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文明

由于身处城市或较人性的农村环境，模具工和金匠所受到的影响就要小得多。金匠与珠宝和妇女饰品同属一系。即使是铁制品，在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和德国，箱柜的锁具和镶边以及栏杆和支架上的精巧装饰都显示出舒适生活的优雅和安详。但总体来说，采矿和冶金是被古典文明和哥特式文明的社会体系排除在外的。采矿业的方法和理念逐渐成了整个西方世界发展工业的主导模式，这个事实被证明是件很糟糕的事情。爆炸、潮湿、碾压、萃取其中总有些邪恶和凶险的东西。归根结蒂，生活只有在适于生命的环境里才能繁荣昌盛。

1. 采矿业和资本主义

与其他任何行业相比，采矿业与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联系得更加紧密。到了16世纪，采矿业已经为资本主义奠定了其剥削的基本模式。

14世纪的德国，从事采矿业的是自由的市民，大家是简单的合伙分红关系。矿工一般都是没用的人或者是破产的中产阶级。由于是自由劳动力，德国采矿业的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到了16世纪，萨克森的采矿技术领先于整个欧洲，诸如英国等其他国家也引入德国矿工来改善其采矿作业。

矿井的加深、采矿业的做法向其他领域的扩散、应用复杂的机器来抽出地下水、提升矿石、给矿井通风、把水力应用于新型熔炉的风箱，所有这些改进都需要更多的资金。于是就允许有些人用金钱代替劳力来入伙——不参加劳动的合伙人。这进一步导致某些人伙矿工的股份被收购，他们的分红逐步减少最后变为仅仅领工资的工人。对采矿业的投机活动早在15世纪就已经开始了，这种疯狂的投机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本地的地主以及邻近城市的商人迫不及待地投入了这场赌博。鲍尔时代的采矿业，一方面呈现了工业组织的某些现代化的改进—三班制、8小时工作、慈善性的自助和保险，以及在冶金行业中出现的便于交流和沟通的行业公会。另一方面也由于资本主义的压力而表现出了19世纪全球工业界的典型特征—阶级分化、作为自卫武器的罢工、残酷的阶级斗争，1525年农民战争期间矿主和封建贵族联手消解了行业公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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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摧毁了合作性冶金行业公会的基础，而后者正是德国冶金技术复苏的一个特征。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自由”基础，也即“自由”的攫取以及股东和董事会的阶级统治，不用再顾虑任何保护人权的规章制度了。那些人性化的规章制度是中世纪社会发展出来的，要知道那时即使是农奴也受到社会习俗的保护，也有耕种土地的基本保证。而矿工和熔炉旁的铁匠，他们是自由的工人，也即不受保护的工人，他们是19世纪工资奴隶的先行者。只在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里，这个机器技术的最基本工业——冶金工业—才尝到了行业公会体制的保障和人道主义的甜头，很快就由奴隶制的野蛮剥削过渡到几乎同样野蛮的工资奴隶制的剥削。工资奴隶制所到之处，工人的人格也荡然无存。

采矿业还在另一个方面助长了资本主义。15世纪的商业企业迫切需要健全而灵活的流通体制，工业也迫切需要资本来提供大量的必需品——船只、工厂、矿井、码头、起重机。早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山之前，欧洲的矿山就开始提供这类必需品。根据桑巴特的统计，15、16世纪时，德国采矿业在十年之间获得的利润就抵得上过去一百年里老式企业获得的利润。正如现代的主要财富是建立在石油和铝业的垄断之上一样，16世纪的富格尔家族的财富主要建立在施蒂里亚州（奥地利东南部—译者注）、蒂罗尔地区（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译者注）以及西班牙的银矿和铅矿之上。这种财富的积累只是某种循环怪圈的一个环节而已，而这种循环迄今仍能看到，虽然形式略有改变。

首先，战争技术的改进，特别是武器装备的迅速扩大，增加了钢铁的消耗，提出了对矿石的新需求。为了购买越来越昂贵的装备并支付战士的工资，欧洲统治者只得求助于金融业，并把皇家矿藏作为贷款的抵押。于是采矿业的发展成了金融企业发财致富的一条坦途，收益甚至要大于高利贷。为了还债，统治者热衷于新的征服或对遥远地区的开发，于是开始了新的循环怪圈。战争、机械化、采矿、金融，一环套着一环。采矿是关键性的工业，为战争提供了动力，成为原始的金融钱柜，也即战争钱柜，增加了钱柜的物质（金属）内涵。另一方面它又为战争提供了工业基础，为金融业牟得了利益。战争和采矿的不确定性又增加了投机获益的可能性，这就是金融蛆虫得以繁荣的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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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矿工的基本态度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可能还有另一种影响，也即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经济价值与所花费的劳动量以及产品的稀缺程度有关。这些是计算成本时的主要因素。黄金、红宝石、钻石的稀有程度，挖掘铁矿直到压轧所花费的劳动量，在西方文明发展时期这些变成了评估经济价值的依据。但是，真正的价值既不取决于稀缺程度，也与花费的人力无关。空气之所以能维持生命，与其是否稀缺无关。牛奶或香蕉之所以有营养，也并不取决于花费的人力。与化学反应和太阳光的作用相比，人类的贡献其实很小。真正的价值在于是否能维持并改善生活，一颗玻璃珠可能比一颗钻石更有价值，一张松木桌子可能在美学上比一张精雕细刻的桌子更有价值，远洋航行中一个柠檬的榨汁可能比100磅无汁牛肉更有价值。价值在于它对于生命的作用，而不在于它的来源、它的稀缺度或所花费的人力。矿工的价值观，就像金融家的一样，变得抽象而定量化了。这种缺陷的产生是否来自矿工的环境？其他任何原始环境都包含有与食物或与生活直接相关的因素游戏、浆果、蘑菇、枫汁、坚果、牛羊、谷物、鱼类，而只有矿工的环境却是无机物的世界，与饮食或生活毫无关系。矿工的工作不是为了爱好，不是为了营养，而仅仅是为了“挖出一大堆”。迈达斯（Midas，希腊神话中能点物成金的国王——译者注）的经典诅咒也许已经成了现代机器体系的主要特征：他触摸到什么，什么就变成了黄金和钢铁；只有在以黄金和钢铁为基础的文明里，机器体系才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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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始的工程师

利用机器合理地征服环境，这基本上是原始森林居民的工作。他们的成功部分可以用他们所利用的材料来解释。因为木头与其他任何物质相比更容易加工。直到19世纪它仍在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以后它才被金属取而代之。

在温带和亚北极地区森林当然是最常见、最普遍的环境，从山顶直到河边，绝大部分的西欧地区都如此。虽然挖掘石头要费点力气，但是一旦加工出了石斧，砍伐树木就是件相当容易的事了。自然界还有哪种东西像树木那么长，具有那么大的截面？其他哪种材料具有如此多变的尺寸？其他哪种材料能用最简单的工具—楔和槌来劈开？其他哪种材料能加工出平面并在平面上雕刻、成形？沉积的岩石与这些特性相近，但它们只是差劲的木材的代用品。人们砍伐树木不像采掘矿石，不必借助于火。依靠火的帮助，人们可以把巨大的树木加工成独木舟，先烧焦中间的木头，再用原始的凿子把中间部分挖空。直到现代，坚实的树干仍以这种原始的方式来加以利用。丢勒的一幅雕版图就画着一个男人正在挖空一颗巨大的树干。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形状近似的树干来加工木碗、木盆、木桶、木槽和木凳。

木材与石头不同，它非常适于运输。修整过的圆木可以在地面滚动；由于可以漂浮，即使没有船只它也可以利用水路长途运输，这是无可比拟的优势。建立在湖泊中木桩上的新石器时代的村庄证明了文明的进步：木材帮助人们摆脱了洞穴和冰冷的地面。由于木材的轻便和分布的广泛，人们不但在欧洲高地，也在海边看到了森林居民的业绩。在北欧沿海的沼泽地区，森林居民利用树干打下了木桩、建造了村庄。他们还用小树枝和枝梢编织成防波堤，把潮水挡在堤外。几千年来，只有木材让人类圆了航海之梦。

从物理上讲，木材具有石头和金属二者的性质。其横断面上的强度比石头更强。木材的物理性质与铁有些相似：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还具有弹性。石头只是一大块，而木材从性质上讲已经是一种结构。从松树到角树，从杉树到柚木，各种树木具有各种各样的韧性、抗拉强度、重量和渗水性，这就让人们能随用途的不同而选用合适的木材。即使是金属，也仅仅在冶金技术的长期发展之后才具有这种灵活的适应性。铅、锡、铜、金及其合金也只能提供有限的可能性。直到19世纪末，木材在多样性上仍具有优势。由于木材可以刨，可以锯，可以车，可以雕刻，可以劈开，可以切片，甚至可以软化、弯曲，因此它在所有材料中最适合于手工艺的创造。它适合于各种加工技术，而在自然状态下它又保持树木的形状并具有一定的结构。木材的原始形状启发我们应用适合的工具使它适当地最终成形。树枝的曲线形成了支架，分叉的小树枝形成了把手和犁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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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木头是可以燃烧的。与其他抗燃物质相比，这在人类的原始时期是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性质。火显然是人类在征服原始环境方面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火的利用让人类在同时代的灵长类动物种群中高出一筹。无论何处，只要收集了几根干树枝，他就有了自己的炉膛和祭坛，也就有了社会生活的萌芽以及自由思维、沉思默想的圣地。早在发掘煤炭或烘干泥煤、畜粪之前，除了果腹的食物和暖身的阳光以外，木材是人类的主要能量来源。即使在动力机械发明之后很久，木材仍在美国和俄国的汽艇和火车上用作燃料。

因此在人类技术利用的所有材料中，木材是最多变、最没有固定形状、最有用的一种。即使是石头，也只能算是辅助性的材料。木材的加工等于是石材和金属加工的一种培训。因此，人们在用石头建造庙宇时自然会应用建造木质庙宇的那一套技术，而樵夫的精明也奠定了在后新石器时代机器体系研发中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的基础。如果没有木材，也就没有了现代技术的支柱。

森林居民（或称樵夫）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他们的成就实质上奠定了动力生产和工业化的基础。他们不仅砍伐树林、提供燃料，他们不仅烧制焦炭、提供最通用最有效的燃料并由此推动冶金技术的发展，而且他们与矿工和铁匠一起构成了原始形式的工程师。没有他们的技能，矿工和泥瓦匠的工作将变得困难，采矿技术和建筑技艺几乎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进展。正是木质支柱使矿山的深深隧道成为可能，正是拱形和中心定位使大教堂高耸的拱门和大跨度的石桥成为可能。正是樵夫开发了轮子：陶工的轮子、手推车的轮子、水轮机的轮子、纺纱机的轮子。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发了最伟大的机器-工具，也即车床。如果说木船和手推车是樵夫对于运输业的重大贡献，那木桶是他们发明的最机敏的器皿，聪明地利用压缩-拉伸来达到不漏水的效果。这在强度和轻巧上是超越陶器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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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轮-轴本身来说，它们是如此重要，勒洛等人甚至这样说，由往复运动变为旋转运动就是刻画了现代特征的关键性技术进步。如果没有精确加工圆筒、螺杆、活塞和钻孔设备的机器，就不可能创造出任何精密仪器：有了机床，现代机器才有可能出现。车床是樵夫对机器发展的决定性贡献。最早的相关记录出现在希腊文献中，原始形式的车床有两个固定部件，它们夹持着钻木的转轴。用手把绳索绕在转轴上，绳索的另一头系在用人力弯曲的小树上。松开小树，转轴就开始旋转。加工者手持凿子抵在旋转的木头上，如果中心对得准确，就能把木头加工成一个圆筒或近似的圆筒。这种粗糙的车床迄今仍在应用，或者说15年前仍在应用，在英国奇尔特恩丘陵（ChilternHills）被用于制造椅子腿，按市场需求加工，做的质量还不错。在其部件用金属铸造之前，在动力由脚踏驱动或电力驱动之前，在工件的移动装置或凿子的滑动扶架发明之前，这种车床作为具有中等精确度的设备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18世纪这种车床才最终进化为异常精确的金属设备，一般都把这些归功于英国的莫兹利（Maudslay)。但实质上所有的重要部件都是樵夫发明的，而且脚踏板的发明还启发瓦特想到怎样把蒸汽机中的往复运动转变为旋转运动。

我们将在讨论始生代技术时期的经济时再探讨樵夫对机器的特殊贡献。此处只指出他们作为工程师的作用：建筑水坝、由闸门关住的水道、建造磨房、制造磨房的轮子、控制水的流量。为农民直接提供服务的樵夫，往往也与农民融为一体。然而从环境上说，他们被夹在了两股势力之间，他们的统治地盘受到威胁，有时还被迫压缩。一股势力是农民要求得到更多的可耕地，于是更适于植树的土地也变为农林混合经营。在法国，剩余的树木可能少到只有一小撮，或者只是天边的一个轮廓；在西班牙及其他地中海地区，不仅毁林，而且还出现了土壤侵蚀的现象。同样的糟糕过程也影响了具有更古老文明的故土，例如中国。（纽约州正在补救这种不幸，他们购买边际农业土地，用于植树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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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股势力是从山峰-河谷的理想体系的另一端传来的来自矿主和玻璃厂的压力。到了17世纪，英国美妙的橡树林已经让位于制铁业。当时木材是如此地缺乏，以至于约翰·伊夫林爵士（Sir JohnEve-lyn）领导下的海军部不得不强制推行植树政策以满足皇家海军的需求。森林居民的林地不断地受到侵袭，他们不得不退向更遥远的地区，退到北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桦树林和冷杉林地区，退到美国的内华达山脉和落基山脉。土地的商业需求是如此紧迫，矿石开采的方法是如此具有权威性，在19世纪，树木砍伐已经升格为木材开采。到了今天，单单为了满足周末报纸的出版就需要砍伐整片树林。已经度过金属时代的树木文化和树木技术，看来也能度过今天这个合成的时代。因为树木本身是大自然为这些合成对象提供的最廉价的模特儿。

1. 从追逐猎物到追逐敌人

在机器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士兵的影响也许是最积极的：其背景是原始猎手的漫长进化。原始时期猎手对于武器的需求来源于增加食品供应，于是从技术文明的发端以来就开始了对弓箭、长矛、投石器和小刀的发明和改进。投掷武器和手持武器是发展的两大类，弓箭也许是现代枪支发明之前最有效的武器，因为它既能及远又能准确，利用铜、铁制作尖锐的箭头当然也很重要。撞击和火焰也属于战争的主要策略手段。

如果说矿工的任务是无生命的，那么猎手的任务就是反生命的了。他是追逐猎物的野兽，果腹的需求和追逐的兴奋使他抑制其他任何反应，例如怜悯或完成杀戮时的感官愉悦。牧民驯化家畜，反过来也在这个过程中被驯化——保护家畜、驯养家畜，结果必然使他更加关怀年幼者和无助的人，于是培养了更有人情味的本性；农民甚至将同情扩展到了植物界。日常的种植和驯养活动也是教导人们如何合作、团结和培养的课程。即使当农民杀灭老鼠或拔除杂草的时候，其直接目的也是为了保护更符合人类需求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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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猎手就缺乏这种对于生命的尊重。他们没有任何责任感，例如农民在屠宰家畜之前的那种责任感。猎手早已熟练于武器的使用，杀戮是他们的主要工作。由于感到恐惧或不安全，猎手不仅攻击猎物，而且攻击其他猎手。对于他们来说，生物是潜在的肉食、潜在的皮革、潜在的敌人、潜在的战利品。原始人赤手空拳地生存于充满敌意的蛮荒世界中，于是产生了这种掠夺的生活方式。但不幸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并未随着农业的成功兴起而消失。人们在迁徙过程中，其敌意更是指向了其他部落，特别是猎物缺乏、食物供应不足的时候。到了最后，追逐的战利品只具有象征的意义：攻击的目的是为了给庙宇或宫殿提供储存品。

“和平术”的进步并未导致和平的到来。相反，武器的改进以及有组织的生活对于天然敌意的抑制，结果反而使战争变得更加野蛮。非武装的手或脚相对来说是无害的，影响范围也有限，打击后果也不严重。只有随着军队有了严格组织和军团编队，人群之间的冲突才变得如此野蛮和恐怖。与此相比，原始人类的死后食尸也要相形见绌了。

既然战争装备更加有效了，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用途。抢劫也许是最古老的不劳而获的方式，而战争却能在无中生有方面可以与魔术一比高低：不具备个人魅力却能获得女人，缺乏智慧却能获得权力，无需动一根手指头或学会一项技能却能持续享受别人辛勤劳作的成果。猎手受到这种可能性的诱惑，随着文明的进展而转向一系列的征服：致力于追逐奴隶、战利品和权力；他们还建立了国家以保证并控制每年的贡品，也顺便建立了必要的秩序。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陶器、篮子、造酒、种植谷物等只有肤浅的进展，而战争装备却在不断进步。英国农业的三田制（three-fieldsystem）一直维持到18世纪，英国偏远地区的农具甚至会被古罗马农民所耻笑，但这段时间内拿着修剪树木的镰刀或木质棍棒的拖沓的农民已经升格为弓箭手和矛枪手，后来又为火枪手所取代。后者又渐渐成长为更有威力、更机械化的步兵。滑膛火枪也由于装上了刺刀而在肉搏战中变得更有杀伤力；滑膛枪和刺刀也由于操练和战术布阵而变得更为有效。最后，所有这些武装还逐步协调并服从于最致命、最具决定性的武装——炮兵。这是机械发展的光辉胜利，也是军团编队的光辉胜利。如果说机械钟表体现了秩序意志，那么14世纪火炮的利用就体现了权力意志；而机器体系则是这两种元素的融合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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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战争的军团化编队，其影响力远远超越军队本身。军队中的指令是一级一级传达下去的，如果中间任何一级不是机械式的服从，如果遇到主动的参与或调整，如果涉及为何、如何、原因和目的等知识，那么这种指令的传达就会受到妨碍。16世纪的指挥员发现，如果能把每个军人变为单个作战单位，培训为自动化的机器人，那么大规模作战的效率就会成比例地提高。武器，即使不直接用于杀戮，它本身也是把某种行为强加于人的一种手段；若不以死亡或伤害相威胁，强加于人就不能得逞。换句话说，武器是让敌人或受害者做出降低人格的行为的手段。

看来，17世纪期间士兵习惯思维的普遍传播，在心理上大大有助于机器工业的大规模传播。工厂的常规，在兵营中看来是可以忍受的，是自然的。法国大革命后，西方世界普遍推行的征兵制和义务兵制，使得军队和工厂这两个名词，就社会效果来说，已经成了几乎可以互换的了。有人自满地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形容为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行动，但也可以反过来讲，现代的工业化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不妨思考一下战争威力的增长：战争威力由于枪支和火炮的利用而大大增加，不但扩大了攻击范围（火炮），而且也增加了投入战场的人数。记录在案的第一巨炮，其炮筒有3米半长，重达4吨半，于1404年出现于澳大利亚。重工业在为和平作出任何贡献之前，已经围绕战争而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在这个领域里人们追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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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死亡之舞

1. 16世纪的钟表。准时的习惯是成功的资产阶级的特征：因此携带私人钟表成了16世纪以来的风尚。许多早期钟表的稀奇古怪的形状表明机器体系是如何缓慢成形的。

1. 印刷机是帮助语言逐步取得一致，并由此使思想也逐步取得一致的有力工具。标准化、规模生产以及资本主义企业随着印刷机而诞生，此处展示的是已知的最古老的印刷机的代表，刊载于1499年印刷于里昂的《死亡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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