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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秩序的理想人物是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他的品德教育了无数孩子，他是无数教程中经济人(EconomicMan）的理想楷模，这些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鲁滨逊漂流记”作为故事来说，更具有代表性，这不仅因为其作者丹尼尔·笛福是职业新闻记者、新型作家，而且因为故事将灾难、冒险和发明的必要性结合了起来。在新的经济体系下，人人都得为自己。最重要的品德是节俭、远见以及灵巧的适应手段。发明代替了塑像和典礼仪式；实验代替了沉思；演示代替了逻辑推理和权威。即使是一个人在荒岛上，中产阶级的镇定品德也能助他渡过难关。

新教教义加强了庄重的中产阶级的这些教训，并盖上了上帝批准的印章。金融的主要手段确是欧洲天主教的产物，这是事实。但是，认为新教将人们从中世纪的墨守成规中解放出来、从而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源和精神上的支撑这种观点，却未免有点言过其实。无论如何，新教教义的特殊任务是将金融和合乎教义的生活结合起来，将宗教所支持的禁欲主义转变为追逐世俗产品和尘世进步的工具。新教的基础是印发小册子和金钱。“得道”必须寻访，单单一些有宗教精神的教友们通过教会的历史渊源联合起来，通过繁琐的仪式与上帝交往，这样并不能“得道”：宗教要最后落实到语言—并不建筑在族群基础之上的语言。说到底，作为单个人来说，即使在天堂也得像在凡世的交易所里那样自己保护自已。他们认为利用艺术来表现共同信念是一种骗人的把戏：因此，新教徒在其教堂中不放雕像，而是留下光秃秃的建筑。他们不信所有绘画，也许除了肖像画，因为后者好像一面镜子，可以看出他们的正确。他们将戏剧和舞蹈都看成是魔鬼的邪恶的东西。在新教徒的思维世界里，生活中凡属给人快感的东西，给人温情的东西，都通通被排除在外：有生命的东西都消失了。时间是真实的，爱惜时间！劳动是真实的，加油干吧！金钱是真实的，省着用！空间是真实的，去征服它！物质是真实的，去测量它！这些是中产阶级哲学中现实而重要的东西。除了还保留天主救世的内容之外，所有使人冲动的东西都可测其轻重，量其大小，数其数目：日子和生活，都完全军团化了。在18世纪，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了一种对道德的记账系统，可说正合新教教徒的口味，将上面所述的中产阶级哲学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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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提升自身能力的动机到了中世纪末期是怎么变得孤立并强化起来的呢？

生活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是文化网络中的一部分：每一部分都会牵动其他部分，限制或帮助其他部分。到了中世纪末期，这种文化网络被打破了，有一个部分与网络分离开来，自己开动马力疯跑了起来亦即控制环境的意愿。注意是控制环境而非开发环境；是取得控制权，而非创造新的形式。当然，对于如此复杂的现象，我们无法用简单的方式来说明白。在变革中的另一个因素也许是一种强烈的自惭形秽的感觉：由于人的理想抱负与他的实际成就之间并不协调，有时简直令人感到羞辱—这种不协调也就是教会所祈祷的慈善和平与其发动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仇杀和对抗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圣徒们所祈求的圣洁的生活与文艺复兴时代教皇们的生活之间的距离；也就是对天国的信念与现实生活中的肮脏、无序和绝望之间的格格不入。人们无法通过赦免、和谐的愿望和天主教徒般的品德而获得赎罪，也许为了清除自惭形秽的感觉，于是就去追求提升自身的力量以克服其动辄得咎的窘态。

无论如何，思想中和社会行动中的旧体系已四分五裂。可以说，由于这些体系已不合时宜，所以会四分五裂：这是一种对于人类生活和人类命运的封闭的、也许有点神经过敏的观念，其来源是伴随罗马帝国的残暴和最终腐败衰落的贫困和恐怖。基督教的态度和概念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之间相距太远。一旦通过航海和探险、新的宇宙观、新的观察和实验等方法打开了认识世界的大门，人们不可能再回到旧秩序的破壳之中了。天堂与凡世的分隔沉重得无法忽视，宽阔得无法跨越。人类生活的目的地在壳外。即便是最原始的科学，也比最深的经院哲学距当前的真理更近。最粗糙的蒸汽机或纺纱机也比最完美的同业公会章程效率更高；最微不足道的工厂和铁桥的建筑也比雷恩（Wren）和亚当（Adam）大师级的建筑来，给人更多的希望；纺机织出的第一英尺布，粗铁的第一个铸件比起金匠切利尼（Celli-ni）制作的手饰和雷诺的油画来，其潜在的美学价值要更高。一言以蔽之，有生命力的机器比无生命力的有机体更好。中世纪的文化已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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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世纪至17世纪，人们所生活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空洞无物。人们祈祷，每天重复同一程式；他们甚至不惜复活早已放弃的迷信以期重新获得失去的神圣。正当人类期望日益“开明”的当口，异教徒被烧死，巫师受到迫害，这就是中世纪反宗教改革的残暴以及充满空洞幻想的特点。人们又以新的强烈感情将自已抛回中世纪的梦想，即使没有同样强烈的信念。他们在雕刻、绘画和文学方面都有建树雕塑的宏伟有超过米开朗琪罗的吗？文字之使人陶醉和充满活力的有超过莎士比亚的吗？但这些艺术和思想精品只是表面，其底下覆盖的是无生命力的世界，一个空洞无物的世界，一个无法用气魄和精湛的表演加以充填的缺口。艺术就像成千上万个喷泉，一股一股地射向天空。因为只有在文化和社会分崩离析之际，人们的思想才可以自由翱翔、充满力度。而在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大体满意时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幻想本身变得空洞无物。

人们对天国、地狱和圣徒的圣餐的信仰已荡然无存。过去，人们曾用诸神的美妙但并无意义的姿态去装饰自己的思想、美化周围的环境，然而现在他们不再相信这些圆滑的神灵、女神、气精和缪斯了。这些超自然的神灵，虽然其本源还是人，而且与人类的稳定需求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却变成了鬼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3世纪神坛上刚出生不久的耶稣：他单独躺在神坛上，圣母由于圣灵的存在惊慌失措地在行宣福礼：神话是真实的。我们再观察16世纪和17世纪的绘画中的神圣家庭：时髦的女士们在溺爱她们保养良好的孩子，神话消失了。先是仅留下美丽的衣服，最后洋娃娃代替了鲜活的孩子：一个机械的木偶。机械学成了新的宗教，它带给世界新的救星：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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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械的宇宙观

在17世纪的自然哲学中，实际的生活问题可以找到其存在的理由和适合的思想体系：这种自然哲学迄今仍是技术原理的基础，虽说其意识形态受到过批判、修正和强化，而且部分为科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所扬弃。诸如培根、笛卡儿、伽利略、牛顿和帕斯卡等一系列的思想家都对科学的领域作了定义，制定了科学研究的特殊技术，并演示这种技术的有效性。

在17世纪初，思想家的努力还是点点滴滴的，有些是经院式的，有些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有些则是数学的和科学的，例如哥白尼、第谷·布拉赫（TychoBrahe，1546—1601年，丹麦天文学家—编者注）和开普勒的天文观察。在这些智慧的进步之中，机器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到了17世纪末，虽然一个世纪内的发明成果本身并不丰硕，但已出现了对于宇宙的表述明确的完整哲学，它以纯粹的机械论为基础，后者正是所有物理科学和进一步技术革新的出发点。也就是说，机械的世界观业已出现。机械学或者说力学为成功的研究和精明的应用树立了模式。在那之前，生物科学一直与物理科学不分仲伯，但在那以后的一个半世纪或更长的时间内，生物科学成了物理科学的副手。直到1860年后人们才认识到，生物学知识其实也是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

新的机械学图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怎样提供了传播发明和普及机器的出色土壤呢？

物理科学的方法基本上建立在几个简单的原理之上。第一个原理：除去质的因素，注意力集中到事物的可称重、可度量大小和可计数的方面，集中到可以控制、可以重复的时间空间序列，或诸如天文学中的可重复且可预测的方面，从而化复杂事物为简单。第二个原理：注意力集中到外部世界，在处理有关数据时将观察者的因素消除或中性化。第三个原理：将研究对象孤立开来：限制研究的范围—将兴趣专门化，并做细致分工。总而言之，物理学科学所谓的世界并非人类所经历的全部对象：而仅为经历中可以精确观察和可以推而广之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机械学系统：根据这个系统，全体中的任何一个随机的样本都可以代表全体—在实验室里的1盎司纯净水与水箱中100立方英尺的同样的纯净水有同样的性质，而且一个物体的性质不会受其周围环境的影响。现代的时空观念会使我们产生疑问，亦即是否有这样纯粹的机械学系统存在。但“为了实用目的”，自然哲学的原始偏见就是抛弃有机体的复杂性而寻觅可以描写的孤立物体；似乎这种从“物理世界”抽象出来的孤立物体可以完整地代表“物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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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排除有机体的做法，无论从实际的观点或者历史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虽然苏格拉底背弃了爱奥尼哲学，因为他更感兴趣的问题是人的两难境况，而不是关于树、河流、星星等可称之为实用知识的学问，但后者这类非生命的真理却能超越人类社会的兴亡而永存于世，例如毕达哥拉斯定理（Pythagorean theorem，或勾股定理、商高定理—译者注)。与口味、学说、时尚等呈周期性变化的情况相反，数学和物理的知识是稳步积累起来的。在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天文学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星星并不会受人类意志的影响：它们的运动轨迹却可为人的肉眼所看到，研究者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就可以跟踪观察。

我们可将一头牛在崎岖不平的弯路上行走的复杂现象与行星的运动作一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整体的运动轨道是比较容易得到的，但要取得近在眼前的物体的速度变化和位置变动倒要困难得多。将注意力集中到单个机械学系统之上，是建立系统的第一步，是理性思维的一次重大胜利。物理科学将努力集中在非历史的、非有机的方面，从而使整个分析过程变得很清晰：在其注意力所集中的领域，这种方法可以大显身手，可以得到恰当的结果而不会来回动摇，也不会碰到许多特殊的困难。但在科学方法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真实的物理世界还不够简单：必须将物理世界细化为根据空间、时间、质量、运动、数量等因素可以进行比较的元素。伽利略曾为这种简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出色地描写了这种简化排除过程，下面最好引用他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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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形成了物质或有形物质的概念之后，我马上感到必须将其想像为具有某种形状的边界。它与其他物质相比，是大是小。它在某时刻得处于某一位置；它要么处于运动状态，要么处于静止状态。它与其他物质要么相接触，要么不相接触。它是唯一的，稀少的，或很普通。我无法通过想像使物质不具有上述种种特性。但另方面，我感到并不一定要将物质与下述各种条件联系在一起：其为白色或红色，其味苦或味甜，其能发声或不能，其气味芬芳或令人讨厌，如感官不能辩明上述性质，单凭语言和想像也得不到这些性质。因此我以为，对于物质而言，其表现出来的味觉、嗅觉、颜色等等，仅为名称而已。这些性质仅为有感觉的物体而存在，当没有了有感觉的生物，这些性质也随之消失，虽然我们已为这些性质定了名称，也乐于让自己相信这些性质是真实存在的。但我并不相信，在外部物体中有任何东西会激发味觉、嗅觉和声音等，它们具有的性质只是大小、形状、数量和运动。”

换言之，物理学科学将其考虑范围限制在所谓的初级性质之上：而次级性质则被摒弃，被认为是主观的性质。但是初级性质与次级性质相比，并不见得更具决定性，也不见得更为基本。无感觉的物体固然是现实存在的，但有感觉的物体何尝不也是现实存在的呢？从生物学的观点来说，嗅觉对于生存是极端重要的：比起区分距离和重量的能力来，它也许更为重要它是确定食物是否可以食用的主要手段。特殊的气味带来愉悦的感觉，不仅提升了进食的过程，而且也是一种引起性欲的象征，最后更升华为香味。初级性质之所以可称之为初级是从数学分析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对于这些初级性质我们有独立的测量时间和空间的尺子，也即时钟、标尺和天平，作为最根本的参考系。

将注意力集中到初级性质的好处是它可以将观察者的感觉和情绪的影响中性化：即观察者除了有思考过程之外，可视为一个记录仪器。以此方式，在其有限的领域内，即在纯粹的传统“物质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具有了公共性的、非个人的、客观的特点。从而科学技术使思维达到了值得珍惜的伦理化。科学的标准首先在与人类的直接目的和兴趣无关的领域内建立起来，当然也可以在以后应用于现实世界更复杂的一些方面，也即更贴近人类的希望、关爱和抱负的那些方面。但这种使思维更清晰、更冷静的进步，其最初的作用却是处处贬低我们的种种经验，除非这些经验能用数学的办法加以研究。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1660 年 11 月 28 日正式成立—译者注）在建立之初就特意将人文科学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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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物理科学的研究就意味着强化人类的感官：眼睛变得无比敏锐；耳朵变得无比灵敏；手变得无比灵巧。胡克（Hooke）在看到眼镜如何改善了人们的视力之后，就指出自已毫不怀疑：“人们会用机械发明去改善人的其他感官的能力：听力、嗅觉、味觉、触觉。”但是，在这些方面的精确度提高的同时，人的经验整体来说发生了变形。科学的工具处理的是事物的“定量”的方面，就事物的“定性”方面而言，它是无能为力的。定性的问题就归结为主观的：既然是主观的，也就是不现实的、看不到的、无法测量的、不复存在的。人的本能和感觉并不能影响机械过程或机械学解释。新的科学和新的技术很可以有一番作为，因为与生命有关的事物、过去的工作都已被有意地排除在外，例如艺术、诗歌、有机的节奏、幻想等等。当所感知的外部世界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的时候，感觉的内部世界却变得愈来愈无足轻重了。

分工，一个复杂的操作被分成很多简单的步骤，并加以专业化。这个过程在17世纪已成为经济生活的特点，如今在思维世界也占据了统治地位：同样要求机器般的精确和很快取得结果。研究的领域被逐步细分，人们在深入研究很小的领域：可以说，在很小的尺度下，真理会变得很完美。这种限制是极其实际的手段。了解了事物的全部真相，并不见得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去处理这些事物；彻底了解需要大量时间；而且所谓了解，最后大致是一种对事物的识别，缺乏冷静的客观态度。然而只有具备了这种冷静的客观态度，人们才能为了客观的目标去处理事物。如果想吃鸡，最好一开始就将鸡作为食物来处理，而不要加上友善的关注、人类的同情心或审美方面的欣赏。如果把鸡的生命当作关注的最终目标，那么，人们甚至于可以采纳梵天(Brahma，印度教中的创造之神——译者注）那样彻底的态度，不仅留下鸡不杀，而且还留下鸡翅中的虱子。选择性，即有所为有所不为，是生物体必须具有的，使自已不至于为很多不相干的感觉或理解所淹没。科学给予这种无法避免的选择性以新的合理解释：选择就是找出最通用的一组关系，即质量、重量、数目、运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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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种孤立和抽象的手段，对于有序的研究和用精密符号的描写固然十分重要，却也是使实际的生物体丧失生命力的条件，至少使生物体无法有效施展功能。拒绝处于原始状态的完整经验，不单单排除了经验的种种图像，将思维中不能功能化的部分弄得支离破碎，而且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后果：其积极方面是相信无生命。只要一个生物体是活的，其活力过程就无法加以仔细观察。简言之，科学以其精确度和简明性，虽已取得了巨大的实际成就，但它并不能使我们走近客观实际，反而使我们与之远离。物理学科学要求取得精确的结果，于是贬低了真正的客观性。就个人而言，它使个人特点的一个方面瘫痪了；就集体而言，它使经验的一个方面被忽视了。用机械的或双向的时间代替历史，用解剖的尸体代替活体，用去除外壳的个别人的集合代替身处集体中的人，或者通俗地说，用机械的可以测量或可以复制的东西代替难以接近的、复杂的、有机的整体。这样做可以得到有限的把握实际的能力，但牺牲了真理，牺牲了与真理密切相关的更大范畴内的效能。

物理学家将其工作对象限制在现实中的一些可以说是具有市场价值的方面，将人类经验的总库加以孤立和肢解，于是创造了一种有利于单个实际发明的思维习惯。但这样做极不利于大部分的艺术形式，对那些艺术而言事物的次级特性和艺术家个人的感受和动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物理学家坚持其精密抽象的原则，讲究实际的研究方法，从而剥除了自然的、有机的世界的外衣：不顾人类的真实体验。他们用一些铁丝和滑轮建起了有效的、抽象的骨架去代替有血有肉的现实。

留下来的是贫瘠的、无人居住的物质和运动的世界：一个废墟。为了在该废墟上取得繁荣，17世纪那种观念的继承人必须使世界充满新的生物，将新的生物发明出来代表物理科学的新的现实。机器，也只有机器，才完全满足这种新的科学方法和新的观点的要求：它们比起活的生物体来更完美地满足“现实”的定义。一旦建立了机械世界的图像，机器就可以繁衍生殖，维持统治。它们的竞争对手或者已被消灭，或者已被送进了一个只有艺术家、热恋情人和动物饲养员才相信其存在的晦暗世界中。难道机器不是这样设想出来的吗？你看它们仅仅具有一些初级特性，根本不必在乎其外形、声音，或其他感官特征。如果科学提出了一种最终的现实，那么，就像吉尔伯特（Gilbert，W. S. Sir，1836—1911年，诗人——译者注）的民歌中的定律，机器就是所有最出色东西的体现。当然，在这个空荡荡的、被剥除了外衣的世界中，发明机器成了一种责任。人类将人性中的大部分东西都抛弃了，从而可以升格为神。他渐渐理解了第二次浑沌，按自己的形象造出了机器：这是力量的形象，但这种力量已从其肉体剥落，已游离于人性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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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明的责任

在科学方法的发展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原则，只要稍作改变即可成为发明的基础。技术是将科学理论的真理隐含的或明确表述的、期望的或已被证明的，翻译成适当的、实用的形式。科学和技术是互相独立但紧密联系的两个世界：它们有时相互靠近，有时分道扬镳。谈到以经验为主的发明，如蒸汽机，人们会想到卡诺对热力学的研究。而抽象的物理学研究，如法拉第对磁场的研究，直接导致电动机的发明。从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几何学和天文学，到电学和物理学的最新研究，莱昂纳多·达·芬奇的论断都是对的：科学是指挥官，实践是士兵。但是有时士兵在没有指挥官的情况下就赢得了战争；有时指挥官依靠聪明的战略，无需士兵交火就取得了胜利。

在机器发展的早期，生命体和有机体很快就被机器取代了，因为机器是大自然的仿制品，是经过人的思维分析、调节、收缩、控制后的大自然。然而，机器进步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控制自然界，而且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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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速度的期望

1. 快速的陆上自动车：奥林其亲王（PrinceMaurice of Orange，1618—1625年）所使用的风帆车(1598年)，亲王是引进现代练兵方法的第一批指挥官之一。罗吉尔·培根在13世纪宣称的对速度的需要，到了16世纪仍未如愿以偿，于是有了滑雪运动。

(蒙慕尼黑德国博物馆的允许转载于此)

1. 直接脚踏自行车，由冯·德赖斯男爵（BaronKarl von Drais)于1817年发明。注意，格尼爵士(SirGoldsworthyGurney，1793—1875年)发明的自动车的动力也来自脚踏，原自行车为木制。中间曾试验过很多高轮的方案，最后还是回到原来的尺寸。

(蒙慕尼黑德国博物馆的允许转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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