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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马克思的本体论宣称世界是内在关联的整体;他的认识论则打破这一整体,将其分成了相互联系的部分,这些部分之间结构性的相互依存在他的概念的含义中可以得到体现;而他的研究通过探究这些部分之间的联系而给整体填充了各种细节。随着这些过程的完成,接下来的是马克思方法的第四个阶段,即思维重构阶段。在思维重构过程中,马克思用以开始的、真实但由于没有被认识而显得没有特色的整体,转变成了他理解中丰富的、具体的总体。当然,通过在研究与叙述之间插入一个思维重构阶段,我意在表明,马克思对其研究结果进行整合时所做的自我厘清以及最初的推论,与我们在他的已出版的著作中看到的分析并不十分相同。这至少引出了三个关键问题:(1)如果不在已出版的著作中,我们又在哪里找到这种早期的“理解”呢?(2)这种理解是如何与已出版的著作中的理解相区别的呢?(3)这种早期的“理解”在我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如何?
马克思对其正在阅读和思考的东西作了大量的笔记,其中绝大多数都介于仅仅是把他在材料中看到的摘录下来与写作他打算出版的著作的初稿之间。这就是马克思为弄懂一件事而对其进行全面的考虑,为他自己,也可能是为在他的基础上阅读的恩格斯。尽管有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材料需要马克思加以筛选和组织,但他显然觉得这是不容忽视的一步。他没有力图出版这些手稿,但在他去世半个世纪以后,其中有两部最重要的被出版了,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59b)——最早出版于1931年——和《1857--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科学:关于马克思方法的一个争论的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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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经济学手稿》(1973)—最早出版于1939年。我所说的马克思的“思维重构”,其依据主要来自于这两部著作,一部来自于1844年,他26岁的时候;另一部来自于1858年,在他40岁的时候。我在这里没有将写于1846年、初版于1929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包括进来,因为它是马克思想出版却因找不到出版商而没有出版的著作。
人们写了很多关于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所谓区别的著作,但在探究实际上已出版的与未出版的马克思(无论早年还是晚年)之间的区别方面,他们却没有做过认真的努力。然而,每一个读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人都会发现,这里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在起作用。例如,这两部著作中所包含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共产主义观要比任何已出版的著作多得多。马克思在写作他知道自己将是惟一读者的著作时,也要比写给别人看时更多地运用与辩证法有关的词汇。至少这些方面表明了,马克思自己理解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或发现有用的),与他认为别人要理解这个世界或被他的理解说服所需要的,并不十分相同。
有了这些并非无关紧要的区别,这些没有出版的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寻找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历史的最全面、最准确的论述呢?是到他写给自己看的著作中寻找,还是到他写给工人和普通大众看的著作中寻找?在做出回答之前,还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非常清楚他的一些著作的难度,特别是对工人来说,同时,他不仅希望他的分析被理解,而且希望被接受和被遵照执行。而且,他的著作远不是一种枯燥的学术活动,而是要对他的读者产生强烈的情感上的影响。所有这些对他如何组织自己的陈述,强调什么舍弃什么,以及事例、论点,甚至是所使用的词汇等等都有影响。至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将使我们在马克思已出版的著作中去认识(而不是消除)异化理论、共产主义观,以及辩证方法对他自己理解世界的作用。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已经出版的著作代表了两个方面的联姻。一方面是他自已对世界的真正认识(以及他认识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是他采取的叙述策略,他运用这种策略使自己的观点简单化和清晰化并使其他人其多数几乎不懂政治经济学而且对辩证法懂得更少一—相信他的观点的真理性和重要性。我不打算宣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马克思是“根本的马克思”,但我希望这里的讨论能够证明,为了达到对“马克思真正意味着什么”的准确理解,这两部著作是多么的不可缺少。它也可以使我们保持警惕,不要因为马克思在已出版的著作中的简短论述———各方都使用的一种策略(尤其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而认为他在任何领域的论断都只有惟一的一种意义。他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他阐述这一点的策略部分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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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维重构的另两个方面也值得在此一提。其一,使他的重构获得成功的不仅是所有主要的部分都被联系起来了,而且是他在每一个部分中都能够一眼瞥见起作用的整个系统。例如,如果马克思研究美国议会,他将不会像多数政治科学家那样对知道“法律是如何制定的”感到满意。马克思的思维重构必然会包括以下内容:作为与社会中的其他组织和活动相互作用(对所有这些方面的回应,但实际上只是对经济结构的回应)的社会一政治现象的议会的历史,议会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议会与异化的关系,以及作为公民,其日常活动有助于再生产这些作用和关系的人掩盖这些作用和关系的手段,等等。在脱离总体(或将其放到稍微大一点的抽象即政治中)来理解议会的正统政治科学家那里,这个立法机构在保障资本家的利益中的作用,及其通过这种作用表现出的特征从来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在马克思的思维重构中,议会被理解为体现在这一立法机构中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规则的制定方式,而且,在这个形式中表现出的总体的其他各个方面从来不会被忽视。
其二,在马克思重构的总体中,有很多“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有很多人们的活动和他们的产物,但占据中心地位的是矛盾。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中所看到的突出矛盾是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在与所有其他资本主义矛盾的特殊的相互作用中将它们都囊括了进来。这个矛盾被一些人重新表述为“资本主义不断增多的社会性与其持续的私人目的”之间的矛盾(米利班德,1969,34),或者,应该如何组织生产与现有的技术和文化条件下能够如何组织生产之间的矛盾(威廉斯[Williams],1968,26)。但每个这样的重新表述都只表达了它的意义的一部分。由于这个矛盾体现了所有资本主义重要矛盾的一致性,社会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关系就显示出,马克思对这一制度的复杂理解是一个具体的总体。它是马克思的研究所取得的最一般,同时也是最复杂的成果,即在其内在运行中理解的资本主义,并且它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于马克思的思维重构的每一个部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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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何时也无论何人,只要他看出资本主义生活的事实中存在着一种范式,那他就朝着马克思的思维重构迈出了第一步。在有人因小偷小摸而被监禁了好几年时,以石油消费补贴形式存在的大的盗窃活动却得以存在;在有人忍饥挨饿时却有土豆被烧毁;在住房短缺期间却允许公寓空置;在越来越多的工人失业时却让机器生锈;在技术并不如此要求时,却让城市居民窒息而死或饮用污水。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决定性的区别是,后者认为多数社会问题是相对独立的和偶然发生的,并企图一个一个地解决它们。由于不理解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系统的内在相联的各个部分所具有的共同性质,他们不会在有可能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层面即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在最后的分析中,他们不得不在谴责和失望这两个极端之间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那些接受“激进主义者”称号的人普遍认识到,被自由主义者当成是互不相连的许多绳子的松散末梢的东西,作为资本主义生活如此之多的必然的(或至少是极为可能的)方面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然而,在他们的理解中,通常会遗漏掉把具体事件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协调起来的结构(本质、规律、矛盾)。为了认识资本主义如何造成了一个特定的事实,我们必须知道把这一制度的要求(其核心是资本积累的需要)应用于相关的人和过程的那些内在联系的功能。否则,资本主义,作为我们面临的两难问题的答案,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没有什么启示意义的抽象。我们有必要以螺旋式的方式来理解这种调和:思维重构中的每一个成功都会促进本体论、认识论和研究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会反过来使总体进一步具体化;等等。这里表明的马克思方法的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必要的重复,以及它们作为一个完整方法的发展,所有这些同样要求读者们保持警惕,防止我自己逐一阐述它们的方式可能带来的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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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叙述他的方法的第五步也是最后一步—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资本主义是一个关联地包含在其每一部分之中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的系统。如果说指导马克思的研究的,是具体的资本主义实践如何产生,以及它们的形式本身是如何反映资本主义系统的运行的问题,那么,指导他的叙述的答案所寻求的是,在说明这些形式的过程中重建这一系统(此时包含于他的思维重构中)。尽管通常被混淆,而且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被混淆得最为严重,但理解(comprehension)与解释(explanation)是不同的功能并涉及不同的技巧。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思维重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将会拒绝这样的解释,即集中于较早的条件的解释,或把现实降为几个经验的概括的解释,或构造理想模式的解释,或满足于把事实简单分类的解释。每一个这样的解释都采取了把两个或更多抽象联系起来的形式,但更为丰富的背景却仍然没有被触及。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对其内部所发生的一切的惟一充分的解释,但这是被当成一个具体的总体来理解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用来指称其叙述目标的比喻是对现实的“观念的”反映。他相信,“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那么就会达到成功了。他还补充道,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1958,19)。因此,马克思的目标就是运用他的研究所揭示的“各种要素似平属于一个先验的结构”的方法把这些要素整合起来。根据恩格斯和保尔·拉法格的评论以及马克思自己常常对《资本论》所做的修改(每一份草稿和每一个版本都包含着重要的修改),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对现实的观念的反映仍然只是马克思不断追求的一个目标。就在马克思逝世之前,他还在计划着修改《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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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要用两种方法来重构体现在他的理解中的具体的总体:探索现在的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通过它们形式的变化来展现其作为一个系统的部分的历史发展。在呈现它们的相互作用时,马克思经常变换角度,使他所揭示的关系依次作为每一个关系的一部分而表现出来。重复的负面影响可以由词汇的变化来部分地抵消,这些词汇总是随着角度的改变而改变。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更多地更为详尽地是在揭示经济关系而不是其他关系内部的相互作用时被显示出来的。同样,矛盾在构建总体中的独特作用可以通过马克思对它们的关注程度反映出来。
在马克思通过社会关系的不同形式来说明它们的发展时,矛盾和经济因素同样占据着优先地位。与其他许多人一样,马克思也相信解释任何事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释它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相信事物是如何形成的也是它是什么的一部分。因此,为了呈现现在的事件和制度,他把历史当成一个过程的表现:发展就是内在相联的形式的增长,趋势——出现在过去并指向未来一一与其自己丰富的表现一样,也是现在的社会关系的丰富的一部分。
由于马克思在实践和思想之间所看到的内在关系,它们任何一方的发展都会一——通过它们的相互作用一—在另一方中反映出来。这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说明既要反映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变化,又要反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因此,《资本论》中有大量对政治经济学说史的引用,既是它们体现其自我理解的体系,又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这也使马克思能够将他自己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作为这一发展的批判性结果——无论是如何的不完善——而提出来。他的理解与他所引用的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那些理解属于同一个总体。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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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社会的相互作用和发展的叙述—像揭示它们的研究和把握它们的思维重构一样是通过分析和综合的结合而进行的。资本主义中主要的、最独特的社会关系被分析和揭示为,在它们自身之中包含着这一具体总体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和运动。马克思坚持认为,决定叙述顺序的应该不是一种关系的历史表现,而是它对资本主义系统职能的重要性。例如,对资本的分析就要优先于对地租的分析。这一建议是提出容易而遵照执行难,因为马克思自己的提纲和对《资本论》的许多修改都是从不同的社会关系开始的—资本、货币、价值和商品(这可能只是表明了,这四种社会关系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解中共同占有头等地位)。
在马克思力图从每一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中解析资本主义的同时,他通过综合由这些不同角度所得到的对这一整体的单方面认识来重构这一系统。源于资本这一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的内部运行,除了由价值等等表现出的同样的相互依存以外,还具有其他的重点和表现。在阐述关于这个整体的每一个单方面的认识时,马克思同样会针对处于其边缘的各方面的作用提出一定的论断,随后,当这些同样的方面作为其他关系的主要特征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完善这些论断。例如,市场的作用,在《资本论》第1卷考察价值时被提出来,在《资本论》第2卷讨论流通时仍然未被深入地讨论,而在《资本论》第3卷就融入了价值关系之中。因此,依靠他叙述中的“不断接近”的方法而接近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这种依存体现在他对每一个主要社会关系的认识之中(斯威齐,1964,11)。在主要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得到分析的意义上讲,马克思在任何一部著作(即使是3卷《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解释都是不完全的。要在综合的基础上给出结论,这不仅要求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而且要求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和伦理,而且一正如我先前已经指出的——马克思确实有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单单《资本论》就渐渐占去了他所有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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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在马克思的概念获得更完整含义的方式中看到综合的过程。鉴于可交流性的要求,在著作开头所使用的术语表达的是日常观念,或离人们很近的一些东西。那些用指称人类状况中比较明显的性质的概念表达出来的比较一般的抽象,或马克思所说的“简单范畴”,能够起到最好的交流作用,而且它们还被用来帮助解释更具有历史性的具体抽象,即“复杂范畴”。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中,我们会直接而又迅速地涉及这种复杂范畴的含义。例如,按这种方法,“劳动”这个概念,最初是作为随处可见的一种简单生产活动的同义语而使用的,后来被用来帮助解释“商品”、“价值”和“资本”这样的概念。
一般来说,尤其是在一部著作的开头,被分析的社会关系都是更具有历史性的具体抽象,而揭示它们的工作是在更狭义、更一般的抽象的帮助之下进行的。但在叙述的过程中,起初具有明显含义的简单范畴自己也会开始显示出具体范畴的特征,因为随着它们所处的条件被揭示出来,它们的含义也扩展了。在《资本论》开头作为一般抽象出现的劳动,逐步体现为生产活动的一种历史的具体形式,即只有在资本主义中才会存在的那种完全抽象的、异化的生产活动。所以,在简单范畴可以提供帮助以便有可能对复杂范畴进行分析的同时,它们本身也在被合成为复杂范畴(能够进行它们自己的分析,能够依照它们的次序充当观察具体总体的窗口)。
复杂范畴的含义可以在整个系统内扩展,而简单范畴又会很快变成复杂范畴,所以马克思不能为复杂范畴或简单范畴给出适当的定义,而只能给出“暗示”(或单方面的描述)和图像。这种“暗示”和图像在读者自己想象的帮助下可以扩大为一个关系,这使马克思显著的隐喻与他的写作风格一样成了他的方法的一部分。把我所说的“暗示”当成完整的定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对新的暗示的介绍常常会显示出与此前的说法之间的矛盾。例如,“资本”的含义是否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①(马克思和恩格斯,1945,33),“被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②(马克思,1958,10;1959a,794—795),或者,“在工人方面作为跟他相分离的”“劳动的客观条件”③(马克思,1953,488—489)?答案当然是“资本”的完整含义包含了所有这些暗示,以及《资本论》中在它们特殊的相互关系中被把握的更多暗示。在这种情况下,想马上给出完整的定义只能是自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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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方法的所有这些阶段中,极需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反思的是叙述的辩证法。毕竟,我们在交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总体的思维重构中所涉及的问题一直都只是被部分地解决了。人们误以为马克思在尽力反对对他主要工作的不断修正。对于这种误解,马克思本人曾经抱怨过。如果说现在这种误解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严重了。鉴于这种情况,我倾向于认为,许多众所周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如经济决定主义和各种结构主义的解释——对于向那些满脑子充满实证主义的听众(指西方社会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全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是有用的第一步。在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特殊影响的过程中,要在要素思考与过程思考之间、在运用外在关系与运用内在关系之间进行转换的话,或许在事实上就要求这种解释策略。当然,这样做的危险在于,它有可能使这种畸形的和/或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叙述中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或以马克思思维重构的真理自居。6
一旦我们理解了马克思试图展示给我们的是作为具体总体的资本主义的镜像,以及这一总体的逻辑特征,他在叙述中所采用的技巧(包括语言的使用)就变得比较清晰了。我们也做好了准备,要把马克思在他的理论著述中注入的方法都提炼出来。关于他的国家理论,我们现在理解了马克思所断定的以下关系的逻辑特征,即政治组织和实践活动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实际运转与使其合理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等。我们还能理解被当作正在进行的过程的这些关系的总和与它们在其中被发现的资本主义系统之间的联系。能够显示马克思方法的作用的关于国家理论的详细重述,只能专文另写了。在这里,我只是局限于略述他的方法并简单说明它的作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28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5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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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方法不仅是理解他的理论论述的途径,也是完善他的理论论述以便对他以后的社会发展进行思考的途径。我们必须重新评价在资本主义中形成的那些主要过程的运行,并将一切变化都包含在其包容性概念的含义之中。现在(以及一段时间以来)所要求的是对这一具体总体的新的思维重构,这种重构既尊重马克思的著作,又明智地尊重现代学者的研究,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与马克思本人的努力一样,它的实际效果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很好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在其各部分之中的结构性的相互依存。马克思说过,他想“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①(1967,253)。我们至少也应该如此。
注释
1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政治理论和政治学理论的进一步分析,请特别注意我的以下著作:《异化》(1976),第29一30章;《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1979),第2章和第8章(第4部分);《辩证法探究》(1993),第3—6章;《政治学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2000)和本书第12章。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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