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

这里我要重复一下，建立上文谈到的分配机制的基础已经存在了。每个大的社区中心都有学校、图书馆、医院、大学、博物馆、浴室、出租的房屋、体育馆等等，这些设施的开销都由社会全体承担。警察和消防队也是按照人们的需求，而不是按照支付能力提供服务。道路、桥梁、运河、公园、游戏场所，在阿姆斯特丹甚至连轮渡服务也都成为了全体社会的公用设施。即使是在一些不富裕的国家，也存在着基本的共产主义，无论多么的初级和微薄，总还是能够为失业人口和老龄人群提供救济。但这毕竟只是救助性质的，还不能为整个社会的生产理性化和消费标准化建立积极的有益机制。

基本的共产主义就意味着有义务在社会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劳动，以提供实现基本共产主义的基础，而不是用有计划的经济把生产的所有过程都囊括进来，并满足一切需求。经过工程师们的仔细计算发现，每个工人每周只需提供不到20小时的劳动就能够满足现存社会的所有需要。如果把整个生产过程都加以合理化，消除一切重复生产和寄生现象，可能每人每周工作用不了20小时就能够为社会提供比现在多得多的产品。现在的情况是，大约1500万产业工人为美国12000万人口提供了生活所需。合理化的生产，加上把消费控制到社会基本的水平，强制劳动的时间可能可以进一步缩短。在这样的条件下，因为技术发展而导致的失业可能是件好事。

基本共产主义可以应用于可以计算的社会经济需求中。它所涉及的产品和服务应当是可以标准化、称量和计算的，或者说是可以统计分析的。达到这个标准以后，人们对休闲的渴望要大于对物质的需求。当然，在这里时尚、个人的奇思异想、不理性的选择、发明创造、特殊的目的还是有其生存的空间的。虽然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过分刺激了这些因素，在任何经济体系中都会有这些东西的残留，也应当允许它们的存在。但是，在基本共产主义制度下这些特殊的需求将不再会使生产陷入混乱，使分配陷入瘫痪。对于基本的生活用品来说，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完全平等的。在消费正常化以后，这个基本的模式将进一步覆盖越来越广的社会需求。在这个基础上，在我看来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生产中的收益和不断用机器替换人类劳动的过程才能够让整个社会普遍受益。如果用别的什么方法来取代基本的共产主义的话，那就是对混乱的容忍。我们要不然就是定期地关闭工厂并将生活必需品销毁（居然美其名曰为了稳定物价），并且用帝国主义征服的方式强行敲开外国市场。要不然就是从机械生产退回到亚农业（即生产基本粮食的农业）和亚工业（即最基本的工业）状态，也就是全面低于18世纪的手工艺产业的水平。如果我们还想继续获得机器体系带来的好处的话，我们就不能再忽略机器体系的主要社会含义：即基本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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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共产主义的一个好处显然就是它能够对产业的生产活动起到一个减速的所用。但是，这种减速作用不是通过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破坏来完成的，也不是通过商业危机造成的巨大混乱来完成的，而是通过降低某些单个产业的速度，然后使整个社会生产进入有组织的、稳步进行的状态之中。J·A·霍布森在这个问题上又一次表现出了他非同寻常的智慧和洞察力：“在国家控制下的产业发展无疑要慢一些。因为这种控制会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类智慧和努力从某些产业转移到能够创造更高级财富的生产形式中来。但是，据此认定国家控制下的产业进步就会停滞不前是不正确的。这种进步会慢一些，而且会带有例行公事的特点：也即它会对生产和分配的机制做出缓慢但持续的调整，使其不断适应社会的逐渐变化的需求。”无论这样的观点在一个传统的产业家眼中是多么地离经叛道，从人性的角度看它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益处。

1. 让创造社会化！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作为一个种族在各个重要领域取得的贡献都是少数精英们完成的，无论是艺术、哲学、文学，还是技术、科学和宗教。用于传播这些成就的手段实在太不方便了：埃及人用象形文字，巴比伦人用焙烧过的木板书写，后来有了烘烤过的草纸。当时，掌握记录和表达思想的技能可能要耗去人类大半辈子的时间。那些需要依靠手工劳动生存的人就自动地被排除在发明创造的渠道之外了。当然他们最终还是能够间接地参加到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来。基督教的西拉书中耶稣也曾经自负而又现实地指出，制陶工人和铁匠的生活性质使他们不适合从事创造性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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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创造性活动由某个社会等级垄断的情况在中世纪被打破了，部分原因是基督教最初就是下层受压迫民众的宗教。在基督教中，每个人都应当得到拯救，而且修道院、教堂和大学都在不断从社会各个阶层招募新人和学生。影响巨大的圣本尼迪克特教团认为，手工劳动也是人生修行义务的一部分，这就打破了自古以来严重阻碍发明创造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只需要观察和思考，而不需要亲身参与和实验。在手工业行会也发生着类似的过程，但方向相反。在学徒即将满师时，要对他的技能进行评测。这时他就有机会仔细地查看来自不同城市手工艺人的作品和取得的成就。学徒不仅受到鼓励使自己的手艺从原来被动呆板的操作上升到具备很强的美学功底，而且在培育美感和道德提升的同时也参加到了整个社会的审美和宗教活动中来。确实，诸如但丁这样的作家也只有作为手工业行会的一员才能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

人文主义运动强调对文本的研究，尤其是那些已经死亡的语言的文本。这种做法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下各阶级之间的鸿沟。由于不能获得必要的培训，此时欧洲的工人已经被排除在更高的文化形式文本研究之外。就连始生代技术时代最高等级的工匠，也即艺术家也不能幸免。甚至连当时艺术家中最自傲的人达·芬奇也不得不在私人信件中针对一些粗通文化的人的观点为自己辩护；那些人认为他在绘画和科学上的兴趣比起文本研究来说还是要低一个层次。

由于对普通工人的基本生活漠不关心，这种文化主要作为权力阶层的一种工具，只是在次要和很弱的意义上才对全人类有益。在过去的整整三个世纪里，一些伟大的思想家在他们精力最旺盛的创造活动中，一直在为他们的主子们的邪恶而乖张的行为辩解。桑戴克在他《15世纪科学和医学史》一书中指出，在彼特拉克（Petrarch，意大利诗人）年轻时生活的城市里思想是自由的，但是，后来当城市被占领军奴役的时候，人的思想也随之堕落。在马基雅弗利（Macchiavelli)、霍布斯、莱布尼茨、黑格尔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事实。这种思想倾向在滥用马尔萨斯-达尔文生存斗争理论的过程中达到了最高潮。这些人用生存斗争理论为战争、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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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文化的人文主义沿着个人主义和等级制度的路线发展起来的时候，是明显倾向于统治阶层的，但科学的发展方向却截然相反。科学知识的迅速发展使它再也无法象以往的天文学知识那样，成为少数人掌握的秘密。不仅如此，由于科学在解剖学上系统地运用了艺术家和医生的知识，在化学上借鉴了矿工和冶金学家的经验，所以科学本身就是与社会的劳动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巴斯德在细菌学上创造性的工作不正是在研究葡萄酒商、啤酒商和养蚕人所遭遇的困境中完成的吗？即便是当科学距离大众还很遥远、很神秘的时候，它也绝不是势利的。科学在方法上是社会性的，在视野上是全球性的，本质上是客观的，而且正是由于科学不必立刻产生效果，才完成了一些最危险、但又最富有成果的伟大创举。现在科学正发展成为宏大而包罗万象的，如果说还有什么欠缺的话，那就是它还没有把观察者和实验者本身纳入到描述客观世界的最终方案中来。

非常不幸的是，劳动分工和工厂枯燥的常规劳动对人的心灵所造成的必然的压抑和单调感在科学、技术、一般性实践和机器体系以外的各种艺术之间制造了人为的鸿沟。工人们被扔进了残存在传统和记忆中的过去文化的垃圾堆里。他们死死抱住宗教中的迷信垃圾，而正是这些东西使他们在感情上还在维护剥削自己的势力。否则他们就完全丧失了真正的宗教能够给生活带来的强大的感情和道德上的动力。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艺术。中世纪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其实就相当于在教堂和公用大厅里做雕刻和彩绘工作的艺术家。最高的艺术形式对普通人来说也并非高高在上。除了矫揉造作的宫廷诗人以外，少数权贵和芸芸大众也不是各有各的艺术。虽然在所有的艺术中都有高低的形式，但绝不是以社会地位的高低和金钱的多少来区分的。

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通俗往往意味着“粗俗”，而“粗俗”并不是指广泛意义上的人性，而是某种低人一等、粗鲁和非人性化的东西。简而言之，社会的创造性行为没有被社会化，我们大规模社会化的东西是那些对思想起着束缚和愚化作用的赝品。米勒（Millet）、梵高、杜米埃（Daumier）、惠特曼、托尔斯泰等杰出的艺术大师都自然而然地把劳动阶层看成自己的同伴，但是为他们提供生活来源、给他们荣耀、并欣赏他们作品的却往往是资产阶级。尽管他们一直憎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并力图逃避这个阶级对自已的资助。但是，从1830年到1860年间，美国西部还有大块没有被占用的土地，纽约和新英格兰的经验表明，一个基本没有阶级差别的社会里，在下层劳动者的滋养下产生出了多少好的艺术。这些下层劳动者恰恰是等级文化所鄙夷的。例如《白鲸》（麦尔维尔著——译者注）是由一位普通水手创作的；《沃尔登湖》（梭罗著——译者注）的作者是一个制作铅笔的工人兼勘测队员；《草叶集》（惠特曼著——译者注）的作者曾经是印刷工人和木匠，这就一点也不显得奇怪了。只有当思想、经验和行动都能够无拘无束地在不同的领域自由穿行时，大脑的思考才能形成完整的轨迹。劳动分工和生产专门化、职业专业化和思想专门化只能作为暂时的权宜之计。一旦超过了限度，就像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指出的，需要把各种劳动整合起来，把劳动与生活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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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创造性的生活就其各种表现形式而言必然是社会的产物。社会所保持和传承的传统越好，就越能滋养它的成长。无论是传统还是产品都不可能只掌握在科学家、艺术家或哲学家手里，更不可能像资本主义体系下常见的那样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的手中。任何个人，甚至任何一代人对整个传承的贡献，与人类历史的积淀相比都是渺小的。所以，一些伟大的艺术家如歌德对个人的重要性表示了合理的谦卑。如果把创造看成是个人中心主义的享乐或私人财产，那么就把创造看得太渺小了。因为归根究底创造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活动，人类存在的重要理由，也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短短历程中最具备永恒性的活动。一切健康的经济活动的核心任务就是制造一种环境，使得创造成为一切活动的共同特征。不能以终生从事劳动或教育程度不够为理由，把任何社会群体排除在社会文化生活之外。相反，任何人都应当根据个人的能力状况参与进来。如果我们不能让创造社会化，不能使生产服务于教育，那么，一个机械化的生产体系无论其效率多高，都会沦为奴性的、拜占庭式的僵化形式，唯一的调剂只有饮食和廉价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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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动机器和业余爱好者的工作

一个理性经济社会的标志不是工作，也不是为生产而生产，或者为最终的利润而生产，而是为了生活而生产，工作是高质量生活的表现形式。相对那些把工作看成是外界强加的，把利润，或者对饥饿的恐惧看成是劳作的主要动力的社会来说，理性社会带来了以往所从未有过的选择和可能性。

从17世纪开始，机械化生产的趋势就是使生产过程标准化，以便让机器来完成。在电厂有自动加煤机，在先进的纺织厂、冲压厂和各种化工企业，工人几乎都不直接参加生产过程。可以说，工人像牧羊人一样看管着机器，让“这一群”机器运转良好，完成工作。他顶多为机器添加燃料、润滑油，当出现故障的时候把机器修好。而工作本身和工人的职责是相距遥远的，就像牧羊人和羊的腹腔内进行的消化过程一样遥远。

这种形式的照看机器往往需要机警、非重复性的操作和一定的智力水平。在讨论新生代技术时代的时候我曾经指出，产业发展到这个阶段工人又重新找回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和自主性。而这在机器还发展得不够完善的时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时工人不仅不是整个过程的监工和机械师，相反只是替代机器尚不能完成的工作的眼和手。但是在其他的生产过程中，比如说在生产汽车的流水线工厂，工人只是机械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参与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工作。这种工作就其本质而言必然是奴役性的，无论怎样解释、也无论在工人的心理上做多少合理化的工作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点。即使拿出社会需要这种产品的说法也不可能为它披上一件人性化的外衣。

工作是人的生命和接受教育的过程，那么它就必然涉及一个生命的质量问题。但我们对此从来习惯于不加考虑，以致在社会需求中都没有它的位置。但是很明显，在决定建设一座桥梁和涵洞的时候必然要考虑人性化的问题，其重要性超过了造价和可行性等问题。也即在建造的过程中有多少人要为之付出生命，或者让一些人终生都在地下隧道里监管交通是否是明智之举。但是，一旦我们的思想不再局限于工程问题，这种考虑就显得很重要了。同样，究竟是选择蚕丝还是人造丝就不能仅仅考虑生产成本，或者两种丝的质量差异。决策过程中还需考虑这二者为工人带来的劳动乐趣有何差异。产品给工人带来的快乐和工人为生产作出的贡献是同等重要的。人性化管理的社会可能会对汽车组装过程进行改造，以便为汽车工厂的工人创造一个更加有趣的劳动氛围，哪怕部分地牺牲生产速度和成本优势。同样，我们也应该投入资金为采用干燥法生产水泥的工厂提供除尘装置，或者干脆用一种对人健康危害更小的方法替代它。如果上述两种方法都行不通的话，就应当把这种产品的需求降低到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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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整体上看，工业，包括科研和机器设计等准备性阶段，当然也包括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政治组织，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潜在的教育工具。最初强调这一点的是卡尔·马克思，后来海伦·马洛特（Hel-enMarot）也有过类似的言论：“产业为人们提供一种创造性的体验，这个体验的过程和目的都是社会性的。生产的创造性的目的决不会因为完成了一个产品而终止。这种创造性目的的焦点不是产品或者某个人的技能本身，而是商业和技术的发展过程，是对世界的熟悉和理解过程。现代机器、劳动分工、银行体系、通信方法等使得真正的联合成为可能。但是，只有当这些过程允许大众参与，要求大众理解，允许生产企业的人员来加以评判的时候，它们才是真实而可能的；只有当生产的目的从剥削转向共同联合的创造的时候，它们才是真实而可能的；只有当产业的个性特点为社会的发展让步的时候，它们才是真实而可能的。”

一旦产业的目的不再是赢利、扩大生产和残酷的剥削，那么不可避免的垄断和种种限制就将处于从属地位，因为整个生产过程都将人性化。这就意味着生产过程中压抑人性的因素都将在产业内部的调整中加以解决，而不会在产业中累积起来，然后在其他地方以灾难性的、反社会的方式暴发出来。那些认为这样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体系是不可能存在的人忘记了，在过去数千年里，人类绝大多数时间一直遵循的就是这样一种体系。这种新的以需求为目的的经济将取代以攫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这就使旧经济体系下的企业和社区建立在一个更广泛、更智慧的基础之上。但在基础层面上，它将有序地吸取和利用与旧体制相同的动力。尽管苏俄的制度也是复杂多变的，内部也充满了矛盾，但到目前为止，还是苏俄为我们展现了主要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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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目前产业仍需要雇佣工人去从事机器般的枯燥工作，那么劳动时间必须做出调整。这里，我们必须确定正常人每周能够承受的单调乏味工作的小时数，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对人的精神和智力造成明显不利的影响。有一个事实表明，没有选择、没有变化的完全重复性的工作似乎非常适合智障人来做。这就为我们这些精神健康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但是确实存在一些工作，无论是机械的还是手工的，本身就是有趣的、对人有吸引力的，但前提是不能单纯为了生产效率对工人施行过分苛刻的管理。在使生产合理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中，工程师可以通过使用自动化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以获得更大的效益，但同时减少了工人的参与和劳动满意程度；工程师也可以通过降低一点生产水平，为工人提供更多的参与和满意的机会。人性化的设计必须权衡这两种选择。不惜一切代价降低生产成本在技术上是一种浅薄的做法。如果产品是社会需要的，而且如果能够把工人从生产过程中完全排除出去，这时候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自动化生产。但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就必须慎重地作出决定。因为无论生产有多大的提高都不能成为把人性化因素排除在外的借口，除非在这样做的同时对工人进行了补偿。金钱、商品和休假都不可能弥补生活中丧失工作的痛苦，尽管在我们现今的体系下，人们还是经常用金钱和物质来做这种补偿。

当我们开始人性化地使产业合理化的时候，也就是说，开始参照整个社会的情况，开始把工人的所有的生理机能考虑进来，而不是残酷的压榨式生产，追求与人无关的机械效率的提高。那么，这时候工人连同他的教育和生活工作环境就变得和他生产的产品一样重要了。当我们从保护工人健康的角度禁止制陶业使用廉价的铅釉时，我们就已经从反面认可了这个原则。但这个原则也可以运用到正面。我们不仅仅应当禁止对健康有害的工作，更应当鼓励对健康有益的工作。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原来被机械生产吸引到城市的人口，开始部分地回到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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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本身，无论是田园耕种还是研究星空，都是生活中永远能够给人以快乐的东西。威尔斯（H. G. Wells）在《时间机器》里描述的机器文明只能够给人类带来空洞而琐碎的休闲，大部分城市居民都被迫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尤其是饱受失业的折磨。这样的经济都不值得人们为之花力气排解矛盾。这样的空虚，这样的无聊，人类机能如此地退化，不可能在任何意义上代表一种有益的东西。理性地使用机器所带来的好处显然不是把人排除在劳动之外，它所承诺的是截然不同的效果消灭奴性的劳动和奴役制度，消灭摧残人的身体、禁锢人的头脑、窒息人的灵魂的劳动。其实机器剥削无非是从古代以来就存在的、剥削和奴役制度的另一种形式，后者在始生代技术时期发展起来的动力经济中第一次受到了大规模的挑战。

在机器体系组织完善以后，我们就可以找回工作的内在价值。这种价值被资本主义体系下唯利是图的思想和阶级仇恨所剥夺了。像奴隶一样被机械生产所排挤的工人，又作为生产的管理者回来了。如果这些管理工作还不能够满足他的工作潜力，那么通过他现在潜在掌握的权力和闲暇，他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地位—业余爱好者。在这里获得的自由将足以补偿机械生产中的各种缺憾—压力、制约、集体的整齐划一、个人的默默无闻等。

在基本的生产需求之外，在正常化、道德化的生活之外，在我已经阐释过的基本共产主义消费之外还存在着一些需求。在剥削的动机已经不存在了之后，个人和集体没有权利向社会索取这些需求，但社会反过来也没有必要剥夺和任意压制这些需求。这些需求可以通过个人的直接努力而得到满足。用手工织布、做一件有用的家具、实验性地造一架飞机、在还没有通过官方批准的的航线上飞行，等等。这些可以由正式的社会生产部门来做，也可以由个人、家庭和小组来完成。同样的，在农业生产上，大宗的主要粮食和农产品，如小麦、玉米、肉猪、肉牛等，可能是由大型合作组织生产。而绿色蔬菜和花卉则可以由个人种植。当然，在今天土地私有和绝大多数工业人口都住在拥挤的小区的情况下，这种方式是不可能存在的。

当我们的基本生产变得越来越整齐划一和规范的同时，辅助性的生产很有可能由个人来进行，变得越来越有探索性和个性色彩。在过去的手工艺时代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新生代技术条件下机器体系用电作动力以后才可能实现。因为完全用手工熟练高效地掌握一门技能是一个极为冗长而艰苦的过程。作为一种基本的谋生活动，手工劳动的缓慢节奏使人没有富余的时间从事其他活动。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通过压迫劳动阶层使得少数有闲阶层得以解脱——工人和业余爱好者分属不同的两个阶级。但是，如果有了电力，一个规模不大的小车间就可以拥有除专业化自动机床以外的所有基本设备和车床，而这些东西在一个世纪前只有大型工厂才可能拥有。这样，即使工人仍然在机器生产行业中工作，他也能通过越来越完善的自动化手段，重新享受到机器体系在很久以前从他那里夺走的快乐。这样的小型车间可以与学校联合，成为社区公共设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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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生产带来了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和个人默默无闻的特点；而业余爱好者的劳动就是对这些特点的纠正和补充。同时，它也是为机械化生产进行预备性教育所不可缺少的手段。机器体系的所有伟大进步都是基于手工劳动和科学思想。实验作为一种小规模的手工劳动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纠正了一些错误。当“技术变得越来越内容贫乏”的时候，传播手工艺知识和技能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样既可以保全技能，也可以做为培养洞察力、发现和发明能力的一种手段。因为机器体系所能够做到的决不会超过设计或操作它的人眼、人手和人脑的水平。只要具备基本操作的知识，理论上人就可以重建世界上任何机器体系。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整整一代人都丧失了这种知识，那么所有复杂的机器体系都将成为一堆废铁。如果零部件的损坏和锈蚀得不到立即更换，整个机器构架将陷入崩溃。在家庭和民间范围进行的手工生产和小机械生产，它们作为社会生产的补充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出于安全和灵活性的考虑，在所有工业化生产中我们都必须学会轻装前进。专门化、自动化的机器，正是由于它们高度的专门化，在面对新生产形式的时候缺乏应变力。需求的变化和模式的变化会导致需要更换全部的昂贵设备。只要产品需求是不确定的、变化的，那么从长期的角度看使用非专门化的生产设备是划算的。它能够减少浪费和设备闲置。以上关于机器体系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工人：掌握一门高度专业化的知识，还不如拥有全面发展的能力。这样的能力能更好地打破陈规旧习的限制，以应对紧急情况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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