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 and Goliath The Hidden Battles to Collect Your Data and Control Your World

而被抓的后果越严重，人们自我审查就越过分。

寒蝉效应

监控对社会可能产生巨大的寒蝉效应。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在2012年的一起案件中承认了这一点，该案涉及联邦调查局在某人的汽车上安装GPS追踪器。她的评论范围更广：“意识到政府可能在监视，这让结社和表达自由感到寒心。政府不受限制地收集数据，从而暴露同一性的私人方面，这种权力很容易被滥用。最终的结果是，GPS监控一一通过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提供政府在其自由裁量权下选择跟踪的任何人的大量私密信息一一可能以一种对民主社会有害的方式改变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埃本·莫格伦(Eben Moglen)写道，“无处不在的侵入性倾听会产生恐惧。而这种恐惧是理性、有序的自由的敌人。”监视是一种恐吓策略。

在美国，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寒蝉效应的开始。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份报告，报道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和执法的记者受到政府监视的严重阻碍。消息来源不太可能与他们联系，他们自己也担心被起诉。人权观察的结论是，需要报道的符合国家利益的故事没有得到报道，结果是公众了解的信息较少。这就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

处理涉及情报利益的案件的律师——外国政府客户、毒品、恐怖主义——也会受到影响。和记者一样，他们担心自己的谈话被监控，与客户的讨论也会落入控方手中。

“9·11”事件后的监控导致作家们进行自我审查。他们避免撰写和研究某些主题;他们小心翼翼地与消息来源、同事或国外的朋友交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斯诺登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不久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不愿在网上谈论NSA。一项更广泛的哈里斯民意调查发现，由于NSA的监视，近一半的美国人改变了他们的研究、谈论和写作内容。监控使穆斯林美国人、环保主义者、枪支权利活动家、毒品政策倡导者和人权工作者等团体对互联网的使用降温。在2013年斯诺登泄密事件之后，世界各地的人们不太可能在b谷歌上搜索个人敏感词。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1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即使通信信息被捕获的可能性很小，也会对隐私造成干扰，对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权利产生潜在的寒蝉效应。

以及结社自由。”

这不是妄想症。2012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一次竞选演讲中说：“任何经常浏览宣扬恐怖、仇恨或暴力的网站的人都将被判入狱。 9

这种对审查的恐惧不仅存在于当下;它也与过去有关。政客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反对派不断拿着相机跟着他们，希望能记录下一些可以断章取义的东西。他们过去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会在当下被仔细研究和评判，其精准程度远远超过仅仅几年前人们的想象。想象一下，这对每个求职者来说都是正常的。

当然，监控对每个人的影响并不平等。我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关心政府的监视，因此根本没有受到影响。而我们中的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不受统治精英青睐的宗教、社会、种族和经济群体的人，则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杰里米·边沁在构思他的panopticon时的关键观察是，当人们相信自己被观察时，他们就会变得墨守成规、顺从。圆形监狱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架构。想想看，当一辆警车在你旁边行驶时，你会怎么做，或者当国家特工在监听电话时，整个国家会怎么做。当我们知道一切都在被录音时，我们就不太可能畅所欲言，也不太可能单独行动。当我们的行为不断受到评判、批评和纠正的威胁时，我们变得害怕——无论是现在还是不确定的将来——我们留下的数据会被任何关注我们曾经私密和无辜行为的权威带回，牵连到我们。作为回应，我们没有采取任何不同寻常的行动。我们失去了个性，社会停滞不前。我们不会质疑或挑战权力。我们变得顺从和顺从。我们变得不那么自由。

抑制异议和社会变革

这些寒蝉效应对政治话语尤其有害。持不同意见是有价值的。而且，反常的是，违法也可能有价值。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进步的两种方式。无处不在的大规模监控是民主、自由、自由和进步的敌人。

捍卫这一论断涉及到一个微妙的论点一一我在之前的书《说谎者和异类》(Liars and outliers)中写过一一但它对社会至关重要。我们可以这样想。在美国各地，各州即将废除几十年前关于同性恋关系和大麻使用的法律。如果旧的法律能够通过监控得到完美的执行，社会就永远不会达到大多数公民认为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地步。必须有一段时间，它们仍然是非法的，但却越来越被容忍，这样人们就可以环顾四周，说：“你知道，那并没有那么糟糕。”是的，这个过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这是一个不违法就不可能发生的过程。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在1971年也说过类似的话：“不偏离规范，就不可能取得进步。

无处不在的政府监控所带来的完美执法使这一进程降温。我们需要不完善的安全系统，让人们自由地尝试新事物，就像不公开的头脑风暴会议可以放松束缚，培养创造力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慢慢地从一件事是非法的、不好的，到非法的、不确定的，到非法的、可能的，最后到合法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往往一度被过去的权力结构视为威胁，甚至是犯罪。如果当局能够通过监视实现社会控制，这些变化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关心新兴的监控架构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我们个人并没有因为它的存在而感到寒意。我们之所以会受到影响，是因为我们周围的人不太可能宣扬新的政治或社会理念，也不太可能做出不同寻常的举动。如果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对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监视成功地让他噤声，那么受影响的人将远远超过金和他的家人。

当然，许多违法的行为理所当然会永远违法:盗窃、谋杀等等。然而，在极端情况下，完美的执法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如果警察可以全天候跟踪你的车，然后在月底给你寄一张账单，列出你每次超速、闯红灯、非法左转或跟在你前面的车太近的时候，这对社会意味着什么?或者，如果你所在的乡镇可以利用空中监控自动对你进行罚款，因为你没有定期修剪草坪或铲平人行道?我们的法律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类的判断。虽然存在与有偏见和偏见的判断相关的风险，但用算法效率取代这种判断也存在风险。

无处不在的监控可能会导致2002年汤姆·克鲁斯(TomCruise)的电影《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中描绘的那种社会，人们在犯罪之前可能会成为警方调查的对象。执法机构已经在利用预测分析工具来识别嫌疑人并指导调查。从那里到老大哥和思想犯罪的世界只有很短的一步。

这种让某些犯罪无法逃脱的想法是新的一一这是所有这些新技术的潜在结果一—这是我们在实施之前需要仔细考虑的事情。正如法学教授Yochai Benkler所说，“不完美是自由的核心维度。 99

秘密蠕变

保密通常会掩盖政府的监视，并对自由开放的社会构成威胁。

在美国，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政府极大地扩大了可以被视为机密的范围。国家安全的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是，在情报、外交政策和国防事务中，保密是必要的。如果政府决定某些事情一—军队调动、武器装备、

谈判立场一一敌人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使之对自己有利。几千年来，这种军事保密的观念一直是正确的，但最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在这里以美国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关心的是具体事实的保密性，比如军事单位的位置和战斗的精确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将这种保密性扩展到大规模行动和整个知识领域。我们不仅对制造原子弹的计划保密;整个核武器科学都是秘密的。9/11之后，我们进一步普遍化，现在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秘密。

其结果是，美国政府的保密行为爆发了。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一一这当然是保密的—一但合理的估计是，美国每年有数千亿页的政府文件被列为机密。与此同时，获得安全许可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截至2012年10月，美国有近500万人拥有安全许可(140万人拥有绝密级别)，自1999年以来增长了50%。

几乎所有NSA监控的细节都是保密的，以免给坏人通风报信。(我将在第13章回到这个论点。)在斯诺登之前，你不允许阅读授权NSA进行大部分监视的总统政策指令。你甚至不被允许阅读授权进行这种监视的法院命令。这些都是保密的，如果斯诺登文件的泄露没有导致政府的一系列解密，现在仍然是保密的。

NSA和军方并不是唯一提高保密级别的机构。地方执法部门也开始类似地掩盖自己的监视行动。例如，警方对手机监控的请求通常会被授权他们的法院封存。(英国警方甚至不承认他们使用了这项技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这种保密削弱了我们现有的监督监督的制衡机制，更广泛地说，削弱了我们所有人都受到法律公平对待的机制。自9/11恐怖袭击以来，FBI和NSA要求各公司提供监控信息的国家安全信函经常附带禁言令。收到这类信件的人被禁止谈论此事，即使是泛泛之谈。这使得在法庭上对抗这些信件变得更加困难。

政府也躲在公司的保密协议后面。这就是FBI和当地警方没有透露他们的“黄貂鱼”手机监控系统细节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当地警察部门拒绝透露他们用来部署警察的商业开发的预测性警务算法的细节。

政府保密的第二种表现方式是，它被施加到了极端的程度。美国有一个复杂的保密法律框架，而这个框架正日益被忽视。行政部门滥用其国家机密特权将信息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行政部门对国会保密。NSA对监督其运作的人(包括国会)保守秘密。某些国会议员对其他国会成员保守秘密。秘密法庭保守自己的秘密，甚至最高法院也越来越多地对文件保密。在

在华盛顿，知识就是货币，而情报机构正在囤积知识。

政府保密的第三个表现是，政府非常严厉地对待那些揭露其秘密的人:告密者。奥巴马总统在起诉揭露政府机构不法行为的个人方面格外热心。自2008年当选总统以来，他已经起诉了8名向媒体泄露机密信息的人。自1917年《间谍法》通过以来，此前只有三起起诉。

在美国，与情报有关的举报不是一种法律辩护；《间谍法》禁止被告解释他泄露机密信息的原因。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Ellsberg)是1971年第一个被起诉的人，他被禁止在法庭上解释自己的行为。2011年被起诉的NSA前高级管理人员托马斯·德雷克在审判中被禁止使用“告密”和“过度保密”等词。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被禁止使用类似的辩护。

爱德华·斯诺登称自己是告密者。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同意这一点;也有人不同意。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Kerry)坚持认为，斯诺登应该“回到这里，站在我们的司法体系中，为自己辩护”，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宣称，“如果他希望回来，知道自己会被追究责任，也能进行辩护，那是他自己的决定。”这两句话都是误导人的政治谎言。现行法律不允许斯诺登为自己辩护。

由于政府监控要求保密，人们失去了辩论和投票政府以他们的名义在做什么，或者告诉他们当选的官员他们认为应该做什么的权力。人们很容易忘记，关于NSA及其监控项目的头条新闻层出不穷，但如果斯诺登没有冒着巨大的个人代价和风险，揭露该机构的所作所为，公众根本不会知道这一切。

滥用职权

2014年初，有人开了一个恶搞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市市长吉姆·阿迪斯(JimArdis)的推特账号。这是一个非常无礼的模仿，它真的激怒了阿迪斯。他的愤怒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当地警方非法获得命令，要求推特提供与该账户相关的同一性信息，然后搜查了推特用户乔恩丹尼尔的家。没有提出指控，主要是因为丹尼尔没有做错任何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目前正代表他起诉皮奥里亚。

所有的监控系统都容易被滥用。近年来，政客们利用监控来恐吓反对派，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骚扰那些惹恼他们的人。一个例子来自2014年:新泽西州的警察经常在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主持的活动上拍摄抗议者，直到州检察长命令他们停止。同样在2014年，我们了解到中央情报局非法入侵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工作人员的电脑，这些工作人员负责监督他们。2013年，

我们了解到NSA一直在监视联合国的通讯，这违反了国际法。我们知道，州和地方政府的监控机构也存在各种其他滥用职权的行为。

监控机构内部也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例如，NSA的雇员经常监听海外美国人的私人电话，拦截电子邮件，在办公室里传阅色情照片。2008年，我们从两名监听人员那里了解到这一点，2014年，我们又从斯诺登那里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从NSA那里了解到，它的特工有时会监视他们认识的人;在内部，他们称这种做法为LOVEINT。NSA自己的审计文件指出，从2011年到2012年的12个月里，该机构违反了自己的隐私规定2776次。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每天8次—一但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由于NSA自身的管理方式，它本质上决定了它能发现多少违规行为。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也不局限于NSA。最近的美国历史显示了许多监控被系统滥用的事件: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劳工组织者和疑似共产主义者，针对民权领袖，针对越南战争抗议者。具体细节并不漂亮，但值得给出其中的几个。

·通过广泛的监视，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得知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婚外情，并在1964年写了一封匿名信，试图诱使他自杀：“金，看看你的心。你知道你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对我们所有黑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这个国家的白人有足够多的骗子，但我敢肯定，他们目前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骗子。你不是牧师，你知道这一点。我再说一遍，你是个大骗子，是个邪恶的、恶毒的骗子。你不能相信上帝....显然你不相信任何个人道德原则....国王，你只剩下一件事要做了。你知道是什么。你只有34天的时间去做这件事(这个确切的数字是有特定原因选择的，它有明确的现实意义)。你就完成了。你只有一条出路。你最好在你肮脏、不正常、欺诈的自我暴露给全国之前接受它。 3

·参议院的一项调查是这样描述1976年联邦调查局(FBI)的COINTELPRO监视项目的：“虽然这些项目宣称的目的是保护国家安全’或防止暴力，但FBI的证人承认，许多目标都是非暴力的，而且大多数与外国势力没有联系。”事实上，非暴力组织和个人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该局认为他们代表了暴力的“潜在”，而反对越南战争的非暴力公民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给暴力示威者提供了“帮助和安慰”，给他们的事业带来了尊重....但COINTELPRO不仅仅是违反了法律或宪法。在COINTELPRO中，调查局秘密地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超越了情报收集和执法职能，完全在法律程序之外行事，秘密地破坏、诋毁和骚扰团体和个人。

一切都没有改变。自9/11以来，美国一直在监视占领运动、支持和反对堕胎的活动家、和平活动家和其他政治抗议者。

·NSA和FBI监视了许多与恐怖主义无关的著名穆斯林美国人，其中包括费萨尔·吉尔(FaisalGill)，他长期担任共和党特工，曾是公职候选人，拥有绝密安全许可，曾在乔治·w·布什(GeorgeW.Bush)总统的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任职;曾在恐怖主义相关案件中代理客户的知名律师阿西姆·加富尔(AsimGhafoor);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伊朗裔美国人国际关系教授胡尚·阿米拉马迪(Hooshang Amirahmadi);尼哈德·阿瓦德(NihadAwad)，他是该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的执行主任。

·纽约警察局(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潜入少数族裔社区。它监视清真寺，渗透学生和政治团体，监视整个社区。同样，人们因为种族而成为攻击目标，而不是因为任何犯罪指控或不法行为的证据。其中许多行动都是在中情局的帮助下进行的，而法律禁止中情局对美国人进行间谍活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波士顿的融合中心监视着和平退伍军人组织，也就是妇女组织

反战组织粉红代码和占领运动。2013年，该市与IBM合作，在音乐节上部署了视频监控系统。在同一时期，五角大楼的反情报现场活动(Counterintelligence FieldActivity)监视了各种无辜的美国平民——这是法律禁止国防部这样做的。

呼应胡佛恐吓金的企图，NSA一直在收集穆斯林“激进分子”——不是恐怖分子，而是那些通过政治言论可能使他人激进化的人一—观看色情片习惯的数据，目的是勒索他们。

2010年，DEA特工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搜查了奥尔巴尼一名妇女的手机，但随后保存了他们发现的私密照片，为她创建了一个虚假的Facebook页面。当他们因这种虐待行为被起诉时，政府似是而非地辩称，该女子同意搜查她的手机，就等于含蓄地同意了同一性被盗。

地方当局也滥用了监控能力。2009年，费城附近的下梅里恩学区(LowerMerion School District)借给高中生笔记本电脑帮助他们做作业。学校管理人员在电脑上安装间谍软件，然后记录学生的聊天记录，监控他们访问的网站，而且一—这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偷偷地给他们拍照，通常是在他们的卧室里。当一名副校长拿着学生布莱克·罗宾斯像吃糖一样吃药片的照片质问他时，这一切都曝光了。事实证明，他们是糖果—一确切地说，是迈克和艾克—一学校因其侵犯性行为被成功起诉。

除了这些明显的权力滥用之外，任何庞大而强大的官僚体系的扩张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权力的扩张:任务蔓延。比如，9·11事件后，中情局和财政部联手收集美国人的金融交易数据，以为可以发现未来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死胡同，但扩大的监控网住了一些洗钱者。就这样继续了下去。

在美国，监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在更多的情况下，针对更多的犯罪行为。在《爱国者法案》中被认为是打击恐怖主义必不可少的监视权力，比如“偷窥”搜查令，在非恐怖主义调查中更常用，比如搜查毒品。2011年，NSA被授权在其传统的国家安全考虑之外，对毒品走私者进行监视。DEA的工作人员被要求在法庭上撒谎，以掩盖NSA向该机构传递数据的事实。

NSA的术语是“平行结构”。接收到NSA信息的机构必须发明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获取这些信息，这种方法在法庭上是可以接受的。联邦调查局可能获得了逮捕黑客罗斯·乌布里希特(又名恐怖海盗罗伯茨)所需的证据，他通过这种方式运营了一个匿名的丝绸之路网站，人们可以在那里购买毒品和其他东西。

任务蔓延也发生在英国，在那里，旨在抓捕恐怖分子的监控被用于对付政治抗议者，以及各种轻微的刑事案件:针对违反禁烟令、伪造地址、事后不清理的人他们的狗。这个国家有很多相机，所以尽可能多地使用它们是“有意义的”。

其他国家则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例如，以色列为了政治迫害收集无辜巴勒斯坦人的情报。建立监视国家的技术手段，使个人和组织很容易越过界限，滥用权力。当然，不那么讨人喜欢的政府滥用监控是理所当然的一一他们的公民没有法律保护。

所有这些都很重要，即使你碰巧信任当前掌权的政府。一个拥有压倒性权力的系统依赖于每个掌权的人都能尽善尽美一一为了防止有意义的滥用，必须采取很多正确的措施。坏苹果总是存在的一一问题是他们被允许和授权造成多大的伤害，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腐蚀了剩下的桶。我们的控制不仅要在我们支持的政党领导政府的时候起作用，也要在我们不支持的政党领导政府的时候起作用。

限制互联网自由

2010年，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演讲，宣布互联网自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为此，美国国务院资助和支持世界各地的各种项目，致力于反对审查、促进加密和实现匿名，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任何孩子，无论出生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访问全球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创新、学习、组织、并在不受不当干扰或审查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一议程遭到了破坏，因为人们尴尬地意识到，美国和其他民主政府在更专制的国家实施了他们所批评的同样类型的监控。

这些专制国家正在抓住这个机会，指出美国的监视是他们自己更严厉的互联网政策的正当化:更多的监视，更多的审查，以及一个更加孤立主义的互联网，使各个国家更多地控制他们的公民看到和说什么。例如，埃及政府为其监控社交媒体的计划提供的辩护之一是，“美国监听电话，并监督任何可能威胁其国家安全的人。”印度人担心他们的政府会引用美国的行为来证明在该国进行监视的正当性。中国和俄罗斯都公开谴责美国的虚伪。

这影响了全世界的互联网自由。从历史上看，互联网的治理一一仅有的一点一一大部分都留给了美国，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认为我们是在维护互联网的安全，而不是反对它。但现在，美国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信誉，互联网治理陷入了混乱。许多影响互联网的监管机构都在试图弄清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领导模式。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等老牌国际标准组织正试图增加它们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影响力，并制定一套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规则。

这就是网络主权运动，它有从根本上分裂的危险互联网。这并不新鲜，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间谍活动被曝光后，它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像俄罗斯、中国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正在推动对其境内的互联网部分进行更自主的控制。

简而言之，这将是一场灾难。互联网本质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平台。虽然各国继续进行审查和控制，但今天，专制政权中的人们仍然可以从世界其他地方阅读信息并与之交流思想。互联网自由是一个人权问题，美国应该支持这个问题。

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公开批评奥巴马政府，他写道：“美国政府应该是互联网的捍卫者，而不是威胁。”他是对的。

商业公平与平等

明尼苏达州。增益健康公司负责为医院收取账单和代理收款，许多医院也负责协调调度、入院、护理计划和住院时间。如果这听起来像一个潜在的利益冲突，它是。该机构收集了大量的患者数据，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而没有向患者披露其参与其医疗保健的性质。它在安排治疗时使用有关患者债务的信息，并在急诊室骚扰患者索要金钱。该公司否认了所有不当行为，但在2012年和解了明尼苏达州的一项诉讼，同意在两到六年内不在明尼苏达州开展业务。一方面，增益公司被抓并受到惩罚的事实表明，这个体系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的数据是多么容易被不当处理和滥用。

这样的故事表明，允许企业进行大规模监控，会给社会带来相当大的风险。正是他们的监视助长了我在前一章中描述的所有侵犯公民自由、社会进步和自由的行为。除了使政府能够进行监视之外，企业监视也有其自身的风险。

基于监视的歧视

从根本上说，企业利用监控数据进行歧视。他们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并在这些类别的基础上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推销商品和服务。

“红线”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种更古老的做法:银行在少数群体成员试图购买房屋时歧视他们。银行不会批准少数族裔社区的抵押贷款一一他们会在地图上划出红线来划定这些区域。或者，只有少数族裔在少数族裔占主导地位的社区买房时，银行才会向他们发放抵押贷款。当然，这是非法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银行都没有受到惩罚。更一般地说，“红线”是指用邻居作为种族的代表来拒绝服务或收取更多费用的做法一一这在互联网上要容易得多。

2000年，富国银行(WellsFargo)创建了一个网站来推广其住房抵押贷款。该网站以“社区计算器”为特色，帮助潜在买家寻找社区。计算器收集潜在客户的当前ZIP，并根据该ZIP的主要种族将他们引导到社区。该网站将白人居民推荐给白人社区，将黑人居民推荐给黑人社区。

这种做法被称为“网播”(weblining)，它有可能变得更加普遍而且比传统的划红线更具歧视性。因为企业收集了如此多关于我们的数据，可以编制如此详细的档案，他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2014年白宫关于大数据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大数据分析有可能在个人信息如何在住房、信贷、就业、健康、教育和市场中使用方面超越长期存在的民权保护。”我认为这份报告低估了这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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