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

空间的尺寸代表重要性：对于中世纪的艺术师来说，在同一视平面上，在离观察者同一距离下，描绘尺寸悬殊的人，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习惯，不仅可以用来描绘其他实物，而且还可以用来绘制地图。根据中世纪的制图学，地球上的陆地、湖海，即使人们对此已有大概的了解，它们仍可以用诸如一棵树那样的任意图案来加以表示，而不必顾及一个旅行者对此的实际感受，感兴趣的只是一种比喻。

我们还要注意到中世纪空间概念的另一个特点：时间和空间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首先：中世纪的艺术家在其自己的空间世界中引进了其他不同的时间，如将基督生活中的事件安插在意大利当代的城市之中，对此并不去想时间的流逝会造成变化，好比是乔叟（Chau-cer)在叙述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的经典传说时，好像它就发生在当代。《漫游的学者》一书的作者指出，当一位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在提到国王时，有时读者很难知道他是指恺撒，还是指亚历山大大帝，抑或指他当代的国王：因为那些人距这位历史学家一样遥远。由此说来，“时代错误”（anachronism）这个词，要用于中世纪的艺术，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个词的意义仅在于，所叙述的事件置于一个协调的时空框架时，该事件并不合乎其时代或在该时代不可能出现，从而使人感到困惑。类似地，在波堤切利（Botticelli）的《St. Zenobius的三个奇迹》中，三个不同的时代出现在同一舞台之上。

因为时空的这种分离，一些事情突然出现，突然消失，并无原因可言：一条船掉到了地平面之下，不用任何解释，如同一个魔鬼掉下烟囱一样。对于已发生的事件，它的过去，并无秘密；对于事件的未来发展，也无需推测。一些物件进入视野，又从视野中消失，其神秘的程度就像一个小孩看着大人们来来去去，他的感觉，他得到的最初的图像，很像中世纪的艺术家所描写的世界。在时空的这种符号世界内，只有神秘的东西，或者是奇迹。事件之间的联系是宇宙和宗教的秩序：时间的真正秩序是永恒，空间的真正秩序是天堂。

第一章 文化的准备

19

19

20

公元14世纪至17世纪之间，在西欧，空间的概念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之前空间是由各个层次的价值组成的，现在空间用不同的大小来表示了。作为这种新概念的应用，人们对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进行了更仔细的研究，发现了透视的规律；在由前景，水平面和消失点所固定的框架内，物体的形状被系统地表现出来。透视将物体之间的符号关系变成了可视的关系：可以看得见了，接着就变成定量的关系。在世界的这种新的图景中，大小不再具有世俗或宗教的重要性，而且大小也反映了距离的远近。物体不再是彼此分离的一些绝对的数值：它们在同一视觉的框架下，相互协调，而且一定是有尺度的。为了取得尺度，对物体本身必须进行精确的描写，它的外形和图像之间要有逐点的对应：于是人们对外部的特性和事实就有了新的兴趣。将画布分成方格，通过由此生成的抽象的棋盘格图去精确地观察世界，这标志着保罗·乌切洛（PaoloUcello）以后的画家所采用的新技术。

这种对透视的全新兴趣，将深度概念置入图画之中，也将距离概念置入人们的头脑之中。在观赏这个时期之前创作的旧画时，人的眼光从画的一个局部跳跃到另一个局部，任由趣味和想像引领自己，在画中捡拾着那些富有象征性的碎屑意味；而观赏这个时期之后创作的新画时，眼光就要由透视线来引领，画家有目的地将街道、建筑、铺石路面引入图画，为的就是让它们充当观画者眼睛的导游。为了创造这种透视错觉，有时候画家甚至会调整构图，把前景中的物体放置在很别扭的位置，以使它们显得在透视中缩短。而运动则成了一种全新的价值：画家在构图中引人运动感，以致到了“为运动而运动”的地步。空间在图画中被精确测量，这也更加推进了以时钟测量时间的应用。

从此，所有发生的事件都被纳入一个全新的、理想化的时空网络之中；在这个体系中，最让人满意的事件莫过于直线匀速运动，因为这样的运动能在时空坐标体系之下被精确地再现出来。这一空间秩序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后果，在此也必须一提：自此以后，人们为了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将之置于确定的时间、确定的空间之中。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空间中，人们必须解释物件存在的理由：从它们在时空系统中经过的轨迹，就可以知道它们为何在某时某地出现。

20

21

技术与文明

未知的东西和已知的东西一样都是确定的：已知地球是圆的，东西印度群岛的位置假定之后，那么时间和距离就可以计算出来。这种秩序存在的事实本身就促使人们对此加以研究，并去填补未知的部分。

当画家在应用透视取得成功的同时，制图家制出了新的地图。1314年的赫里福德（Hereford）地图，一个孩子就画得出来，对航海来说，几乎无实际价值。1436年，与乌切洛同时代的安德烈·班柯(Andrea Banco)所绘制的地图，采取了合理的办法，不仅在实际的精度上有了进步，而且在认识上也有所提高。制图家们在地图上加上了实际看不见的纬度线和经度线，从而为以后的探险家（如哥伦布）铺平了探险的道路：就像以后发展起来的科学方法一样，抽象的系统使人们产生了合理的期望，即便这种期望不是十分可靠的，因为其赖以产生的基础知识是不完全精确的，但航海家不再需要紧紧靠着海岸线航行了：船可以进入未知的领域，其航线可以指向任意一点，就能大致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伊甸园和天堂均在新的空间之外；它们虽然还是画家绘画中想像的主题，但是真正的主题已是空间、时间、大自然和人了。

于是，在画家和制图家所建造的基础之上，人们产生了对空间的兴趣，对运动的兴趣，对旅行的兴趣。在这种兴趣的后面，自然是更具体的变化：道路变得更安全了；建造的船只更坚固了。更重要的是：新的发明——指南针、星盘、方向舵—使人们有可能开通并保持新的更准确的海上通道。东西印度群岛的黄金，传说中的长生不老泉，满足性欲的快活岛，这些无疑是人们心驰神往的地方。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目标的存在并不能使新的时空观念的重要性有所降低。时间和空间的范畴原本是分开来的，现在结合起来了：即使时序中并无事件出现，空间内别无一物存在，但有了测得的时间和测得的空间这样的理念，就动摇了早先的无限和永恒的概念，因为测量总得从某时某地开始。于是想要利用时间和空间的渴望爆发了，时空一旦与运动协调起来，就可以加以缩短或伸长：人们开始征服时空了。（我们注意到，加速度的概念虽是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其完整的论述要等到17世纪才出现。这一点是很有意思的。)

这种征服时空的迹象很多：一个接着一个频频出现。在军事方面，古代的石弩和弩炮复活了，改进了；接着出现了更强大的武器，可以达到更远的距离去歼灭敌人—即大炮和以后出现的滑膛火枪。达·芬奇构思了飞机，并建造了一架。人们详细讨论了很多异想天开的飞行计划。1420年，丰塔纳（Fontana）描写了一种脚踏两轮车；1589年，安特卫普的吉勒·德·博恩（Gilles de Bonn）显然建造了一架靠人力推动的飞行器：这些是19世纪的巨大努力和革新的前奏。就像我们文化中的许许多多东西一样，在这个运动中，最原始的激励来自阿拉伯人：早在880年，阿布·卡西姆（Abul-Qâsim）就试图飞行；到了1065年，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的奥利弗（Oliver）在试图从高处飞下时送了命。但是从15世纪开始，一些热衷于发明的人，总是不断提出飞起来的愿望，这成了人们最想完成的目标。1709年有报道说，有人成功地从葡萄牙飞到了维也纳，这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噱头。

第一章 文化的准备

21

22

对于时空的新的态度，影响了工场、账房、军队和城市。节奏加快了；幅度增大了；从概念上，现代文化进入了空间；将运动赋予文化。有了这样的兴趣，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数字的浪漫主义”。在计时中，在贸易中，在斗争中，人们在不断记数；最后，习惯成自然，只有数字才算数。

23 4. 资本主义的影响

数字的浪漫主义还有极为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培养了科学的思维习惯。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也就是说，从实物交换经济（包括少量数目不定的仅在当地适用的货币起辅助作用）发展到有国际信贷结构的货币经济，它总是引用一些代表财富的抽象符号：黄金、银行汇票，进而仅仅引用数字。

从技术的观点来看，这种国际信贷结构来自14世纪意大利北部的都市，特别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200年后，在安特卫普（比利时）有了所谓的国际交易所，针对从外国港口来的货运物资，也针对货币本身进行投机交易。到了16世纪中叶，复式记账方式、银行汇票、银行信用证，以及对“期货”的投机都发展到了几乎是现代的形式。

22

技术与文明

与此同时，科学的思考模式尚未达到精密的程度，也未提出通用的原理（这些直到伽利略和牛顿之后才得以实现）。而金融在机器时代刚开始之时，就已经有了现代色彩：雅各布·富格尔（JacobFugger）和约翰·皮尔蓬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虽相隔 300多年，但他们如要就自己所用的方法进行交流，彼此之间可以理解；这比起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和爱因斯坦之间的沟通来要容易得多了。

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城市居民在生活中养成了新的习惯：新的概念，新的计算方式。而只有部分农民，由于处于较原始的、与外界比较隔绝的环境之中，才不受这些习惯的影响。资本主义将人们从可以触摸的血肉躯体变成不可触摸的东西：变成一种符号，如同桑巴特所指出的，变成一本账本：“生活价值在于账本上的赢利或亏损。”所谓“获利经济学”，原本仅为诸如迈达斯（Midas）和克罗伊斯（Groe-sus）等少数传说中的人物所奉行，现在再次成为日常生活的模式：它要取代直接的“需求经济”，用货币价值观来代替生活价值观。全部交易过程所采取的形式愈来愈抽象；交易中关心的不再是商品，而是想像中的期货和假定的赢利。

卡尔·马克思将这种新的嬗变过程作了如下概括性的总结：“因为从货币本身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变成的，那么，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变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失殆尽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变为私人的私有权力。”（《资本论》，第一卷，pp.151-152，——译者注）

最后，这个事实对于生活和思想尤其重要：通过提炼出事物的共性而寻求力量。这种抽象手段相互起加强作用。时间即金钱；金钱即权力；权力要求进一步的贸易和生产；生产从直接使用转变到遥远的贸易，转变到获取更大的利润，转变到花费更多资本用于战争、征服、开矿、生产企业，等等，再获得更多的金钱和权力。财富有种种不同的形式，只有金钱这种形式多多益善，没有上限。富裕的国王也许想建造5处王宫；而要他去建造5000处王宫，他就不会这样积极了。但是，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他去征战，去课税，以便使他的财富增加几千倍。在货币经济下，加速生产的过程就是加速周转，就是积累更多的货币。侧重点向货币倾斜的部分原因是，中世纪后期的社会流动性随着国际贸易而增加了，由此形成的货币经济又进一步促进了贸易。地产，与人有关的财富，房产，绘画，雕刻，甚至于黄金本身，所有这些在运输上都有困难。而对于货币，只要通过在一方或多方的分类账本上施行简单的代数运算，再伴以一定的咒语就达到了货币运输的目的。

第一章 文化的准备

23

24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愈来愈习惯于去处理商品的抽象化产物——货币，而非货币所代表的商品。金融上典型的操作是一定数量的获取和交换。正像凡勃伦（Veblen）所观察到的：“在拜金者的白日梦中，内容也无非是利润和损失的计算，用的是中性的标准单位。”人类变得足够强大了，可以不去管真实世界中的麦子和羊毛、食物和衣服，而将其注意力集中到用象征物和符号代表这些东西的纯粹量上了：考虑的仅是重量和数量，这种纯粹的量不仅表示价值，而且也是衡量有无价值的一把尺子这是资本主义对于机械世界模式的贡献。因此，资本主义意识的出现先于现代科学，其发展不断加强了科学所采取的方法和得到的结论。科学阐明的原理，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是巨大的，特别是对远距离的贸易来说更是如此。但是社会为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所支付的代价也是昂贵的。1595年，开普勒发表了如下看法：“耳朵是为了听见声音，眼睛是为了看见色彩，同样地，人的头脑是为了理解数量，而不是所有其他东西。它感知事物的清晰程度，与其是否能反映为数量的能力成正比，其离数量愈远，愈变得黑暗，错误也就随之而来。”

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其发起人和赞助人，虽然有些是物理科学一流的实验家，但竟如同是金融界的商人，这一点是否出于偶然？如果查理二世听说这些先生们在为空气称重，一定会笑得合不拢嘴。但是他们的本能是有道理的，他们所采用的步骤也是正确的：其方法符合传统，而且还与金钱有关。科学的力量以及金钱的力量，归根到底是同样的力量：这是抽象的力量，测量的力量，量化的力量。

资本主义为现代技术开辟了道路，绝不仅仅因为它鼓励了抽象的思维习惯、务实的兴趣和定量的估算。从一开始，机器和工厂的生产，如同大炮和其他武器一样，直接要求大量资本的投入，与老式的手工工人为了改进工具和为了糊口所需的资本不可同日而语。只有拥有资本的人才有特权操办独立的工场和工厂，才有特权使用机器并进而获得利润。而对于封建社会的家庭来说，他们拥有的是土地，他们对于与土地有关的自然资源具有垄断的权利，对他们来说，感兴趣的只是延伸至现代的玻璃制造、采煤、炼铁等等；而那些新的机械发明，都得留给商人们来利用和发展了。机械化的动因，来自机器体系的高效和成倍增长的生产力所创造出的更庞大的利润。

25

24

技术与文明

因此，虽然资本主义和技术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是绝然不同的东西，但是它们之间却是互为条件，相互影响的。商人通过扩大其经营范围，加快周转率和开拓新领土的过程，积累了资本：发明家经历的是一个平行的过程，即使用和开发新的生产手段，发现新的可以生产的商品。有时，贸易可以提供更大的赢利机会，这似乎成了机器的对手。有时，为了在垄断技术上获得更多利润，贸易又阻碍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两种动机，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起作用的。在利用技术和贸易这两种手段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种种的差异和矛盾。但贸易是更古老的合作伙伴，起着更重要的作用。通过贸易，从印度、美洲等地取得新的原材料，新的食品，新的粮食、烟草、毛皮。通过贸易，发现新的市场，可以去推销18世纪以来由规模生产所制造出来的众多垃圾商品；通过贸易，再加上战争的支持，开创了大规模的企业，发展了管理能力和管理方法，从而可能建立起一体化的工业体系，将种种不同的组成部分融合在一起。

如无商业利润的刺激，很难想像发明机器的步伐会如此之快，发明机器的热情会如此之高，因为所有技术含量较高的手工业，其习俗都已变得根深蒂固、不易更改。例如，在巴黎，由于抄写誊录业行会的激烈反对，印刷技术的使用推迟了20年之久。然而，虽说技术的发展得归功于资本主义，就像技术的发展得归功于战争一样，但不幸的是，机器从其出现之日起，就受到这些外部因素的制约，其特点从本质上与技术进步和工作形式并无什么关系。资本主义利用机器并非为了增加社会福利，而只是为了增加私人的利润：工具是为了扩大统治阶级的权势。在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由于资本主义的作用，手工业遭到机器产品的无情摧残，甚至在机器产品还不如手工业产品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机器就被赋予了种种光彩：改进的技术，取得了成功，强大无比，如此等等，即使有时机器并未改进什么，甚至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是失败的。但由于有可能取得利润，就将机器的作用加以夸大，使生产管理的严格程度达到了极致，而远远超过了协调和高效工作所需。由于私人资本主义的一些特点，机器本身虽是中性的，却常被人们看作是社会中的邪恶因素，无视人的生命，不管人的利益，事实上，有时也确有其事。资本主义的邪恶被归咎于机器；机器的成功却常归功于资本主义。

第一章 文化的准备

25

26

27

通过对机器的支持，资本主义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并特别鼓励机器的改进。虽然有时并未奖励发明人，但总是成功地通过劝说和许愿鼓励这些发明家继续努力。在许多部门，这样的步伐速度过快，刺激过头。当然，资本主义必然要提倡不断的变化和改进，这是资本主义的特点，但由此在技术中引进了不稳定的因素，使社会无法消化改进机器的成果，将其融入恰当的社会模式之中。因为资本主义本身也在发展，也在扩大，这些恶果也变得愈来愈严重，对社会的危害在总体上也成比例地增加。在此处我们只要注意到现代技术和现代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密的历史关联，并指出，就全部历史发展而言，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资本主义也存在于其他的文明之中，其技术的发展水平较低；从10世纪到15世纪，在不存在资本主义特别鼓励的情况下，技术也在稳步改进。但迄今为止，机器的时尚确实受到资本主义的巨大影响。例如，机器越做越大，这有其商业上的原因。但以大为优的趋势早在大型机器出现之前很久，就已表现在同业会馆的大厅和商人的住宅上了，尽管开始时规模还不算太过分。

1. 从寓言到事实

与此同时，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也随着兴趣从天体转到自然生活的改变而起着变化。欧洲人的头脑在经典学派衰退之后一直笼罩在超自然的世界之中，到了12世纪左右，才开始走出来：普罗旺斯的美丽的文化是新秩序的第一个花蕾，意大利诗人但丁原本想在其杰作《神曲》中用普罗旺斯语，但这个花蕾由于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Crusade）远征（1209—1255年——译者注）的摧残而枯萎。

28

26

技术与文明

每种文化都生活在自己的梦中。基督教的文化是一个假想的天国梦，天国内都是神、圣徒、魔鬼、天使、大天使、小天使、六翼天使、统治和权力，映射出下界凡人的真实生活，只是在幻想中这些形象被放大了。这样的梦，在一种文化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就像一个人在睡眠中其头脑为其梦所支配一样：只要他还未醒过来，梦就是实在的东西。但是，一种文化，也像在梦中的人一样，是存在于一个客观世界中的。而客观世界不管人是在梦中还是醒过来了，都按自己的规律在发展，不时作为一种噪声参加到梦里来，去改变梦境，甚至使梦做不下去。

通过缓慢的自然过程，外部的自然界终于打开缺口、进入了中世纪的地狱、天堂和永恒的梦。在13世纪教堂内的新鲜的自然主义雕塑中，我们可以看到梦中人在清晨的阳光照到他眼睛时开始出现不安的躁动。在最开始的时候，手工业匠人对自然的兴趣是含糊不清的：一方面是对橡树叶和山楂树枝的精雕细刻、惟妙惟肖、刻意安排；另一方面，雕刻家还创造了妖魔、怪兽、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物、传说中的野兽等。但是，对自然的兴趣还在不断地扩大，变得愈来愈令人入迷。13世纪艺术家对自然的感觉到了16世纪就转变成植物学家和生理学家对自然的系统研究了。

埃米尔·梅尔（EmileMale）说：“在中世纪，人们对一事物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的概念总是比该事物本身在自然状态下还要实在，从而我们看到，为何在那神秘的年代中没有形成现在人们称之为科学的理念。对于爱思考的人来说，就事论事研究事物并无意义……对研究大自然的学者来说，其任务是发现上帝会用来表达万物的永恒真理。”在回避这种研究大自然的态度方面，一般的平民百姓比起学者来说要好办得多。他们的头脑不会轻易给自己加上桎梏，理性的常识并不将大自然看成是文艺复兴新经典学说的产物；农民和石匠们的理性常识，在几个世纪之后，通过另外的路径登堂入室，进入了研究的学问和大学的课程。伟大的石匠维拉德·德·洪内库（Villard de Honnecourt）的笔记本，已成为我们的宝贵财富，那里画的熊、天鹅、蚱蜢、苍蝇、蜻蜓、龙虾、狮子和长尾小鹦鹉，都直接来自生活。大自然的书通过文字图画又重新出现了，就像我们在羊皮纸上重写的底稿上所看到的那样。

第一章 文化的准备

27

29

在中世纪，外部世界并未在人的头脑中形成固定的概念。大自然的一些具体的现象，比起耶稣基督和教会所宣称的神的命令和意愿来是微不足道的，极目可见的世界不过是预示永恒世界福佑和诅咒的保证和符号。人们白天在阳光照耀下，夜里在星空注视之下繁衍生息；但是在这种很现实的状态中，找不出有重大意义的东西来，日常生活的所有事物不过是人类走向永恒的朝圣大舞台上的道具、服装和排练。当神秘的数字3、4、7、9和12为各色各样的事物赋予特别的寓意时，人的头脑，通过科学的测量和观察，能走多远呢？在对大自然的因果关系进行认真研究之前，人们必须将自己的想像加以约束，观察力加以提高：神秘的第二视觉必须变成以事实为目的的第一视觉。这种对想像力的约束，艺术家要起更重要的作用，人们通常对此估计不足。在列举大自然中必需有“数学的帮助和干预”才能加以研究的门类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列入了透视、音乐、建筑和工程，还有天文学和宇宙结构学，这是颇有见地的。

对大自然态度的改变，在其为人们普遍接受之前，首先出现于孤立于人群的少数人之中。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的实验规则，以及他在光学方面的专门研究是广为人知的。确实，如同在伊丽莎白统治年代的另一个培根的科学观，他们都在一定意义下超越了时代：其意义在于他们代表了总的趋势。在13世纪，阿尔贝图斯·马格努斯（AlbertusMagnus）的学生们在新的好奇心的驱使下，去研究其周围的环境；圣维克托（St. Victor）教堂的阿布萨隆（Absalon）大主教抱怨学生们想研究“地球的构造，元素的性质，星星的位置，动物的性质，风的肆虐，草木的生命，等等。”但丁和彼特拉克(Petrarch）与大多中世纪人不同，他们并不回避将大山看成是旅途中倍增艰辛的可怕障碍：去探索，去攀登，在登顶时获得一览众山小的感受，享受征服距离和高度的喜悦。之后，达·芬奇在托斯卡纳山脉进行探查，发现了古生物化石并对地质的演变过程做出了正确的解释：阿格里科拉（Agricola）因其对采矿的兴趣，也对山脉进行了探查，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在15、16世纪编著的有关植物和自然史的书，虽不时还将传说和猜测与事实混为一谈，但已在描绘大自然的方向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们绘制的一些精彩的插图可以作证。关于四季交替和日常生活的几本书也表明了同一趋向。伟大的画家们也未落后。在西斯廷教堂里的画可以说是解剖学的课堂，就像伦勃朗的名画一样。达·芬奇堪称韦萨流斯（Vesalius）的杰出先驱，虽然二者可以算是同时代的人。根据贝克曼的说法，16世纪有众多反映自然史的私人收藏品。伊莱亚斯·阿什莫尔赠送给牛津大学的著名藏品，就是他于1659年购得的特拉德斯坎特的私人收藏品。

30

28

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