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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设计的第三阶段发生了一个变化。在实际的设计完成之后，人们的想像力并不是落在机器成品上，而是渗透在开发的每个环节上。头脑借助于机器体系而直接思考，尊重对机器本身所提出的一切要求，而且人们不再满足于数量上近似这种粗放的形式，而是寻求一种更积极的审美享受。这里请不要与下面这种信条混淆起来，也即认为任何在机器运行上的精巧设计必然也能在审美上引起人们的兴趣。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非常清晰。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眼睛更习惯于感受自然界的美，对某些动物和鸟类我们更是情有独钟。比如，如果一架飞机设计成海鸥的形象，我们就很容易把这种美感和飞机的机械性能联系起来。因为海鸥飞翔和俯冲的优雅姿态反过来赋予了它身体结构的一种美感。相反，由于对马利筋属植物的种子(milk weed seed)没有什么审美联系，我们对旋翼飞机就没有同样的美感。一个有使用价值的物体是否真正具有美感总是和它的机械性能的高低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这方面也总涉及一些理性的认知和评价，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它们可能有着同样的来源，但绝非一一对应。

在设计机器或设计机器生产的产品时，人们可能出于节省的考虑，在还没有达到美学上的完善之前就停止了。也许在这个时候每个机械方面的因素都被充分考虑了，但由于没有认识到人性方面的需求，还是造成了一种不完善的感觉。美学就暗含了这样一种思想：在众多具有同等效果的机器解决方案中我们能够在美学上做出选择。除非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具备这种意识，而且关注抛光、细腻、整洁程度的细小方面，否则最后设计出来的产品很可能是不成功的。形式由功能决定，形式突出功能，形式使功能具体化、明确化，使功能看起来更加真实。权宜、凑合的做法产生出来的就是一些不完善的样式，比如那种样子荒诞古怪、累赘且使用不便的老式电话机。还有老式飞机：到处都是撑架，到处都是金属线，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掩盖对设计不成熟的焦虑。还有老式汽车，核心部件以外的部分好像是一块又一块地加上去的，丝毫不考虑整体效果。还有巨大的钢制结构，一方面是由于建造材料的廉价，另一方面是为了减少精细计算的成本和建造的人力成本。创造一台完善的机器就像创造一个美学上的完美作品一样；在开发的每个阶段都要实现这二者的融合，必然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谁又能够估计古生代技术时期那种混乱而浪费的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毁掉了美好的设计？而新生代技术时代的有序和美感最终又是如何提高了——诸如鹿特丹的 Van Nelle工厂的——设计水平？审美的兴趣不可能突然从外部引入，它们必须无时无刻都在运作着，看得见摸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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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机器体系来表达意味着承认以下较新的审美概念：精密、审慎考量、没有瑕疵、简洁、经济等。机器时代人们用上述这些概念来衡量某个属性的高下，而不是手工艺品让人喜爱的那些特性。此时的成功意味着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剔除，而不是像手工生产那样，工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产品上加上一些额外的装饰。优美的数学方程式，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物理关系，材料的本来属性，整体的和谐统一，这些才是机器设计要考虑的因素。而且这些抽象的属性也同样在为机器生产而设计的最终产品中得到了体现。在手工艺品中，体现的是工匠。而在机器设计中，得到体现的不是工人而是工作。在手工艺品中，工匠、乃至他的工具都不可避免地留下印记。而在机器生产中，非个人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工人在操作中留下了明显属于自己的印记的话，那一定是瑕疵和毛病。所以机器生产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原型的设计。正是在这个环节人们不断地进行实验，发现并纠正错误，而且此处集中了整个过程的创造性。一旦原型样品已经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剩下的就是例行公事了。对于在流水线上为大规模市场生产的产品来说，除了在设计室和实验室外，没有任何其他环节能做出选择或体现个人成就。因此，除了那些可以自动生产的产品外，改善机器生产的努力应当放在扩大设计室和实验室，缩小生产规模，使设计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保持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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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谁发现了这些机器设计的新的原则呢？许多工程师和工人应该都已经默默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确，在机器生产的最初年代就可以看到这种苗头。但只有在经过几个世纪在黑暗中苦苦地探索之后，这些机器生产的原则才达到了某种比较完善的状态，这表现在19世纪末期一些伟大工程师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的罗布林家族和法国的埃菲尔。其后机械生产的原则才被德国的理论家里德勒（Riedler）和迈尔（Meyer）加以系统阐释。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新机械审美观的普及最终导致后印象主义画派的出现。他们的贡献主要在于摆脱了纯联想艺术的价值观，而且不再偏执地把自然界的物体作为画家兴趣的主宰。这种倾向一方面使主观主义思想更趋完善，另一方面它也倾向于把机器体系既看成一种形式，也看成一种象征。例如，马塞尔·迪尚（Marcel Duchamp）作为本次运动的领导者，为了实践这种理念，搜集了大量机器制造的廉价制成品，呼吁人们关注它们在审美上的完善和充分。很多情况下，最好的机器设计是在人们有意识地去发掘这方面的审美之前就已经完成了。随着商业化设计的到来，那种追求在已经是艺术品的产品上再添加一点“艺术成分”的做法，往往会毁了这种设计。在这种大环境下，勤勉而拙劣地修补过的便携式相机，浴缸的配件，蒸汽散热器等等都成了今天司空见惯的东西。

把机器体系看成一种新的审美形式来欣赏，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建立了一条核心的审美原则：经济原则。在艺术发展以往的各个时期，这个原则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但在机械形式下，这个原则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正因为有了它，越来越精密的计算和测量才成为可能。无论是一辆汽车、一件瓷器还是一间房子，其中的每一个模具、每一个表面的细小变化、每一个部件，如果不能为整体效果起到有益的作用，那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加以去除。随着这种原则的运作，我们在机器时代的一些习惯和无意识的冲动也在逐步形成。即使在某些审美并非其优先考虑的条件的产业部门，我们的高品位也往往是很明确的。艺术家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就很善于发掘出各种各样由于司空见惯而不为人们所关注的物品，轻易就能发现它们没有任何伪装或失误，体现出了惊人的机械加工水平。我们拿烟斗来举例吧。现在已经没有人把烟斗做成人头的样子，而且除了大学生也没人会在上面做出什么徽标符号。它丝毫没有炫耀的样子，完全只是一种缓缓地燃烧烟叶，再把一股股青烟送进人嘴里的装置。我们再看看随便哪家小饭店的玻璃水杯。它上面没有任何铸造或雕刻的花纹，最多也就是在杯子上部靠近杯口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突起，为了在杯子叠起来的时候防止它们粘在一起。它干干净净、非常方便实用，还是一个高压绝缘体。我们也可以看看今天的手表及其外壳，再把它和16、17世纪手工制作的手表的那种精巧、品位和所产生的审美联想相比较。在我们普普通通的生活物品中，机器体系的原则已经被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即便是最怀旧的汽车制造商也不可能把车身油漆成华托（Watteau）式的风格。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把自己居室里的家具和装修搞成这种怪里怪气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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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删除枝节、只剩下核心功能的做法已遍及机械生产的每个部门，也影响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代表着机器体系和人类的需求和渴望相融合的第一步，也是新生代技术时代的标志。在即将到来的生物技术时代这个趋势将更加明显。正如从古生代技术时代向新生代技术时代的转变阶段一样，机器体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就在于把生产浪费和牟取暴利与时尚和品位混为一谈。建立在功能和效率之上的真正的技术标准如果想得到理性的发展，则必须全面贬低作为目前生产体系基础的中产阶级文明的模式。

资本主义和战争一样，在技术发展的历史上起到了推进的作用。现在，它和战争一起，成为技术进一步发展的的主要阻碍。原因很明显，机器体系的作用就是使稀罕的物品不再高高在上。机器所生产的不是独一无二的非凡物品，而是千百万个和最初设计的样品一样好的商品。机器体系也使年代不那么值钱了。年代久远本身就是稀罕的一种标志，但机器体系强调的是合适性和适应性，它所引以为豪的是崭新的产品，而不是古董。它不是在锈迹斑斑、厚厚的尘土、浓密的蛛网和残破的零部件中寻找所谓的真品，技术所看重的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一些东西：巧妙、平滑、光泽和洁净。机器体系降低了古老品位的价值，因为中产阶级的品位就是金钱、名望的别名。机器体系建立了不同以往、属于自己的标准，那就是功能和适应性。从单纯的美学角度看，最新、最便宜、最普通的物品可能比最稀罕、最昂贵、最古老的物品要好得多。上面所讲的一切就是为了说明，现代技术，由于其基本属性，使得审美大大的纯净化了。也就是说，现代技术除去了与物品相关联的一切禁锢，所有与审美没有任何关系的、纯粹出于矫揉造作和唯利是图的价值观也都被抛弃了。技术让人们把注意力投向物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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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观念在社会地位中的下降，机器体系的广泛使用及其价值的逐步体现，是一个和上面谈到的删除枝节、只剩下核心功能的过程同样重要的。过去十年里最令人高兴的迹象就是用廉价和普通的材料来制造珠宝，而首开先河的就是拉里克。因为它在美学上确立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装饰品，甚至是人体装饰品是否得体与价钱或稀罕程度无关，有关的是其颜色、形状、线条、质地、做工和象征意义。夏奈尔女装以及后来的模仿者也是战后出现的。它们同样表明我们认识到了新经济形态中最根本的价值所在。过去原始部落的土人很高兴地用他们猎获的毛皮和象牙和白人交换彩色的玻璃珠子。然后灵巧的土著艺术家会把它们加工成工艺品，让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出来，他们创造的艺术绝对对得起他们付出的交换物品。这让白人的自负显得有些愚蠢。夏奈尔女装等现代艺术品的出现至少是暂时地让我们和这些土著文明平起平坐了。由于女装特别能够弥补大都市的缺憾，所以从女装中人们能够特别感受到的是大都市所缺乏的，而不是已经存在的东西。真正的美学取得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但是这些珠宝和女装指明了机械生产的目标，那就是，除了金钱、社会等级和势利思想、以及刻意模仿历史的那种矫揉造作外，每个物体都应该按照它的重要性、机械功能和社会功能来判断其价值。

完善的机械审美观和凡勃伦所谈到的“金钱名望上的要求”之间的争斗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我们现代的技术就其内部组织而言是一种集体经济，其产品也是集体产品。无论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机器体系本身都是共产主义的。所以从18世纪末期以来这种底层的矛盾和冲突就一直存在。在技术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劳动都代表了无数工人的集体贡献，而他们使用的也是一个庞大的、有无限潜力的技术遗产：最有天分的发明家、最杰出的科学家、最熟练的设计师，他们都为最后的产品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产品本身也带有这种社会化的烙印，它要不就达到了目的，要不就没有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一个穷人使用的某一功率的灯泡和富人使用的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也不能体现他们在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差异。当然，在电器时代来临之前，穷苦农民使用的散发恶臭的、用灯心草和牛脂制作的灯，和富裕阶层使用的蜡烛，或者鲸油灯是存在巨大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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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机器时代人们的贫富差别还能够表现出来的话，那也是停留在规模上，而生产过程是没有质的差别的。适用于刚才谈到的电灯的也适用于汽车，也适用于任何一种装备或设施。美国广告公司和某些“所谓的设计师”疯狂鼓吹机械生产的产品时，其实是过分夸大了产品所体现的社会等级和贫富差异的作用，与机械生产本身是背道而驰的。在唯利是图的社会，人们在赌桌上用的是筹码，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或美学财富。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竭力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机器体系已经潜在地造就了一种集体主义经济。这里拥有物品的多少已经没有什么区分的意义了，因为机器体系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数量生产出我们必需的生活用品。这些物品就像雨点一样，正义的人能用，非正义的人也能用；智慧的人能用，愚蠢的人也能用。

最后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可能在享受机器体系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拒绝它在道德上的要求和它的美学形式。否则，我们的社会就会分崩离析，建立了机器体系的秩序的整套思想就会和琐碎而低下的个人冲动永无停息地争斗下去。这些冲动企图偷偷摸摸地满足我们心理上的怪癖。如果不能够全面而理性地接受机器体系，我们就会丧失它所带来的众多实际好处，而且取得的美学效果也会是很不完善、很不彻底的。如果说现代技术对社会差别还有某种影响的话，那就是它倾向于消除社会差别。当然，现代技术最直接的目标是高效生产。生产手段都已经标准化了，强调的是普遍和典型。简而言之，就是要有显著的经济性。其最终的目标是闲暇：把人类的其他天赋和能力解放出来。

这种技术社会化的过程在审美方面的有力影响被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实用考虑所掩盖了，经济利益和实用考虑不但硬挤进了我们的技术之中，而且还把自己强加在社会化过程的合情合理的目标上了。但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干扰，我们还是认识到了这些新价值观、新形式、新的表现手法。这是全新的环境：人类在通过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分析和抽象之后，对自然进行了延伸。这种新环境是实实在在、清清楚楚的：钢铁大桥、混凝土马路、涡轮机、交流发电机、玻璃幕墙等等。在这样的景象背后是一排排无穷无尽的机器，它们纺织着棉花、运输着煤炭、包装着食品、印刷着书籍。这些机器有钢制的手指和纤细的胳膊，有完美的反射作用，有些甚至拥有电子眼。与它们比肩而立的是新型实用设施：烤箱、变压器、染缸。化学反应和机械过程的综合，创造出具有新特性的化合物和材料。在这个环境中一切有效行动都代表集体头脑在拓展秩序、加强控制和完善规定方面的努力。最后，创造出来的完美形式不仅能够满足实际需求，更重要的是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了。这些形式给人们的内心带来宁静和平和，带来内心冲动和外界环境的平衡，这正是艺术的一种标志。即便机器本身算不上艺术品，它们也成为我们的艺术的基础（就像大自然是艺术的基础一样)，也就是说，它们激发了我们的有序的认知和情感。机器体系拓展了我们创作的基础，拓展了让我们的冲动服从秩序的基础。无论是经济的、客观的还是集体的原则，这些原则最终整合成了一个贴近自然的新概念。我们已经能够感到，机器体系不仅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而且作为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模式而与我们融为一体。这些原则、概念就是这个过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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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的简化

作为一种实用的工具，机器体系使环境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了。人们可以试着比较一下18世纪房屋的简单结构和今天住宅里密如蛛网的管线，水管、煤气管道、电线、下水道、天线、通风管道，还有制冷和暖气系统。也可以比较一下老式的、简简单单的石子铺成的马路，和今天的柏油马路下各种涵洞、电缆、水管和地铁。机器体系已经使现代生活大大复杂化了，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但是，正因为我们生活中有如此之多的物体存在，也正因为有那么多的东西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应对这么多物体时的疲劳，在履行它们强加于我们生活的功能时应避免不必要的刺激。也正因为机器世界内部极为复杂，所以简化它的外部环境就成为一个先决条件。为了减少不断袭来的刺激，环境本身就必须尽可能地中性平和。这一点同样是与手工艺术的原则背道而驰的。手工艺术就是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让人们有东西在头脑中回味，让人们对它特别关注。所以，即使力求经济和尊重功能的原则并非根植于现代技术之中，我们对于机器的心理反应仍需要这些原则的存在。只有在美学上遵守这些原则才能使汹涌而来的刺激降低到可以有效吸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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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标准化、没有重复结构、没有习惯成自然所带来的中和效果，机械化的环境将会由于它的高节奏和持续不断的冲击而变得极为可怕：例如，在一些尚未充分简化的行业中，机械化环境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容忍的限度。因此，机器体系在美学表现上的效果有些类似于社会交往中的既定规范，能够减少交往和适应过程的压力。它能够使个人或群体在交往初期不用为最终的适应而彼此试探和理解。简化在美学领域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在变化是常轨而标准是例外的情况下，人们只有在更大的刺激下才能感受到某种快感。而简化则使这种情况得到了某些改变，它让我们能对较小的差别就感受到心理上的快感。A·N·怀特海德先生指出，我们在文学上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喜欢向前推进一千年和向后回溯一千年的思维方式；而想真正体会过去和未来的真谛其实只需要想像一秒钟之前或以后就可以了。对美学方面的认知我们也可以发表类似的评论：那些抱怨机器体系所带来的标准化的人们习惯于考虑模式和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比如完全不同的文化之间或者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其实，对待机器体系和机械化环境的比较理性的态度是，关注更小的差别，并敏感地对这些差别做出反应。

举个例子说吧。两扇窗户的差别可以是在采光方面微微地有些不同，也可以是一扇窗户是钢制结构的，而另外一扇却安装在一堵残破的山墙上。我们目前的文化需要的是对前者就有敏锐的审美感觉，而不是仅对后者才感觉到差别。手工艺匠人对形式的把握是非常细微的。但这种把握往往由于势利的品位和文艺复兴时期宫廷生活中流行的某种文学标准而被混淆。正因为我们环境中的各个部分都变得越来越标准化了，我们的感觉就应当更加敏锐、更加精细。一根头发、一颗微尘，水面上的微波，都应引起我们情感上很大的波动。就像安徒生笔下那个觉得一颗小小的豆子都咯得慌的公主。同样，快乐也应当来自这种精细的适应能力，而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对此还无动于衷。标准化节约了我们的注意力，故而工作时还能稍有分心；因此在我们刻意寻求美感的满足的地方，标准化也能提供一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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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机器体系的时候，我们为自己设立了一套不那么人性化的完美标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成功的机器形式的标准就是，它看起来好像从未经过人类之手。在这种努力中、在这种骄傲中、在这种成就中，人的干涉可能是表现得最巧妙的。但是要达到最终的完美，还是要回到人身上来。即使是最好的复制品也会缺乏原作的某些东西，机器制作的最好的瓷器也达不到中国工匠所创造的完美程度。机器打印出来的最好的字也比不上手工慢慢书写的、黑白协调融为一体的字。更多的情况是，为了生产的方便，人们在机器生产中并不追求最佳的产品。如果用同样高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机械产品在和手工制品的竞争中只不过仅仅能保住自己的领地。机械制造始终必须把手工产品的最高水平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但是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多亏有了机器，高超技巧和精湛工艺才成为众多生产部门中司空见惯的事情。这种精益求精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外科手术中，在牙医诊所里，在建设房屋、桥梁和高压输电线的时候。这些技术成果对于设计者、建设者和操作者的直接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是不过分的。无论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教育体系使用什么样的标签、如何强调仿古、如何咬文嚼字、在情感和智力上玩什么把戏，我们都不能忽略不断发挥着教育作用的机器体系本身。如果说在古生代技术时代人们强调的是机器的蛮力的话，在新生代技术时代，如果我们明智地使用技术的话，它将帮助我们找回器官的精细和敏感。

1. 客观的个性

考虑到这些新的器械、新的环境、新的感知、感觉和标准、新的生活常规，还有这些新的审美体验，那么现代技术造就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勒普雷（LePlay）曾经问他的听众，矿井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有人回答是煤炭，有人说是铁矿，也有人说是黄金。他的回答是，这些都不正确，矿井里最重要的是矿工。其实，这也适用于其他任何职业。今天，每种类型的工作都受到了机器体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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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讲述限制和抵制的时候我已经讨论过影响现代机械化进程的几类人了：僧侣、士兵、矿工和银行家。但若想更充分地体验机器体系，不必完全重复原来的模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士兵和银行家在当今世界所占据的地位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在借助于机器体系来表达自己的时候，他们的能力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个性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过去一代先锋的一些大胆创新，现在已成为芸芸大众的固定常规了，而且他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丝毫没有感染到先辈创新时的激情。很多现代人也缺乏对机器的特别喜好。很难分析为何这种影响曾一度如此流行，起作用的因素绝对不止一种，也不能把某一种反应单独归因于机器体系。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氛围当中。这种氛围塑造了我们，每天呼吸它的气息，每天适应着这种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不可能对这种氛围造成的影响做出评价。更不可能估计机器体系的发展趋势，以及这种发展所造成的其他规范的改变。有可能部分纠正我们观点的唯一方法是去考察一个更原始的环境，就像斯图尔特·蔡斯所做的那样。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了解机器体系怎样影响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我们衡量价值的尺度。

对比技术不成熟的1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个性和今天最具代表性的个性，它们之间的差异人们可以说前者是主观的，而后者则更受客观条件的影响。就总体而言，这的确代表了大的趋势。在两种情况下，人的个性都有一个外在的参照标准。中世纪的人们通过是否符合一套复杂的信仰体系来判断事实。而现代人最终采取的评判标准则是一整套事实，所有正常构建的体系都可以采用同样的事实作标准，都可以达到同样满意的程度。而对于那些不接受这种共同基础的人来说，既无法和他们展开理性的讨论，也无法建立理性的合作。而且，对于有现代思想的人们来说，那些不能够用事实来证明的事物比现实是要低一个层次的，无论其假定有多么宏大，心中的信仰有多么坚定，研究的兴趣是多么狂热。天使和无线电波对普通人们来说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只有极其少数的人声称见到过天使，而任何一个有基本能力的人用很普通的装置就能够接受和检测到发射站和接收站之间的无线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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