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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之后,英格兰的抗议和骚乱循环加剧,四年后,苏格兰独立公投以失败告终,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地接近。然而,当2016年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成为其历史上第一个这样做的成员国时,即使是这一点也变得微不足道。
虽然“脱欧”是一代人以来欧洲最重要的政治时刻但几个月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很快就被大西洋彼岸的事件超越了。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后不到十年,现在已经不可否认了。扩张主义的俄罗斯、孤立主义的英国和破碎的经济模式,都被一位真人秀明星超越,成为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历史又回来了。
第二年2月,特朗普的就职演说与他的前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八年前就职时令人兴奋的言辞形成了鲜明对比。特朗普声称这个制度辜负了普通美国人,他明确传达的社会衰败和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信息成为他上任后的直接标志。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演讲形式截然不同,但他们对市场找到解决方案的独特能力有着相似的信念。毕竟,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世界里,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异于异端邪说—一在这个世界里,世界末日比资本主义的终结更可信。
可以说,这种状况呈现出最紧迫的危机:集体想象力的缺失。似乎全人类都被一种心理情结所折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使我们相信,现在的世界比我们改造它的能力更强大一一仿佛不是我们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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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仿佛人类的本质,如果真有这种东西的话,就是不去不断地建立新的世界。
在为自己辩护时,资本主义可以指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记录,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两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几乎每十年就面临一次危机,在不断加速变化的迅猛步伐中,它总能找到榨取利润并最终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资本主义经历了工业革命、大萧条、保护主义、两次世界大战、金本位制的终结和布雷顿森林协定的消亡,得以生存、发展和繁荣。仅仅在一代人之前,世界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前苏联的政治影响之下,苏联和美国似乎注定要在核对抗中对峙。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正如福山后来所写的那样,一个分裂的世界被一个市场盛行、自由民主至高无上的世界所取代。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存在明显的危机,那些维护现状的人却和他们一样自信。我们所处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低增长、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世界,但资本主义最坚定的鼓吹者知道,类似的问题以前曾被处理过,这让他们获得了力量。
单独来看,每一个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可以被视为威胁,其规模是文明的,有可能破坏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基于无限增长、为利润而生产和雇佣劳动的体系进行自我复制的能力。
有五种这样的危机,它们有时会重叠。它们是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的后果;资源匮乏一—尤其是能源、矿产和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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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社会老龄化,预期寿命增加,出生率同时下降;全球贫困人口日益过剩,构成越来越大的“不必要人口”;而且,也许最关键的是,一个新的机器时代将预示着前所未有的技术失业,因为越来越多的体力和认知劳动由机器而不是人类来完成。
面对这样的危机是FALC的基础。资本主义,至少就我们所知,即将走向终结。重要的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对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来说,资本主义会终结的说法,就像说三角形没有三条边,或者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时万有引力定律不再适用一样。与其把现在理解为众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或罗马共和国一样,在历史的尽头活着,就意味着假设我们的社会制度像支配宇宙的物理定律一样不变。
然而事实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已经分崩离析。你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事实就是证据。
尽管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他的弟子们有这样的观察,但历史还是在2008年9月15日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那一天回到了原点。几周之内,全球主要经济大国——这些之前狂热主张政府干预最少的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救助本国银行,其中一些甚至被国有化。这暴露了他们之前对自由市场的狂热,因为它是一个谎言:这是富人的社会主义,其他人的市场资本主义。批评家们总是这么说,现在没人能否认了。
但那一刻不仅揭示了这个政治项目的常识,也结束了推动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全球扩张阶段房地产——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一成为经济生活的前沿。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正是这些领域支撑了经济增长,税收收入和资产所有权的形式至少得到了适度的分配。2008年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意味着在许多国家,贫困增加了,工资停滞不前,任何重大意义上的增长都消失了。在美国,补充营养援助计划,俗称“食品券”,是一项帮助低收入美国人购买食品的联邦倡议。就其目标而言,它是美国最准确的贫困指标之一。2007年危机爆发前,有2,600万美国人领取食品券,而到了2012年,也就是现在被一些人称为“大衰退”的尾声,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达到4,600万。在随后的几年里,尽管美国的经济状况据称有所好转,但这一数字几乎没有变化,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的竞选活动中经常强调4300万美国人是如何使用食品券的。尽管所有关于他的胜利是由“假新闻”推动的言论,但这个数字是完全准确的。与美国食品券的使用类似,英国使用食品银行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经营着英国最大食品银行网络的TrussellTrust声称,在2010年共发放了约4.1万袋食品。到2017年,在连续9年对他们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之后,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120万。虽然UK食品银行的使用增加部分是灾难性福利改革的结果,但它也反映了大西洋两岸可以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有工作不再保证摆脱贫困—一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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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最详细的数据只适用于证实过去十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相对贫困的人更有可能生活在工作家庭中。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一趋势正在加速:截至2016年底,55%的贫困人口生活在有人受雇的家庭中——这一数字达到了惊人的740万。仅仅6个月后,这一数字就升至60%。推动这种螺旋式下降的是不断下降的工资:自2008年以来,计入通胀因素的英国实际工资下降了10%以上。因此,近1700万处于工作年龄的英国人的个人储蓄不足100英镑,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美国,情况也差不多,63%的美国人说他们有500美元或更少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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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资本主义认同的另一个支柱,即作为民主补充的财产所有权,也在类似的退步中。在英国,保守党议员诺埃尔·斯凯尔顿(Noel Skelton)在1923年创造了“有产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一词,但房屋拥有率目前处于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还在继续下降。然而,美国的情况更糟,高房价、低工资和少信贷的结合意味着,普通美国人拥有自己住房的可能性比1965年(登月前四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低。
测量惯性
通过使用食品银行和食品券来衡量,普通民众正在苦苦挣扎,工资可以购买较少或无法满足对住房所有权的期望,而由精英推动的抽象经济愿景,由增长和生产率定义,也处于类似的混乱之中。毕竟,每小时的工作产出,也许是衡量经济的最有用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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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2017年的产出低于10年前。这样的发展在现代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类似的问题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屡见不鲜。“失去的十年”以前用于描述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的异常经济状况,现在越来越多地用于越来越多的国家。自2008年危机以来,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已超过25%,青年失业率更是翻了一番。在其他地方,以人均产出衡量,匈牙利、奥地利、葡萄牙和拉脱维亚等经济体目前的规模并不比2008年大。
即使在新兴的南半球国家,这一趋势也很明显。中国和印度经济在21世纪初以10%的速度增长,如今已成为过去。在其他地方,巴西和俄罗斯等国陷入了几乎与欧洲部分地区一样严重的衰退,唯一的区别是,它们的经济萎靡是在相对发展水平低得多的情况下开始的。这样的转变只会加强专制势力。
因此,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多地被低增长、低生产率和低工资所定义。在危机爆发前,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会认为此类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更不用说推测适当的应对措施了。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2008年在美国众议院发表的讲话就很能说明问题:银行业危机让这位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前主席对他之前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难以置信”和“痛心”。
随着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出现,新自由主义导致了更高的失业率和更低的工资增长,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这种情况通过获得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通过搬迁——得到了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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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一同时,资产价格(尤其是住房价格)上涨,以及获得廉价抵押贷款和消费者债务的渠道也在增加。这不仅为人们普遍感受到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也为一个别无选择的世界奠定了经济基础。有了信用卡和越来越便宜的消费电子产品,你怎么能真的对任何事情生气呢?即使你真的很生气,一旦你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在这个系统中赚到了你的股份,你还有什么选择呢?现在,随着这些之前的固定设施的撤退,精英们还没有对接下来的事情做出积极的提议。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现状无法维持下去。没有人同意一个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在倒退的制度。
这一切都解释了近年来左翼和右翼激进政治的复兴。因为2008年发生的事件是如此令人震惊一一即使是对该体系的局外人来说也是如此—一没有人能够立即利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会。然而,随着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情况将逐渐改变。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在整个欧洲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UKIP、法国国民阵线甚至英国民族党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BNP的结果尤其令人震惊,这个历史上与该国新纳粹运动有关联的政党获得了近100万张选票和两名欧洲议会议员。几年来,类似的左翼力量被限制在街头一一比如2010年英国学生运动和西班牙愤怒者运动
但最终这些也转化为在投票箱上的成功。2014年,新政党“我们可以党”(Podemos)在成立几个月后就获得了五个欧洲议会议员席位,这在西班牙是最明显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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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年的西班牙大选中,它获得了第三名。
但在此之前,2015年1月,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一个由之前无足轻重的左翼团体组成的联盟——将在该国大选中赢得最多席位。在同意成为更广泛联盟的高级合作伙伴后,他们组建了政府,成为自二战以来第一个在西方民主国家这样做的激进左翼政党。这增加了希腊与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央行(EuropeanCentral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 Fund)“三驾马车”就今年夏天即将达成的救助协议条款达成协议的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激进左翼联盟不顾三驾马车提出的条件,争取“Oxi”投票。令人惊讶的是,oxi(希腊语中没有oxi这个词)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尽管三驾马车拒绝在随后的谈判中改变立场,希腊政府也屈服于他们的条件,但一个新的现实出现了:权力走廊不再与街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隔绝。
与此同时,在英国,保守党赢得了自1992年以来的首次多数,右翼的英国独立党(UKIP)获得了近400万张选票,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Party)在苏格兰从工党手中获得了令人惊讶的40个席位。几个月后,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成为工党领袖——他的支持者确信,他可能会像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我们可以党(Podemos)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然而,2016年被证明是决定性的一年,因为一场始于八年前的危机找到了最有力的政治表达。今年6月,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更多的人选择“脱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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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人数超过了该国此前举行的任何一次投票。这似乎是一个关键时刻,右翼民粹主义似乎抓住了对执政精英日益明显的敌意。正如脱欧运动的名义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当晚得意地宣称的那样,“这是普通人、好人、正派人的胜利……那些受够了商业银行家的人的胜利。”
然而,即使是英国脱欧的冲击,与几个月后著名商人和真人秀明星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事件相比,也相形见绌。当年早些时候赢得共和党初选已经引起了震动,而且随着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提名中与希拉里·克林顿势如破泥,有迹象表明他会感到不安。这正是特朗普在通往白宫的道路上拿下之前民主党控制的“锈带”州时所发生的事情。当选总统的胜选演讲让人想起了法拉奇,他告诉“我们国家被遗忘的男男女女”,他们将“不再被遗忘”。
次年4月,在对时代精神的感知似乎对她有利的鼓舞下,英国新任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呼吁举行大选,以巩固她的政党对权力的控制。人们普遍认为,扩大多数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保守党能取得多大的压倒性胜利。然而,以一种类似于特朗普和英国退欧的方式,工党无视这种可能性,发出了打破现状的明确信息。虽然他们没有组建政府,但他们确实剥夺了托利党的多数席位,在这个过程中赢得了额外的350万张选票,并享受了自1945年以来任何政党中最大的选票份额增长。托利党近年来在竞选活动中明显偏右,表现也不错,赢得了自1987年以来的最高得票率。英国现在展示了这两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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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格局的特征:两极分化大幅加剧,以及左翼还是右翼政治最终会占上风的不确定性。
尽管特朗普和科尔宾在政治上可能没有太多共同之处,但随着英国退欧以及“我们可以”党、伯尼·桑德斯和激进左翼联盟的出现,他们表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然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故事在起作用,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注意到。虽然过去几年发生的事件既具有历史意义,又出人意料,但它们是对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的回应,而这场危机本身只代表了长期全球混乱的第一阶段。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不仅要承受这种经济模式未能提高生活水平的余震,还要承受上述五次危机的时代定义效应。每一场危机都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它们合在一起,可能会摧毁过去两个半世纪以来的社会和经济确定性。
但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就像处在悬崖边缘一样。除了这些挑战,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新事物的轮廓,一个不同于我们自己的社会,就像20世纪不同于封建主义,或者城市文明不同于狩猎采集生活一样。它建立在技术的基础上,这些技术的发展已经加速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才开始破坏我们以前认为与稀缺本身一样不变的一切的关键特征。
它的名字是什么?全自动豪华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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