试。但它不但没有随着机器的普遍胜利而消亡，反而传播得更快、声势更猛。首先是法国，然后是丹麦。现在世界上每个地方都至少感受到它所带来的震颤，有时甚至是明显的巨变。

.开始时，主要的驱动力来自生存受到机器和19世纪政治统一威胁的历史上著名的地区。运动的开始时间十分明确—1854年。那年召开了Felibrigistes的第一次会议，为了恢复普罗旺斯的语言和自治文化。普罗旺斯的语言是被阿尔比教徒的宗教战争所摧毁的。普罗旺斯一直是教会征服的一个省——长期滥用武力而征服的一个省。虽然图卢兹的七位诗人曾于1324年努力复兴其语言，但并不成功。最后流行的是作家龙萨（Ronsard）和拉辛（Racine）的语言。以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FrédéricMistral）为首的一群文学青年意识到语言在重新树立自己的地区身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而开始推进地方主义运动。

每个出现地方主义运动的地区，例如丹麦、挪威、爱尔兰、加泰罗尼亚、布列塔尼、威尔士、苏格兰、巴勒斯坦，都经历了类似的几个阶段，类似的迹象也出现在北美的若干地区。正如茹尔当（M.Jourdanne）所说，开始是诗歌阶段，这促使了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学的恢复，并将之用于传统形式的现代表达中。其次是散文阶段，对于语言的兴趣转向对于整个社区生活和社区历史的兴趣，由此将运动直接推向现代阶段。最后是行动阶段，地方主义逐渐形成了新的目标，政治的、经济的、民间的以及文化的目标。它们不单是完全模仿性的恢复过去，而是基于传统主体的新力量的逐渐融合。地方主义地区中唯一没有好战的自觉性的是德国的城市和省。直到极权主义者的中央集权之前，有效的自治生活从未在这些省市中消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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