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没有其他王室家族能够像日本天皇的家族那样具有古老的渊源，而且，在大众心里，很古老的通常就是自然的。作为日本人民假定的父亲，处于一种应该可以回溯两千多年的关系之中，他不需要宪法的认可来施加我在这里所赋予他的那种影响。由于他所要求的那种遵循永远不能被获得，而只能被给予，所以，或许正式权力的缺乏甚至在实际上有助于他完成他的任务。因此，当古斯巴达的一个国王莱克格斯(Lycurges)想要他的人民采用一部新宪法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退位，以使得无人被迫接受他将要给他们的东西。他相信，只有那时才有可能获得人民对新宪法的完全支持。同样，天皇对人民关于他们是谁和他们如何与国家联系起来的意识的影响，也只能达到那样的程度，即在他没有明显的手段来强加他的意志时显然能够达到的程度。独立于所有派系之外，对具体的政府政策没有任何的责任，并且缺乏推行其观点(如果他有观点的话)的权力，在他的这种凌驾于政治斗争之上的地位方面，天皇已经被他的控制者蒸馏成了纯粹的对日本人民福利的关怀。

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在战争的直接后果中，天皇对他既非神也非绝对正确的承认，连同反军国主义者、平等主义者、共和思想(特别是在学校里)的兴起，使他很难重新获得战前已经建立的，作为秩序的主要立法者的角色。日本在战后第一个十年中所经历的政治动乱有很多原因，但没有得到应有注意的一个原因是，离开传统中由天皇制度所提供的帮助，政府的政权就不能获得它所需要的合法性。随着美国的占领在1952年的正式结束，日本的官僚统治者开始以其在当时的阶级力量的关系范围内所能使用的一切方式来重新确立天皇的权威。其主要目的在于使人们再次将天皇当成国家元首。这涉及通常使天皇在各种礼仪场合作为国家元首而活动的努力——在对《宪法》的违反中———以及给学校施加的把关于帝国主义制度的比较传统的思想引入教学计划的压力。只有在这种背景中，我们才能理解日本名义上的民主政府赋予如下行为的重要性：要学生唱代表着仍然处于天皇统治下的国家的国歌。

209

第十二章 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我对日本政治的论述是否太重视天皇了？毕竟许多——如果不是多数的话一—现代的日本人会说，他们对天皇是漠不关心的。然而，我认为，这种声明是不可信的，尤其是对外国人作如此声明的话。多数日本人同样会说他们不信神道教，但同样是这些人中有许多会在修建办公室或房屋之前背诵神道教的祈祷文。在日本，宗教信仰可能已经衰落，但各种各样的迷信仍然存在，并且存在得很好。所以，在几乎无人认为天皇是神的同时，他作为日本人民之父的地位却相当安全；而且，由于至今依然盛行于日本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对他履行国家的主要立法者的职责来说绰绰有余了。

在一个越来越理性的世界里重建非理性的传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人们依然相当清楚他们的国家在过去为维持这一传统所付出的高昂代价的时候。现政权反对对天皇制度的批评的第一道防线是完全傲慢无礼的行为，以及在可能的时候，拒绝承认它。执政党甚至连听到这种批评都不情愿，这一点，近来在冲绳地方官的(正式)集会上，当一名共产党的代表在关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的演讲中谈到“野蛮的天皇制度”时，造成了程序上的危机。由于保守的多数人试图要他收回“污蔑性的评论”并予以道歉，所以，造成了立法议程中断了五天。这位代表拒绝了，并且，最后他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第二道且无疑是更有效的防线是直接的镇压。它会有巨大的帮助，如果那些倾向于批评帝国传统的人害怕镇压的话。在日本，这种使人民害怕的任务是由“野寇崽”完成的，后者对任何公开反对天皇制度的人实行恐吓、殴打，甚至杀害。那个刺杀未能在毕业庆典上升起太阳旗和歌唱“君之代”的初中校长的“野寇崽”成员因为过于兴奋而道出了他的动机。“我要所有的日本人，”他说，“尊重太阳旗和君之代。如果我杀死了那个校长，而且被大众传媒报道了，那么，它将充当对那些反对在学校升起太阳旗和歌唱君之代的组织的警告。”(Japan Press Weekly,1999 - 06-12,21)谁能怀疑这种警告产生了效果呢？

这不是任何官方的政府代表能够同样系统地并因此同样有效地干得了的事—无论如何，只要那个国家假装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就干不了。政府的卷入也将会显露出，天皇作为公认的国家元首与超出法律范围的暴力有关，而且这也将损害天皇被假定的中立，更不用说他的仁爱了。但是“野寇崽”，由于它与日本极右派的诸多关系，及其有名的荣誉观，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并能以使政府逃脱多数遣责的方式来完成它。8当然，在日本，除“野寇崽”外，也有一个极右派，但两者之间的重合比在其他同样有极右派和犯罪组织的国家中所能发现的重合要大得多。日本的“野寇崽”简直比黑手党的较大变体更大。“野寇崽”在镇压对天皇的批评中所享有的巨大自由，以及它在经营其更加传统的犯罪企业中享有的不寻常的自由，离开了积极的政府承认是不能存在的，而所有这一切都在为关于“野寇崽”在日本社会中的作用的更加实用的观点进行争辩。鉴于“野寇崽”大量地介入了建筑业，政府在公共工程方面格外的高支出(近来比美国的国防预算还要高)或许也能被看作为“野寇崽”所提供的服务支付的部分报酬。同样的看法也能用来论述许多“野寇崽”控制的公司从国有或国家主导的金融机构获取高额贷款(现在尚未偿还)的轻而易举，它促成了(在尚待确定的程度上)已经困扰日本十多年、依然在显露中的金融危机。

也只是从会议记录中删除了唐突的言辞。

210

穆第十二章 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野寇崽”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那时，他们为地方的保守政治家干着暴力活动，压制着工人的动乱，并充当政府的间谍和暗杀者，他们甚至在1895年的一次事故中杀害了韩国的王后，引发了与该国的一场战争。毫无疑问，“野寇崽”与日本新的官僚统治者都出身于前朝的下级武士的事实，使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密切勾结变得更加容易。他们的合作延续到了20世纪，受害人—通常是应政府的直接要求——的范围被拓宽，包括了共产主义者和激进的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野寇崽”还帮助日本军队掠夺被占领的中国的满洲和其他地方，强迫中国人接受毒品，重演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政策。

战后，由于引入了共和政体的宪法和民主选举，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野寇崽”的政治作用似乎并没有减少。从1945年以来就主导着选举政治的自民党主要是用辻嘉六(Karoku Tsuji)的钱建立的，而辻嘉六喜欢称自已为“日本的阿芳斯·卡蓬(AICa-pone)”(卡普兰[Kaplan]和迪布罗[Dubro]，1986，67)。儿玉良雄(Yoshio Kodama)直到 20世纪 70 年代末期一直是自民党最重要的人物，但他也与“野寇崽”有着广泛的联系，正如好几个首相及许多内阁大臣一样。1963年，在自民党不同派系之间的内部争吵中，一个“野寇崽”首领的联盟十分关心他们的政党身上正在发生的事，以至于给所有的自民党议员送了一封信，要求他们停止竞争，因为这只会给左派带来好处。

但或许没有任何东西比1957-1965年间任自民党秘书长的大野绊睦(BambokuOhno)在为神户的新任教父举行的招待会上，向2500名“野寇崽”成员发表的演讲更好地揭示了“野寇崽”与政府间的密切联系，他在演讲中说：“政治家与那些走武士(野寇崽)道路的人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对责任和人的感情的忠诚……我谨向你们表示祝贺，希望你们在武士的道路上继续努力，以便使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引自卡普兰和迪布罗，1986，82)就最近复兴的对天皇的尊敬与“野寇崽”武士的态度有关而言，大野的祝贺似乎是相当值得的。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在美国，确保人民对《宪法》和最高法院表现出恰当尊重的是僧侣似的律师阶层。离开这种尊重—有与天皇制度有关的同样多的神秘东西的帮助和支持一《宪法》和最高法院就不能完成其合法化的工作。因此，只有世界上全部律师的2/3在美国工作才是适当的。在日本，这种作用是由“野寇崽”发挥的，它的规模是美国黑手党的四到五倍，这也是适当的。就关系到合法化而言，“野寇崽”就是日本的律师。而且，就“野寇崽”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其所需要的重要的镇压因素而言，这也使它有资格按照我所确立的标准被包括进来而成为日本国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总而言之，日本的统治阶级非常成功地把自己的统治由一种政治制度转变成了另一种政治制度。除少数将军以外，日本没有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战后清洗。许多具有极恶劣战争记录的人物继续在官僚机构、选任政府和企业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一个甲级战犯甚至在美国的军事占领结束后不久就成了首相。所以，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对其在战争时期的大量暴行作出全面的道歉，以及它是如此地留恋那时所使用的国旗和国歌(而德国和意大利都已经采用了新的国旗和国歌)，这就不足为奇了一—尽管外国人一直都在为此感到奇怪。1°同样不足为奇的是，旧制度的领导人一有机会就要重建它的要素。但是，人们如何才能把妖怪装回瓶里呢？美国占领者把天皇从政治领域排除了，废除了军队，使选举过程民主化了，打碎了财阀，为工会赋予了权利，并且在学校废除了民族主义的课程和仪式。

统治阶级的回答是，尽可能迅速地，并在不可缺少的“野寇崽”的帮助下重建天皇的权威。然后，用天皇提供的合法性来重新整合他们从美国人那里继承的社会现实。最终，天皇又一次成了国家元首(除名称以外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而且，鉴于即将颁布的新《宪法》，甚至这一点也可能被修改)；军队被重新命名为“自卫队”并居于世界上最强大的五个军事力量的行列；民主的选举过程因为多数权力仍然保留在非选任的官僚手中而被绕开了；财阀把它们的名字由Zaibatsus改成了Kereitsu并与从前一样，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多数工会变成了公司协会，并且通常由公司经理充当主席，还有由此产生的所有其他变化；学校逐渐地但确定无疑地被迫采用了更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课程，连同通常与它相伴随的仪式和象征。然而，因为近来的经济低迷，以及人民对其日益恶化的条件的不满与日俱增，所以，国家使其资本主义议程合法化的需要比以前更大了。因此，政府加剧了在学校和公众中广泛助长天皇权威的努力；而有人对此展开了激烈的反对，他们既对这一过程已经给他们造成的结果表示反对，又正当地对它即将给他们造成的后果感到害怕。

212

第十二章 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天皇之战”最近的连珠炮是由森喜朗首相在2000年5月15日发射的，他在神道教圣地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核心的神的国家。”(Japan Press Weekly,2000–05- 20,8)神道教圣地协会是一个一直致力于使所有内阁大臣都对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被埋葬之地靖国神社(Yakasumi Shrine)进行官方参拜的组织。对于首相来说，森喜朗民族主义的进发是第一次。所有的反对党派立即要求他收回并予以道歉。但他们一个也没有得到。日本的政治前景的另一个迹象是，在自民党的一次竞选讲坛上(2000年6月)，第一次出现了修改日本《宪法》的呼声。尽管自民党没有对具体的改革作出详细说明，但没有人会怀疑他们想引进的主要变化之一是使天皇成为正式的国家元首，而这将会继而成为各种民族主义宣传的开端。关于天皇制度的斗争似乎将要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日本的投降条件进行谈判的日本官僚们清楚地知道，当他们坚决拒绝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美国开始的要求并坚持虽然剥夺了其宪法权威但仍然要保留其王位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在补救没有能够达到合适浓度的蛋黄酱时，人们往往在其中一小部分中下工夫直到成功。然后，逐渐地将这一部分混入其余的混合物中，直至所有的蛋黄酱达到理想状态。官僚们知道，天皇，并且只有天皇，能够在重构日本社会的过程中起到部分的补救性的作用，而且他们已经据此取得了一定进展。

213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马于法的：强

十二

如果合法性问题像我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社会中占据着中心地位，那么，丧失合法性的政治就应该受到比已有关注要多得多的关注。从本质上讲，要使一个国家丧失合法性，就是要使人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它被一个阶级为了该阶级的利益而控制着，它是一种阶级的专政，而且它所说和所做的所有其他事情都旨在掩盖这一点，或者，偶尔地，是它的身体上濒于死亡的一部分不得不作出的妥协。合法性的丧失一般通过两种途径进行：（1）国家在服务于资本的过程中，尤其是涉及它的四个主要要求镇压、合法化、积累、实现一—时所采取的行动，变得对其他阶级的利益如此有害和如此露骨，以至于需要被掩盖和合理化的东西完全压倒了为这些目的所确立的手段(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提供了许多这样的例证)；(2）充当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机构或团体或条件丧失了其提供这种服务的部分或全部能力。

就日本的情况来讲，共产党内外的激进分子都一直在积极地试图揭示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性。然而，相对来讲，他们很少注意去努力削弱那些在多数普通大众的眼中使国家合法化的力量，特别是天皇制度的权威。这里的原因无疑是很多而且复杂的，其中，对来自“野寇崽”的报复的恐惧必定是最突出的。以这里所作的分析为基础，对所有合法性来源特别是天皇制度的批评，依然应该被给予比现有水平更高的优先权。国家致力于重建天皇制度的长期而又谨慎的努力，不仅证明了它对统治阶级的重要性，而且证明了这一还没有被尽可能有效地加以利用的合法化权威的脆弱性。因为日本经济处在严重低迷状态，并且几乎可以肯定会趋于恶化一一失业、破产、工人自杀(许多是因为失业)，以及过劳死(如此重要以至于日文中对此有一个专门的词汇：karoshi)，所有这些都在增长—所以，资本家对天皇在维持现状中的独一无二的贡献的依赖从来没有如此巨大过。威胁在于，一旦人们认识到他们一直都在被反复地欺骗和操纵，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们突然袭击其刚刚崇拜过的对象。离开天皇制度提供的合法性，日本这个统一体会很快因已有的裂缝而四分五裂。

214

第十二章 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患”？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虽然不能为践行使合法性丧失的政治提供一全套策略，但我不得不指出，天皇与“野寇崽”的联系要想成功地为合法性的目的服务，就只有仍然保持着含糊性并显得是一种意外，是这些罪犯的非理性的爱国倾向的结果，而不能被认识到是基本的国家职能所提出的一种有组织的要求。而一旦使这一联系明确化和使其必要性被理解，原本是这一制度的优势的东西很快就变成了一种主要的障碍。在仍然存在于日本的新儒学关于智慧和仁慈的天皇的观念中，没有与犯罪组织相勾结的余地。于是，日本的激进分子应该鼓励每个人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家要用“野寇崽”来镇压所有对天皇的批评？或者，更为尖锐的是，天皇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尽力回答这一问题将会使人们沿着使日本的资本主义国家丧失合法性的道路走出很远。

20世纪上半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主要争论是日本的社会性质问题它是封建社会抑或是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的问题都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括人们认为是必要的革命的性质问题(民主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日本国家仍然使用一个传统的封建组织来提供其绝大部分的合法性这一事实，可能使某些人认为，这一古老的争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自己的立场是，日本显然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国家显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它能够利用一种主要的前资本主义形式来行使其基本的职能之一。日本所需要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为天皇制度的民主改革而斗争能够被证明是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一个重要步骤。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际万法的我

1尽管非同一般，但并不是惟一的。例如，恩格斯谈到过他那时的俄罗斯国家“养育”着一个资产阶级(巴尔汗[Bardhan]，1984,35)。

与那些需要额外的力量使他们在与统治部门之间的关系中保持势均力敌的中型竞争者相比，最大的银行和公司所雇佣的前官僚要少一些，但这个事实并没有减损我们关于“高级官僚辞官后到有关企业里去做事”的惯例的一般观点或我们赋予它的作用。

3 当然，如何描述其统治阶级的性质的问题只是更大的，如何描述作为一个整体的日本制度的问题的一部分。威廉·塔布(WilliamTabb)列举了些近年来被使用过的更为醒目的称号：“独裁的多重性”、“发展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放任导向的干预”和“计划市场”（1995，14)。因为资本积累和拥有主要生产资料的人与在其中劳动的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占有优先地位，所以，我可以毫无困难地把日本的制度称为资本主义制度，这并不会妨碍我认识它的许多不同的性质。

虽然其发展程度远不及在日本，但是这种问题—据《纽约时报》甚至在美国也能见到：“许多国家和地方官员与企业活动的关联正变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很难分清政府终止和私营企业开始之处。”(NewYork Times，1985-12-09,7)

请参见我的著作《社会的和性别的革命》(1979)中的“马克思的阶级，用法”。

6 因为总统选举和最高法院在为美国的制度提供合法性方面的作用，所以，2000年乔治·W.布什在佛罗里达选举中的成功行窃，以内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使政府的合法性成了问题。只是阿富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支持政府的急流，使我们没有完全认识到这种合法性的丧失所造成的危险。

因为其独特的来源，所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YasuhiroNakasone)认为，日本的《宪法》对大部分日本的政治和学术团体而言是一个禁忌的话题(Daily Yomuiri ,1994 − 12 − 05,3)。

x 日本国家总是用最严厉的镇压支撑其合法化的努力。最后的将军赋予了武士阶级以将“以非期望的方式”活动的平民就地杀害的权利(凯斯特勒[Koestler],1960,210)。

建筑业方面的令人震惊的数据，请参见麦考马克[McCormack]，1996,33。

注释

215

第十二章 天星为什么需要“野寇崽”？关于日本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导论

美国政府没有对它自己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以及用燃烧弹轰炸东京中的战争暴行道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幸的是，多数正确地批评了日本的道德愚钝的人并没有对美国的同样的缺点予以足够的关注。

2z0

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