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

应当代代相传的正是这些基本技能、基本的手工操作、最根本的发现、最基础的公式。只顾维护上层建筑，而听任基础渐渐腐朽崩塌，那么面临危险的不仅仅是我们高度复杂的文明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它的继续发展和完善。机器体系的关键性变革和更新，就像有机生物的变革和更新一样，不是来自功能已经分化和特化的物种，而是来自功能相对没有分化的共同祖先。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中的传动装置的设计思想就是来自普通的脚踏板。自动化机器在基础生产中可以说是所向披靡，但是它必须有用于教育、娱乐和实验的手工技能和实验技能加以辅佐。没有后者的话，自动化技术可能会最终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而且它自身的生存也会陷入危险。

1. 政治控制

在现代工业过程中秩序和计划无处不在，在工程制图中，在初步计算中，在组织流程图中，在进度日程表中，在记录着每天每小时的工作状况的图表中（例如发电厂里的图表）。这种图表和有序的安排起源于民用工程的各种技术人员，例如土木工程师、机械工程师、林务官员及其他技术人员。这些秩序和计划在新生代技术时期尤其明显(一个例子就是贝尔电话公司为了建立和拓展业务所进行的翔实的经济和社会调查)。但现在还没有做到的是把这些技术普遍运用于建立社会秩序中。现在建立的社会秩序都是局部性的，不能以更大的规模在整个社会起作用。除了苏联以外，其他国家的制度要不就是太过时，例如在所谓的“民主”国家里；要不就是古老形式的一种翻新，比如在更加后退的法西斯国家里。简而言之，我们的政治组织形式要不就是古生代技术时期的，要不就是技术时代之前的。所以才产生了机器文明的成就和社会成果之间的巨大脱节。我们现在必须制定出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细节。由于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这些内容将与以往的任何制度都有根本性的不同。由于这种制度是科学思想和人文思想的产物，它就会给社会上非理性的、本能的、传统的元素留下空间。上述这些元素在上一个世纪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狭隘理性主义的嘲笑，感到了面临终结的危险。

第八章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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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工人命运的改变只能够通过下面这一套三重控制系统：在内部有起作用的产业政治组织形式；反映集体合理要求的积极而自律的消费者组织；在相互合作国家的政治框架内以产业作为单位组成的组织。

内部组织意味着要转变工会的职能，把工会从一个为了寻求特权而与外界讨价还价的组织，变成一个帮助建立生产标准的生产组织，一个人性化的管理系统，一个涵盖每个成员（从刚从业的不熟练工人到管理人员和工程师）的集体秩序。在19世纪，绝大多数工人由于饱受恐吓以及教育水平和合作技能的低下，就心甘情愿地把生产和金融管理的大权都让给了资本家。工会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为工人争取更多的收入和改善一下劳动条件而已。

于是，企业家也就把管理自己企业的权利看成是上帝赐予的。雇佣或解聘，开工或停产，建设或摧毁，这些权利无论是工人还是政府都无权干涉。后来，随着限制劳动时间和提供基本健康条件的法律的出台，随着一些重要的公共设施开始由社会管理，随着在政府监督下成立了卡特尔（同业联盟）和半垄断性质的同业公会，企业主的封闭独立的王国开始解体。这些措施虽然都是工人斗争取得的，但对于帮助他们积极参与生产管理本身却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虽然在某些地方也不时地会有一些把工人纳入生产体系的积极举动，比如在巴尔的摩和俄亥俄的一些铁路机械厂，还有美国某些地方的成衣企业。但是就总体而言，工人除了他手头的工作以外是没有任何管理责任的。

如果工人不能摆脱这种没有灵魂的附庸状态，那么无论是企业的总体效益，还是社会的发展方向都不可能出现大的进步。自治权绝不是一种可以自上而下授予的权利。良好的产业组织必须有集体的纪律，集体的效益，特别是集体的责任。和这些联系在一起的是，必须刻意地从工人队伍中培养工程、科技和管理人才，此外还要让工人中更善于社会交往的人提供更多的服务，因为这些人在精神层面已经超越了物质诱惑，他们不会过于重视目前的工作岗位。无论国家宣称自已是什么政治制度，只要工厂里劳动小组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那么工人的地位必然岌岌可危，而且会沦为奴役性的。因为机械化程度的增加损害了工人与厂方讨价还价的力量，不断增长的失业大军也会自动地压低他的工资，周期性的生产混乱将他偶尔获得的一点点收益顿时化为乌有。所以很明显，工人不可能不通过斗争就获得控制权和自治权。这种斗争对内表现为争取培训和获得知识；对外则是反抗过去留下来的压迫工具和手段。长期来看，这种斗争不仅要反对工会内部那种软弱无力的官僚体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涉及最后与资本主义捍卫者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决斗。幸运的是，资本主义体制在道德上的沦丧既是一种阻碍，也是一种机遇。比起健全的制度来，与一个腐朽的制度共存是危险的，但也更容易将其变革。对有产阶级的胜利绝不是斗争的目的，但它是为产业建立一个稳固、完整的社会化基础所不可或缺的中间阶段。为权利的争斗是徒劳的，无论最终谁是胜利者；关键要看斗争的目的是否是让社会走上正常运行的轨道。法西斯主义最终使工人在德国和意大利试图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工人的斗争没有提出超越斗争本身的、更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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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应当牢记一点，运行和转化现代技术所需要的不是有形的物质力量。现代产业的整个组织是极为复杂的，它依靠为数众多的、相互联系的专业技能；也同样依靠那些互相交换服务、数据和计算结果的人们之间的信任和善意。如果体系内部是不和谐的，那么什么样的监督都不能阻止欺诈、无赖和不合作现象的出现。这个社会不可能用暴力来统治，也不可能用以暴力为后盾的奴性等凶暴的手段来统治。从长期来看这样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在整个过程的任何一步都要遵循良性自治和良性责任的原则。这种原则的反面就是阶级统治的原则，无论是权贵阶层还是无产阶级。依靠特权地位的统治，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看都是行不通的。而且，科学和技术需要自治和自控，也就是说，需要在思想领域的自由。试图通过建立某种教条来限制良性的自治将导致更加粗糙落后的思想方法，正如早期基督教徒所做的那样。而且这种做法与现代文明和技术的基础也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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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产业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相比来说，就必然有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转移到产业之外。为了平衡这种远距离遥控所带来的不便，也为了抵抗产业按照惯性发展的趋势，一种集体性的消费者组织就发展起来了，它能够控制产品生产的种类、数量和分配。相互间有竞争的产品就会有斗争存在，这是任何产业都不可能避免的负面影响。那么就应该有一种积极的调节机制，确保生产合适种类的产品。如果缺少这种组织，即使是我们半竞争性的商业模式在适应需求方面也会很迟缓。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如果改变的仅仅是产品的表面风格，它也就阻碍了新思想的进入，例如美国家具协会长期以来一直固执地拒绝引入非仿古类家具。在一个相对稳定、非竞争性的产业组织形式下由消费者团体来表达和确定需求，对于理性化生产是尤为重要的。没有消费者团体的参与，由某个中央机构来确定生产的模式和配额必然是盲目的、效率低下的。同时，要对生产和产品质量建立科学的衡量标准，这样产品就能按照它本身的价值和服务来销售，而不是根据华丽的外部包装和精明的广告宣传。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这也是产业理性化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天然好处。其实在美国就有国家标准局可以使用已有的实验设备来确定产品的标准。不从全体消费者的利益出发而这么做，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埋没知识的最无耻的行径。

政治控制的第三个要素在于对土地、资本、信贷和机器拥有所有权。在机械生产和金融体系都发展到了非常高水平的美国，几乎有50%的资本投资工业，超过40%的国民收入集中在200家公司手里。这些公司如此巨大，拥有它们股份的股东又如此众多，以致没有任何单个股东拥有的资本额能够超过总资本的5%。换句话说，在规模较小的企业里，所有权和管理权天然是在一起的，而现在对于这些大公司来说这两种权利已经完全分开了。（在过去二十年里，精明的美国银行家和产业管理者就是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优势，通过资本重组和发奖金的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劫掠了公司绝大部分收入。）由于现在的股东已经被资本主义的诡计剥夺了权利，那么，把整个体系纳入理性的轨道的做法就应该不会引起巨大的震动。我们可以把银行业的职能直接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从产业的收入中直接获得资本，而不是听凭贪婪的个人用极其迂回的方式加以利用。这些人对社会的需求的了解都是经验式的、非科学的。如果说他们还不至于赤裸裸的反社会的话，那么至少他们对一己之私利的关注程度远远大于对公众利益的关注。我们生产方式和金融结构的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是使机器生产人性化的必要前提。当然，这将是一场革命。它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会流血；可能是通过智慧完成，也可能是通过暴力完成；可能会平稳过渡，也可能会经历一系列巨大的震撼、痉挛和灾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当今产业中掌权的人和他们的对手，取决于他们的思维能力和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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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已经破产，发生上述变化的动力业已存在。在资本主义已经陷入麻痹状态的时候，它会公开向国家求援，请国家出面拯救，让它重新站立起来。但是，一旦“狼来了”的喊声刚刚停止，资本主义就立马变得神气起来。其实，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如果没有国家的补贴、国家授予的特权以及国家在关税等各方面的支持，资本主义几乎一刻都熬不过去；就更不用提当劳资双方发生公开冲突的时候，由国家出面镇压并平息工人运动了。其实，只有当资本主义不需要国家帮助的时候，它才会倡导和鼓吹“不需要国家干涉的自由资本主义”。但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自由资本主义”是它最不想要的东西。喊出这个口号时它的意思不是“别管我的产业”，而是“别动我的利润”！桑巴特在他对资本主义里程碑式的调查结尾处写道，1914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这种变化的标志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方式已经被注入了更规范的理念：攫取利润已经不再是指导产业关系的唯一准绳；相互理解的原则动摇了私人竞争的基础；还有工业企业的法制化的组织形式等。这些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就已经开始形成的过程，只需要逻辑性地发展就能够带领我们跨过资本主义界限。理性化、标准化，还有以需求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只要这些因素发展到一定规模，就能够把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提升到人性化的正常水平。但是，如果没有对整个过程的社会化的政治控制，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

如果这种控制开始的时候得不到当时产业管理阶层的合作和积极帮助，那么只有推翻和取代它们才能实现这样的控制。新型消费模式的某些形式，例如工人的住房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中已经开始得到了某种消极支持。现在的欧洲各国政府，从保守的英国到以共产主义为己任的俄国，有时会从税收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住房补贴。但是，这样建立的一些社区尽管也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挑战，做出了一些补充，但还只能看成是时代大趋势的一个风向标。如果我们真的按照与人性化的需求相当的规模来重新规划、重新改造我们的生存环境，那么现在的生产体系的道德、法律和政治基础必须做出根本的改动。如果这种变革不能发生的话，资本主义制度就会从内部开始腐烂，直至灭亡。试图通过帝国主义扩张和征服拯救自我的国家之间，还有这些国家内部各个阶级之间，都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各阶级竞相夺取权力的斗争将激化到极其野蛮的程度，导致社会对整个生产体系的控制被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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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器体系影响力的降低

由于受到目前机器体系所取得的巨大发展的影响，现代人对未来的幻想大都认为，我们的机械化环境将会更加普及，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将倍感压抑。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预测得到了证实。英国作家威尔斯在《世界的战争》和《当沉睡者醒来》两本书中，预言了大大小小的恐怖场景：从大规模的空战，到手段强硬的新教徒救世军拯救人类的喧嚣宣传。他的这些预言刚刚说出口，这些场景就已经发生了。

普通大众对统计数据的误解也加强了认为机器会占据更强的统治地位的观点。他们认为历史复杂体画出的曲线将毫不改变地向未来延伸。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社会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他们暗示，社会发展会表现出始终如一的方向、始终如一的运动形式，甚至始终如一的加速度。其实，社会中只有一些简单情况会表现出这样的特征，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事实上，基于过去经验的预言总是回溯性的，它们不可能触及真正的未来。有时这些预言也确实能够获得一些佐证，这是由于以下的原因。也就是约翰·杜威（JohnDewey）教授指出的一种情况：在对现实做出判断的时候，事先做出的预言本身成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当这种预言掌控了局势并引导局势向自己预言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它当然是“正确”的。机器发展的学说在19世纪机器大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的无疑正是这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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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机器体系将按照过去的速度无限扩张，并且占据更多的人类领地呢？虽然社会的惯性是巨大的，但基本事实却让我们有不同的理解。几乎所有的传统机械生产部门的增长率都在不断下降。巴塞特·琼斯（Bassett Jones）先生甚至认为从1910年以来所有产业部门都在经历这样一个下降过程。正如铁路和纺织厂等在1870年以前就发展得相当完善的机械生产部门一样，关键的发明的出现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减少。难道那些引发和加速了早期产业扩张的条件—西方文明的领土扩张和突飞猛进般的人口增长—不也是在那个时代以后一直处于衰退的状态吗？

还有一些机器种类已经达到了它们发展的顶点，某些科学研究领域的工作已经完成。例如，印刷机在它发明后的一个世纪就已经达到了高度完善的程度。以后在印刷领域的发明，无论是轮转印刷机还是莱诺铸排机，虽然提高了生产的速度，但都没有在质量上改进原来的印刷机。今天印刷出来的最精美的纸张并不比16世纪的印刷质量更好。水轮机的效率现在已经达到了90%，无论如何我们也绝不可能再把它提高10%。电话，即使是长途电话的音质也已达到了完美的程度。现在最好的工程师所能够做的也就是提高线路的负载容量，和增加线路的内部连接点。今天远距离传输的画面和声音的速度也不可能超过电信号的传播速度，现在我们能够做的也就是降低价格和提高普及程度。简而言之，物理世界本身的规律就为机器的发展设定了界线。只有无视这些自然规律的人们才会盲目地相信机器体系会自动地、必然地、无限地扩张。

除了对机器体系的兴趣受到削弱之外，物理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知识的普遍增长也昭示着机械工具和机械手段将会大大削减。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从对世界的实际考虑中毫无道理地退缩回来，而是说我们对世界的各种现象拥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面对这些现象，机械装置体现的解决方案只是非常局限的，甚至是效果不佳的。在工程应用领域内一直有这样一种趋势，那就是通过改善各个部件之间的连接来提高精度和效率。于是，在我们的周围环境中机器发挥作用的领域也开始缩小。当我们用有机整体的方式，而不仅仅是抽象思考的时候，当我们关注生命的全面表现，而不是片面地紧盯着那些适用物理定律、展现出纯粹机械属性的个别因素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局限于求助机器体系来解决问题，而是要求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对人体内部更为细致的了解可以减少医生使用各种药物的盲目性；也能够减少外科手术的数量和规模—而这些恰恰是机器文明最让人引以为豪的精巧所在！所以，外科手术技术的不断改进虽然扩大了能够进行手术的范围，真正有水平的医生还是会在决定采用简单的手术方法之前，尽可能优先考虑使用自然提供给人类的各种医疗资源。所以，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经典治疗方法又开始取代莫里哀的作品《没病找病》中那些稀奇古怪的药剂和外科医生库蒂科（Surgeon Cuticle）的野蛮疗法。同样，由于人们对人体有了更细致的了解，维多利亚时代健身场所的举重器械几乎成了一堆废铁。在过去的十年里女士们已经习惯于不戴帽子、不穿荷叶裙和束腹胸衣，结果，生产这些服饰的产业几乎被人遗忘。无独有偶，由于人们对裸体有了更大方得体的认识，这也威胁到了泳装产业的生存。最后，在过去一百年中我们一直忙于建设的铁路、输电线路、船坞码头、港口设施、汽车和水泥马路等，但到了现在，我们在这些方面还能做的就只是维修和更换了。当我们的生产变得更加理性化，当人口与产业和娱乐设施的分布更加趋于合理，一些更人性化的生活社区正在设计和修建中。在欧洲，过去二十多年这个过程一直在延续，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从罗伯特·欧文到埃比尼泽·霍华德等先驱们所做工作的延续。当这些社区建成以后，那些造价高昂的机械设施如地铁等，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为了应付超级大都市那种无序、混乱、投机的局面而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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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当人类的社会生活变得成熟起来以后，机器的社会性“失业”将和现代技术条件下人的失业一样平常。正如陆军和海军所使用的精巧复杂的杀人机器代表着国与国之间混乱无序的状态和痛苦的集体精神失常一样，我们现在很多机器也是贫穷、无知和混乱的象征。机器体系在我们现代文明中往往代表着人类的力量和秩序，其实应当视为无能和社会性瘫痪的标志。只要文化和教育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那么，通过电影、小报、收音机和书籍传播知识的必要性也就不再像以往那样大了，用于这些传播渠道的机械设备也将大大减少。同样，如果生活中的物质条件和设施，诸如营养、住房、各种形式的娱乐、参加自然生活体验的机会等等，都有了很大的改进，那么拯救被损坏的躯体和崩溃的精神所需要的机械设备也将大大减少。个人生活能够保持和谐以及良好的平衡，也就意味着用于修补这方面的物资和服务的减少。过去，西方世界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对机器体系的被动依赖，这实际上是放弃生活的一种表现。只要我们投身于生活艺术的培育，机械的常规和机械的手段在我们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也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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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崇拜机器所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的人们，其实是在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在我们的眼中，机器文明不是绝对的。机器文明的一切机制都必须服从人的目的，人的需求。而正是当我们人在社会层面不能很好地合作、在人格层面分崩离析的时候，很多机器才开始繁荣起来。我们是要抛弃很多没有用处的机器和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繁文缛节，但是我们未必要完全放弃机器体系而回到手工劳动的年代。我们要做的是，在与机器体系相处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想像、智慧和社会责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或者说两次社会动荡中，我们过分地迷信机器并依靠它来做所有的事情。我们仿佛是一个孤单的孩子，任由自己那把神奇的油漆刷子胡乱地刷着——给没有油漆的木头上漆，涂抹家具，刷桌布，给孩子的玩具上漆，最后刷到了孩子的脸上。随着我们知识和判断经验的增长，有些地方使用机器是不合适的，有些地方是多余的，有些地方则是不恰当地用机器替代了人的功能。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些，我们就会让机器在它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里作为工具为人服务。很明显，这个领域是巨大的，但是肯定比现在机器体系所占据的要少。总结不加区分地滥用机器的做法有一个好处，它能够暴露社会本身还没有被人所认识到的弊病。机器体系就像过去时代的仆人，他的主人越是软弱愚蠢，他的傲慢就越是与日俱增。只有改变我们关于征服自然、获取财富，以及生命、文化和情感表达的理念，作为仆人的机器就会遇到一个新的、更加自信的主人，它将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服务者，而非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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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量上说，我们将不再像过去快速增长时期那样过分地关注生产。我们也将比现在更少地使用机器，但是我们将有丰富得多的机器类型可供选择，它们设计精巧、校准良好、运行也更加经济可靠。如果我们现在的技术继续发展的话，未来的机器体系将大大优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其差距之大，就像帕提农神庙之与新石器时代的木质建筑。转变的方向应当是经久耐用的和细致精巧的。把生产和攫取财富的贪欲分离开来，人们所偏爱的将是位于更高层次上的技术保守主义，而不是位于一个很低档次的俗丽的实验主义。

但是，伴随着这个变化的是人们在兴趣上质的改变——从普遍更加关心机器转向关心生命、心灵和社会。在对未来机器体系的预言中人们普遍忽视了这种兴趣上的潜在变化。但是，一旦人们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那么，过去三个世纪以来人们的兴趣主要放在机器上的状况将得到根本的改变，而所有以此为基础对机器做出的预言都将失效。相反，在历史上伟大的诗人、画家和生物科学家的作品中，如歌德、惠特曼、冯·穆勒（VonMueller)、达尔文、萧伯纳的作品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向，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机器层面转向生命和社会层面。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已经研究得比较透彻的机器领域，越来越多的冒险和给人带来真正快乐的东西在等着我们。

这种转变将改变机器体系的作用，从而对机器在整个人类思想行动的复杂体系中的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萧伯纳《回到玛士撒拉》一书中，预见到了遥远的未来会有这种变化。不管这种预言是多么地大胆冒险，但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如果没有在无机领域长期研究的准备工作，这么大胆的思想就不可能产生，尤其不可能在科学和技术的运用领域产生。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最初的机械化抽象思维相对简单，我们才对它加以发展并对有充足的信心，并把这种信心带到了复杂现象的研究上。虽然这场有机性和整体性思想上的变革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机器，但它绝不会让机器体系继续在这个领域占据无可争议的地位。当机器体系把自己的影响扩张到人类的思想和行动领域后，却发现这样做的结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自已。机器体系的完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伴随着它的消失过程。这就好像一个给社区供水的系统，一旦建成以后，人们就不会再继续关注它；而每年花费在这个系统的维护保养上的费用和精力比成千上万个家用水井要少得多。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个福音，因为这让我们不必再花力气去清除危险的早期机器时代的遗留物，就像塞缪尔·勃特勒在他的《埃瑞璜》一书中讽刺性描述的那样。旧的机器体系将部分消失，正如巨大的恐龙一族的灭绝。取而代之的是更小、更快、更聪明、适应能力更强的有机生物。它们所适应的不是矿山、战场和工厂，而是人类生活的有益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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