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

发现大自然，在总体上来说，是以发现和发明为标志的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部分。这个时代，就西方世界而言，开始于十字军远征、马可·波罗的旅行以及葡萄牙人的南征。只要大自然存在，就会被人类所探索、所占用、所征服，最后被理解。中世纪的梦像冰雪一样消融了，大自然在人类面前展露了自己的真相。就像云开雾散后，人们看到了山上的岩石、树和野草一样，在这之前，只能偶尔听到铃声和牛的叫声。不幸的是，中世纪习惯于将人的灵魂与物质生活分隔开来，现在，虽然作为其基础的神学已衰微，但习惯势力还常在。因为，只要探索的过程局限于17世纪的哲学和机械学的范围之内，人本身就是被排除在外的。将人排除在外的做法，暂时也许有利于技术的发展，但最终的结果将是不幸的。人在试图获取理解大自然的能力时，往往将自己抽象化。或者换一种说法，人在试图获取能力时将自身的所有特性都排除在外，仅留下其追求能力的决心。

1. 万物均有灵魂的思想所引起的问题

16世纪左右初露端倪的一系列技术革新，其基础都是将有生命的物体和机械的东西分离开来。这样做最大的困难在于，万物均有灵魂的思想根深蒂固。虽然在这种均灵论（animism）的统治之下，过去人们确实有将有生命的东西和机械的东西分开来的做法：其最重要的例子是轮子的发明。即便在较为发达的亚述文明（公元前6世纪或更早译者注）之中，我们看到巨大的雕塑都是用雪撬在地上移动的。轮子的想法显然源于观察圆木在地上的滚动，比起推动它来要容易得多。但树是早就有的，在新石器时代的发明家将树砍下来以便造出运输工具之前，修理树的工作想来已经进行了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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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认为，任何事物，不论其为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其内部都有一个灵魂；只要人们心里将一棵树或一条船看作一个动物，我们就很难将某个我们要求实现的功能分解成一系列机械动作，或者甚至于说是不可能的。古时埃及工匠在制作一把椅子腿时，将其做成公牛腿的模样，与此同理，人们天真地想复制动物的组织，为了取得巨大的能力，创造出了巨人、神灵等，而不去考虑其抽象的等价物，从而推迟了机器的发明。大自然常常帮我们达到这种抽象：天鹅之翅膀，使人想到船帆；蜂窝，使人想到纸。反过来，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部精妙绝伦的机器：手臂是杠杆，肺是风箱，眼睛是透镜，心是泵，拳头是锤子，神经则是与中心联系的电报系统。但是，总的说来，早在人们能精确描写人体的种种生理功能之前，有关的机械就已经发明出来了。如果实实在在地模仿人或动物的机械动作，这样造出的机器的效率将非常低。我们的技术书籍中会提到沃康松（Vaucanson）发明织机，但不会提及他制作的惟妙惟肖的机械鸭子，它不仅要喂食物，而且还要按常规进行消化和排泄。

仅当一个机械系统可以从整个关系网中分离出来的时候，现代技术才有可能开始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架飞机，就像达·芬奇所设计的那样，试图模仿飞鸟翅膀的运动。不仅如此，直到1897年，阿代尔（Ader）制造的蝙蝠飞机，其肋就像蝙蝠的身体；其推进器由薄木片组成，极像飞鸟的羽毛，真是穷尽了动物学的种种可能性。此飞机现存于法国巴黎科学艺术院（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类似地，人们相信，像手脚那样的往复运动是“自然的”运动方式，这种信念也成为反对涡轮机的创造性概念的口实。勃兰卡（Branca）于17世纪初设计的蒸汽机中，将锅炉做成人的头和躯体的形状。有趣的是，在较完善的机器中最有用和最常见的圆周运动，在大自然中却并不多见：即使天上的星星，也不作圆周运动，只有打转的微生物轮虫是例外。人只有在跳舞和翻跟斗时才作圆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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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把提升的能力与手臂分离开来，才创造出了吊车；把作功与人和动物的活动分离开来，才创造出了水轮机；把发光与木材和油的燃烧分离开来，才创造出了电灯。技术想像力所取得的成功就是基于这种分离的能力。几千年来，万物均有灵魂的思想阻碍着这种技术的发展；因为，它使我们把目光局限于人类的渺小的行动，而看不到后面整个宏伟的大自然。在这种看法下，甚至于宇宙中的恒星也被看成是宙斯的双生子Castor和 Pollux的身体，或者公牛，即使它们原本的相似点并不多。生命，不满足于其自身的领域，无节制地扩展到石块、河流、星星，以至于所有大自然的元素。人类的外部环境，因为与人的各部分直接相关，仍是变化无常、色彩缤纷的，这也正是人类自身无规律的欲望和恐惧的反映。

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个世界本质上都是为灵魂所支配的，而这些“外部的”力量威胁着人类，所以，对于人类来说，能以其意志力逃避的方法不是对自身严加约束，就是征服他人：也就是宗教的方法或战争的方法。我将在其他地方讨论技术和战争中的仇杀对机器发展的特殊贡献。至于对个人的纪律约束，在中世纪主要限于宗教领域，影响最大的当然并不是农民和贵族，因为他们基本上奉行的还是世俗的思维方式，教会只得与之权宜地妥协。纪律的约束主要体现在寺院和大学中。

万物均有灵魂的思想为单一圣灵的无所不能的思想所排斥。单一圣灵扩大到对上帝的信奉，已与人或动物的能力没有相似之处了。上帝创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遵从的是上帝的秩序。上帝的行动也许是难以了解的，但绝不是变化无常的。宗教生活的全副担子安放在人对于上帝的行为和上帝所创建的世界的态度之上。如果说，中世纪信念的基础仍然是迷信和万物均有灵魂的思想，那么，经院学者的形而上学的学说就在事实上与万物均有灵魂的思想格格不入：问题的要点在于上帝的世界并非人的世界；只有教会能成为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

这种分野的意义开始并不明显，随着经院学者之间争论的展开，其后继者如笛卡儿等利用这个突破口，以纯机械的方式描写了全部大自然，仅留下了教会的特殊领地，即人的灵魂，这样就使两者变得经纬分明了。如怀特海德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一书中所说，因为教会相信存在一个独立的秩序井然的世界，所以科学的工作才能如此充满信心地进行下去。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常常是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即使处于教会的庇护之下，他们也会对教会表露出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有时竟十分明显。另一方面，17世纪的严肃的科学家，如伽利略、笛卡儿、莱布尼茨、牛顿、帕斯卡，他们无一不是虔诚的信徒，这一点大概也不是偶然的。科学发展的下一步，特别是笛卡儿的工作，是将世界的秩序从上帝手里转到机器那里。因为到了18世纪，上帝已成为永恒的时钟的制作者，在孕育、创造了宇宙之钟后，将其上了发条、开动，之后再无其他责任了，一直等到机器最后使它停下来，或者照19世纪的思想，一直等到该永恒的时钟自己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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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展的科学技术的方法，意味着对自我的扼制，尽可能消除人的偏见和嗜好，包括对自身形象感到的快乐和对自己直觉的信任。为这种文化所作的最好的准备莫过于扩大寺院系统，遍地建立很多彼此隔离的社区，人们在严格的戒律下过着简朴的、自我节制的生活。寺院内相对来说缺少灵气和活力：肉体的诱惑，在理论上已经降到了最低，事实上也往往降到了最低，尽管还存在压力和例外。无论如何，相比世俗生活来说这是事实。突出个人的做法在集体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

寺院犹如机器，如果不能依靠外力来不断更新，是不会永存不朽的。寺院的种种方面就像一支军队，除了其中也有妇女，她们类似地组织在女修道院里，而军队则完全是男性的世界。而且，寺院也像军队一样，将男性的权力意志加以磨练，使之更有章法，使之更加集中。一方面，一代一代的军事领袖都来自宗教界；另一方面，以反对改革闻名的宗教界的领袖从士兵开始其职业生涯。最早的实验科学家罗吉尔·培根曾是僧侣；在1544年扩大了代数方程符号用法的迈克尔·斯提菲（Michael Stifel，1487—1567年）也是如此；在机械学家和发明家的名单中也不乏僧侣。寺院的精神活动，即便说并不直接对机器发生有益的作用，至少也抵消了许许多多不利于机器的影响。与佛教的教规不同，西方僧侣的教规引发了内容丰富的复杂机械，这不是佛教的祈祷轮所能比拟的。

也许可以说，教会的组织对于人体的蔑视，在一定程度上为机器的出现创造了条件。现在，对人体及器官的尊重已深深地印入了所有的经典文化之中。有时，借助于想像力，人体可以用动物的肢体或器官象征性地加以代替，就像埃及的太阳神霍鲁斯（Horus)。但是这种代替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某些器官的特性，例如肌肉、眼睛、性器官的功能。在宗教仪式上展示的阴茎比起人的实际器官，通常要大得多，也强有力得多；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神的形象可以达到英雄的尺寸，更加突出了神的活力。在古老的文化中，生活的全部习惯倾向于强调对人体的尊重，展现人体之美，及由此获得的欢愉。即便是僧侣，他们在印度的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创作的画，也充满了人体美。在雕塑中对人体形态的顶礼膜拜，古希腊的角力学校中或古罗马人沐浴时对人体的关心，都加强了这种对生命体的内在感觉。希腊关于普洛克鲁斯特（Procrustes）的传说（其为古希腊强盗，缚其俘虏于铁床上，如身长超过铁床长度，则断其足，如不及则强伸使之达到该长度——译者注）有其代表性，说明古人对肢解人体所感到的恐怖和憎恨。实际上只有让床适合于人体的大小，哪能把腿或头砍了去适合于床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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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肯定人体的积极感觉确实从未消失过，即使在基督教通过饱尝磨难取得胜利的过程之中也是如此。任意一对新情人通过相互取得肉体上的快感，又恢复了他们肯定人体的积极感觉。类似地，暴食在中世纪曾被普遍认为是罪恶，这不过表示了对胃的重要性的认识。但是，教会的系统教义是反对人体及其文化的。如果从一方面说，人体曾是圣灵的殿堂，但另一方面，从本质上看，它又是邪恶的，有罪的：肉体引起堕落。为了达到生命虔诚的目的，必须让人有羞耻之心，必须对人体的欲望加以克制，用斋戒的手段来减轻其诱惑力。这是教会教义的实质所在；因为教会无法使广大信徒严格按照其教义行事，因此就要严格限制人体的暴露、人体的使用和人体的赞颂了。

虽然在中世纪到处都有公共澡堂，但与文艺复兴取消公共澡堂后所滋生的自以为是的迷信相反，信仰至深的人们常常不去洗涤自己的身体，他们用毛茸茸的衬衣磨擦皮肤，不惜鞭笞自己，他们用慈悲的目光注视溃疡、麻风、残疾。依照中世纪的正统观点，因对人体有恨，故不惜施之以暴力。但另一方面，机器是与之相反的东西，或者说是与人体的作用唱反调的，因此，对机器就不恨了，反倒是欢迎的。机器的形体比起残疾人或被打得面目全非的人的身体来说，不见得更难看或更令人恶心；或者说，如果机器的形体确实难看或令人恶心，那能使人更远离肉体的诱惑。我们会在1398年的纽伦堡纪事中看到这样的说法：“有轮子的机械在做一些奇怪的工作，进行表演，丑态百出，它们直接来自魔鬼。”但尽管如此，教会却在制造魔鬼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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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无论如何，机器慢慢地进入了农业领域，起着使生命养精蓄锐的作用；与此同时，机器在人体最受摧残的环境中大放光彩：在寺院、在矿区、在战场。

1. 通向魔法的道路

在幻想和真实的知识之间，在戏剧和技术之间，有一个中间站：这就是魔法。只有通过魔法，人类才开始了对外部环境的普遍征服。若无教会所提供的秩序，这场征服之战也许会是不可思议的；但若无魔法师们大胆的想像力，第一步就难以跨出来。因为魔法师们不但相信奇迹的存在，而且大胆地促使奇迹实现：他们努力寻访千载难逢的机会，自然科学家跟随其后，找到了有规律可循的线索。

征服自然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人类历史上每个重大时刻，只要这种征服的愿望有表露的机会，就意味着人类文化上了一个台阶，对人类的安全和福利作出了永久性的贡献。把火种带给人类的第一个人普罗米修斯，可以作为人类征服活动的开始：因为火不仅使人类消化食物变得容易了，而且也可以防止一些食肉动物的侵害，在寒冬取得温暖，从而使人类过上积极的社会生活，不必在寒冬相拥而眠，无所事事。工具、武器以及其他器皿的制造是早期石器时代的标志，其进展是缓慢的。赤手空拳的人在征服周围的环境：一步一步地前进。在新石器时期，人类的大飞跃是植物的培育和动物的驯化、有序且有效的天文观察以及在地球上许多不同地方传播的相对和平的巨石文明。火的使用，农业，制陶，天文学等都是人类集体的飞跃：人类不再是适应大自然，而是要去控制大自然。几千年以来，人类大概一直在梦想着寻找更多的捷径，施加更多的控制，尽管有时未免会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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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的发明是伟大的，但跨越的时间大概不长。之后直到公元10世纪，除了金属的使用之外，进步相对来说较小。但人们总希望有较大的征服，希望从根本上摆脱依赖于残酷无情的外部世界的局面，这种希望不断在人们的梦中，甚至在祈祷中出现：在神话和童话中可以看到，人们渴望丰盛的物品和高超的能力，渴望行动的自由，渴望活得更加长久。

人们看到鸟，就有了飞行的梦想：这也许是人们具有的最普遍的羡慕和欲望意识的一种表现：希腊的代达罗斯（Daedalus，希腊神话中的神，工匠、艺术家和发明家，迷宫建造者——译者注）和秘鲁的印第安飞人阿亚尔·卡切德尔（AyarKatsi）都属此例，更不用说埃及的拉（Rah）和奈斯（Neith，埃及的智慧及战争之神——译者注），阿斯塔得（Astarte）和普赛克（Psyche，希腊神。是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人类灵魂的化身，与爱神厄洛斯相恋。—编者注）以及基督教中的天使。在13世纪，这种梦想又在罗吉尔·培根的头脑中以预言的方式出现。天方夜谭中的飞毯、欧洲神话中的神行靴（Seven-leaguedboots）和童话中的许愿戒指（the wishing ring）都证明人们想飞，想高速旅行，想将空间变小，想去除距离的障碍。与此同时，人们总是希望能摆脱体弱多病、摆脱让自己早早失去活动能力的痛苦，摆脱危及生命的疾病的折磨，特别是人在中青年的时候。神可以是超凡脱俗的，他们可以不受空间和时间的约束，也无生老病死的问题，总是长生不老。即使在基督教的传说中，作为神存在的证据，也有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马太福音）的说法。印和阗（Imhotep，印度古代的建筑师、医生——译者注）和埃斯丘勒皮厄斯（Aesculapius，罗马神话中的医神—译者注）由于在医疗方面有很高的水平而被埃及人和希腊人视为神灵。人们在饱尝匮乏和饥饿之苦后，总会梦想听到丰收的号角或进入人间天堂。

北方就为这些夸大的神话的后盾，其来源也许是矿工和铁匠们的实际成就。人们记得北欧神话中的雷神（Thor）及其威风凛凛的锤子：人们记得北欧神话中的火神（Loki），狡猾和淘气地玩弄着火：人们记得那些矮小的精灵创造了芬兰神话中的英雄齐格弗理德（Siegfried）和伊尔马里宁（Ilmarinen）身披的魔法盔甲和手中拿的魔法武器，他们也造出了钢鹰。那位无所不能的德意志匠人威兰（Wieland）造出了可以飞行的羽毛衣服。这些传说、这些集体的愿望、这些乌托邦，其根源是战胜残酷的大自然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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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反映这些渴望的梦想本身却暴露了要达到目的是如何困难。梦想为人类的活动指出了方向，它表达了人体器官的内在欲望，同时也为活动指出了适当的目标。但有时梦境离事实太远了，反而阻碍了行动：人们的思想、发明和行动本来应当到现实中去寻找支撑点，现在却停留在期待其实现的主观快乐上。期望脱离了现实条件或缺乏思想的手段，于是一切变得毫无实质内容，结果是一事无成。这种梦想，充其量，只能说有利于内心的平衡而已。人们从魔法在15和16世纪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看到，在机械发明之前实现自律是何等的困难。

魔法与纯粹的想像一样，是通往知识和能力的捷径。但即使根据最原始的宗教（萨满教，shamanism），魔法既有戏剧的成分，也有行动：如要用魔法杀死自己的仇人，人们至少要做个仇人的蜡像，用针刺入其内。类似地，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要用黄金，于是，人们就大肆寻找将普通金属转变为贵金属的方法，无非是用歪门邪道的方法辅以外部条件。俗话说：“粗瓷碗雕不出细花来”，采用魔法试验的人承认，为了拥有雕了细花的瓷碗，至少先得有粗瓷碗才行：这是在务实的道路上跨出的实实在在的一步。林恩·桑戴克（Lynn Thorndike）在谈及魔法时说得好：“种种（魔法）操作必须做到使人相信，这些操作在外部的现实世界是有效的。”换言之，魔法是要当众表演的，而不仅是要满足私下的欲望。

没人能精确说明，魔法如何变成了科学，经验如何变成了系统的实验，炼金术如何变成了化学，星相学如何变成了天文学。或者简单来说，何时不再是直接显灵或仅仅满足一时的欲望。魔法的两个最大不科学之点大概一是保持神秘，二是急于显山露水。根据阿格里科拉的说法，16世纪的炼金术士为使其实验得到成功，会毫不犹豫地将黄金藏在用来炼金的原材料之中。很多发明的永动机也用了类似的手段，将上了弦的发条暗藏其内。蒙骗，加上一点科学知识，人们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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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应用了魔法，或生产出了魔法。

但是，人们在发现研究的方法之前先造出了研究的工具；如果说，在炼金术士的实验中，铅粉并未变成黄金，我们不应责备炼金术士的无能，而应祝贺他们的大胆。他们的想像力嗅出了他们无法透过的石穴内的猎物，他们的呼喊和指点，终于将真正的猎手引到了猎物之前。有时，炼金术士的实验得到的成果比起黄金来还要重要：曲颈瓶、加热炉、蒸馏器，压碎、磨细、点燃、蒸馏、溶解—这些是真正宝贵的实验仪器，真正宝贵的科学方法。使得魔法师不会成为亚里士多德或教会教士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借助的工具是研钵、研杵和炉子，依靠的是其双手和双眼。魔法靠的是演示而非说教，这一点堪称其特色，也许仅有绘画可媲美，它使欧洲的思想从书面语言的残暴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一言以蔽之，魔法使人的思维转向了外部世界：它指出需要改造外部世界：由此要造出工具来，使人们的观察力变得尖锐。人们未发现魔法石，却出现了化学科学，它使人们的生活大为丰富，远远超出了淘金人的朴素的梦想。草药采集人热心寻觅包治万病的草药，却为植物学家和内科医生的精心研究铺平了道路。我们虽然可以夸耀我们从煤焦油中精炼出的药物，但绝不应忘记，真正的特效药之一的奎宁来自金鸡纳树皮（cinchora bark)；可以有效治疗麻疯病的大风子油(chaulmoogra oil)也来自名不见经传的树种。就像从孩子们的游戏中可以大致看到他们成人后的生活，从魔法可以大致看到现代的科学技术。因其缺乏方向，故其结果使人不可思议。其困难之点不在于如何使用仪器，而在于发现可以应用仪器的领域，发现可以正确应用仪器的方法。17世纪的科学，虽然大多已非江湖术士之所为，但还很匪夷所思。还需要几百年的系统的努力，才能开发出相应的技术以制造出埃尔利希（PaulEhrlich，1854—1915年，德国细菌学家、免疫学家——编者注）的“606”（洒尔佛散，梅毒特效药—译者注）或拜尔207（Bayer207)。但是，魔法是架在众人的异想天开与技术之间的桥梁：可以通过超能力的梦想到达成功的机械。魔法师寻求无穷的财富和神秘的能量以实现自我的膨胀，他们的主观信心甚至凌驾于其实际的失败之上：他们如火的希望、疯狂的梦想和疯疯癫癫的侏儒继续在灰烬中闪光：他们的梦想是如此不可思议，从而使随之而来的技术不那么难以置信，于是人们也会觉得实现这种技术也许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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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的军团化

如果说，机械式的思维方式加上聪明的实验造出了机器，那么军团化的严格管理使机器有了发展的土壤：社会的进程与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技术手拉手一起进步。早在西方世界的人们使用机器之前，就已经有了军团化机制的存在，它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在发明家发明发动机代替人劳动之前，领袖人物已将人们大批投入训练并组成军团：他们发现了如何将人转化为机器。奴隶和农民在鞭子之下用双手搬运巨石建造了金字塔；建造罗马斗兽场的奴隶，用铁链锁着，只能做有限的机械动作；还有马其顿方阵进攻的次序、步伐和方法：所有这些本应都是机器做的事。这些人作为机器零件的限度是人类生理所决定的；而机器时代的机器零件的活动是力学所决定的。

自15世纪以来，发明和军团化的严格管理这两者互为因果。机器、磨房、枪械、钟表、仿生自动机器等等的种类和数量都在增加，这些使人们想起人也有机器的属性，从而让机器去模拟更精巧、更复杂的有机体。到了17世纪，这种模拟的兴趣得到了哲学的表达。笛卡儿在分析人体生理时指出，其功能除了受到意志的支配外，“看来丝毫无异于我们所熟悉的种种自动机或工业中所用的机器之所为，所不同的仅是，自动机或机器的组成部件不多，而人体或其他动物体所含的骨头、神经、动脉、静脉竟是多得不可胜数。熟悉自动机或机器的人们尽可将人体视为上帝之手造出的机器。”但也有相反的过程：人的习惯动作变得机械化，这为使用机器来模仿作好了准备。

在社会到处都是恐惧和分裂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寻觅绝对的东西：如果绝对并不存在，则人们要将其造出来。军团化的严格管理使那个时代的人走到了终点，他们已别无他处可去。如果说，中世纪秩序的崩溃导致了混乱，使人们成为掠夺者、探险家、前驱，将旧时的驯服和严格的纪律一扫而空以及诸如此类的结果；那么迫使社会进入军团化的生活模式造就了操练员、会计师、军人和官僚的按部就班的习惯。军团化严格管理的大师们在17世纪占据了支配地位。在会计室、在工场，新生的资产阶级将生活简化成细心安排的、不间断的一套常规动作：多长时间做生意、多长时间用餐、多长时间娱乐—每段时间都度量得仔仔细细，有板有眼，如同特里斯特拉姆·尚迪[Tristram Shandy，18 世纪劳伦斯·施特内(Laurence Sterne) 所著的幽默小说《一个荒诞的故事》中的主角—译者注]的父亲，连做爱也得与每月为时钟上发条的时间相对应。对于诸如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1615—1691年）等新教教士来说，浪费时间是最可恨的罪过之一。将时间全花费在社交上面，或甚至包括用来睡觉，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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