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注释

1下面是对马克思方法的解释的一个简短的概述，这些解释可见于本书第1—9章(特别是第5和第8章)。要更为详细地了解的话，请看这几章。

第十一章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叙述方法：对系统辩证法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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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1999年6月5日，大阪的一位初中校长因拒绝在一次毕业庆典上悬挂太阳旗(Hinomaru flag)和歌唱“君之代”(“Kimigayo”)遭到了“野寇崽”①(Yakuza)一名成员的刺杀而严重负伤。同年2月，另一位广岛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长因不堪忍受教育部和该校老师相互冲突的压力而自杀了，教育部命令他在毕业庆典上使用这种旗帜和歌曲，而该校的老师却力劝他不要这么做。虽然在学校里对这种旗帜和歌曲表现出这样的尊重在1989年就成了强制性的事情，但在过去两年里最严厉的强制性措施也只不过是各种行政处罚。而这里正在发生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似乎是较小的文化争议的东西却变成了一种重大的政治论战，并给一些参与者造成了如此可怕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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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①日本的黑手党，“野寇崽”的译法请参见张双利译《政治科学是什么？它又应当成为什么?》，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三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译者注。

这是一次奇怪的论战，因为，在那些反对强制性使用这种旗帜和歌曲的人毫不犹豫地给出他们的理由其中主要的是这种象征与1945年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实践之间密切的联系的时候，政府，虽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起初却对是什么使他们突然引发了这一危机保持着奇怪的沉默。他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这对他们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们在现在采取行动？这种交流的不平衡性，连同实施它的过激方式，使许多外国观察家们将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日本的神奇(exoticism)。但神秘的事物，即便是日本的，一般也都能得到解释。我将通过对日本国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揭开其政治的神秘面纱，因为我相信，只有在这一国家的独特要求中，我们才能找到其政府行为的原因。

日本国从来都不容易理解。例如，在13世纪，日本处于一位天皇的统治之下，这位天皇实际上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天皇及其朝臣的傀儡，而他们又要依次服从一位军事独裁者或幕府将军的命令，这位独裁者自己又完全处在他的摄政者的控制之下。那种歪曲直接经验事实的戏剧至今仍在上演。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好著作之一勉强开始认为这是“日本权力之谜”(范·沃尔费恩[VanWolferen]，1993)。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能不能对此做出有效的解释呢？

然而，马克思主义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典型批判把政府看成了资产阶级的主要工具，而贬低了官僚的作用。它一般认为只有公开的政治机构才是国家的部分，并认为民主制度和实践，如宪法和自由选举，是其主要的合法性源泉。对多数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而言，这种方法是相当好的，但于日本它却是极为不够的。

第十二章 天皇为什么卖要“野寇患”？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把日本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其他民主国家区分开来的是：（1）选任政府相当软弱；(2）高级国家官僚控制着选任政府和企业部门；(3）政府和企业的大量高级职位被已辞官的官僚所占据；（4）许多基本的政治职能是由那些表面上是非国家机构的组织行使的；(5）国家(包括其体制和行为)的主要合法代表是天皇制度，它是从日本封建的历史中延续下来的。

对第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尽管它一直都在使遇到它的例证的人感到震惊。在就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后不久，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就说：“在国会里，当你看到官僚也在参与辩论、回答质疑、准备修正案、准备预算的时候，你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选任机构相当弱小的社会。”(克里斯托弗[Kristof]，1995，37)在他担任美国参议员时，蒙代尔个人大约有50名职员(众议员大约有25名)为他提供作为一名有效的立法者所需要的信息和专门知识。而他的日本同行只有1名或2名相关的职员，即使是内阁大臣也多不了几个。美国的新任总统要任命数百名高级文官，而且按照其任命方式，这些人首先要忠诚于他。而日本的新任首相只任命几十名官员。由于缺乏达到非常充分的程度的途径，所以，每周一次的内阁会议只需要10到15分钟，并且主要议程是不经审查就批准内部的官僚已经做出的决定，这就不令人吃惊了。1955年以来，国会仅仅修改过一次由文官提交给它的预算案。首相(平均每两年一次)和大臣(平均每年一次)们的走马灯似的更换也对选任政府成为形式而非实质的权力机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0年4月初，小渊惠三首相因中风而失去工作能力以后，是他的内阁官房行政长官青木干雄，一位文官，担任了看守内阁首相。在小渊惠三首相去世以后，也是青木干雄在选择森喜朗为继任首相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幕后作用。选任政府对官僚的依赖可能在1994年村山富市首相任上达到了最坏的地步，他试图要官僚清除其官邸中的蟑螂，并为他买一台实用的电视而没有成功。他的继任者自己操持这些事，并为必要的条件改善而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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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讲授关于苏联的课程时，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讲共产党，一个星期的时间讲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正式的政府可能连这种程度的关注都没有得到。日本的情况没有太大的不同，当然，这里要除开这种情况，它的权力的最终来源不像前苏联那样是一个政党(或其一部分)，而是高级国家官僚，尤其是财政部、贸易与产业部(MITI)，以及国家银行中的官僚。有人提出了质疑，既然事实上日本文官的规模还不到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的一半，那么，这怎么可能呢？然而，这只能表明，它的相当大的权力更为集中，并且受到各种监察和制衡削弱的程度更小。例如，存在着一个被财政部控制的影子或独立预算(zaito)，它的规模是正式的政府预算的2/3。来自于邮政储蓄系统和公共补助资产的资金完全由该部官僚自由决定而花费在对其有利的政治活动上。当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前，这一简短的强势部门的名单中还应包括国防部。

做出如下比较或许是有好处的：日本的官僚不是其领衔政治家的正式顾问。在担任官僚期间，他们不能在行政机关和政治机关之间自由流动或竞选官职，而这些在法国都是存在的；在担任官僚期间，他们不能在国会中任职(如在德国所发生的)，或者服务于总统委员会(如在美国所发生的)。这些都是不同国家的官僚影响政府的方式。日本的最主要的官僚不必做任何这样的事，因为，实际上他们就是政府。这是把日本同其他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区别开来的第二个主要特征，并且很少有人不同意这一点，尽管很少有人认识到官僚的权力范围或弄清了它对其余日本社会的全部意义。

四

与官僚对政治家的控制相匹配的是它对企业部门的统治。即使是主流学者都认识到了日本企业与政府行为之间非同一般的相互依存关系。官僚的作用超出了制定有利的法律、提供所需资本和专门技术的范围，而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的计划力量，为经济的所有方面谋划战略和确立重点。决定日本企业现状的主要是国家的官僚，而不是工厂的所有者或其善于经营的经理和工人。日本的政府部门不是仅仅告诉企业家们应该干什么，而是完善了老黑手党给人以不容拒绝的提议的策略。他们称之为“行政指导”。如果个别企业家被证实不服从他们，官僚们会有一整套办法来迫使其服从，从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到提供或拒绝提供许可证、补助金、贷款和税收优惠。但事实上往往不需要实施这种威胁。

第十二章 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惠”？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实际上，官僚与企业界之间的冲突可能比官僚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冲突要少，所以，需要解释的日本之谜的一部分就是，为什么资本家能够如此充分地与国家进行合作。有人提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的高级文官对其私营部门行使了同样的权力。但如果这样看，就会忽视一个重要的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别。由于选任政府事实上处在中立地位，所以，与他们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同行不同，日本的主要官僚在充当他们国家的主要的经济强制执行者和战略家方面完全没有了竞争对手。

日本企业家对“行政指导”的轻而易举的默许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在日本的起源时期。随着1868年的“明治维新”而上台的下级武士建立了有利可图的垄断企业，然后廉价卖给了一些有特权的少数人，其中主要的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家族。是私有化而不是资本积累造就了日本最初的财阀。与西欧不同，在西欧—一般地说—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而产生，资本主义又依次先于为其利益服务的国家而产生，而日本似乎将这一过程颠倒了。希望赶上那些刚刚迫使它开放港口进行贸易的专横的外国人在技术和军事上的成就，新的日本国家创造了资本家，其方式与欧洲封建国家创造骑士和贵族的方式没有太大的区别。1

从开始的时候起，日本国家就竭尽全力地保护其经济产儿，确保他们的成长与繁荣。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又怎么可能不“合作”呢？起步较晚的日本资本家对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敌对的国际经营环境，及其对国外原料来源的越来越大的依赖，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解决经营问题的团队(国家)的方法，以及他们对国家官僚的战略领导的依赖。所有这些似乎都不足以保证企业的顺从(他们更喜欢称之为“一致同意”)，因此，官僚在私营部门的关键的高层人士的提拔中也发挥着作用。例如，在选择首席执行官(CEO)的过程中，许多银行都带着简短的名单来到了贸易与产业部(MITI)，而后者则从中做出最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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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地，尤其是近些年来，也有一些首相和主要的企业主试图减少他们对国家官僚的依赖，但似乎收效甚微。官僚对日本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持续控制给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如何概括高级官僚、企业和银行首脑，以及政府领袖之间的关系。这不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主要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相反，这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如果官僚确实统治着其他两个集团，那么，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谈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且，如果资本家没有实现统治，那么，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谈论资本主义？

五

一个同样众所周知的事实给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即大量的高级官僚在从文职部门辞官以后都在企业部门和较小程度上在政治部门占据了领导地位，这往往发生在他们45到55岁之间。在日本，人们直到生命的相当晚的时期都保持着积极的状态，这给了他们又一个20年左右的时间追求其新的事业。这种实践是把日本同其他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法国可能是个例外)区分开来的第三个特征，它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日文中为之有一个专门的说法：“高级官僚辞官后到有关企业里去做事”(amakudari)或“下凡”(尽管——如果有人担心的话——总是软着陆)。今天，有数千名前任上层官僚在私营企业、银行、企业协会和公营企业中担任会长、主席、主管和经理等职位，而且通常是在他们此前作为国家代理人所工作的相同领域。2这是日本企业团体中的精华。在美国，国防部或许有让其退职的官僚加人私营部门的记录，但这里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他们的新雇主赢得军用合同。几乎从来没有过初出茅庐的生意人成为首席执行官的事。

第十二章 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惠”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为了强调这一区别的重要性，我们应该补充的是，在与其股东的关系中，日本企业的经理或主管比他们的美国同行具有大得多的权力。这是因为，日本企业之间存在大量的相互持股，并且他们的普通股与债务之间的比率要比美国企业低得多——于是对公众为其提供资本的依赖也要小一些。因此，国家官僚对企业的影响被各种市场力量减弱的程度要比美国低。而且，企业里留意来自于官僚的“行政指导”的最主要负责人，本身可能就是前任官僚，并且该负责人通常就是来自于他现在对其做出响应的那个部门。

政治部门的情况仅仅是这种乱伦的程度稍微小一点而已，因为，战后所有日本首相和内阁大臣中的多数都是沿着官僚的路线进入政治部门的(随着一度处于支配地位的自民党[LDP]的衰落所做的重新调整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这一过程，尽管1980年以来其例外稍微有所增加）。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数量上没有如此之多，地位上没有如此之高(法国可能又是个例外）。

高级官僚辞官后到有关企业里去做事(amakudari)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日本重要官僚中的多数，如果不是马上的话也是直接地，并作为个人，从日本资本主义的成就中获得了利益。这种中年改行的普遍的和系统的特征也意味着，他们知道，他们作为政府官员所做的决定将决定着他们未来在私营部门中的“职位”，以及随之而来的运气。在从国家官员到资本家的转变被预先如此清楚地知道的地方，资本家的利益也就成了官僚的利益。至于日本的重要企业家，其中许多都是前任官僚，由于知道现在的高级官员队伍的发展轨迹，所以，他们能够确信国家部门所做的决定对他们是最为有利的。

但是，如果日本如此之多的重要资本家都是前任文官，而其多数重要的文官都是未来的资本家，那么，把他们都看成同一个阶级的成员—仅仅是被暂时的劳动分工所隔离—而不是不同阶级的成员，似乎具有了同样重要的意义。同样的推理也能应用于选任政府中的前任官僚，他们也从大企业的慷慨赠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这三大集团的共同教育背景(1993年，88%的财政部高级官僚毕业于东京大学，主要毕业于其法学院）、频繁的联姻以及高度的正式交往(在“人情社会”里，它把高级政府官员与其已经退职的前任联合起来，这些前任中的许多人都在相同领域的私营部门中掌握着领导职位），也为超越其同样明显的差别而强调他们相同的阶级性提供了理由（范·沃尔费恩，1993，146）。如果有人在官僚的卓越才智中看到了重要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那么，始于幼儿园的良好学校教育的高昂费用(事实上离开它就不可能进入东京大学)也证明了较好的官僚职位被非常成功地限制在少数特权者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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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根据使日本问题方面最富有洞察力的作者之一卡雷尔·范·沃尔费恩(Karel Van Wolferen)能够断言，日本的高级官僚、企业家和政治家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他称之为“管理者阶级”(1993，146)。这一称号突出了官僚作为未来资本家和政治家的孵化器的非凡作用，但却掩盖了表面上非常不同的机构的行为导致的支持企业的范式，以及导致这一范式的共同利益和目的。如果考虑所有这些因素，显然对这些人的更为恰当的称呼应该是“资本家”。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家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资本的人格化并执行资本的命令，这里的资本被理解为自我增殖的价值，或用来创造更多财富的财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把财富用来满足需要，或伺候上帝，或扩大民用或军用力量，或获取荣誉和地位。具有资本性质的财产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并且仅关心自己的增长。那些掌握财产，以这种方式利用财产，并使自身从这一过程中受益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是生产资料的合法所有者)属于同一资产阶级集团。只是在日本，一些资本家在形式上是国家机构的部门中工作，而另一些却在形式上是私营机构的部门中工作，尽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阶级的多数重要成员把自已的人生在这两种部门之间进行了分配。根本的事实是他们都是作为资本的化身在起作用，以他们现有的地位所允许的任何方式为资本的(因此，也为他们的)最大利益服务。他们都在为增加剩余价值而工作，并在实现这一目的时获得实质的利益，尽管在他们是官僚和政治家的时候，这还不是立竿见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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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资本家，他们担任了高级文官和重要的政治家，却无须放弃其资本家的角色。美国最显著的例证是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他是资本家，也是大使和副总统。但多数这样的人物，在他们的国家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例外，而且都是从企业财产的所有者开始的。在日本，这种事业范式要普遍得多，而且企业财产往往是后来才有的。因此，表面上是国家控制着资产阶级，这似乎是我自己在本章开头所采取的观点，也是通常被引证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对日本不适用的原因，但一旦按照这种方式重新确立各原则之间的界限，它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把某人作为某个阶级的成员区分开来的性质毕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获得。阶级的成员资格在发展，正如阶级本身在发展一样；一个人可以逐步变成一个阶级的一部分。在日本，资产阶级的多数重要成员成为资本家的过程是从他们进入国家官僚机构开始的。认识到日本的高级官僚属于资产阶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把他们作为这个阶级(现在)在国家官僚机构行使职权的部分而区分开来。但我们现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得到企业和政府首脑的那种程度的顺从。我们同样更好地理解了为什么私营部门的资本家偶尔也在履行政府的职责—正如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起草意在限制它自己行为的法律时的情况—而不会突破心理防线从而妨碍我们对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思考。在日本，国家部门内外的资本家之间的界限，完全没有他们个别的权力机构形式将会使我们确信的那样清晰和固定。4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目的不在于达到某种非历史的分类，其中没有任何人和任何事物可以流动，而在于解释整个社会的运行和运动，这就允许甚至是要求确立和重新确立阶级界限时的一定的灵活性。5为了把握日本资本主义的独特性质，我认为有必要把资产阶级的概念进行扩展，以包括高级官僚和执政党中的重要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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