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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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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除了壮观和竞争之外还有一个让体育与游戏有所区别的元素:受欢迎的新型英雄,也即职业选手或职业运动员。他们就像士兵或歌手一样专攻某项竞赛,他们代表的是男子气、勇敢和不服输,是在机器体系中无容身之地的掌控身体的本领。如果是女选手,她应具有刚勇好战的性格。就像电影女星或游泳女选手所代表的金星(爱神)一样,体育明星代表的是火星(战神)。他们展示了业余选手望尘莫及的完美技能,不再被视为奴隶或不光彩的人了。由于体力和技能的完美,体育明星代表了业余选手所企望的顶峰,就像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人看待职业运动员和职业舞蹈家一样。体育明星收益丰厚,还广受称誉、声名鹊起。他们回报体育并尊崇体育,让原本期望它提供安慰的体育更加商业化了。只有为数不多的明星不愿接受这种庸俗化特别是首次单独飞越大西洋的林德伯格,结果他们都受到了群众的冷遇,至少是新闻业者的冷遇。因为他们在游戏中只完成了不那么重要的角色任务。为了满足大众的要求,真正成功的体育明星扮演的必须是相应的角色。

于是,机器时代的体育运动不再仅仅是没有报酬的游戏了(如果玩游戏本身不算报酬的话)。它成了一种牟利的事业,几百万人投资体育场地、体育设备和体育选手的培养,体育就像其他牟利机器一样需要维护。大众体育还感染了其他很多活动:科学探险和地质勘探也以速度表演或争取获奖的方式进行也是为了获奖的目的而进行。无论是作为事业或休闲活动或群众观赏,体育运动永远是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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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简化为运动场里举行的壮丽的运动会或军事演习,其目的也是为了打破纪录而聚集大批的运动员和观众,并由此证明所代表的运动项目的成功或重要性。体育运动开始时也许只是反抗机器体系的自发反应,现在却变为机器时代对大众应尽的责任。体育已经成为普遍严格控制的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为私人谋取利益或为国家实现剥削。而且体育引起的激动也提供了无伤大雅的暂时逃避剥削的途径。简而言之,体育变为反抗机器体系的效率最低的手段之一。终极效率上比它还要低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最野心勃勃的,也是最灾难性的事情—战争。

  1. 崇拜死亡

冲突是人类社会中一再出现的现象,其中战争是制度上的戏剧性事件。社会有了分化的时候,冲突确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没有冲突,这将意味着全体一致,而后者仅仅存在于胚胎与母体之间的胎盘之中。希望达到这种一致是极权主义国家及其他类似专制暴政的一个最公然的倒退的特征。

战争是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不是解决分歧,而是在肉体上消灭对方或者依靠强力迫使对方臣服。尽管在任何积极的合作体系中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并由于它能导致有益的改变和变革而受到欢迎。然而战争显然是冲突的曲解和颠覆,也许是更高明的掠夺者遗传下来的手段。但是,就像食人或杀婴一样,它决非群体生活中永恒的或必要的现象。

随着社会类型的不同,战争的规模、意图、致命性和频繁程度也各有不同,从许多原始社会的仪式性战争到成吉思汗之类的野蛮占领者不时发动的大屠杀,以及现在消耗“先进的”、“和平的”工业国家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的整个国家之间的体系抗争。虽然手段不断进步,然而破坏的冲动却并未有所减少。确实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收集-采集食物的先人,在他们发明有助于打猎的武器的时候要比他们的文明后人更爱好和平。战争的破坏性不断增加,其中体育运动的元素变得越来越少。传说中某个古代占领者拒绝利用夜间突袭来夺取城镇,因为这样做太容易了,会玷污自已的光辉战绩。如今组织完善的军队却在占领阵地之前先用密集炮火来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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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种表现形式的战争都说明人们倒退回幼稚的心理,他们无法忍受严格要求的群体生活的压力。因为这种生活要求各种必要的折中、妥协、自己活也让对方活、生活所要求的理解和同情以及各种复杂的调整适应。于是他们寻求通过刀剑和枪炮来拆解社会难题。今日的国家战争实质上是集体性的竞争,其中战场代替了市场。战争中取得下层民众的忠诚和兴趣的能力部分依赖其特殊的心理反应:它提供了感情释放的出口。正如布莱克所说:“艺术在堕落,想像力被拒绝,战争统治了整个国家。”

因为战争是完全机械化社会的最高层次的戏剧,它具有一个高于所有其他模仿战争的大众体育的优点,也即战争是真实的,而其他体育运动是虚假的。除了比赛的刺激性和打赌的输赢之外,谁是胜利者没多大关系。但毫无疑问,战争中胜利一方的酬劳很可能是死亡,失败一方就更是如此了。战争的残酷性既呈现在国家的巨大舞台中央的角斗士面前,也呈现在遥远的观众面前。

但对于那些实际参加战斗的人来说,战争让他们得以摆脱统治着包括体育的各种企业的肮脏的牟利动机和利己主义动机。战斗行动本身有着充满戏剧性的重要性。虽然战争是刺激机器发展的一个主要源头,而且军事训练和严格管理遵循的也是老式工业的模式,但它提供的远远不止是运动场地,而是对工业陈规的必要代偿作用。士兵的训练、阅兵、军装和军事装备的巧妙和优雅、大群士兵的准确调动、军号嘹亮、鼓声擂响、再加上进行曲的节奏,然后是实际战斗本身,最后是炮轰和冲锋的终极爆发,赋予整个过程宏伟壮观和庄严伟大的品质。死亡或身体伤残让整个戏剧具有悲剧性奉献的色彩,就像那么多原始宗教仪式一样。其效果更由于大屠杀的规模而强化和神圣化了。对于丧失文化价值观并无法理解或回应文化象征的人们来说,战争过程唆使他们放弃所有这一切并回归原始的信仰和非理性的教条。如果不存在真正的敌人,那就制造一个以继续推进这个发展过程。

于是,战争打破了机械化社会的沉闷,通过生产手段的机械化及其反抗力量的拼死爆发,把机械化社会从琐碎而审慎的日常活动中解放出来。战争认可了原始的极度展示,同时又神化了机器。赤裸裸的原始与机器的精确在现代战争中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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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其最终结果—死亡、残废、精神病患者、毁坏的地区、被摧毁的资源、道德的沦丧以及反社会的仇恨和流氓,战争是社会上被压制的冲动的所有可设想的出路中最可悲的一种。随着战斗元素的机械化,战争带来的后果也更邪恶,带来的人类灾难也更大。化学战带给文明大众的威胁,全球军队掌握的军事装备的无情威力等,只有历史上最野蛮的征服者才会加以利用。一边是马拉松战场上手持刀剑盾牌的雅典武士,一边是西方战线上掌控坦克、机关枪、火焰喷射器、毒气、手榴弹的士兵,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舞蹈的仪式和毒气室的程序之间的区别。一边是技能和勇气的展示,有死亡的可能;一边是致命艺术的展示,偶尔有技能和勇气的副产品。但正是在死亡之中,那些被压迫、被严格管制的民众第一次窥视到了给人深刻印象的生活。崇拜死亡是他们倒退到堕落的原始状态的征兆。

战争作为反对机器至上的回火,没有阻止它的蔓延,反而却增加了它的面积,与大众体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要机器体系仍被视为绝对的和终极的元素,对于社会来说战争就代表全部价值观和代偿作用。因为战争把人们带回人间,使他们直面战斗、释放本性中的残暴元素,缓解社会生活的压力,认可思想和感情向原始的回归。它甚至认可盲目顺从战争的幼稚要求,就像典型的父亲要求典型的儿子盲目顺从,剥夺了后者像一个负责的人那样行事的权利。

过去我们总是把野蛮与不文明联系起来,现在看来野蛮同样也是文明发展过头所引起的倒退现象。机器主义有时是一种强制的道德或社会的严格控制。对于西方人,它是过分严格的控制。当人类的自然冲动与规范其行动的规则、礼法之间的冲突及产生的压力发展到无法忍受的时候,战争成为一种破坏性的解决方案,就像精神紊乱症一样。

一种出路是成熟而人性化的文明,指导机器体系走向提高公众生活和个人生活质量的道路。另一种出路就是机械的原始与野蛮的原始之间破坏性的结合。如果我们的生活是有机的整体,这种分裂和颠倒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体现在机器中的秩序会更完整地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由于关注机器而被压制的原始冲动在这种文明中会找到适当的自然出路。然而,直到我们建成这种文明之前,战争仍可能是伴随着机器体系的阴影。国家军队之间的战争、强盗之间的战争、阶级之间的战争。这一切的背后,不断进行的训练和宣传在为战争作准备。失去价值观的社会趋向于把死亡变为一种宗教,并围绕死亡崇拜建立仪式。这种宗教也有人欣赏,因为它满足了这种疯狂社会所必然产生的,数目不断增长的偏执狂和虐待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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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小型减震器

前面我们考察了各种形式的对机器体系的抵制和代偿作用。显然,机器的引进不是风平浪静的,机器时代的生活习性也饱受争议。正是由于旧的思想和旧的生活方式仍在继续,对机器体系的反抗才没有变得更加激烈。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新旧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并防止了机器体系统治整个生活,也防止了机器体系像控制工业陈规一样控制我们的生活。这些现存的制度使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吸收或反抗来源于机器体系的文化元素,但它们在减轻了机器体系缺点影响的同时也过滤了机器体系有价值的东西。

除了稳定整个社会的惰性,除了从多方面抵抗机器体系的理念和制度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反抗起着衬垫和减震器的作用。它们也许减弱了机器体系带来的压力,但并没有阻止机器体系的引进,也没有破坏机械化的规划。当自信的功利主义者在企图破坏旧文明纪念物的时候,首先就遇到了其内部古物崇拜人士的抵抗。

古物崇拜缺乏令人信服的论据说明过去的哪个时代更有价值。它仅仅认为只要是古物就是有价值的,就是好的。不管它是一个古罗马的雕像还是15世纪一个圣徒的木雕,或者是一个铁制门环。古物崇拜风的信徒试图建设一个没有任何机器体系痕迹的私人环境。他们在诺曼底庄园的壁炉的仿制品中烧木柴;而事实上壁炉是用煤气加热的,借助于照相或实测图来设计,如果建筑师对自己的技术或材料没有把握,还会利用隐藏的钢梁来支撑。如果无法从古老破败的建筑物中直接窃取手工艺品,古物玩家会雇佣后代工匠来仿照。对仿制品的需求蔓延到中产阶级的时候,就会利用机器来大量仿制,其品质只能骗骗盲人或无知之徒,真是不折不扣的搪塞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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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于机器时代的环境,统治阶级及其资产阶级追随者既不擅于鉴赏,又不具备美学细胞,他们离开工厂或办公室躲进虚假的非机器环境中,古色古香的装饰却要配备改善舒适度的装备,例如冬季的空调以及沙发软垫和弹簧软床。每个成功人士都有自己独特的仿古环境,也即私人世界。

这种私人世界,例如宫殿似的郊区或乡村住宅,就相当于一个狂人想像自己是路易十四或崇高的洛伦佐的幻想世界。在各种情况下,面对难于应付的或敌对的外部世界的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的或暂时的退却到私人世界之中,不受公众生活或外界条件的影响。18世纪以来成功的资产阶级,除了很短的间歇期—古生代技术处于高潮时自信高涨的丑陋时期,他们的居家设置就像是仿古的舞台设置。按严格的心理学解释,这些仿古设置是小型的隐居处;增加的舒适度让它们成为“软垫隐居处”。生活在其中的人是稳定的、“正常的”、“已做了调整的”人士。在处理与其工作、生活的整个环境的关系上,他们的行为就好像他们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就好像他们的内心冲动与他们参与创建的机器环境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就好像他们已无法把自己分裂的工作和家居生活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式。

上面叙述的是保守主义者的品位和拒绝承认自然发生的变化,另一个极端是求助于为改变而改变,加速机器体系带来的变化过程。由于当前生活中缺乏自然而然的变化或突破,仅仅改变某个物品的风格、仅仅改变其外表形状和颜色而不改变任何重要的实质内容,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规。这是对于过分严格的控制的回答,这个回答通过对于新发明的过分高涨的要求而表现出来。归根到底,不停的改变与不变的静止同样是单调的,真正的更新意味着不确定以及选择。仅仅由于一种风格已经改变而必须放弃这种选择,这等于是丧失已经获得的真正收益。其实,改变和新奇既不比稳定和单调更神圣,也不比它们更有害。追求改变和新奇是无目的的物质至上再加上愚蠢的生产管理。其结果是盲目追求改变、缺乏真正的刺激以及缺乏有效的消费调整。因此,这种抵抗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增加了困难。对改变的渴望,对运动的渴望,对新奇的渴望影响了整个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并把它们与重要的实际标准和规范割裂开来。当人们的工作和日常活动有所变化时,他们会因满足于现状而驻足不前。当生活变成一种枯燥的陈规戒律时,他们会觉得难受而不得不离开。然而当他们搬家搬得越频繁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却变得越来越标准化,根本没有逃离的办法。这种趋势逐渐蔓延到了生活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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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逃避手段不合时宜的情况下,以语言或图画为手段的纯幻想就变得很流行。19世纪,由于轮转印刷机、照相机、光学制板以及电影的廉价生产过程,语言或图画已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之上了。随着文字的传播,各种层次和各种水平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半公开的世界,不满现实的人都可到此躲避。18世纪以来每个人都可在纸面上轻易地跟随旅行者和探险家到各处冒险,参与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罪案调查、学习敏锐地观察并体会危险,或者体验爱情、品尝罗曼史,体验一下浪漫的生活。这种白日梦或个人幻想的内容大多确实曾在过去出现过,现在却成了集体逃避现实的工具。流行文学的这种逃避现实的功能如此重要,现代许多心理学家竟把文学作品仅仅看作逃离残酷现实的工具,然而他们忘却了这个事实:文学不仅是娱乐工具,它们首先是直面现实、拥抱现实的卓越尝试—与这种尝试相比,埋头工作的生活都只能算是部分退缩,代表的是部分逃避现实的态度。

19世纪,世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宗教的虚构世界。神圣宗教的严厉自省以及详细的道德规范与世人试图逃避机器体系本身未免有点太像了。1910年后由于电影的出现,幻想式逃避立刻变得更流行了,这正好是机器体系的压力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的时候。公开幻想财富、荣誉、冒险、无序和自发行动,认同蔑视秩序的罪犯,认同公然施展色情诱惑的妓女,这些极少在青春期出现的幻想依靠机器的帮助四处传播,使世界上广大城镇居民更容易忍受机器文明所带来的仪式陈规。但这些梦想不再是个人的,而且也不再是自发的或自由的了,它们很快就因获得大笔投资而变为“娱乐业”,一种可以投资获利的事业。如果想建立可摆脱这种镇痛剂的更宽容、更自由的生活,那等于是对于投资安全的威胁。因为投资安全的基础就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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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燥和挫折感。

如果太累了不想思考,人们可以读书;太累了不想读书,可以看电影;没法去电影院,可以打开收音机。无论如何,他们可以逃避行动的召唤。代理的爱情、代理的英雄、代理的财富充填了他们操劳过度的穷困生活,让非现实的芬芳进入他们的住处。机器体系本身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更加人性化,复制了眼睛和耳朵的自然特性。而利用机器作为逃避现实工具的人类却变得更加被动,更机械化了。人们对自己的声音不自信、唱歌无法不跑调,即使在野餐的时候也带着电唱机或收音机。害怕孤独面对自己的思想、害怕面对自己思想的空虚和惰性,人们开着收音机,在外界刺激的伴奏下吃饭、谈话或睡觉。一会儿是乐队,一会儿是宣传,一会儿是闲谈碎语的所谓新闻。即使是苦力也曾拥有过的自主权,让灰姑娘梦想王子的自主权,在机器环境下也丧失了。不管是哪种代偿作用的现代版,它都必须通过机器来实现。机器化的世人利用机器来逃避机器体系,他们逃离了热锅,却跳进了火海。避震器与周围环境差不了多少。电影故意美化冷血的残暴和黑社会的杀人欲望,新闻片每周展示最新的军备竞赛,在几小节国歌的说教下为即将到来的战争作准备。释放心理压力的各种措施反倒增加了最终的压力,扶持了更可悲的释放方式。当人们在银幕上经历了成千次无情的死亡时,他们已做好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强奸、私刑、谋杀甚至战争的准备。当电影或收音机中代理人的刺激开始变得平淡,品尝真实的鲜血就变得必不可少了。总之,减震器让人们做好迎接新的冲击的准备。

  1. 抵抗和调整

在攻击、抵制和逃离机器体系的所有这些努力中,观察者可能因受到误导而只看到W·F·奥格本(Ogburn)教授描述的“文化滞后”现象。调整的失败可能视为艺术、道德和宗教没有跟着机器体系以同样的速度、按同样方向来改变。

这在我看来是极其肤浅的解释。一方面,如果机器的发展方向将导致人类的堕落或崩溃的话,与机器发展方向相反的改变也可能与与之相同方向的改变同等重要。另一方面,这种解释把机器看作独立的客体,而且把机器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作为标准,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必须与之相适应。实际上,生物体及其环境的相互作用总是双向的。从孔子的道德观看来,把战争机器看作阻力或妨碍也一样是正确的,因为他站在了对立的立场上。在《手艺的本能》一书中,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小心地避免了关于适应的片面观点,但其后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却常常眼界狭窄,他们把机器体系本身看作决定性的,似乎机器体系不是人类个性的一个特殊方面的投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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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所有艺术和制度,其权威性都来自人类生活的本性。就像适用于绘画一样,这点同样也适用于技术。可能某个特殊的经济体系或技术体系不符合这种本性,就像有些社会习俗并不符合心理学和解剖学的道理,例如妇女缠足或被迫保持童贞。但这种错误观点及其应用并不能掩盖它所否认的事实。无论如何,仅仅是技术本身,再加上其威力和普遍应用的事实,丝毫不能证明它相对于人类的重大价值,或它在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就在技术成就达到顶峰的时候,即使在财富和权力上最受惠的阶级中机器体系仍然遇到抵制、逆转和复古。这个事实让人不得不怀疑机器体系带来的整个生活机制是否有效,是否充分。今天还有谁天真地认为不适应机器体系的问题能通过引进更多的机器来解决?

显然,如果人类生活仅仅在于适应周围支配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那么人类就应当不破坏周围世界,就像所有其他生物那样。机器根本就不应被发明出来。但是人类的独特能力在于他能创造自己的目标和标准,不向外部事物妥协,在与环境的合作中他们创造了第三王国:艺术的王国。在艺术王国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秩序井然,意义深远。人类是大自然的特殊部分,在人类王国中偶然在适当条件下变为必然,目标取决于手段。有时人类的标准既怪异又任意,他们不愿接受积极的正面知识的节制,不愿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居然为了追求野蛮的美感而不惜让骨骼变形,或者由于自己的恐惧和扭曲的欲望而求助于可怕的活人祭。但即使在这种扭曲和颠倒横行的时候,仍应承认人类不是环境的无能为力的囚徒,正是人类本身创造了自己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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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环境。

如果这是人类对待大自然的态度,那人类又为何在面对机器体系的时候如此懦弱?要知道机器体系的规律是人发现的,机器体系的实体是人创造的,机器体系的节奏是人根据生活中的管理技艺而预定的。如果认为我们必须继续认可资产阶级对于权力、成功,特别是舒适的过分关注,那是荒谬的,如果认为我们必须不加区别和选择地被动吸收机器体系的所有新产品,那也是荒谬的(也就是说必要时可以拒绝)。同样愚蠢的是相信我们必须让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符合陈旧的意识形态,尽管这个意识形态帮助创造了机器发展初期众多绝妙的捷径。我们真正面临的问题是,这些机器设备是否改善了生活,提高了生活的价值?有些成果是极其出色的,甚至比发明者、工业家以及功利主义者所想像得还要好。这些我将在下一章中详加叙述,另一些则无足轻重。还有一些是故意与人性背道而驰的,就像现代的机械化战争,它们甚至也违背士兵们甘愿冒生命危险公平战斗的旧式理想。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消灭或抑制机器,除非我们愿意自己被消灭。因为并非自动化、标准化或秩序本身具有危险性,危险的是生活受到限制,而且这种限制往往是不加质疑地就被接受了。如果我们创造的是机器,我们就必须顶礼膜拜,如果我们创造的是一幅画或一首诗,我们就可以认为不真实而放弃,这是哪一种荒唐逻辑?其实机器不过是一件思想的产品,就和诗歌一样;诗歌是一个现实的产品,就和机器一样。有些人在需要直接回应生活或需要运用人道的技巧的时候却去运用机器。他们做事太缺乏效率了,就像为了学会烤面包却去学纯粹哲学一样。在每种场合下应提的问题是,什么是对生活的合适的回应?这种或那种机器设备对于实现理想的生活目标或满足我们的生物需求有多大帮助?

正如帕特里克·格迪斯所说,每种生活方式之所以令人瞩目,都不是它对于环境的适应,而是对于环境的造反。人类既是生物,又是造物者;既是命运的受害者,又是命运的主人;他在生活中既要统治别的生物,又接受统治。到了人类,这种造反达到极致。表现得最彻底的也许是在艺术上。梦想和现实、想像和限制条件、理想和手段,在艺术中混为一体,在表达的动态过程和最后的表达物中混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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