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误解，声明内在关系哲学不是使“居于……之间的东西”具体化的一种努力可能是有好处的。只不过是事物连结的独特方式变成了它们是什么的基本属性。内在关系哲学并不意味着———像它的一些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对任何问题的研究可以永远继续下去(说界限是人为的并不是要否认它们是一种存在，而且，实事求是地说，为了理解任何事物完全没有必要理解一切事物)；也不意味着被确立的界限是任意的(什么在实际上影响了马克思或其他任何人的抽象的性质，这是另一个问题)；也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区别或利用在现实中发现的一些重要的客观差别(相反，这种差别对我们实际所进行的抽象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最后一点，并不意味着与内在关系哲学有关的词汇尤其是“整体”、“关系”和“同一性”—不能也在次要的意义上用来指称抽象方法完成其工作以后所形成的世界。

在内在关系哲学中，“整体”是一个逻辑建构，指整体通过内在关系在它的每个部分中体现出来的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整体总是存在的，而且像“更多的”和“较少的”这样的形容词是不适用的。但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包括建构的或新兴的整体，它们具有历史的性质，而且必须非常小心，以至于不会将二者混淆。在后一种意义上，总体或整体或系统是随着其要素在时间的推移中的出现、凝聚和发展而逐渐被建立起来的。“一种关系最初出现时的环境，”马克思说，“无论如何既没有在纯粹性上，也没有在完整性上向我们表明这

第五章 对球证法的运用：马克思方法中的抽象

将任何相关的部分用作重构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出发点，将其看作一个逻辑的总体，这样做的好处当然将会随着它的社会作用的增加而增加。而且，换句话说，它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会随着它变成一个新兴总体的更大成分而变得更为复杂。例如，人们不会期望商品充当一个特别有用的出发点来重构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它只存在于这种社会的边缘(就存在着某种雇佣劳动，和/或不同共同体之间存在着某种贸易而言)，但商品为重构它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的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出发点②(马克思，1971，102—103)。

在“关系”概念中存在着某种类似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能没有一个单词比关系(Verhältnis)出现得更加频繁。关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被它的非德文读者丢失了，这是翻译中通常用“条件”、“系统”和“结构”代替“关系”的结果。关系通常被马克思在内在关系哲学赋予它的意义上使用，在这里，诸如资本、劳动等等这样的部分被说成了关系，在它们自身中包含着它们所具有的相互作用本身。但马克思也把关系用作联系（Beziehung)的一个同义词，作为指代被暂时看作孤立部分之间的联系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两个部分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大可小，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可以有不同的关系，并且它们之间的关系会被曲解甚至被打破。这些当然都是重要的特点，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与马克思的著作格格不入的，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部分本身在内在关系的意义上都是关系，无论它们经历着什么变化都具有相同的逻辑特征，那么，这种特点就似乎是不能区分的。而且，事实上，这一信念是许多针对内在关系哲学的批评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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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①(1971，205)。同样，在这里与逻辑的总体不同，有些系统可以说是比另一些系统或在更早阶段上的它自己，具有更多的或更少的完整性。内在关系哲学中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对这种总体的认识。内在关系哲学所要求的只是，在其出现的每个阶段上，每个部分应该被看作整体的一个相关的微观世界，包括其真实的历史和未来发展的潜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156页。

②《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119页。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然而，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所发现的“关系”的两种不同意义，完全反映了在他的理解中关系的两种不同的顺序。第一种出自他的内在关系哲学，并适用于他观察任何事物的方式；第二种具有实践的、经验的性质，并适用于在两个或更多个，目前被现实地看作孤立因素(每一个也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关系)之间的东西。马克思如何将被认为是逻辑地内在于相互之中的部分分离开来，这当然是抽象方法的工作。一旦被抽象，这些部分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就都能被注意到，并且每当发生相互关联时都在事实上被注意到。内在关系哲学拒绝将组织我们世界的界限当作既定的和自然的，而容许一种抽象实践，这种实践甚至给比常识中存在的更多的第二种顺序的关系留下了余地。

三种抽象模式：范围

一旦我们认识了抽象在马克思的方法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他自己的抽象如何不同，以及他如何频繁和轻易地进行再抽象，马克思构建了与他发现的主体一样多的主体就变得清清楚楚了。这不是要贬低自然的和社会的(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条件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反而是要强调，在具有这种影响的条件下，他的主体的初始组织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他的研究结果的。没有什么是凭空捏造的，但同时马克思只看到他的抽象使他能看到的东西。这些抽象没有取代事实，只是给了它们一种形式、一种顺序和一种相对的价值，正如频繁地改变他的抽象并没有取代经验的研究，而只是确实决定着，尽管是在微弱的意义上，他将要寻找什么，甚至看到什么，以及当然要强调什么。被视为解释的东西，也是由马克思最初的抽象所决定的可能的关系框架所决定的。

至此，我们讨论了一般的抽象方法，主要目的在于把它和其他大脑活动区别开来。说马克思的抽象引人注目，这是就下述情况而言的，即它们总是包括变化和相互作用的因素，而为了与他直接的目的相符合，他的抽象实践又被发现总是包括或多或少的变化和相互作用。注意到马克思在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中赋予抽象以重要性之后，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它在内在关系哲学中的基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内在关系哲学使这种抽象成为可能的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在抽象—而是它使抽象变得更容易并使马克思能够对抽象过程有更强的控制的问题。剩下的问题是更为详细地分析在马克思进行抽象时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并探讨抽象为他的一些主要理论带来的结果和启示。

第五章 对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方法中的抽象

我们一直将它当成一种无差别的大脑活动来对待的抽象过程有三个主要的方面或模式，这些方面或模式一方面是抽象对于被抽象的部分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抽象对于这种部分所属并有助于其形成的系统所具有的作用。也就是说，确定和突出重点的界限是抽象过程的核心，而这种界限是在三种尽管有密切联系但仍然不同的意义上同时发生的。这些意义与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有关。

第一，每个抽象可以说在被抽象的部分中具有一定的范围，而且这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都是适用的。就空间上的抽象边界而言，界限被确立在一定时间点上所发生的相互作用中；而就时间上的抽象边界而言，界限被确立在任何部分的独特历史和潜在的发展中，在它曾经是以及将要成为的东西中。迄今为止，我们关于抽象的例子多数都选自我们现在要称为“范围的抽象”的东西。

第二，在每一个抽象行为确立一个范围的同时，为了不仅论述部分而且论述它所属的整个系统，这个抽象也围绕一个具体的概括层次来确立界限并突出这个概括层次。这一运动从最具体的东西或把某事物与其他一切事物区分开来的东西出发，一直发展到该事物的最一般特征或使它与其他事物相似的东西。与使用具有不同放大倍率的显微镜非常相似，这种抽象模式使我们能够看到任何部分的独特性质，或与它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有关的性质，或它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所具有的性质(给出的只是这些概括层次中最重要的性质)。例如，在抽象资本时，马克思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给它限定了范围和概括层次，使得只有那些与它作为资本主义现象和职能有关的性质才被强调(即创造价值、被资本家占有、对工人的剥削等)；而一定资本作为福特汽车公司制造汽车的一条装配线或作为一般的工具时可能也具有的性质—即它作为一个独特的物体或人类总在使用的某种东西的一个例证时所具有的性质—则没有被论述，这些性质被抽象掉了。不仅在我们自己的讨论中，而且在关于辩证法的其他说明中，抽象过程的这一方面所受到的关注是最少的。在下文中，我们将称其为“概括层次的抽象”。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第三，在确立范围和概括层次的同时，抽象还在一种关系内部确立了一个角度，从这里考察、思考和整合关系中的其他成分；同时，这些关系的总和(是由范围的抽象决定的)也变成了一个理解其所属的更大系统的角度，既提供了研究和分析的起点，又提供了研究和分析得以在其中进行的视域。随着每一个新角度的选取，对象中的许多重要差别、部分间不同的序列，以及重要东西的不同意义就都可以被观察到。因此，在抽象资本时，马克思不仅给了它一个范围和一个概括层次(资本主义的层次)，而且从物质生产资料的角度考察了其相互联系的构成要素，同时，将这一结构本身转变为考察它所属的更大系统的一个角度，为他自己提供了一个影响系统的所有其他部分将如何出现的视域(一个赋予资本以中心地位的视域)。我们将把抽象的这个方面称为“角度的抽象”。通过巧妙地利用范围、概括层次和角度，马克思把事物放入中心或从中排除、放入更好的中心、放入不同性质的中心，使他自己能够更清晰地进行观察，更准确地进行研究，并且更全面、更动态地理解他所选择的主体。

关于范围的抽象，在下面这样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赞成大要素的一般立场：“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梦想。”①(未注明出版日期，154)显然，范围宏大的抽象对于充分地思考一个复杂的、内在联系着的世界来说是必需的。

第百盘 对维证法的运用：马克思方法中的抽象

在对那些以过于狭窄的范围(包括了太少的联系和太短的时期这双重意义上的狭窄)来抽象一种或另一种经济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所进行的反复批判中，马克思的观点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李嘉图因在货币和地租观念中抽象了一个太短的时期，以及在价值的抽象中省略了社会关系而受到了批评②(马克思，1968，125；1971，131)。最严重的歪曲之一，据说是由政治经济学家中存在的，仅仅抓住最终结果而忽视促成结果的过程的倾向引起的③(马克思，1973，198)。例如，商品交换取代了使产品成为商品并最终可用于交换的全部过程。正如阿米里·巴拉卡(Amiri Baraka)如此生动地指出的，“打猎并不是挂在墙上的那些猎物的头。”(1966，73)通过给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设想出不同的范围，政治经济学家们回避了引起这些结果的资本主义独特过程中所存在的矛盾。

在对人的思考方面，同样的抽象的狭隘得到了一种相似的意识形态结果。为了使个人的自由最大化，马克斯·施蒂纳（MaxStirner)想要抽象一个没有乱七八糟的假设—无论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的“我”。马克思的回答是，排除了使他产生的一切条件及其活动的全部环境，这个“我”不是一个对于理解个人的一切有特别帮助的抽象，尤其对理解他的自由没有帮助④(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477—482)。然而，在孤立的个人中存在的某种如同施蒂纳的“我”的东西，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思考人的本质的标准方式。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论述人的首选的抽象的范围。

鉴于马克思给了他的抽象非常大的范围，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个实践如何影响了他的工作。这种抽象使什么成了可能，或者是成了必然，以及这种抽象使什么成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想想一张广角照片在给被摄入的东西、挤满边缘的东西以及出现在中心的东西赋予价值方面所做的一切。留心它所确立的重要的或至少是相关的关系，甚至在被纳入和被排除的东西中所暗含的解释。在抽象过程中给思想要素确定范围时发生了某种非常相似的事情。正是通过将如此之多的东西纳入了他的抽象—并像他那样经常地改变它们——马克思极大地促进了他关于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双重运动的东西的分析。特别是马克思在抽象范围方面的实践为他的同一性理论提供了基础；这种实践是他对现存的各种分类体系进行批判的基础，也是使他的理论富有特色的分类方案，即社会阶级划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现象与本质等，代替这些现存的分类体系的基础；这种实践还使他能够将自然界和社会中发生的真实运动捕捉到思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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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77-178页。

②《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133、13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14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313页。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家

关于同一性，马克思指出：“人的理智’来自‘生活深处’，并且不会因为任何哲学的或其他学术研究而破坏自己天然的习性，它的全部粗俗性格表现在：在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当它在规定差别的定义时，这些定义立即在它手下硬化为顽石，而它认为假如使这些僵化的概念互相撞击而打出火花，那是最有害的诡辩。”①(马克思和恩格斯，1961,339)根据这样的“理智”，事物要么是相同的(在马克思这里所使用的“一致”的意义上)，要么是不同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所作的一个经常性的批评就是后者在其所考察的关系中仅看到同一性或差异性②(1971，168，497和527)。而马克思同时看到了这两者——他常常将这些概念“互相撞击而打出火花”。最引人注意的是，马克思经常将多数人认为不同的对象称为是相同的。他是这样说的：“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③(1959b，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版，第332页。

② 《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55页。

③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90页。

第五章 对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方法中的抽象

111)需求与供给(以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生产与消费)也被说成是相同的①(1968，505)。这种说法很多，有时有“相同”这个字眼出现，有时则没有。跟后者有关的一个例子是他认为“资产阶级即资本”②(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21)。

在某个场合，马克思说，他用“同一性”表示“同一事实的不同表现”③(1968，410)。这似乎够简单了，但在马克思那里，这个“事实”是有关系的，是由相互依存的部分的系统构成的。在每一个相互作用的部分内部考察这种相互依存，把这些部分看成相互必要的方面，这些部分就在表现同一被扩展了的整体过程中变成了相同的东西。因此，马克思能够断言，劳动和资本是“同一种关系的表现，不过是从这种关系的不同的两极出发而已”④(1971，491)。所有这些论断的基础是范围的抽象，它大得足以包含任何被认为是相同的东西。

马克思的同一性理论，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给形式观念赋予的关键性作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面讲到的，形式是关系的某个方面，形式要么集中在现象上，要么集中在作用上，它的包容性的概念通常是从这种现象或作用中被引发出来的。但“形式”也是马克思告诉我们他在差异性中发现同一性的主要方式，例如，他说，地租、利润和利息，它们在许多方面显然是不同的，但作为剩余价值的形式它们是相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41，106)。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的生产活动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一种研究，包括这些形式经历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被误解的，以及这些被改变和误解的形式所取得的凌驾于其生产活动首先造就的那些人自身之上的力量。价值、商品、资本和货币只能被理解为劳动的(以及最终是互相之间的)形式，并作为这种形式而被研究，因为马克思把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都抽象得足够大，使其包含了它们独特关系中的所有因素。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价值的形态变化理论尤其为这种实践提供了许多例证。但由于抽象范围的相对狭窄，像典型地发生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那样，这种因素的同一性被相似性及其他各种模糊的联系所取代了，从而使马克思的宽泛抽象所突出的结果和/或影响中的某些部分被丢失或被严重歪曲了。

①《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57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78页。

③《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1975年版，第467页。

④《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年版，第545页。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穆

由于坚持内在关系哲学，甚至在把部分从整体中抽象出来以前就笃信它们之间具有同一性，因此人们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同一性先于差异性，差异性只是随着基于对差异的某种重视而对部分进行的抽象才出现的。这种差异性，在被发现时，与最初关于同一性的假定通过内在关系，每个部分能够说明同样的整体丝毫不相矛盾。因此，同一性与差异性是共存的。

先前已经注意到了，马克思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总体”和“关系”：一是逻辑的意义，这与他如何考察所有现实有关；二是被重构的或新兴的意义，这适用于他的研究所揭示的已经作为独立部分被抽象的部分之间的各种具体关系。“同一性”，正如我们至今一直在使用的，属于这种逻辑的词汇，而“差异性”则属于重构的那种。然而，与“总体”和“关系”一样，“同一性”有时也在第二种、次要的意义上被使用，以强调那些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些部分是因其不同的表现或作用而作为独立的部分被抽象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可以说事物或多或少是相同的。

除开对同一性关系的影响以外，马克思在抽象范围方面的实践，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对构成他的理论的各种分类方案也有重要的意义。每一个思想派别的突出之处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作出和没有作出的区分，以及那些它认为在某些方面最为重要而将其分离出来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在马克思著作中建立起来的分类中，大家较为熟悉的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唯物论和唯心论、自然和社会、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本质和现象、以不同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历史分期和社会的阶级分化(尤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化）。

一

第五章 对辩证法的运用：马克思方法中的挂象

多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说明都试图在每个这样的分类中确定一个要素终止和下一个要素开始的地方，都试图巧妙并永久地确定那样的界限，以这些界限来分解马克思组织人类的存在而形成的各种结构。然而，鉴于刚刚对马克思的抽象范围的实践及他的内在关系哲学所做的说明，应该清楚，这是一种无用的做法。这些批评家之所以能够如此一贯地不理会马克思实践中非常有说服力的依据，只是因为他们假定马克思正在运用的是外在关系哲学，在这种哲学中，事物之间的界限被认为与它们的其他可被感觉的性质具有相同的次序(因而可被断然地确定和发现)。马克思不仅经常重新划定这些要素中每一个要素的界限，而且，由于一切可能的分类，甚至存在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马克思的抽象范围十分广泛以至于包含着多数甚至全部似乎属于其他要素的特征。

例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是因为生产方式与“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结构(或基础)与其余社会要素之间，以及物质的存在与社会的存在之间的一系列相互重叠的对比而具有特征的(1904，11—12)。由于马克思没有太多地注意区分这些不同的简洁陈述，所以存在着许多关于在说明他的观点时应强调哪一个要素的争论，但在以下两点上存在着广泛的认同：(1）每一组中的第一个术语在某种意义上是后者的决定因素；(2)在每一种情况下，两个术语之间的界限或多或少是固定的并相对容易确定。但是，如果马克思能够将“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称为“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①(1959b，103)，将共同体和“革命阶级”称为生产力(在其主观方面也具有“个人的性质”②[1973，495])，将“一经掌握群众”的理论称为“物质力量”③(未注明出版日期，196)，并将与私有财产有关的法律(它似乎是上层建筑的部分)当作基础的部分，将阶级斗争(它似乎是政治生活的部分)当作经济结构的部分(1970，137；也可见阿克顿[Acton]，1962，164)，那么，这种界限又能够明确到什么程度呢？恩格斯甚至能够将种族称为一种经济因素①(马克思和恩格斯，1951，517)，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8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48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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