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社会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因为不同的作物有最适合自已的耕作单位。大草原适合采用大规模机械化的方式种植小麦，但并不适合其他农作物。这种生产体系的合理化也并不意味着小型家庭农业生产模式的消亡。由于家庭式的农业生产具有它独特的技能、积极性和智慧，这使得它在老式的过度专门化的工厂式农业面前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是否在某一块土地上永久性地种植单一的作物，通过实验确定某个地区或者某一片土地适合种植哪些种类的作物，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能用一拍脑门、放任自流、或者盲目的个人积极性来决定的。相反，这些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应当有客观的答案。在一些长期开垦的地区，比如法国的一些生产葡萄酒的地方，对土地使用的调查结果可能只会肯定长久以来的做法。但是，只要有不同的选择，就不能任由个人的利益来做出决定。合理化农业生产的第一步就是土地的公共所有制。直到19世纪，在欧洲的某些地方这样的所有制形式由于传统的影响还存在着。在这些地方回复土地公有制形式不会对农村生活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干扰。

所以，私人对土地的占有和利用制度只能够看成一种适合资本主义的过渡形态。这种过渡形态介于建立在小型社区共同需求的基础之上的传统地区性农业和有计划的世界性农业之间。未来的世界性农业建立在全球资源合作的基础之上，可以看成各地区农业均衡发展的联盟。事实表明，除了在农产品极度匮乏的时期，农民往往会因为农产品过剩而陷入贫困或破产的境地。这就说明必须建立一个稳固的农业生产基础。这个基础不会受到农场主个人判断、自然界的水旱变化以及世界农产品市场由于投机因素导致的涨涨跌跌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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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时期内，农产品的价格和提供的数量成反比。在这里农产品的货币价值消失，趋向于零；而它对生命的价值和在能源意义上的价值则不断上升。所以，这里我们需要理性规划，需要稳定生产，需要全新的体系来确定价格和销售。我现在就来讨论刚才说的这个观点。这里我们只需要看到，随着各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农业生产将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地区市场上。由于不再需要运送到距离遥远的农产品交易中心，所以突然过剩和突然短缺也将不再存在。为了使农业生产更加合理化，大部分比较脆弱的农作物将按照较小的单位面积种植。如果条件许可，可以像荷兰那样，把作物栽培在玻璃暖房里，而且靠近消费地点。

所以，增加能量的转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多开煤矿或多建电站的问题。它涉及合理调配自然资源，重新规划农业，最大限度地利用一些地区充沛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把这些能源社会化是有目的、高效利用能源的先决条件之一。

1. 使生产过程更加经济！

19世纪增加生产的商品数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采用机械动力；使用快速运转、几乎不知疲倦的机器来替代手工劳动；组织快速的交通运输体系；把分散的工作集中到工厂进行等等。工厂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在任何生产部门只要有可能，就完全用动力替代人力，用机械技能替代人工技能，用机器人替代工人。只要这种去除人类情感和智慧的做法不会对产品的质量造成不利影响，那么这种目标还是合情合理的。

生产过程中机器合理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人性化因素合理化的速度。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在机器合理化的同时，人性化因素其实是被非合理化了。当生产分工达到一定程度，工作已经不能给个人带来单独的满足感时，所有生产激励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团队精神、个人的升迁和发展、对整个生产过程的体验和欣赏等人性化因素都在生产开始的一刹那就被降低或干脆消除了。对生产剩下的兴趣只能是金钱。但是，和那些已经走在产业发展的潮头、贪婪和野心勃勃的精英们不一样，绝大多数人们显然对金钱的刺激反应冷淡。统治阶层此时就只好挥舞饥饿的大棒，而不是挥舞胡萝卜（充足的愉快享受），把人们赶回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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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造并使用了集体性的生产工具，但是却不能让工人享受到集体意志和集体兴趣带来的好处。工人们对操作机器时付出的劳动极为吝啬，决不会在工作的时候全力以赴，只要一有机会躲开监工或工头的眼睛，他们就会偷懒耍滑，希望用最少的付出来获得尽可能多的报酬。为了应对工人这种消极怠工的情况，厂方想出的办法就是减少工人的自主性和责任，尽管这种自主性和责任是该工作岗位通常需要也应当赋予的。通过牺牲做工质量，坚持提高生产速度来生产大量廉价产品。这种企业管理的眼中只有最大化的经济回报。当然，在每个行业中都有例外，但它们不会对主流造成影响。

这些大产业家们体会不到，工人们对厂方的忠诚、工作的兴趣和强烈的工作动力能够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反，这些积极的因素只要一冒头，就会被各种恫吓扼杀在萌芽状态。停工、对罢工的无情镇压、强硬地压低工人工资、在生产不景气的时候无情地解雇工人，这些无知的工厂主们其实是在不遗余力地降低工人的劳动效率，给生产制造障碍。这些做法大大加重了员工辞职另谋他路的现象，从而也降低了工厂内部的运作效率。底特律的福特公司也仅仅是幅度不大地调高了工人的工资，就大大减少了这方面的损失。根据波拉科夫(Polakov)的数据，过去十年美国每年因为罢工和停工所造成的损失平均高达5400万工作日。面对效率如此低下的生产体系我们又能够说些什么呢？由于没有建立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模式作为机械产业本身的补充，造成的损失和低效是难以估量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如位于法国布尔讷维尔（Bourneville）的卡德伯里（Cadbury）可可公司，位于吉斯（Guise）的戈丁（Godin）钢铁公司，这两家公司都变通地运用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理念。还有马萨诸塞州的弗雷明汉（Framingham）造纸公司也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如果在运用机器的时候，也能够理性地处理人际关系，那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将会有多大的提高。很明显，无论如何，机器所创造的高效率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关系里的摩擦、生产浪费和不必要的人为损耗给抵消掉了。负责生产的工程师们就能够证明这一点。

第八章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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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工厂里的人们开始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应对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发起这场运动的正是高速工具钢的发明者之一泰勒(Taylor)。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高速工具钢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新生代技术条件下的进步。泰勒不是把机器作为一个孤立的单元来研究，而是把工人作为一个要素也纳入了生产过程之中。通过细致研究工厂的运行情况，泰勒做到了在不加重工人负担的前提下提高每人的劳动生产率。后来随着流水线生产和不断提高的自动化水平，泰勒和后来的仿效者对生产时间和运行状况的研究就显得有些过时了。他们贡献的重要性在于，促使人们把生产过程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关注，工人则是这个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的不足在于依然沿用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所以只能仅仅依靠经济刺激的手段，比如计件生产和奖金等，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其后，真正走向产业合理化的一步是利用拓展工人的兴趣、增加社会激励机制来提高生产。一方面，这意味着减少价值不高和违背人性原则的一些工作。这也意味着不再生产没有真正社会价值的产品，因为对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最残忍的事情就是强迫他生产没有人性价值的东西。与此相比，清理麻絮也要有益得多。此外，在生产过程中鼓励发明创造、依靠群体的力量、对劳动亲切的社会认可、让工作变成接受教育的过程、让工厂生产的社会行为转化成有效的政治行动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旨在建立人性化管理和高效生产的产业模式，为非资本主义企业模式的到来指明了方向。泰勒等人在技术层面的做法虽然对产业来说是革命性的萌芽，但在除了俄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但要想创造最有效的经济形式，最需要变革的恰恰就是工人和企业之间在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关系。埃尔顿·梅奥(EltonMayo）教授在西屋电气公司的一家工厂里做的实验就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关注工人的工作条件和提供定时的休息时间，工人的劳动效率得到稳步提升。在实验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取消了休息时间，工人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条件。但这时产量依旧比改革以前有所增加。那么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呢？据一个观察者分析，工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明显要快乐、幸福、自由一些的工作环境中工作的人劳动效率更高”。这比泰勒当年对机械动作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它指明了在社会化产业中提高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人本身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资本主义即使是在最开明的时候在这一点上也是望尘莫及的。（现在小规模的企业依然能够和大企业竞争，除了它较低的日常管理费用外，人性化的因素是不是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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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生产能够在不增加一匹马力、一台机器、一个工人的情况下，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那么它用到了什么手段呢？一方面在工厂内部理顺机器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另外，更好地组织原材料、运输、存储和使用等环节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通过掌握合适的时机，制定经济的生产顺序，创造一种有序的生产模式，技术人员也为提高整体生产水平作出了贡献。用机器替代人力，于是降低了生产中的变数并使生产过程融为一体。以上都是组织和管理作出的贡献。其他方面的贡献则来自标准化和流水线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一整套不同的部件，由于并没有本质的差别，能够归为有限的几个种类。一旦这些种类确定了，就能够设计合适的机器来加工和生产这些部件，而整个过程也越来越趋向于自动化生产。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标准化过程进行得太早、不成熟的危险。比如在汽车生产中，由于组装工艺已经完全定型了，所以在做改进的时候往往就必须完全推倒重来。福特公司在生产T型车的时候就犯过这类错误，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在所有生产中，只要产品的典型化特征十分明显，这种标准化和流水线的生产方法就能够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

这里我们可以回头看看巴比奇原来给出的例子。在没有任何技巧和组织的情况下，搬动一块石头需要753磅的力量；而充分调动环境中一切有利因素后，只需要22磅的力量就可以移动这块石头。在早期粗放的条件下，人们对产业中大量使用机器和能源是感到骄傲的。当产业发展到高级阶段时，人们看重的是理性的组织、社会化的管理、对人的生理和心理过程的理解。首先，现代产业在行政关系上的改变需要外力的作用。在不合理地制造了那么大的摩擦力后依然能够克服，也的确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其次，没有任何一种工作能够做到完全符合理性的标准而不受任何批评。现在的目标不再是看它是否符合经典的私人企业、私人赢利和对个人物质刺激的重视产量的模式。现在的目标是为企业的社会目的而组织高效生产，为了做到这一点，即使要修改甚至剔除上述私人企业的所谓经典也在所不惜。简而言之，为了使生产过程经济化，机器和实用设施既不能是我们的出发点，也不能是我们的最终归宿。如果单单依靠工厂和产业，也不可能取得真正高效的生产。生产过程必须把工人、产业活动和产品融为一体，就像工厂需要从原料来源直到最终的销售渠道都协调起来一样。我们现在的生产体系可以说还没有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开始利用组织和社会管理所提供的巨大潜能。最多也就是零零碎碎地在个别地方做了些这方面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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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对于人的潜能的利用还是刚刚开始的话，那么各产业在地理上的布局情况也是如此。到目前为止产业布局仍然依靠偶然的选择和机遇，但实际上应当按照世界资源和世界人口的重新布局来规划，其中人口应当迁移到适合人类生活的地方。通过经济的区域化，一系列新的经济中心就开始呈现出来。

原来偶然选择的生产地点以及当初发现的原料资源场址不应该成为产业继续发展的指导性因素。因为又发现了新的原料产地，而且市场布局的模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新生代技术时代能源的分布使得经济区域化成为可能。过去在产煤地区和港口城市集中了大量的人口，这导致了劳动力资源的无序分布，也加大了煤炭运输成本。我们都熟悉把煤炭运送到纽卡斯尔的过程，所以消除不必要的运输费用对经济大有裨益。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越长，中间商就越是能够从中渔利。在一个布局合理的有计划的经济中，这种周转过程中的寄生现象将减少到最低程度。科学、技术、组织和技能方面的优势曾经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对19世纪的英格兰来说尤其如此。但随着现代社会传播手段的普及，这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因为思想的传播绝对不会受到关税壁垒和运输费用的阻碍。现代世界由于能够非常方便地传播知识和技能，也就减少了运输货物的需求。圣路易斯市生产的鞋子和新英格兰生产的一样好，法国的纺织品和英国比起来一点也不逊色。在均衡发展的经济中，普通物品的本地化生产将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地区之间的交易将主要是从产品有富余的地方流向较为稀缺的地方，或者是某个地区所特有的材料和特别的技能，比如说一些有色金属如钨、锰、精细陶瓷、光学透镜等。这些有的是少数地区才有，有的是少数国家才开发了该项技术。但是，即使是这种特殊的地区优势也只是暂时的。美国和德国产的卡芒贝尔奶酪（camembert，以法国卡芒贝尔小镇命名——编者注）比起原汁原味的法国产品来说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威斯康星州产的瑞士奶酪则比瑞士本国产的还要好。随着现代经济区域化的发展，产业优势将扩展到全世界，但不是像19世纪那样通过运输，而是依靠生产的本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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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有意识地促进经济区域化发展的例子主要还是在爱尔兰、丹麦和诸如威斯康星等美国的一些州。这些地区原来农业都占据压倒性的地位，要想取得经济繁荣就必须理智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本地资源。但是经济区域化并不是要使什么产品都做到自给自足。即使是在人类最原始的时期，也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做到各方面都自给自足。其实，经济区域化的目的在于消除产业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危害。因为无论这种专业化生产能够带来多大的短期利益，它总的趋势还是使该地区的文化生活陷于贫乏。而且，由于经济过分单一，就像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最终还是会威胁到该地区经济的根本。每个地区都有能力做到动植物的生态平衡，基于同样的道理，它也能够做到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城市和乡村的平衡、城市中高楼林立的建筑和开阔的活动空间的平衡。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为某种单一资源而完全专业化了，或者每一寸土地都建有房屋和街道，那么，无论它的贸易在短时间内如何繁荣，其环境必然是有重大缺陷的。经济区域化就是要创造一种平衡的经济，也是为了提供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19世纪的人们所引以为荣的现代世界，其实在其活跃的商业和巨大的产能的背后是混乱、无知、效率低下和整个社会的无能。现在，技术知识和生产标准化的传播以及科学控制的普及大大减少了对运输的需求。在新经济体系中，过去那种过度地区域专业化的生产模式将成为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今天的英格兰已经不再是世界工厂，新英格兰地区也不再是美国的工厂。随着机械工业的发展变得更加理性化、与当地环境更加协调，每一个人类居住的地区也将拥有一个多姿多彩、全面发展的产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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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生产为人类提供一切可能的益处，我们的思考就不能局限于单个的工厂或单个的产业，也不能局限于当前管理层和技术专家所面临的任务。我们思考的问题需要所有领域专业人员的参与和贡献：包括地质学家、地区发展规划者、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和有经验的政治管理者。可能现在世界上也只有俄罗斯具备必要的社会结构和基本制度来实施这样的规划。但是，出于必须在现在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下重建秩序的需要，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比如说，荷兰的须德海（ZuyderZee）改造计划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追求工业和农业的全方位发展，建立起本书谈到的区域性经济单位。

过去的生产模式只是利用了生产过程中一些表层的、适合机械化、秩序化的东西。但是，一个更加宏伟的社会性经济体系将涉及产业综合体的方方面面。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机器元素已经较为完整地组织起来了，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却充斥着无知、事故、盲从的习俗。这种模式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取得的成效即使按照当时比较低下的机械生产潜力来计算也只实现了一小部分，因为生产和生活中的摩擦、矛盾和经常的意见相左无时无刻都在妨碍着这种潜力的实现。在过去要想取得真正的效率是不可能的，就像卡莱尔笔下著名的两难命题—让一群小偷联合行动，希望达到诚实的目标。在细节层面，我们当然要继承资本主义体系下很多好的做法和合理的安排。但是，由于理性社会和资本主义之间是如此的不和谐，各种矛盾是如此的深刻，我们想完全照搬资本主义社会恐怕是不大可能的。从人性的角度讲，资本主义已经辜负了人们的期望，应当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需要的社会体系应当更加安全、更加灵活，有更强的适应能力，而且比我们已经建立的狭隘、单一的经济社会更适合人类生活。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效益只是真正能取得的效益的一个影子；它那浪费严重的能力很难建立起真正的秩序；它那野马狂奔般的生产和紧急煞车般尖叫的经济停滞、巨大的浪费和混乱，与功能健全的社会相比相距实在太远。只有健全的社会才能充分发挥现代技术的作用，从而获得应有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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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消费正常化！

上面我们谈到了应当尽可能地使能量转换最大化，这是因为我们既需要满足当前的需求，也为将来的不时之需未雨绸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按照当今社会的模式使生产最大化。盲目扩大生产是资本主义运用现代技术时的典型弊端。正因为它没有建立起规范，也就不可能有衡量生产成绩的客观尺度，也就没有目标。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根据习惯和临时的欲望而建立的。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随着机械生产的不断扩大，人们的信条是需求也必须不断扩大。产业的目的不仅是扩大产品的生产数量和增加花色品种，而且也致力于增加人们对产品的需求。经济的本质从满足人们的需要变成满足人们的占有欲。人们总是希望机械生产能够从自然界攫取更多的物质财富。这种欲望一方面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但另一方面也部分地损害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给人们的益处。生活的需求变得模糊和间接了。要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体面地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就必须间接地通过盈利的销售渠道。在成为符号的价格面前，直接从自然界攫取生活资料满足自己的需求就显得非常没有档次了。打个比方。一个农民可以自己生产足够的水果、肉食和蔬菜以满足自己的饮食之需。另外一个农民则把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卖到市场上，换得的钱则用来购买食品包装厂和罐头厂生产的食品。尽管这些食品比新鲜食品要差很多，但后者还是在前者面前有一种优越感。这个比方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了？恰恰相反，这种说法已经算是客气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金钱已经成为体面消费的象征，无论是艺术、教育、婚姻还是宗教。

马克斯·韦伯（MaxWeber）指出，人类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过去普遍的节俭经济时代，而资本主义产业的新信条与那个时代的风俗和习惯相去甚远。传统产业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需求，而是为了满足某个特定阶层的需要。即使在今天，这个传统在某些仍然相信巫术、依赖草药的穷困阶层中还在延续着。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增加的工资往往没有用来提高工人自己的消费水平，有时用于享受一段假期，有时用作纵情狂欢的资本。这样的结果就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状况都没有任何提升。以金钱为手段使自己摆脱自己的阶级，然后继续大把地挥霍金钱以表明自己确实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比较近代的时期才开始出现的一个现象。当然，就上层社会来说，近代社会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这样挥霍显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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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需求的信条，就像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其他众多信条一样，最初都是出现在富裕阶层和宫廷贵族之中，然后才慢慢地渗透到社会其他阶层。当金币或纸币的抽象数目成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时，人们开始崇拜这种没有天然限制的商品。衡量获取时缺乏通常意义上的标准，这首先出现于成功的银行家和商人阶层，他们期望自己能在获得了某种成就，也即达到了本阶级的某个标准以后实现光荣的退休，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晚期。而在生活奢靡的宫廷贵族里，缺乏正常的消费标准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作为自己对权力、财富和特权渴望的外化，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贵族们在个人奢侈品上大肆挥霍，显示自己拥有的巨额财富。除非他们自己出生于商业阶层，否则他们自已是不会去挣钱的。于是他们就去讨、去借、去敲诈、去偷，甚至去抢。说实在的，这些机会他们是不会随便放过的。当机器的应用使产业的挣钱能力大增时，原有的上限就被突破了，整个社会的支出水平也随之提升。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随着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原有的社会制度遭到了广泛的破坏。此时由于缺乏共同的机构和目标，个人寻求报酬的手段只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攫取和消费。国家的财富也用于满足个人的欲望。机器生产在企业内部带来了集体劳动和集体合作，但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却遭到了大大的削弱。

尽管大规模机械生产天然具备一种人人平等的趋势，但不同的阶级之间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经济鸿沟。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学家轻而易举地就解释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他们把社会商品区分为三种：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只能拥有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是工人天生的命。中产阶级则除了拥有大大超过工人阶层的生活必需品外，还能够享受舒适品。富余阶层则在中产阶级之上还拥有奢侈品，这也是他们最幸运的地方。但这种解释是自相矛盾的。按照资本主义不断扩大需求的学说，整个人类最终都应当享受到帝王般的生活标准。为社会提供更大量、更多种类的商品绝对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但这种责任没有能够得到履行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自始至终拒绝从产业收入中拿出工人应得的那部分以制造有效需求。（在美国经历的最近一次金融扩张高潮的时候，资本主义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发放贷款以提高消费。人们可以分期付款采购。这样，既不用提高工资，也不用降低物价，当然也不会减少资本家在国民收入中获得的超额的那一份。17世纪的吝啬鬼恐怕在最聪明的时候也想不出这一损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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