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除了迫使他做出一些假定以便从一个侧面研究某一个关系外，马克思关于现实的观念还要求他运用一些简略的表达方式，以便指出他所看到的联系而又不必详细地深入地说明它。马克思为达到这种目的而使用的特殊词汇，成了自他那个时代起，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对他的批评的根源。一些主要的术语和词语如下：“反映”、“相应的情况”、“表现”、“证明”、“另一种表现”、“用同样的尺度”、“在它的一个方面”，以及“另一种形式”。显然，这些词语并非都意味着同一事物，但对马克思来说，为了引起人们对他所看到的，表面不同的事物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系的注意，它们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在每一种情况下，所论述的各个要素都被当成了相互的不同方面。

这对理解那些不如此就会使人迷惑的论断来说是惟一的方法。例如以下论断：“价值一般是社会劳动的一种形式”(1951，52)，或马克思把货币称为“处在随时可以进行交换的形式上的商品”①(1959a，378)，或把私有财产称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②(1959b，83)。这一列举可以延伸得相当长，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中不是表面的而是中心的论题。由于缺乏理解这种“方程式”的关系框架，批评者们一般都沿着因果的思路对其做出了错误的解释，他们在马克思用每一个概念表达马和马车这两种含义的地方，把马同马车分割开来了。10

也许这些简略的表达方式中最难理解的就是“同一的”(“identical”)这个术语。当马克思断言，“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时，他并非在给出一个空洞的同义反复，而是在引导我们去认识他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随之而来的是这样的解释，即“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①(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44)。撇开马克思在劳动分工和私有财产之间所看到的联系的特征不谈，显而易见的是，每一方都被说成了另一方的必要条件，并且都被当成了另一方的一个部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003年版，第441页。

②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64页。

第七章研究的辩证法与叙述的辩证法

同样赞成内在关系哲学的英国哲学家F.H. 布莱德雷区分了“同一性”(“identity”)和“相似性”(“similarity”)，他指出，后者仅适用于那些“至少是仍然部分地没有被区分开来和得到确切说明”的对象(布莱德雷，1920，593)。每当这些对象得到了彻底的分析，也就是说，当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被揭示出来的时候，它们就可以被视为是同一的。11正如对布莱德雷一样，对马克思来说，同一性就是这样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它们作为相互的必要部分的作用，在理解它们是什么时受到了高度重视。因此，全面说明其中任何一个事物都要求对其他任何一个(或所有)事物做出说明。12

马克思对同一性的非同一般的见解产生的两个自然的结果是，这在前面已经简略地提及过，他觉得自己能够用同一词语指称成分复杂的各种事物，以及用几个词语指称我们会认为是同一事物的东西。单个术语所表达的不同事物是它所包含的各种关系的各个不同方面。为了展示各种独立领域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有时感到不得不从各种术语的常用领域中将它们借用过来，并用于其他领域。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马克思对它们的内在关系的认识完全超过了他平常达到的水平。有时，在用一个词语描述内在联系的现实的时候，马克思甚至不仅使用同一个词语指称其中每一个主要要素，而且用它指称这些要素的全部。他对“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的颇受误解的使用就是例证。使用一个以上的词语来表示同一事物，也是强调某一特殊联系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被考察的事物被给予了各种不同的名称，以便与不同角度下它们如何表现或起作用相符合。整个马克思主义都向我们提供了这两个方面的例证，尽管在早期著作中要更多一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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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84页。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注释

1马克思说：“对现实发展的考察，有必要达到事物完全成熟的时候，而且只有在这以后我们才能生产性地消费’(consume productively)，即是说在理论上(theoretically)消费’。”(转引自鲁贝尔，1950,5)

2 有时马克思将“抽象”与“具体”对立起来，在“具体”那里，整体表现得更为明显(1904，293)。在黑格尔那里可以找到对这两个词语的相似用法，黑格尔认为，陈述一个对象时将其某些方面(对他来说就是“规定”[“determina-tions”])搁置一边就是“抽象”；相反，“具体”就是“被置于多种规定之中”的对象(1927,29)。

3 恩格斯指出，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会发生，但要缓慢和零碎得多，因为马克思“独一无二地具有在辩证的运动中把握所有经济范畴的能力，以此把它们的发展阶段与决定其发展的原因联系起来，并在科学的遗迹(monument)中重建整个经济学的大厦，其中每一个部分都相互依存和相互决定”(《回忆录》，未注明出版日期，91)。

4作为一个对马克思的问题的叙述，它已经充满了解决的方法。通过把这些事物称为“异化”，马克思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关系已经被理解了；“异化”这个词所表达的就是他对这些关系的理解。

5 德文词Wesen在英语中没有确切的等同词。除了“essence”以外，它在不同场合也被翻译为“nature”，“being”，“entity”。总是意味着某种内在联系的“Wesen”能够被翻译成“entity”，这个事实或许可以表明，马克思所赋予社会存在的相互关系的意义在德语中有某种基础，而他的著作的英文版的读者必定忽略了这一点。

马克思把人的“生命活动”等同于他的“存在本身”①(1959b,75)；在另外的地方，他把“人的本质”叫做“社会关系的总和”①(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464)。讲到共产主义，马克思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②(1959b,106)。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22页。

第七章 研究的辩证法与叙述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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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一种错误的例证，请见波普1962，107。“本质”与它的同义词，如“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内部的联系”、“内在的运动”--这一列举并不完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的指责。

8 恩格斯采取了稍微不同的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感官使我们接受不同的属性，并说，“说明这些只有用不同的感官才能感受的不同属性，揭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③(恩格斯1954，309)。

马克思曾将自己的状况与巴尔扎克(Balzac)《不为人知的杰作》(Unknown Masterpiece)中的英雄的状况进行比较，这位英雄坚持不懈地试图通过绘画和反复触摸，将他用头脑中的眼睛所看到的再现于他的油画之中。

10 例如，约翰·普拉梅纳茨(John Plamenatz)写道：“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我们知道，生产关系’在财产制度中找到了‘合法的说明’。我不能假装知道找到合法的说明’的确切意义。但我认为，以下两个推论是允许的，即财产制度与生产关系’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是后者决定前者而不是相反。”(1961,30)

毛泽东说，同一性是一个事物中两个要素的关系，其中，每一个要素“在另一个中”找到“其存在的前提”。这里他提供了又一个恰切的理解。

12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④(1959b，111)马克思有时给出某种等式却不使用“相同”概念，如他所说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方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⑤(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87)。这样做的另一种形式是“资产阶级即资本”(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21)这个事例。

13 我们关于马克思方法中的研究与叙述的要素的说明在第6、8、9和11章中有更加详尽的讨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5页。

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8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340页。

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00年版，第9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2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78页。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关于马克思方法的一个争论的导论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在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和哲学等学科中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这种争论在政治科学中却极少见。不仅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这样——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极少的，甚至在大陆国家也是这样——在这些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使解释这种缺乏特别困难的是这样的事实，许多政治科学家长期以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他们的学科进行的批评的如下实质，即他们的学科解决的是表面问题而且一般偏重于对社会现状的研究。例如，对政治科学家进行的一次内部调查显示，2/3的人“赞成”或“强烈赞成”该领域的许多学术成果是“肤浅的和琐碎的”，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都“只不过是些过于琐细的分辩和术语”(索米特和坦嫩豪斯[Sommit and Tannenhouse]，1964，14)。政治科学研究对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比对那些正努力获得权力的人更有好处，这种信念虽不如上面那种普遍，但也正在急追而上。这种偏见不仅存在于为经验的发现提供解释的理论中，而且存在于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以及思考和交流研究课题及其结果的概念(它们自己植根于理论中)本身之中。例如，由对现存政治体系合法性和永恒性的权威假定引入政治科学中的曲解尚需加以充分探讨。在许多方面，最不重要的偏见(或偏见的各部分，因为它们总属于一个思想体系)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之初就接受的价值。这还只是冰山之一角，但至少在这里读者要有所警惕。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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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对偏见的指责是说出来容易但论证难，而且当这种指责建立在一种错误信仰的基础之上时，它们一般也不具有说服力。实际上我们的同行中几乎没有人把他们自己当作公务员。窥察到政治科学领域所盛行的偏见的政治科学家们，通常为自己没有能力分析这种偏见而感到不安。同样，多数指责本学科的琐碎性的政治科学家(不管是不是同样一些人)也只是在同样的问题上做得更多，因为他们不知道除此以外还可以研究别的什么东西，以及如何进行研究(用什么理论、概念、技巧)。所缺少的是一种理论，它将为研究与解释提供必要的方法，以便既研究和批评政治生活，又研究和批评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的，描绘政治生活的模式即政治科学。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理论。

为什么尽管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但政治科学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却还没有出现？其根源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的历史特殊性。马克思的多数成熟著作都在集中论述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即使除开关于法国和英国政治的论文，以及早期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论文，马克思的著作中论述国家的文章也要比通常认识到的多得多。尤其是《资本论》中包含的一种国家理论，但是，与其中的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同，这种国家理论从来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这是一个在他的经济学研究工作允许的情况下，马克思希望能够进一步展开的主题。如果我们不是看马克思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而是看他整个研究工作的宏伟计划，那么，国家在他解释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就会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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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马克思逝世以后，他的多数追随者错误地按照他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对不同社会领域关注的不同程度来确定它们的不同影响。他们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社会的—政治的一文化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著名论断所作的标准解释，使人们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如果社会的经济生活完全决定了所有其他领域的性质与发展，那么，在后者中的活动就可以被完全地忽略，或者在需要的时候被推论出来。恩格斯晚年的书信中充满了对这种解释的警告，但似乎收效甚微。在马克思更为杰出的早期追随者中，只有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完全拒绝作为认识国家的框架的经济决定主义。然而，国家在指导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更为积极的作用使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把它变成了首要的研究对象。这种努力的最重要的成果有：拉尔夫·米利班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1969)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1977)、普兰查斯的《国家，权力，社会主义》(1978)、詹姆斯·奥康纳(James)'Connor)的《国家的财政危机》(1973)、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合法性危机》(1976)、马丁·卡努瓦(Martin Carnoy)的《国家与政治理论》(1984)、鲍勃·约瑟夫(Bob Jessop)的《资本主义国家》(1982)、约翰·爱伦伯格(JohnEhrenberg)的《无产阶级专政》(1992)、保罗·托马斯(Paul Thom-as)的《相异的政治》（1994）、埃伦·米克森斯·伍德（EllenMeiksins Wood)的《避开阶级》(1986)、艾伦·吉尔伯特(Alan Gil-bert)的《马克思的政治学》(1981)、埃里克·奥林·赖特(Eric OlinWright)的《阶级、危机与国家》(1978)、小奥古斯特·H. 尼姆茨(August H. Nimtz Jr. )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对民主的突破的贡献》(2000)、菲利普·科里根(Philip Corrigan)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构与马克思主义》(1980)和加布里埃尔·科尔科(Gabriel Kolko)(尽管他自己可能否认)的《保守主义的胜利》(1963)。

如果国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正如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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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关于马克思方法的一个争论的导论

释的那样微不足道，那么，选择研究政治的学者不被这一理论所吸引也就毫不奇怪了。而政治科学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发展史也促成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无兴趣。与经济学和社会学作为理解整个社会的一种努力而产生不同，政治科学的根源在于法理学和治国之术。不是在政治过程与其他社会过程的联系中研究政治过程的运行，因此政治科学很少超出政治过程本身的界限。其目标一般都围绕在如何使现存的政治组织更加有效。在政治科学中人们看不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中可以看到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到的—基本传统、重要的激进思想家，以及一贯的基本思想体系。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政治科学一直都是那些不断寻求制度内的改革和进步的人—自信理解了权力的现实—的领域，并吸引了那些同样具有实际头脑的学生。

政治科学能否在即使存在所有这些障碍的情况下，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放呢？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理解政治做出了基本的贡献，但要把握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一些马克思的理论由以发展的辩证方法。也只有在这以后，上述那些不满意的政治科学家中的许多人才能够看到，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供他们学习，以及还有什么别的方法他们可以用来进行这种学习。因此，我相信，当今政治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方法问题和理论问题中优先解决方法问题是必要的，当然，这是就两者能够被区分开来而言的。因为，只有在掌握马克思的假设，以及他用以构建其关于资本主义的解释的手段、方式和技巧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有效地运用、发展和在必要时修正他的论断。并且，这对于在大学任教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重要，只有明确这种方法，我们才能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以及尚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同事和学生交流，他们与我们使用的相同语言掩盖了我们的不同方法之间的真正差异。

因为具有了优先选择权，因此，将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联系起来的努力就把重点放到了马克思的方法上。但是，简单回忆一下在马克思方法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他的国家理论中的那些要素是有好处的。无论是思考政治还是任何其他社会要素，我们都必须强调，马克思所关心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更具体地说，他想弄清楚(并解释)事物的现实状况从哪里来、它如何保持连续性、什么是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所有这些事实是如何被掩饰的、现在向何处去(包括可能的替代方式)，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影响这种过程。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寻求的是在政治领域里回答这些问题，但他是以阐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特征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与他关于资本主义生活的其他领域的理论没有区别)。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强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按照上述方式，所涉及的重要问题有：(1）国家作为一种与单个生产者无关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包括现实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合作的性质；(2)从属于阶级统治的社会一经济关系对国家形式和活动的影响，以及国家在帮助再生产这些关系中的作用；(3)国家形式和活动对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影响；(4）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国家的直接和间接控制，以及经济系统的需要对国家的非正式控制；(5)国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使现存制度和实践合法化与镇压反对者中的作用；(6)国家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那里获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的条件；(7)政治被普遍地加以理解的途径，这种政治思想的社会根源，以及它在帮助国家发挥其特殊职能尤其是镇压和合法化的职能中的作用；(8）内含于上述论点、被当作历史趋势的一种国家形式出现的可能性，这种国家形式包含着对社会力量，即寻求废除国家本身的基础的力量的公共控制。

我现在不能给出马克思不得不对上述每一个问题所做的论述(他的国家理论的具体内容)；但是，即便是把它涵盖的内容列举一下，也能体现出它所涉及的一些方法问题。在几乎每一个事例中，马克思的国家理论都涉及寻找一个制度的内部关系，以及描述这种制度对其有关部分的影响的问题。如果对这里发生的事没有一定的理解，那么，许多马克思的具体论断就会显得含糊和矛盾。那种似乎把国家当成经济“原因”的一个“结果”的论述，与阐释所有社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论述，两者之间就有明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给上述困难提供了一个实例。另一个实例是马克思把国家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发展看成其现在形式的某种部分的方式。第三个实例是通过前两个实例揭示出来的，它证明表达这种联系的概念与日常使用时相比，至少具有部分不同的意义。只有回到马克思的方法上来，才能消除这些困难以及其他相关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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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关于马克思方法的一个争论的导论

多数关于马克思方法的讨论都要么集中于他的哲学，特别是由恩格斯概括的辩证法的规律，要么集中于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运用的叙述策略。这样的考虑，即使是准确的，也是很不均衡的。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做法对那些有兴趣在他或她的工作中运用这种方法的学者是毫无帮助的。大量的论断和步骤都被忽略掉了，而且它们在马克思理论的建构和阐述中的地位也被弄得模糊到了极致。在力图弥补这些过失的过程中，我可能已经屈服于与此相反的过于系统化的错误，这也是下文中读者应该牢记的一种危险。

在我开始之前，必须进一步说明两点。第一，我没有对马克思事业中的不同分期给予太多的重要性。这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方法没有发生过变化，而是因为这种变化，如1844年，即他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那一年与他的晚年之间确实发生的变化，是比较小的。虽然如此，我还是选择强调他的后来所谓的成熟著作，而从其早期著作中选择的几个事例都与贯穿他的事业始终的方法的某些方面有关；第二，下面概括的方法是马克思系统研究资本主义所运用的方法。因此，这一方法的所有因素都能在《资本论》，即在他为创作《资本论》而做的工作以及最后的成果中找到，而只有一少部分被用在他较短的、较偶然的著作之中。在某一特定著作中，这一方法中有多少因素被使用，还取决于马克思运用他的方法的技巧，而他的技巧和风格(这是通常与方法相混淆的又一个问题)都不属于我们这里讨论的范围。

那么，马克思的方法是什么呢？广义地讲，它是马克思理解现实和说明现实的途径，包括他为了研究和叙述的目的而组织和利用现实的所有途径。这种方法有五个层次，代表实践中五个连续的阶段：（1）本体论；(2）认识论；(3）研究；（4）思维重构；(5）叙述。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或许都能按这种途径进行分类。所以，马克思方法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有这些阶段，而在于马克思非常清楚有这些阶段，当然，也在于马克思给每一个阶段赋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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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