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 A Manifesto

鉴于其在自然界的稀有性，指数增长的概念很难立即掌握。这在“小麦和棋盘问题”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解释，这个问题在13世纪由伊本·卡利肯首先提出。一些人声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事件，涉及笈多帝国的皇帝与国际象棋发明者的相遇，或类似的先驱。

据说，皇帝被他所看到的游戏的苛刻性质所打动，让它的创造者命名他们的奖励。他得到的回答很简单，就像游戏很复杂一样：“在棋盘的第一个方格上放一粒米，在第二个方格上放两粒，在第三个方格上放四粒，以此类推。”每隔一个方格，米粒的数量就会增加一倍——1、2、4、8、16、32——直到最后一个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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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棋盘的位置。皇帝对这样卑微的请求感到惊讶，高兴地答应了。

然而，事情很快就变得清晰起来，这样的奖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在32格之后，仅仅走到棋盘的一半，这个游戏的设计师就赚到了40亿粒米。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仍然只相当于一大片田地的产量，而这只会使发明者获得更高的尊重——毕竟，对于这样一个迷人的游戏，一两块田地的大米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奖励。然而，这种情况要改变了，到最后一格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18万亿亿粒大米，比珠穆朗玛峰还大，比历史上生产的大米还多。这位臣民要求的财富甚至比他所能提供的还要多，皇帝对他的鲁莽感到愤怒，下令将这位发明家处死。

这个寓言抓住了指数增长带来的迅速而往往出人意料的红利，尤其是与人类思维更倾向于期待的线性发展形式相比。那么，当这种惊人的增长发生在人类事务中时，会发生什么呢?答案可以在过去半个世纪的计算机发展史中找到。

1965年，后来成为英特尔联合创始人的戈登·摩尔为《电子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计算机芯片性能的最新改进。当时，最复杂的电路仍然只有大约30个元件，但进展似乎正在加速。事实上，摩尔观察到，最近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自1959年以来，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年都翻一番。这一发现引起了他的思考。如果每年翻一番的趋势再持续10年，会发生什么？

经过一些快速的计算，摩尔震惊了回答。他的预测表明，到1975年底，平均电路将从30个晶体管增加到65000个。摩尔推测，这种令人着迷的进步可能使各种技术成为可能，他设想了一个拥有“便携式通信设备”、“家用电脑”甚至“汽车自动控制”的世界。不幸的是，对摩尔来说，他的预测被证明是非常不准确的。他所描绘的趋势并没有再持续10年，而是持续了半个世纪，而且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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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摩尔撰写这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时，一个晶体管的宽度相当于一根棉花纤维，按今天的价格计算，它的价格为8美元。现在，相比之下，数十亿个晶体管可以被压缩到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它比英特尔的下一代产品要厚1万倍。而每单位的成本呢？这一成本也大幅下降，降至不到一美分。因此，尽管你经常听到现代智能手机比美国宇航局阿波罗任务中使用的计算机更强大的陈词滥调，但即使这样，也无法传达晶体管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在超级计算机ASCI红和PlayStation系列游戏机之间可以找到一个更有用的比较。前者由美国政府于1996年建造，是第一台能够处理每秒万亿次浮点运算的机器。耗资5500万美元，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它的目的是预测和模拟核爆炸，这很容易做到，因为直到千禧年之前，它一直是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直到2005年才开始使用。然而，仅仅一年后，消费者就可以在PlayStation3上获得同样的处理能力，这款游戏机的售价仅为600美元。2013年发布的PlayStation 4的性能几乎是其前身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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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ASCI红。它的售价为400美元，仅为20年前世界领先超级计算机的十分之一。

如此快速的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在过去的60年里，处理速度的提高经历了指数增长，而不是线性增长。正是这种由摩尔首先在计算机领域观察到的特性，正在以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快的速度推动第三次颠覆。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电子游戏。

虽然过去半个世纪的进步令人眼花缭乱，但棋盘上的米粒寓言仍然具有启发性。如果这种趋势再持续60年，其结果—一就像堆积起来的稻谷比珠穆朗玛峰还大一一几乎令人无法理解。如果板中间的那片稻田代表着全球实时通信和数以百万计的工业机器人，那么这座山是什么？

摩尔定律还能成立吗？

如果摩尔定律继续存在下去，它的变革力量是无可争辩的。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它还能坚持多久。2015年，英特尔的研究人员预测，它至少还会再流行十年，尽管按照50多年前的发展轨迹的标准，这很难说是乐观的。一年后，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威廉·霍尔特(WilliamHolt)就没那么有信心了，他声称，该公司可能只会再坚持五年，而且在那之后，最多也会大幅放缓(尽管他相信，在能源效率等其他领域，可能会取得进展)。对于更乐观的预测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霍尔特是对的，到本世纪中叶，我们现在的水稻田只会增长到5到6英亩。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肯定不是指数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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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十年来一直有预言家预言摩尔定律的消亡。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被证明是错误的，就在进一步发展的希望似乎被阻挡的时候，新的改进途径出现了。直到2004年，芯片时钟速度的提高显著提高了性能，缺点是过热限制了这种创新能够持续多久。作为回应，制造商采用了更多的处理器“核”作为加速性能的主要手段，处理器现在可以并行地处理不同的操作。

霍尔特在为自己辩护时承认，即使摩尔定律的速度继续略有放缓，也需要类似的创新来维持它。虽然在十年内，由于物理限制，单个晶体管可能不可能进一步小型化，但诸如3d电路和量子计算等适应技术(两者都是经过验证的概念)可能意味着指数级增长将继续。甚至可能超越那个棋盘的最后一个方格。

不仅仅是处理

由于数字化是一种通用现象，受其不可思议的变革力量影响的不仅仅是计算机芯片。类似的趋势在互联网带宽方面也很明显，自1983年以来，互联网用户容量每年增长25%至50%。数据存储也是如此，其空间成本比同样呈指数函数增长，每千兆字节的存储成本从1980年的20万美元左右降至2014年的0.03美元。

然而，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存储领域的进步明

显开始放缓。即使东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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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磁记录技术—一磁头使用微波在堆叠层上读写数据——在商业上是可扩展的，这仍然意味着最大存储驱动器需要数百太字节。同样，这可能令人印象深刻，但肯定不是指数级的。

但是，尽管存储领域可能需要转变模式，这在短期内会减缓进展，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意义不大。尽管数字存储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知道，与以DNA的形式存储数据相比—一这是一个假设的极限一一我们仅仅触及了表面。虽然这样的技术可能不会很快出现在你的笔记本电脑上，但它的潜力是惊人的，一克人类DNA可以存储215pb(2.15亿gb)的信息。这不是抽象推测的领域，自2012年以来，人类已经能够将数据存储为DNA，当时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使用DNA的四字母字母表a、G、T和C链编码了一本52000字的书，编码了数字化文件的0和15。

虽然这样的进步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不会有应用，但在这里，在带宽、存储和处理速度上，低估远远超出棋盘最后一个方格的可能性似乎是不明智的。我们似乎越来越有理由认为，技术进步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物理定律。就目前而言，它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经验的力量

在第三次颠覆的背景下，变革不一定是指数级的。大约在同一时间，戈登·摩尔对计算机的未来做出了预测，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布鲁斯·亨德森集团开发了一个概念，后来被称为亨德森曲线(最近称为经验曲线)。根据他在与客户合作时所做的观察，这很快成为一个复杂的预测模型，概述了产能每增加一倍，制成品的成本就会下降20%之多。驱动这种行为的变量相对简单，从更高的劳动效率到产品设计的改进。虽然经验曲线并没有提供数字技术指数级进步所带来的快速转变，但它的红利对于极端供应至关重要一一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方面。这是因为人们看到经验曲线起作用的最重要领域是光伏(PV)电池的价格，这是产生太阳能的主要消费技术。这方面的进展几乎完全符合亨德森的预测：在过去60年里，每当装机容量增加一倍，PV的成本就会下降20%。1958年，当这项技术首次在NASA的先锋1号(Vanguard1)卫星上部署时，每块电池板最多能产生半瓦的能量，每块成本高达数千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急剧下降到每瓦100美元，与化石燃料相比仍然没有竞争力，但仍然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到2016年，太阳能的性价比已经发生了变化，一瓦太阳能电池的成本仅为50美分，这使得太阳能在阳光充足的国家成为化石燃料的真正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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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不同意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而且随着全球太阳能容量每两年翻一番(2004年至2014年间增长了100倍)，容量增加和价格不断下降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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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确立。与摩尔定律一样，关键问题是这种情况还能持续多久。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原则上，太阳能完全有能力满足世界不断扩大的能源需求。考虑到地球在90分钟内消耗的潜在能量相当于整个人类一年的消耗，即使在未来几十年需求翻一番的情况下，太阳能可能不仅是最环保的为我们的世界供电的方式，而且也是最便宜的方式。

幸运的是，太阳能电池性价比的变化也适用于可再生能源存储的主流技术，即锂离子电池。在那里，最近成本的下降只会强化这样一个结论:世界向可再生能源过渡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不是是否会的问题。

从危机到乌托邦

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以约束为标志的有限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限制定义了将从根本上塑造下一个世纪进程的五大危机。

这些危机一一包括气候变化、资源稀缺、越来越多的过剩人口、老龄化和自动化导致的技术性失业一一加在一起，必将削弱资本主义自我复制的能力。这是因为它们可能会破坏资本主义的一些关键特征，比如持续扩张和无限资源、为利润而生产以及工人不得不出售劳动力的假设。

1984年，未来学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发表了现在具有标志性的宣言“信息想要自由”。他后来澄清了这句话的含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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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信息想要变得昂贵，因为它太有价值了。在正确的地方得到正确的信息会改变你的生活。另一方面，信息想要免费，因为获取信息的成本一直在越来越低。所以你就有了这两种对立的局面。

我们将看到，在现代资本主义下，信息是价值的基础一一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然而，在同样的经济体系下，技术现在却自相矛盾地倾向于破坏信息的稀缺性，从而破坏信息的价值。

布兰德在1984年不太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对信息趋向极端供给的趋势说过类似的话:

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社会个人发展的两个不同方面——在资本看来仅仅是手段，仅仅是资本在其有限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的手段。但实际上，它们是把这个基础炸上天的物质条件。

在布兰德发表他的优雅观察30多年后，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对的—一它的成本直线下降表明信息确实想要免费。但到本世纪中叶，人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一趋势也将延伸到劳动力、能源和资源领域。这是一套不同的社会参数的基础，这些参数的基础是我们已经在周围观察到的变化:一个超越就业、利润甚至稀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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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什么是完全自动化的奢侈共产主义?

未来的目标是完全失业,这样我们就可以玩了。

阿瑟·c·克拉克

为什么是FALC?

为什么是“全自动豪华共产主义”?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和这样的顺序?毕竟，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只不过是20世纪的一个失败的实验，不值得我们关注，除非我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些人可能会承认资本主义有许多缺陷，并且确实有一天会结束，但如果共产主义是接下来的事情，那就不会是一种进步。虽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确实有一些政治项目给自己贴上了共产主义的标签，但这种愿望既不准确，也不具备技术上的可行性—一—我们将继续看到这一点。这里使用“共产主义”是为了精确起见;其意图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工作被消除，稀缺被丰富所取代，劳动和休闲相互融合。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