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 and Goliath The Hidden Battles to Collect Your Data and Control Your World

大规模监控和大量收集。当你在找针头的时候，你最不想做的就是在上面堆更多的干草。更具体地说，没有科学依据认为，增加与无辜民众无关的数据会更容易发现恐怖袭击，而且有大量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你可能增加了稍微多一点的信号，但你也增加了多得多的噪音。尽管NSA有“收集一切”的心态，但它自己的文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军事情报界甚至谈到了“从消防水管里喝水”的问题:有太多不相关的数据，根本不可能找到重要的部分。

我们在NSA的窃听项目中看到了这个问题:误报使系统不堪重负。在9/11之后的几年里，NSA每月向FBI提供数千条线索;结果每一条都是虚惊一场。成本是巨大的，最终让有义务调查所有线索的FBI特工感到沮丧。我们在可疑活动报告(sar)数据库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数以万计的报告，却没有实际的结果。NSA收集的所有电话元数据只导致了一次成功：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定罪，他向一个对美国没有直接威胁的索马里组织汇了8500美元一一这可能是捏造出来的，这样NSA在国会面前就能有更好的谈话点。

使用数据挖掘技术试图揭露恐怖主义阴谋的第二个问题是，每一次袭击都是独一无二的。谁能想到两个高压锅炸弹会被一个波士顿的大学生和他的哥哥放在背包里送到波士顿马拉松终点线?每一个实施恐怖袭击的罕见个体，都会对判定谁可能是恐怖分子的标准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导致侦查策略失效。

第三个问题是，NSA试图寻找的人都很狡猾，他们试图避免被发现。在个性化营销的世界里，典型的监控对象并不是试图隐藏自己的活动。在警察或国家安全的背景下，这是不正确的。一种对抗性的关系使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也意味着大多数商业大数据分析工具根本不起作用。商业工具可以简单地忽略那些试图隐藏的人，并假设其他人的行为是良性的。政府的数据挖掘技术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些人正是他们要找的人。

对手躲避监视的能力复杂程度各不相同。遗憾的是，大多数罪犯和恐怖分子一一以及政治异见者一一都相当无知，犯了很多错误。但这并不是数据挖掘的正当化;有针对性的监控也有可能识别出他们。问题在于，大规模监控的效果是否比定向监控好到足以证明其极高的成本是合理的。对NSA所有努力的几项分析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上面列出的三个问题无法解决。数据挖掘根本不是这项工作的正确工具，这意味着为其提供所需的所有大规模监控都是不合理的。基思·亚历山大将军(Keith Alexander)担任NSA局长时曾辩称，无所不在的监控将使NSA能够阻止9/11事件的发生。这似乎不太可能。他没能阻止2013年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尽管其中一名袭击者

在恐怖分子观察名单上，两人都有马虎的社交媒体记录——这是在9/11事件后的十几年磨练技术之后。NSA在爆炸案发生前收集了萨纳耶夫夫妇的数据，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数据比他们收集的数百万其他人的数据更重要。

这一点在《9/11委员会报告》中也有提及。该报告描述了未能“连接这些点”，大规模监控的支持者声称需要收集更多数据。但报告实际上说的是，情报部门在没有大规模监控的情况下掌握了有关阴谋的所有信息，而这些失误是分析不足的结果。

2006年，尽管阿卜杜勒穆塔拉布的父亲曾多次警告美国政府他很危险，但大规模监控并没有抓到他。液体炸弹袭击者(他们是政府禁止乘客在随身行李中携带大瓶液体，面霜和凝胶登机的原因)于2006年在伦敦的公寓被抓获，不是因为大规模监视，而是通过传统的调查警察工作。每当我们得知NSA的成功时，它总是来自有针对性的监控，而不是大规模的监控。一项分析表明，FBI从可疑活动报告、阴谋报告和其他不相关犯罪的调查中识别潜在的恐怖主义阴谋。

这是一个临界点。无处不在的监控和数据挖掘并不适合用来寻找专门的罪犯或恐怖分子。我们纳税人在大规模监控项目上浪费了数十亿美元，却没有得到我们所承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我们浪费在这些无效监控项目上的钱，没有花在调查、情报和应急响应上，而这些都是已被证明有效的策略。

大规模监控和数据挖掘更适合于人口歧视的任务:寻找具有特定政治信仰的人，与某些人是朋友的人，秘密社团的成员，以及参加某些会议和集会的人。这些都是像中国这样意图控制社会的政府感兴趣的个人。数据挖掘之所以能找到他们，是因为和信用卡诈骗犯一样，持不同政见者很可能有一个明确的个人资料。此外，在威权统治下，不可避免的假警报不是什么问题;以煽动罪指控无辜的人会给民众带来恐惧。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视工作不仅是无效的，实际上还让我们更不安全。为了理解其中的原因，我需要解释一下互联网安全、加密和计算机漏洞。下面的三个部分很短，但很重要。

互联网攻击与防御

在任何安全形势下，攻击与防御之间都有一场基本的军备竞赛。一方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优势，然后技术发生变化，给另一方带来优势。然后又变回来。

想想军事技术和战术的历史。在19世纪初，军事防御者有优势;向防线冲锋要比防守危险得多。拿破仑首先想出了如何利用当时的武器进行有效的进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火器一—尤其是机枪——已经变得如此强大，防守方再次占据了优势;堑壕战对进攻方来说是毁灭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着闪电战的发明，潮流再次转变，攻击者再次获得优势。

现在，无论是在互联网上还是在一般的计算机上，攻击者都占据了优势。这是正确的，有几个原因。

·破坏事情比修复事情容易。

·复杂性是安全最大的敌人，我们的系统一直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计算机化系统的本质使得攻击者更容易在系统中找到一个可利用的漏洞，而防御者却很难找到并修复系统中的所有漏洞。

·攻击者可以选择一个特定的攻击并集中精力，而防御者必须防范每一种可能性。

·软件安全性普遍较差;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编写安全的软件，创建安全的计算机系统。是的，我们在不断改进，但我们做得还不是很好。

·计算机安全技术含量很高，普通用户很容易出错，破坏他们可能拥有的任何安全措施。

这并不是说网络安全毫无用处，远非如此。攻击可能更容易，但防御仍然是可能的。良好的安全性使许多类型的攻击更加困难、代价更高、风险更大。面对不够熟练的攻击者，良好的安全性可以完全保护您。

在安全领域，我们是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思考的。你确定你的风险是什么，你应该采取什么合理的预防措施。所以，作为家里有电脑的人，你应该安装一个好的杀毒程序，打开自动更新，使你的软件保持最新，避免可疑的网站和陌生人发来的电子邮件附件，并做好备份。这些加上其他几个相当容易实施的基本步骤将使你足够安全，免受普通罪犯和黑客的攻击。另一方面，如果你是中国、叙利亚或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试图避免被捕或暗杀，你的预防措施必须更全面。如果你是一个试图躲避警察的罪犯，一个试图阻止商业间谍活动的商人，或者一个试图挫败军事间谍活动的政府大使馆，同样如此。如果你特别担心公司收集你的数据，你就需要一套不同的安全措施。

对于许多组织来说，安全归根结底是基本的经济问题。如果安全成本低于因缺乏安全而可能造成的损失成本，那么安全就是赢家。如果安全成本大于可能损失的成本，那就接受损失。对个人来说，很多心理因素和经济因素混杂在一起。很难用金钱来衡量侵犯隐私或被列入政府观察名单的行为。但总体思路是一样的：成本vs收益。

这种分析的关键是随机攻击和目标攻击之间的区别。

大多数犯罪袭击都是机会主义的。2013年，黑客闯入零售商塔吉特公司的网络，窃取了4000万人的信用卡和其他个人信息。这是当时已知的同类事件中最大的一起，对该公司来说也是一场灾难一一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格雷格·斯坦哈费尔(Gregg Steinhafel)因此事件辞职一一但犯罪分子并没有因为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专门选择塔吉特公司。他们感兴趣的是获取信用卡号码来实施欺诈，任何公司的数据库都可以做到。如果塔吉特有更好的安全措施，犯罪分子就会去别的地方。这就像典型的入室盗窃。他想抢劫人家。虽然他可能对社区和家庭类型有一些选择标准，但他并不特别在意自己选择哪一个。作为房主，你的工作是让你的家对窃贼的吸引力低于你邻居的家。面对无定向的攻击，需要好的安全措施是相对的。

与2012年中国黑客对《纽约时报》的攻击相比，这些黑客可能与政府有关。在这起事件中，攻击者试图监控记者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通信。他们特别针对纽约时报的电子邮件和内部网络，因为他们想要的信息就在那里。针对有针对性的攻击，重要的是你的绝对安全水平。你的邻居有什么样的安全措施是无关紧要的;你需要对攻击者的特定能力保持安全。

另一个例子:谷歌扫描所有Gmail用户的电子邮件，并使用从中收集的信息来定位广告。当然，不是b谷歌的员工在做这件事;电脑会自动完成。因此，如果您用谷歌无法自动翻译的晦涩语言编写电子邮件，那么您将不会受到谷歌算法的攻击一一因为谷歌不值得手动翻译您的电子邮件。但如果你突然受到联邦调查局的针对性调查，官员们就会利用这段时间翻译你的电子邮件。

记住大规模监视和定向监视之间的安全区别;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问题上。

加密的价值

我刚才把互联网安全描述为一场军备竞赛，攻击者比防御者有优势。优势可能很大，但仍然是程度上的优势。除了在电影和漫画书中，永远不会出现一方拥有某些强大的技术，而另一方不可能获胜的情况。

加密技术，以及一般的密码学，是唯一的例外。不仅防御比攻击容易;防守比进攻容易得多，进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与试图破解加密相比，加密有着巨大的内在数学优势。从根本上说，安全性是基于密钥的长度;密钥长度的微小变化会给攻击者带来巨大的额外工作量。难度呈指数级增长。64位密钥可能需要攻击者一天的时间才能破解。a

同样的攻击者需要两倍的时间来破解65位的密钥，也就是两天。128位的密钥——最多是加密工作的两倍一一将花费同一个攻击者264倍的时间，或者100万亿年的时间来破解。(相比之下，地球已有45亿年的历史。)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在宇宙热寂之前，这是不可能被打破的，即使你假设攻击者用地球上所有的原子建造了一台巨大的计算机。”奇怪的是，这些话并不是夸大其词。它们只是加密和破解之间数学失衡的结果。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问题是，加密只是一堆数学，而数学没有代理。要把那个加密数学变成可以真正为你提供一些安全性的东西，就必须用计算机代码来写。而这些代码需要在一台电脑上运行：一台有硬件、操作系统和其他软件的电脑。这台计算机需要由人操作，并连接到网络上。所有这些都会不可避免地引入漏洞，破坏数学的完美，并使我们回到前面讨论的安全状况——一个强烈倾向于攻击的状况。

NSA当然有一些机密的数学和大规模的计算能力，让它更容易破解某些类型的加密。为此，它在田纳西州橡树岭建立了多程序研究设施(MultiprogramResearchFacility)。尽管nsa的密码分析能力非常先进，但我们从斯诺登的文件中了解到，nsa主要是利用计算机、人员和网络上的其他漏洞来规避加密，而不是直接解决加密问题。NSA入侵系统，就像网络罪犯做的那样。它的“量身定制访问行动”(Tailored Access Operations)小组侵入网络并窃取密钥。它利用用户选择的错误密码，以及默认或弱密钥。它获取法院命令并要求获得加密密钥的副本。它秘密地在产品和标准中插入漏洞。

斯诺登在2013年的一次在线问答中是这样说的：“加密有效。正确实施的强大加密系统是你可以依赖的少数东西之一。不幸的是，端点安全性非常薄弱，NSA经常可以找到绕过它的方法。 99

但NSA可以用来获取加密数据的其他方法恰恰说明了加密为何如此重要。通过利用这种数学上的不平衡，密码学迫使攻击者追求这些其他路线。攻击者可能不得不闯入特定的计算机系统并获取明文，而不是被动地窃听通信通道并收集每个人的数据。与大量收集未加密数据相比，这些绕过加密的路径需要更多的工作、更大的暴露风险和更大的针对性。

记住大数据的经济学原理:就像保存所有东西比找出保存什么更容易一样，监视每个人比找出谁值得被监视更容易。广泛的加密技术有可能使大规模监控失效，并迫使窃听者选择监听目标。这对隐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攻击者没有足够的预算来选择每个人。

漏洞的普遍性

漏洞就是错误。它们是设计或实现上的错误—一代码或硬件上的小故障——允许未经授权的入侵系统。因此，例如，网络犯罪分子可能会利用一个漏洞闯入你的电脑，窃听你的网络连接，并窃取你用于登录你的银行账户的密码。政府情报机构可能会利用漏洞闯入外国恐怖组织的网络并破坏其运作，或窃取外国公司的知识属性。另一个政府情报机构可能会利用一个漏洞来窃听持不同政见者、恐怖组织或敌对政府领导人。军方可能会利用漏洞发射网络武器。这都是黑客行为。

当有人发现一个漏洞时，她既可以用来防御，也可以用来进攻。防御意味着提醒供应商并对其进行修补一一并将其发布，以便社区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许多漏洞是由供应商自己发现的，并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进行修补。还有一些是由研究人员和有道德的黑客发现的。

攻击包括利用漏洞攻击他人。未公布的漏洞被称为“零日”漏洞;对于攻击者来说，它们非常有价值，因为没有人受到保护，它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使用而不受惩罚。最终，受影响软件的供应商发现一一时间取决于漏洞被利用的范围——并发布补丁来关闭它。

如果进攻性军事网络部队或网络武器制造商发现了这一漏洞，它将对其保密，以便将来用于制造网络武器。如果很少被秘密使用，这个漏洞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密。如果不使用，它将一直保密，直到其他人发现它。

发现者可以出售漏洞。以攻击为目的的零日漏洞有一个强大的市场一一政府和向政府出售网络武器的制造商都是买家一一而在黑市上，发现者可以向罪犯出售漏洞。一些供应商为漏洞提供赏金，以刺激防御研究，但赏金要低得多。

未被发现的零日漏洞很常见。每一个商业软件一一你的智能手机，你的电脑，运行核电厂的嵌入式系统一一都有数百甚至数千个漏洞，其中大多数未被发现。编程的科学和工程技术还不足以生产出完美无瑕的软件，而且这种情况短期内不会改变。软件开发的经济学优先考虑的是功能和上市速度，而不是安全性。

这一切意味着，黑客攻击的威胁不会消失。在可预见的未来，一个足够熟练的攻击者总是有可能在防御者的系统中找到漏洞。对于制造网络武器的军队、试图侵入系统进行窃听的情报机构，以及各种犯罪分子来说，都将是如此。

维护一个不安全的互联网

在第6章中，我讨论了NSA如何使用现有的和专门创建的漏洞来入侵系统。它的行为将监视置于安全之上，最终使我们所有人都不那么安全。根据《卫报》关于斯诺登文件的一篇文章，NSA和政府通信总部是这样想的：“两家机构之间的机密简报庆祝他们成功地‘击败了网络安全和隐私....’。

政府到底是如何打败安全和隐私的呢?我们知道NSA主要采用以下四种做法。假设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各种国家也在使用类似的方法。网络犯罪分子也不甘落后。

在我们每天使用的商业软件中囤积漏洞，而不是确保这些安全漏洞得到修复。当NSA发现(或购买)一个漏洞时，它可以通知供应商并修复一个仍然保密的漏洞，或者它可以抓住它并利用它来窃听目标计算机系统。这两种策略都支持美国的重要政策目标，但NSA必须在每种情况下选择哪一种。

现在，美国——无论是NSA还是美国网络司令部——都在储备零日漏洞。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个。2014年，白宫曾试图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澄清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但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我们知道，单一网络武器震网(Stuxnet)就使用了四个零日漏洞。在一次网络攻击中使用这么多零日攻击意味着政府的库存有数百个。

在国会作证时，前NSA局长迈克尔·海登介绍了该机构术语NOBUS，即“除了我们没有人”一一也就是说，除了我们没有人可能发现或使用的漏洞。NSA有一个机密程序来决定它应该如何处理漏洞。该机构声称，它公开并关闭了它发现的大多数漏洞，但保留了一些一—不知道有多少—一它认为是nobuso

这种方法似乎是合适的一般框架，但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应用的。我们安全领域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如何做出NOBUS决策，我们担心政府也不会。

这种囤积让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未修补的漏洞会让我们更不安全，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独立地发现它们，并利用它们来攻击我们。它们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因为它们只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更糟糕的是，每次使用都有风险，其他人会知道这个漏洞，并将其用于自己。它们以家庭的形式出现;保守一个秘密，可能意味着一整类漏洞都没有被发现，也没有被修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非常容易受到零日攻击，因为我们的关键电子基础设施、知识属性和个人财富。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不那么容易受到攻击—一朝鲜更少—一所以他们修复漏洞的动力要小得多。

在广泛使用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产品中植入后门。后门并不新鲜。长期以来，安全行业一直担心黑客在软件中留下后门，并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来寻找和修复后门。

但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政府正在故意将后门植入硬件和软件产品中。

斯诺登披露的一份NSA文件描述了“SIGINT启用项目”，其中一项策略是“在商业加密系统、IT系统、网络和目标使用的端点通信设备中插入漏洞”。我们对这个项目了解不多:其中有多少是在相关制造商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完成的，又有多少是由秘密为政府工作的员工或秘密操纵公司主源代码文件秘密完成的。我们也不知道它的成功程度如何一一文件没有给我们很多细节一一但我们知道它的资金是每年2.5亿美元。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哪些国家对受其政治控制的公司设计的系统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知道一些例子。在第6章中，我谈到了微软为NSA削弱Skype。NSA还向微软施压，要求其在其硬盘加密软件BitLocker中设置后门，尽管该公司似乎拒绝了。想必还存在其他涉及其他产品的努力;我私下也听说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

故意制造漏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没有办法对任何系统实施后门访问，以确保只有政府可以利用它。政府授权的访问会迫使企业降低产品和服务对所有人的安全性。

例如，在2004年6月到2005年3月之间，有人窃听了100多个希腊政府成员的手机一一包括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司法部长一一以及其他重要的希腊公民。瑞典电信供应商爱立信(Ericsson)在沃达丰的产品中植入了这种窃听功能，但只对提出要求的政府开放。希腊政府不在其中，而是某个尚不为人知的政党—一敌对的政治团体?有组织犯罪?-弄明白了如何偷偷地打开这个功能。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2006年，意大利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2010年，中国黑客利用b谷歌安装在Gmail上的拦截系统，以满足美国政府的监控要求。2012年，我们了解到，卖给美国国防部的每一台手机交换机，其监控系统都存在安全漏洞;我们不知道这些漏洞是无意插入的，还是故意插入的。

NSA经常利用其他国家系统内置的后门来达到其他目的。例如，它利用百慕大电话系统内置的窃听功能，秘密截获了该国所有的电话。为什么它相信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

破坏加密算法和标准。另一个目标是

SIGINT启用项目旨在“影响商业公钥技术的政策、标准和规范”。同样，细节很少，但我认为这些努力更多地集中在手机安全等专有标准上，而不是公共标准

比如加密算法。例如，NSA影响了GSM手机加密算法的采用，它很容易破解。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公开例子是NSA将一个后门的随机数生成器插入到一个通用的互联网标准中，然后努力使该生成器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其目的是破坏人们用来保护互联网通信和网页浏览的加密技术，但并不是很成功。

黑客攻击互联网。在第五章中，我谈到了NSA的TAO小组及其黑客任务。除了直接侵入电脑和网络设备外，NSA还伪装成脸书和LinkedIn(可能还有其他网站)，渗透目标电脑，将互联网流量重定向到自己的虚拟网站，以达到窃听目的。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可以在脸书上找到你的私人照片，人为增加网站流量，干扰网站视频，删除电脑账户，入侵在线投票，等等。

除了所有这些策略在互联网用户中引起的极度不信任之外，它们还要求NSA确保监视优先于安全。NSA不是为了每个人的利益而提高互联网的安全性，而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而确保互联网仍然不安全。

这伤害了我们所有人，因为NSA并不是唯一一个依靠不安全感而茁壮成长的机构。其他政府和犯罪分子也从颠覆安全中获益。斯诺登披露的大量秘密监控技术并非NSA所独有，甚至也不是其他国家情报机构所独有。它们只是资金更充裕的黑客工具。学者们讨论了用开源和商业系统重建NSA收集和分析工具的方法。

例如，当我与《卫报》合作处理斯诺登文件时，NSA极力不希望我们曝光的一个绝密项目是QUANTUM。这是NSA所谓的信息包注入项目，基本上，这是一种允许该机构侵入计算机的技术。然而，事实证明，并不是只有NSA在使用这项技术。中国政府使用数据包注入来攻击计算机。网络武器制造商黑客团队向任何愿意购买的政府出售数据包注入技术。犯罪分子使用它。也有黑客工具让个人也有这种能力。这些在我写《QUANTUM》之前就已经存在了。NSA利用其知识来攻击他人，而不是建立互联网防御，以确保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数据包注入来入侵计算机。

即使在NSA内部开发了技术，它们也不会长期保持排他性。今天的绝密项目，就会变成明天的博士论文，第二天的黑客工具。最初为军事网络武器震网病毒开发的技术最终被用于犯罪恶意软件。Elcomsoft出售给政府的密码破解软件也曾被黑客用来从iCloud账户中窃取名人照片。曾经秘密使用的监控人们手机的技术现在也被广泛使用。

美国政府对不受约束的监控的渴望已经影响了互联网的运作方式。当监控变成多国合作时，这些需求

将越来越优先于其他需求。而网络工程师为满足政府监控要求而做出的架构选择可能会持续几十年，原因很简单，因为继续做同样的事情比改变更容易。通过将监视置于安全之上，NSA确保了我们所有人的不安全。

网络攻击的附带损害

随着各国继续相互攻击，使用互联网的公众越来越成为附带损害的一部分。大多数时候，我们不知道细节，但有时足够的信息浮出水面，我们知道。

三个例子:震网的目标是伊朗，但恶意软件意外感染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其他地方的5万多台电脑，包括雪佛龙公司(Chevron)拥有的电脑和德国的工业工厂;它可能是2010年印度卫星故障的罪魁祸首。斯诺登声称，NSA在2012年意外导致了叙利亚的互联网中断。同样，中国的防火长城使用了一种名为DNS注入的技术来阻止对某些网站的访问;这种技术经常会中断与中国或被审查链接无关的通信。

越多的国家通过全球互联网相互攻击一一无论是为了获取情报还是造成破坏—一越多的民用网络将成为附带损害。

损害国家利益

在第9章中，我讨论了NSA的活动如何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它也损害了美国的政治利益。

政治学家伊恩·布雷默(lanBremmer)认为，NSA活动的公开披露“严重损害了美国在许多盟友中的信誉”。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因为一个又一个国家知道了我们对其公民或领导人的窥探行为: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友好国家。自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监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Merkel)的手机一事曝光以来，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尤为紧张。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Rousseff)拒绝了美国的国宴邀请——这是世界各国领导人第一次拒绝美国的国宴邀请一一因为她和巴西其他国家的人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监视行为感到愤怒。

在幕后，通过更多的私人外交渠道，发生了更多的事情。如果美国正以其咄咄逼人的监控项目破坏其全球地位和领导地位，那就无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