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

然而有一个弱点一直在困扰着地方主义。地方主义是对外界分裂的不利环境的盲目反抗，是躲在旧的躯壳内逃避借助于新的发动机的外界狂暴的入侵。简而言之，它是逃离现实而不是走向可能的未来。对于感情用事的地方主义者来说，过去是绝对的。他们的冲动是回到过去某个确定的时刻，并永远生活在其中，保持原始的地方服饰—实际上仅仅是某个世纪的时尚，保持该地区的建筑格式—实际上仅仅是文化发展和技术发展的某个时刻的最方便也最具吸引力的结构。他们所寻求的或多或少是永远保持这些“原始的”固定模式的习俗和兴趣。这实质上是一种歇斯底里的退却。在这个意义上，地方主义看起来朴素，但实质上却是反历史、反自然的。因为它既拒绝变化的事实，又拒绝由此可能产生的有价值的东西。

虽然掩盖这个缺点是不诚实的，但又必须根据其诞生环境而加以理解。工业至上者受到19世纪抽象的进步理念的鼓励而否认传统、否认社区生活的历史意义，地方主义是对这种夸大之极的行为的同样夸大的断然反应。对于新的工商企业家来说，“历史是废话”。那么，新地方主义对于这种无知和不敬作出了过分的反应，即使是历史的肮脏遗迹也被视为值得尊敬，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关注地区历史本身并没有错，错误的仅仅是采取的战术而已。地方主义者面对的是机器，他就像面临惊涛骇浪的游泳者一样。如果他挺起身躯迎着浪潮，它会被冲倒；如果他无助地退向海岸寻求庇护，他会被回头浪卷走，既无法到达岸边也无法在潮水中立足。他的福祉有赖于他的自信，有赖于他在浪潮即将破碎的时候跳进去，并利用潮水的力量逃脱。这就是丹麦的格隆维克（Grundtvig）主教的策略，他不仅复活了旧的民歌民谣，而且奠定了合作农业运动的基础，这些正是有生命力的地方主义的基础。

事实是，虽然地区语言和地区文化发展可以由于反抗的冲动而立刻诞生，但它不会局限于否定和拒绝，也不会远离现代生活的潮流，因为现代生活加强了各地区的联系并带来了西方文明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它是现代生活的补充。现代世界已经通过飞机、无线电和电缆而联系在一起了，如果要让合作不断发展，必须最终设计出一种共同的语言来处理各种实际事务，例如新闻发布、业务交流、全球广播以及旅行者的各种相对简单的需求和求知欲。正如机械化交往变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国际化一样，必须有一种通用语言来补充各国的语言，包括最有影响的国家的语言。从这种角度来看，对国际化语言的最大打击是文艺复兴时期学究们对古典的崇拜让他们放弃了拉丁语这一高学历阶级的通用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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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共语言的注重实效的发展之外，世人仍需要一个更隐私的语言用于深层次的合作和交流。由19世纪中叶开始，服务于这种特殊文化目的的语言在西方世界遍地开花。威尔士语、盖尔语、希伯来语、加泰罗尼亚语、佛兰德语、捷克语、挪威语、兰茨莫尔语(Landsmåal，即尼诺斯克语）和非洲语言就是其中的若干例子。它们或是新创或是复活，并流行于近来的本国文学创作之中。虽然旅游业和通信业的发展无疑导致了方言的合并，例如印度的三百多种语言已经减少到若干种主要语言。但同时也受到反向过程的抵消作用，例如现在的英语和美语之间在拼写和发音上的差别，已经变得比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编纂他那本略显陈旧的大字典时更大了。

没有理由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能够统治整个世界，就像法国人或英国人交替梦想过的那样。因为除非一种国际语言能够相对固定、变得毫无生气，否则它会经历混乱的差异化过程，就像拉丁语那样。很可能两种语言会变得非常流行—一种纯粹人造的国际语言用于国际事务和科学用途，另一种文化语言用于本地的人际交往。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地方文化的语言和文学的复苏及它们所激发的地方生活是社会抵制机器文明、抵制完全标准化梦想的最有效措施。到处听到伦敦腔，一条大街—托腾汉街或百老汇大街—的语言风行全球，世界各地、各种场合都用同一种语言的梦想都已经过时，人们必须认识到文化重新个性化的事实。虽然对这些梦想的反抗往往是盲目或任性的，但它们并不比它们所企图阻止的“前瞻”运动更盲目。这种反抗背后的动机是人类希望控制机器。即使不能在开始的时候，那么也应在应用阶段施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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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归大自然

地方主义的回归历史得到了另一个运动的支持：回归大自然。

为了大自然而开发大自然，追逐乡村生活以及赞赏乡村环境，在18世纪已经成了逃离机器、逃离计时厂房的一种主要手段。如果生在农村，崇拜自然就变得了无意义，大自然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必要特别加以思考。只有当市民发现自已囿于城市例行公事，陷入城市环境而看不到多少天空、草地和树木时乡村的价值才清楚展现出来。在此之前，偶尔的冒险活动是上山去寻找孤独以培育自己的心灵。18世纪，让·雅克·卢梭宣扬农民的智慧和朴素的农村劳作的健康有益，从而引导几代人走出城市。他们采集花草，爬山涉水，唱农民歌曲，在月光下游泳，帮农民收割作物，有经济能力的甚至为自己建造乡村别墅。这种重返大自然的冲动对于环境培育和城市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关于这点我将在另一本书中加以讨论。

重要的是，就在生活变得越趋狭窄和枯燥的时刻找到了向往原始的冲动的安全阀美、非两洲原始的未开垦处女地，还有不那么可怕的南太平洋群岛。最重要的是，彻底的原始环境和海洋向不满现实的人和冒险家敞开了大门。拥有更勇敢的品德和更敏锐的价值观的人不愿意接受发明家和企业家所强加的命运，不欢迎文明生活的舒适和方便，不接受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所强加的价值观。现在他们有了逃离机器社会的机会。他们可以在新世界的森林和草原上从泥土中讨生活，在大海上不惧风浪地英勇前行。那些不愿面对机器的人可在此处求得暂时的庇护。

这个解决方案也许是最完美的了。探险先锋和新殖民者不仅通过向人口稀少地区的殖民满足了自己的精神需求，而且在这样做的同时又向新兴工业提供了原料，同样还为制造业的产品开辟了新市场。他们为最终的机器引进铺平了道路。很少有这样的社会境遇，满足如此多不同个性的人群和如此多样化的人类活动。短短一百年，土地开拓者与工业先驱们紧密合作。北美大约从1790年至1890年，南美更早一点，非洲则稍晚一点。一边是精明而经济的、有闯劲的、按常规办事的人，他们创办了自己的工厂，严格培训了工人。另一边是坚韧的、乐天的、英勇的、不接受机器的人，他们与土著居民战斗，清理土地，游戏般地搜索森林，用他们的犁耙开垦处女地。暂时不顾及旧的传统和习俗，也先不管过去的先例。如果觉得新的农业机遇仍不够刺激、不够荣耀的话，那儿还有潘帕斯草原上的骏马有待驯服，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石油有待开采，还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有待寻找，还有橡胶和茶叶有待人们去东方种植，还有非洲炎热的中央地带或北部极寒地区的处女地有待白人去发现。不管他们是为了寻找食物，还是为了求知或冒险，甚至是由于心理因素，总之有待他们去开发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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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新发现的土地完全被占领和开发，机器时代才开始进场，取得对于那些既缺乏勇气又缺乏幸运或狡诈来开发自然的人们的控制权。对于几百万男人和女人来说，新发现的土地延缓了屈服的时刻。只要接受大自然的束缚，他们就可以暂时逃避机器文明复杂的互赖人际关系。更人性化或者说更狂热的人群，在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下甚至可以实现他们有关完美社会或天堂的梦想：从新英格兰的震颤派教徒（1747年起源于英格兰的基督教组织中的成员，过着公社式的生活并信奉独身—译者注）到犹他州的摩门教徒，都闪耀着完美主义者微弱的光芒，他们追求的目标是挫败大自然无目的的残忍以及人类有目的的残忍。

从17世纪延续到20世纪的大规模移民潮是无法用单个原因或特定情况来解释的。人口增长的压力不足以解释，因为不仅移民潮要早于人口增长，而且这种压力在欧洲已经由于引种马铃薯、冬季牲畜饲料作物的增产以及三季体系的推翻而大大缓和了，而就在这时向新世界的大批移民却在加速。这也不能用纯政治理由来解释，例如企图逃避陈旧的教会和政治制度，或希望呼吸共和制度的新鲜空气。也不仅仅是想回归大自然，虽然卢梭影响了那些说话行事都像卢梭的人，即使他们也许连卢梭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实际存在的——希望摆脱社会的强制，希望获得经济上的安全，希望回归大自然。而且这些动机又相互支持，它们提供了逃离正笼罩在西方世界的新机器文明的借口和动力。射击、设陷阱、砍树、扶犁、勘探、磨平裂口，种种技术正是从那些原始职业中发展起来的，而这些职业也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变得固定不变了。现在它们都面向拓荒先锋们开放了：你可以依次充当猎手、渔夫、矿工、樵夫或农民。通过从事这些职业，人们可以恢复作为男人或女人的活力，暂时逃避更有序、也更奴性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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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一个世纪内，这种原始的田园诗实际上走到了尽头。工业先锋追上了土地开拓者，后者只能在戏剧中排练其祖先为了生存而开创的事业。只要在未移民的国家还有机会，人们就会利用这种机会大批出走。如果有序、可行的机器文明真像进步鼓吹者所信仰和鼓吹的那么好，这种现象就未免不可理解了。几百万人宁愿选择终生冒险，英雄般的贫困、艰难和苦干，与大自然的力量战斗，而不愿接受新工业区中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毫无区别的生活。11、12世纪时清除森林、填平沼泽、建设城市的运动横扫欧洲，现在的运动部分地是对那时有组织的努力的反动。它是分散的趋势，是逃离紧闭的、系统化的、有教养的生活而进入开放的、相对野蛮的生存状态。

随着余下的土地被占领，这种现代移民运动逐渐平息，我们的机器文明失去了一个主要的安全阀。害怕机器所激起的最简单的人类反应——逃离机器—已变得不再可能，除非削弱生存的基本条件。这20至30年间机器时代取得的胜利是如此完美，美国节假日的所谓放逐，也即定期逃离机器、乘坐汽车到野外的时候还带着电唱机或收音机。先驱者虽然很快找到了实现的渠道，但最终他们的反应远远比不上浪漫主义者来得有效。浪漫的诗人、建筑师和画家创造了更人性化的生活的理想形象。

然而，作为逃离机器体系的选项的更原始的生活条件，其诱惑仍然存在。有些人为了回避合理操作机器所必须的监督管制，计划抛弃机器、回归孤立的小岛乌托邦，去过半农半工勉强糊口的生活。回归原始生活的鼓吹者忘了一个事实：他们所推荐的不是什么冒险而是狼狈的退却，不是什么解脱而是承认自己彻底失败。他们建议回归当初开拓者的生存条件，却不具备当年开拓先锋的精神力量。如果没有这种动力，原始的生活条件是无法忍受的，当年的艰苦奋斗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种失败主义广泛传播，其意义将超越机器体系的垮台，它将意味着现代西方文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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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亲近自然和崇尚机器的两个极端

卢梭死后一个半世纪以来，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原始崇拜。它与另有根源的历史浪漫主义相互结合，其丰富的想像力表现在对于民间艺术和原始民族的艺术品的兴趣上。这些民间艺术和原始民族的艺术品不再被看成是粗糙的或野蛮的，由于它们的价值往往是发达社会所欠缺的，从而得到广泛肯定。最热衷于各种新式机器的巴黎画家同样也对非洲黑人艺术深感兴趣，这种兴趣绝非偶然，它是本世纪原始崇拜的表现之一。刚果保持了没有机械制造和地铁的平衡。

但在个人行为的更广泛平台上，20世纪的原始崇拜表现在性解放上。玻利尼西亚人的性感舞蹈和非洲黑人部落的性感音乐迷住了有着机械思维的西方城镇群众，并主宰了他们的休闲活动，特别是在机器文明发展最快、机械小玩意最多、机械陈规最顽固的美国。过去男性往往酗酒以求解脱，现在又加上了性感舞蹈和色情拥抱的娱乐，两种过去属于隐私的性动作现在却在公开表演。白天劳作的压力越严重，这方面的反应也就越强烈。然而，这些代偿措施不但没有丰富性生活的乐趣、没有满足感，反而让人的性欲不断受到挑逗甚至刺激。因为性刺激的例行仪式不仅遍及休闲业，甚至成为了一种生意。它深入广告业和办公室之中，不断挑逗着世人却不提供积极的释放途径。

应当分清作为生活方式一部分的性，以及在单调、受限的生活中起到代偿作用的性。虽然很难做得到，但仍必须加以区分。不必细说，这时的性表现为两种形式。这种情况的积极方面及其影响深远的良好后果，我想在其他地方详细叙述。极端形式的代偿元素还是很容易辨别的，因为平民百姓拼命想逃离令人窒息的环境，所以这种代偿作用具有抽象和遥远的特点。这些原始的代偿元素表现在淫秽的通俗玩笑、电影明星相互搂抱所引起的遐想、舞台上演员身体的艳丽扭摆、通过流行歌曲的色情模仿获得的二手或三手经验，或者更接近现实一些的、驾驶长途汽车或一天的劳累后在工厂或办公室内急急忙忙的拥抱或偷情。逃离这些拥抱的渴望和挫折的那些人，只能依靠酒精和以粗鲁为外在表现的麻木来摆脱精神的高度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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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大部分的性代偿不过略强于可怜的性幻想而已。性被认为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情人们拒绝无力的二手替代品，把他们的思想和精力都用在求爱和自我表现上了：这是性的丰富和升华的必要步骤，既保持了种族，也强化了整个文化遗产。是矿工的儿子D·H·劳伦斯，分清了两种不同的性：退化的性—仅仅作为逃离工业城镇的肮脏环境和令人窒息的单调的性，以及令人愉快的性—真正让人尊重、值得庆贺的性。

性开始回归原始，其弱点颇有点像体育运动压倒了身体一般机能的培育。引起性回归原始的动力是真实的、有道理的，但它的形式并未导致原有条件的转变，正相反，它变为让原来条件略有改善却得以持续下去的机制。在反对机器体系的本能反应中，性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机器体系趋向于规律性和完全的自动化，最终割断了机器与人类联系的脐带，使它变成了一种绝对。这就是塞缪尔·勃特勒在其著作《埃瑞璜》中打趣地预言的危险，人类可能沦为一种手段，而机器本身则变得不朽并不断扩大其统治。对于绝对的机器主义的反弹却陷入同样无结果的绝对崇尚自然之中——崇尚未加工的原始。笼罩在机器的阴影下的自然过程努力要恢复自己的地位。尖刻地否认肉体的机器，现在受到了肉体的抵抗，后者否认合理性和智力的、有序的行为和过程，否认渗入所有人类文化发展（包括源自大自然的文化发展）的有序行为和过程。认为机器从生活中没什么可学的，这种欺骗性的观点被同样错误的观点，也即生活从机器社会中没什么可学的所替代了。一方面，生产报纸的巨型印刷机是精密技术的奇迹。另一方面，小报的内容充斥着初等且拙劣的情绪和感觉以及不值一提的想法。一边是合作和目标，另一边是局限的、主观的、反抗性的、强烈的自我中心，充满了仇恨、恐惧、盲目的狂暴、破坏性的粗鲁冲动。机械设施本来可以是实现合理的人类目标的手段，现在却助长了无事之徒的闲谈碎语和暴徒的恶迹向百万民众传播，这绝不是人民的福祉。

回归绝对原始的过程，就像其他许多暂时弥补裂口的神经性适应过程一样，不断积累着的压力最终让现实的两端离得更远了。这个裂口限制了代偿作用的效果。我们的文明原本试图用原始来补充以便保持原有的机器文明，但上述裂口最终意味着这种文明的毁灭。因为最广泛的意义上它也包含支持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工作的文化兴趣和文化情操，但这种文明不可能依靠野蛮人来维持。有头发的猿猴呆在锅炉间里意味着危险，船桥上站着有头发的猿猴意味着很快就要翻船。如果这种有头发的猿猴变为政治独裁者，他们原来缺乏智慧和宽容来达成的目标，现在可以利用有计划的残暴和侵略、通过较人性化的独裁方式来实现。这种情况说明目前机器文明的根基是多么的不稳固，多么的靠不住。比野蛮人破坏机器的任何行动更可悲的是野蛮人转移人类发展动机的威胁，是挫败人类合作的思想，是对于促成主要人类技术成就的无私研究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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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斯宾塞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相当警觉地看待20世纪初出现在他周围的、向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奴性的倒退，而且他的预感很正确。问题是这些力量不仅是机器体系尚未根除的陈旧东西的残余，而且是由于机器体系作为绝对的、无条件的力量取得胜利而被唤醒的潜在意识的表现。但它并没有让大自然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作用，于是大自然就以不友好的原始形式回归。在关键时刻，西方社会向文明前时期的思想、感觉和行为回归，因为它轻易地默许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军事征服，轻易地默许了社会的非人性化。总之，向原始的倒退是一种感情脆弱的努力，是一种逃避，我们的思想家和领导者们缺乏足够的坦诚来面对、缺乏足够的智力来设计、缺乏足够的意志力来促成那些更基本、更困难的转变，也即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超越同样受限的机器体系的原始形式而向以生活为中心的经济的转变。

1. 体育运动和“体育明星”

浪漫主义运动作为对机器的修正是重要的，因为它唤起了人们对于机器世界之外的生活中关键元素的关注。它为更丰富的融合准备了材料。但现代文明中存在着一系列代偿性的制度，它们不是让更好的融合成为可能，反而服务于稳定现存秩序—最后它们自己成了它们原本对抗的体制的一部分。这些制度中最主要的一种就是大众体育。我们可以把这种体育运动定义为有组织的游戏，其中观众要比游戏者更加重要。如果为体育而体育，那么其主要意义就丧失了。大众体育主要是一种公开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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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不像游戏，往往要求其中含有死亡的可能或危险的因素，但这种可能不会像爬山那样自然出现，它必须遵从游戏规则。而且当观众开始觉得枯燥的时候危险性就随之增长。每个类型的人类社会都有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游戏，而且大多数动物也有游戏。仅当人们被管理和训练得极度沮丧，以至于迫切需要参与（至少以代理人方式参与）表现克服困难的技能、力量或英雄主义的技艺表演以便维持不断衰退的生活趣味的时候，具有观赏性的群众体育运动才开始出现，并伴以死亡的可能以增加其刺激性。首先出现的是马戏团，当温和的观赏不足以调剂生活的时候，就要求残酷或虐待狂般的表演，最后是嗜血这种失去控制的文明的特征：恺撒的罗马、蒙特祖玛（Montezuma）时期的墨西哥以及纳粹统治下的德国。这种畸形的男子气和勇敢是集体无能和普遍的死亡愿望的征候。我们在今天机器文明的大众体育名下到处可以看到这种终极腐朽的危险征兆。

新式体育项目的发明以及游戏转变为体育运动是19世纪的两大明显特征。棒球是前者的一个例子，网球和高尔夫转变为观赏性锦标赛是后者的例子。体育不像游戏，它甚至以极抽象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机器文明之中。没去看比赛的群众也会拥挤在大城市的记分牌前观看比分的变化。即使无法亲身观看飞行员打破纪录的环球飞行，也要通过收音机收听降落的消息和现场观众的疯狂叫喊。如果体育明星试图躲避记者采访和大游行，他会被视为欺骗。有时，诸如赛马之类的有胜负几率的赛事，广播的只是赛马的名字和赌博的赔率，参与者需要的也只是报纸和下注的报亭。因为机械陈规在工业上的主要目的就是减少不确定因素，而体育运动提供了胜负几率和意外，于是被机器排除的因素又回到了我们的生活，而且还带来了积累的感情因素。在最新的大众体育中，例如飞行比赛和赛车，观众的激动和胆战心惊还由于即刻死亡或致命伤害的可能性而变得更强烈了。赛车翻车或飞机坠毁时群众的喊声，与其说是惊呼不如说是期待的满足。难道不正是由于这种血腥的刺激，这类竞赛才得以发展壮大吗？这种壮观的场面和惊声尖叫，仅仅作为一次偶发事件而出现在本周新闻中，并通过有声电影在全球成千上万的影院放映。通过较和缓的形式的重复而让大众适应血腥场面以及公开的谋杀和自杀，再加上机器的普及，于是更大规模和更拼死的残暴行为的舞台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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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具备三个要素：壮观、竞争和角斗士的品格。壮观本身引入了古生代技术时期所缺乏的感情元素。赛跑或球赛在观众聚集的场地举行。观众的活动、喊叫、欢呼和歌声伴随着赛事的进行，他们的喊声宣告了即将发生的事件，强调了竞赛的戏剧性；他们事实上构成了新的机器舞台上希腊合唱团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观众通过自己的特殊角色找到了独特的释放途径，他暂时切断了自己与原来社会的联系而与其他观众融为一体，变为原始的、无法区别的群体的一员。随着比赛的进行，他的肌肉同步紧张或放松，他的呼吸同步加快或松弛，他的喊声增加了比赛的紧张程度，也增加了自己内心的戏剧感，狂热的时候他会拍打邻座的背或互相拥抱。观众会由于自己支持一方的胜利而变得不理智或不清醒。有时，更多是出于对敌方的仇恨而不是对已方的鼓励，甚至会在比赛现场做出惊人的举动。他们不是被动地遵守规则，而是主动放弃完美而选择夸张的个性：这也是一种解脱。因为体育竞技场上的观众会有自己被彻底动员、充分调动的幻想。而且壮观的场面也提供了机器文明时代最多姿多彩的满足感，这是任何其他文明都无法提供的。观众了解他偏爱的选手的风格，就像画家了解其作品的特征线条和调色一样。对于板球投手、棒球投手、橄榄球踢球手、网球发球球员或王牌驾驶员，观众的反应不仅针对选手的胜利或得分，而且也是对于壮观场面本身的反应。这点在斗牛中得到了强调，但也适用于其他各种体育运动。然而，在渴望技能的展示和渴望残忍的后果—选手的受伤或死亡—之间仍存在矛盾。

现在体育竞赛的两个元素之间有了冲突：偶然性和创造纪录。偶然性是刺激观众的调料并加强了他们赌博的愿望。在这方面，人类的技能起很大作用的竞赛项目如赛狗和赛马一样有效。但在体育运动中，就像在性的领域一样，机器体系的习惯很难克服。于是现代体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就是对于创造纪录的空前关心。跑完赛程的时间降低0.2秒、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间减少20分钟、比对手飞行时间长1个小时。这些兴趣渗入了比赛，并把它从纯粹的人类竞赛变为与当前纪录之间的竞争。时间代替了可见的对手。有时，例如舞蹈马拉松或坐旗杆顶，纪录变为无意义的耐力表演——最空洞、最沉闷的非人道场面的展示。随着职业技能的提高，偶然性被进一步降低了，原本戏剧性的体育比赛变得像一场展览。一旦专业化达到了一定水平，竞赛会安排得尽可能让大众热爱的选手获胜，其他选手就等于是牺牲品了。规则不再是“公平竞赛”了而变为“不顾一切要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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