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官僚通常被允许在整个阶级中起带头作用，那只是因为这个阶级的其他成员认识到了，那些现在就职于国家部门的人，对作为整体的阶级的利益有着最好的概观和最清醒的关注。他们的观点不会为一个具体企业或工厂的利益所损害(就如发生在经理和主管身上的情况那样)，或者为一个政党或派别的利益所损害(就如发生在政府首脑身上的情况那样)。没有这种暂时的分心事物的羁绊，官僚们处在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普遍利益和长期利益服务，以及每当必要时在统治阶级内部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进行调解的最佳地位上。（从其作为调解者的工作来看，国家就可能表现得似乎是中立的，如果不注意它总是同一阶级中处于上层的一个派别的话。)

对于其真正的角色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反对的，而且在激进分子反复证明这一点的时候，对于多数人来说，把它们联系起来总好像是第一次。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忽视了牢固支撑其正在学习的东西的思想范畴。而这种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日本的特殊情况提供这样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就是“集体资本家”。日本的今天仍然是一个幕府时代，但其将军不是一个军事人物，而是集体资本家，它在官僚、企业和政府的职能之间分配自己的时间。造就了明治维新的武士阶级拒绝成为新的封建统治者(正如此前成功的反抗以后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而是选择了使他们自己加入到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行列。但在他们能够成就这一点之前，他们不得不创造资本主义和他们能够成为其一部分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建立这一新的，以他们自己为其统治阶级的核心的社会形态方面的成功，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工程的伟大壮举之一。在许多根本的方面，而且尽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它带来的所有那些变化，日本仍然继续在这些奠基之父所设计的模式中运行。

第十二章 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第四个把日本与其他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区别开来的重要特征是表面上是非国家机构的组织所行使的基本政治职能的数量。这种实践当然可以在别处找到。就日本来说，突出的表现是这种事例的巨大数量以及它们的重要性。为了确定这些职能是什么，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国家的职能是什么。仅仅认识到国家是政治权力的主要运作之地是不够的。我们还有必要了解这种权力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它为什么被使用。在所有以劳动的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控制着剩余产品的阶级或阶级集团需要全社会的帮助，以便使其获取剩余产品的手段合法化，并对反对者予以镇压。因此，所有国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从事着镇压与合法化的事务。

在资本主义时代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下，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还要求从国家那里获得另外两种帮助：资本积累方面和价值实现方面。第一方面涉及保障作为对工人进行剥削的根据的条件—社会的、法律的等等和剩余产品的生产，以及创造那些不然他们就不会在那里存在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第二方面主要是发现、建立和保护市场的问题，以保证所生产的东西得以销售出去。因此，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行使如下四种职能：镇压、合法化、积累和实现。如若不然，则完全意味着它的统治阶级将不能作为统治阶级而继续存在。这不仅是一个不能有效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问题；而且，资本家将不能再生产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本身所需要的条件。

把这些职能确定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以后，就有可能考察作为国家的一部分而行使它们中任何一种职能的团体。这里的国家只不过是这些团体的总和，甚至它们中有些还从事着非政治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同时既是国家的部分又是其他某种组织的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至关紧要的不是政治组织的这种或那种性质，或他们拥有的权力，甚或一个阶级的特权地位，而是所有这一切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所在的具体社会和经济制度的要求。其过程是从整体出发向内进展的。于是第一件事就是确立作为一个阶级社会，在这里是作为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整体的本质。马克思把国家称为社会现有结构的积极的、有意识的和正式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1975，199)。在其他地方，马克思还说：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①(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78)。

正如我们在这些引述中所看到的，国家可以被视为这个整体即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但也可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个方面，以及这个阶级所做的某种事情。一个把我们带入了“资本的逻辑”领域(它在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整体内部将结构与过程联系起来)；另一个则把我们带进了资本家的阶级利益领域(它把人们在这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他们的活动联系起来)。两者共同代表着同一复杂关系的客观和主观方面。因此，国家在做什么以及它做这些事的具体形式，与统治阶级是什么以及它的利益要求什么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所有阶级社会中的国家叫做它的统治阶级的“专政”，而不管它所包含的民主的程度如何。这不能被机械地理解为对专横，以及国家与其统治阶级之间外在联系的揭示，而应该被理解为：国家是统治阶级显示其政治本质的一系列组织形式(关系是内在的)。国家是统治阶级为了进行统治而需要的东西中的最重大的部分，是阶级本身的一个基本方面。因此，所有从政治领域(即政治学)开始来认识国家的努力都注定是要失败的。

从其本身包含在带有它的名称的生产方式之中的统治阶级角度来认识国家的各个部分，我们也能够避免迷失在部分之中和误把其意识形态的伪装当成现实。就日本来看，尽管官方的宣传铺天盖地，但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认识到，选任政府没有统治权，民主没有给公民以任何权力，管理者不仅仅在管理，以及公开的政治组织并没有做全部的政治工作。我们还被给予了一种灵活性来重新确定通常被当作国家的东西的界限，以便包括各种完成基本政治任务的机构和团体。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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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32页。

第十二章 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如果询问一位热心的经济学家公司的边界是什么，他会在今天给出一个答案，而几天以后在他解决其他问题时又给出另一个答案。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对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在这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其统治阶级的问题以及一通过扩展—解决它们所使用的手段、机构等方面的问题。由于需要马上予以关注或更多地予以关注的问题不一样，并且由于可以用来解决它们的手段变得或多或少，所以国家的界限也会发生变化。正如普遍的看法所反映的，国家仍然是根本的社会权力贮藏室，但它不必在每一个社会中都由相同的一系列组织所构成；这些组织也不必固定或局限在其政治角色之上。国家的各种要素完全没有必要住在一个屋檐之下，不论在功能上还是在概念上都是如此。实际上，对统治阶级来说，以其他的方式构建国家通常有着实实在在的好处。

因为日本的选任政府如此软弱，而有着广泛权力的官僚从来都不是选举产生的，所以日本国家被迫纳入了许多其他组织以行使日本的资本主义要求它行使的所有职能。主要的企业协会是这些组织中较重要的组织之一(通常由前任官僚管理)，它参与经济的计划和协调，有助于资本的积累和价值的实现。（其中一个协会的主席，经团连[Keidenren]，被普遍认为是商务部第一部长。)另一个是美国政府，特别是其军事部门，它在日本仍然占据着150个基地，并且拥有镇压内部动乱的合法权力。考虑到殖民政府总是其殖民地国家的一部分，并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数年里日本已经非常接近于美国的一个殖民地，这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再有一个是天皇制度，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它在合法性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其他一些组织是：主要的媒体、教育组织和教育基金会、宗教组织、主要的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联合会(Rengo)，以及又一次如我所望指出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野寇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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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不是局限在具体的地理空间或一定组织形式的范围之内，而是包括了所有为统治阶级履行基本政治职责的机构，那就不难将这样的奇怪混合物连同选任政府、法院、警察、军事力量，当然还有官僚一起当作日本的国家了。当然，这并不排除对如下问题的认识，即在这些机构之间(和事实上每个机构内部)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和争论；或者，其中之一的官僚具有迄今为止最大的影响；或者，甚至下层阶级也能够偶尔利用这种混乱在国家的一些比较遥远的前哨取得较小的胜利。日本的政治权力在如此之多的机构之间进行分配(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如在官僚机构中，分配给它们内部不同的并且通常是相互竞争的部分)，这一事实导致了这样的抱怨，认为责任的缺失困扰着日本的国家。但是，如果国家——部分地通过这种职能的分配本身已经如此成功地为其统治阶级进行了服务，那么，一个明确的可以被提出抗议和施加反对压力的中央的缺失，或许应该被认为是其主要的力量之一。

在这一政治的古怪性质异常软弱的选任政府，同时与资产阶级合为一体的高级官僚的非凡权力，以及基本政治职能在许多明显的非政治机构中的分配—的集合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可能是，日本国家极其需要给出自己的合法性，极其需要给出一个明确而又令人信服的理由，以说明为什么一个人应该服从这个国家，即便他不同意它的政策。没有这样的理由，再多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也不能保证这个国家没有被推翻的可能。

在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可以轻而易举地认识到国家属于在社会和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但由于是在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君权神授论的统治下运作的，所以人们都普遍认可这是理所当然的方式。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处在相似的关系之中，但由于它不能同样地诉诸宗教，所以，要把他们的利益与普遍的利益等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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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第十二章 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来就困难得多。在这些条件下，为了有效地服务于资本家的利益，就国家而言，就有必要使自己显得分离和独立于资产阶级，并平等地关心所有公民。表面上的中立往往可以通过把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分开，并吸收那些本身并非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成员的人们行使前一种职能而得到实现。但如果从资本主义中获利最多的阶级也制定和实行其得以获利的规则(与国家仅仅受到资本家的重大影响或仅仅遵循资本所固有的客观逻辑截然不同)，那么，这些规则及其实行的偏见性特征就极为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最典型的情况是，资本家仅仅是成功地取代了土地贵族而成为似乎独立于所有阶级关系之外的国家的统治阶级。在日本--—这里，本身也是资本家的最主要的国家官僚做出主要的经济决策这一过程是极不完全的。这有助于解释日本国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这样一种决定性的方式行动的能力，但与此同时，这也说明了其面对根本批评时更大的软弱，及其对有效的合法性的特大需求。有些读者或许会发现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一本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竟然赋予合法性问题以如此关键的作用，而合法性问题往往与韦伯的(Weberian)分析有关，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普遍规则，合法性成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之一，并且解决它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遇。

在美国，政治合法性的三个主要源泉是《宪法》(特别是最高法院对它的解释，当然，最高法院本身也是《宪法》的产物)、自由选举(如现在那样)和—在次要的程度上—总统办公室(既是主要的场所，又是国家统一和权力的象征)。多数美国人都接受我们的政治权力对我们进行统治的正当性，因为我们选择了他们—通过采用《宪法》和投票，特别是在总统选举中的投票这两种途径。这些合法性的源泉对日本国家都不适用。在日本，《宪法》是在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以后由不知名的外国人起草并强加于这个国家的，并且，尽管与我们自己的选举一样“自由”，但这里的选举选上台的却是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几乎没有什么权力的政府。7日本国家必须在别的地方寻找它的合法性，而且它这么做了。有些合法性来自于一种普遍的信念，相信实际上掌握着权力的官僚们完全是身边最聪明的人，而且他们在尽最大的努力服务于国家的利益。有些合法性来自于国家在帮助建设繁荣的经济中所取得的成功，当这种经济仍然繁荣的时候。按理说，日本政治中有如此之多的内容反映了存在(或人们认为存在)于美国的东西，而在许多日本人看来，美国仍然是民主的典范，这种事实也有助于为日本的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媒体、学校、重要的协会和宗教组织也通过夸耀日本生活中的协作方面，以及假装不存在需要解决的合法性问题而对此有着些许的贡献。但是，即使在所有这些手段的影响被累积起来以后，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合法性赤字。现在进入对天皇制度(及我们的第五点)的讨论。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强

讨论天皇制度在日本国家中的作用之前，我想对我通常将日本和美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可能造成的一种误解提出批评。我相信，美国不会比日本有更多的民主，而只有不同的民主，或更加与我的陈述要旨保持一致不同的不民主。如果说美国有为具有真实政治权力的岗位进行的选举(日本则没有)的话，日本却有不止一个政党，包括反对资产阶级的政党，作为重要的竞争者参加选举(美国则没有，共和党和民主党只是同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两个部分)。日本还有更高的投票率，这是又一个用来衡量民主程度的通用指标。然而，作为资产阶级的专政，美国的和日本的民主都同样只代表它们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并同样关注于隐瞒这种偏见。所以，无论它们在怎样行使这些职能方面有什么差别，任何一个都不能被认为是在道德上超过了另一个。

九

尽管在形式上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一小撮人统治着的，而且没有一个人选举过他们。他们的决策给一个阶级带来的利益要远胜于给其他阶级带来的利益。日本人民知道这一点，并且多数人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知道这一点。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要接受呢？为什么他们要赞同呢？人们听到的最多的答复往往是，日本人就是这个样子，意即他们要么在文化上要么在心理上，要么在这两个方面都是这样。但是，这将会把自身就极需解释的东西当作主要的解释而提出来。日本的文化或心理中的这一方面来自哪里呢？是谁从中获益呢？它是如何运作的呢？而且那些受益的人如何利用它来帮助他们应付其最为紧迫的问题呢？我们不排除文化或心理(或者，应该加以补充的是接受任何一个的具体形式)，并且不拒绝在全部的解释中给它们一个地位，但上述问题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我们的研究的理性方面，转向了人们对为什么他们自愿遵循已经确立的权威给出(或能够给出)的那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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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惠”关于日本围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日本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得到大众的授权。这是日本的传统军事统治者幕府将军将更受大众欢迎的天皇作为傀儡保留下来的原因。1868年明治维新—它是由仅仅来自于这个国家的一个部分的下级武士中的少数人完成的一—以后，合法性危机变得尤为严重。当时，同样重要的是统一所有日本人的要求，以显示反对近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勒索的共同阵线。（回忆一下分裂在使印度向英帝国主义打开国门中的作用。)加强日本人民与天皇之间的联系必定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理想方式。

日本新的统治者是从把天皇由京都带到东京(政府的中央)开始的，并以他的名义发布他们所有的决策。他们使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休眠状态的神道教重新焕发了生机，这给天皇本来就已经受到大众欢迎的日本人民之“父”的角色增添了神圣性。随后，在1873年，他们颁布了国家本质的教旨(Kokutai)，并且宣称，天皇本身体现着国家的愿望。据说天皇知道日本人民需要什么，以及什么对他们有利，包括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政府配置的新的政治安排是作为天皇的礼物而呈现出来的，是他完美的智慧和仁爱的表现，期望着人民对它的永远的感激与忠诚。所有对国家本质教旨的批评都成了非法的东西，并且国家本质教旨不久就成了学校和军队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几乎没有根据可以表明，在国家本质教旨颁布以前，天皇就已经被看作这样一位仁爱的人物，或者他们已经用后来所显示的那样强烈的感激对它的假定的仁爱做出了反应。(本质先于存在论者关于日本的例外的文化和心理解释不过如此。)通过使国家的神道教和国家本质教旨牢固地处于恰当的位置，日本真正的统治者的合法性被确保了大约一个世纪。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1945年，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所有这一切都走向了终结或者，它走向终结了吗？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导下，裕仁天皇向日本人民宣布，他不是神，他至少应负部分责任的战争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天皇在日本人民中的两个支柱—他的假装的神性和他在公共利益问题上的绝对正确一下子消失了。盟国也是极为谨慎的，没有在新宪法中给天皇任何政治角色，只是把他作为“日本国家和人民统一的象征”提了一下。这一身份本身据说得“自拥有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人民的意志”（海斯[Hayes]，1992，282—283)。尽管不知名的官僚在日语的译文中成功地将这里的“意志”(will)翻译成了“综合”(integration)——使天皇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比麦克阿瑟设想的具有了更多的歧义—但多数学习日本战后政治的学生都把天皇当成了一个纯粹的时代错误，认为他甚至不如英国君主那么重要。（例如，与其英国同行不同，他在任命大使方面不起任何作用，而且他也无权审阅国家的文献；法律也无须他签章。)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

依我看，天皇仍然是现在形式的日本国家的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尤其对于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在使用权力过程中的严重倾斜来讲是这样。纵使他的地位发生了所有那些形式上的变化，天皇继续在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做着《宪法》和自由选举所做不到的事，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合法性来源只能小部分地做到的事。天皇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这也是相当罕见的事。作为名义上的领袖和日本国家最显著的象征，天皇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通过诱导人们对社会共同体(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成员而属于它)和政治共同体或国家(他们作为公民和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而属于它)的情感尤其是忠诚的转移，来使他们接受现存的政治安排及其不公平的结果。

马克思对社会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作了重要的区分：在社会共同体中，为了满足所有团体的需要，劳动分工建立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依存，而且由此产生的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了某个团体与其他团体之间的高度认同，及其对他们为其本身的幸福所做的贡献的感激；而在政治共同体中，一个阶级为了追求其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对其他每个阶级行使着权力。马克思也把后者称为“虚幻的共同体”，因为，与前者不同，它既不属于每个人，也不会平等地为他们服务①(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91—92)。然而，对那些控制着政治共同体的人来说，多数人有不同的想法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展示天皇横跨社会和政治两种共同体的形象，日本的统治者希望在大众心里将二者合而为一，在实际上将日本人作为人的要素与建立在他们之上的统治形式相混淆，从而达到使人民以前者引起的方式对后者作出反应的目的。

第十二章 夫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天皇成就了这一非凡的功绩，不是通过他所说或所做的任何事情，而仅仅是依靠他是什么(或被当作什么)，以及人们所赋予的作为日本民族共同体成员的他们与他之间关系的重要性。那么，一旦他担任了国家元首的职务—所使用的实际头衔没有所表现的联系的本质那么重要(因此就有了《宪法》中的实际词汇的相对不重要)—所要求的就只是中心的一个小的转变，以便误把国家当成社会共同体的政治化身，当成它处理世事的必要手段。这样，国家中的公民权就仅仅是每一个个人作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已经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形式化，并且属于某个人的与属于其他人的是相等的。遗憾的是，对于实在太多的日本人来说，随之而来的是，非日本民族的人永远也不能成为完全的公民(对数代居住在日本的韩国人的歧视就是明证)，以及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公民的日本民族的人就是他们“种族”的叛徒。

“state”的中文意义是“国家”，日本使用这种意义，它表示国家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建构，并把国家元首放在家中父亲的位置上。为了强化这种联系，日本的《宪法》甚至提到了父亲在家中的特殊作用。当然，在利用这种类推中，天皇将比总统处在更好的位置上。例如，美国总统能够是父亲般的，但他的党派性和暂时性使他把自己当作每个人的父亲呈现出来，或假装平等地关心国家所有成员，成了不可能的事。“bureaucracy”的中文意义是“官僚”，日本也使用这种意义，它同样显示了天皇的合法化作用的重要性。其原意是“为天皇或上天服务”，其中，天皇完全代表着日本人民的利益。今天官僚应该为人民服务。天皇不再与人民平等，但仍然被许多人看成一种父亲(具有其所表现的全部公平和仁慈)，对他的统治的完全和公开的顺从，很容易被误解为对官僚正在为每个人而不仅仅在为有特权的少数人做好事的确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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