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观念

著名教父哲学家奥里根(Origenes,185-254)《驳凯尔斯》一书中，就面临了伊壁鸠鲁派凯尔斯的这一质问：“多么愚蠢！尚未有时间，即说花了多少天世界才形成。事实上，天还没有创造，地还没有固定，太阳还没有围绕大地运转，怎么能说已经有了日子呢？”奥里根吸收了柏拉图的时间理论，认为时间也是被创造的，并且后于世界，世界不是在时间中产生的，而是由于世界，时间才得以形成。至于《创世纪》之中的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的时间表，他认为不能做字面上的解释，而应当领会其精神实质。(1)实际上，问题只是被回避掉而并没有解决。

圣奥古斯丁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思考。在《忏悔录》的第十一卷中，奥古斯丁以极其真挚的感情和细腻的笔调，阐述了他痛苦而深沉的探索历程。这些文字已成了时间哲学史上不朽的名篇。

有些人满怀成见，向我们诘问：“天主在创造天地之前做些什么？如果闲着无所事事，何不常无所为，犹如他以后停止工作一样？如果天主为了创造从未创造过的东西，有新的行动、新的意愿，那么怎能说是真正的永恒？前所未有的意愿又从何处发生？天主的意愿不由受造而来，而是在乎造物之前，因为创造一物之前，创造得先有意愿。所以天主的意愿属于天主的本体。天主的本体中如产生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则天主的本体不能说真正的永恒；既然天主创造的意愿是永远的，那么受造为何不也是永远的呢？”〔2〕

第四章/基督教文化：时间之流与线性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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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看何佩智：“奥里根”，载《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叶秀山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页。

〔2〕奥古斯丁：《仟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卷十一·十，第239页。

时间的观念

这些问题肯定也曾经是奥古斯丁本人的疑惑，它显示了已被广泛接受的亚里士多德的永远持久的无限的时间之流的概念，与基督教的创世观念发生了抵触。问题可以被归结为两个，第一，上帝如果处在这样无限的时间之流中，他的永恒性就会遭到削弱：他创世之前或之后与创世之时不一样；第二，如果上帝的意愿是永恒的，为什么据此永恒的意愿造出的万物却受时间的支配，时间是从哪儿来的，上帝为何要创造时间？

对于第一问题，奥古斯丁的回答是，时间是上帝的造物，因此上帝绝不在时间之中。提这些问题的人为了领略永恒的意义，却陷于事物的过去与未来的波浪之中，这怎么能把握到永恒的真谛呢？“揽取卓然不移的永恒的光辉，和川流不息的时间作一比较，可知二者绝对不能比拟，时间不论如何悠久，也不过是流光的相续，不能同时伸展延留，永恒却没有过去，整个只有现在，而时间不能整个是现在，他们可以看到一切过去都被将来所驱除，一切将来又随过去而过去，而一切过去和将来却出自永远的现在。”（1）像所有早期的教父一样，奥古斯丁显然继承了柏拉图的时间哲学思想。柏拉图认为时间是被创造的，而且区分了两种永恒：形式世界的永恒不朽和时间中的永恒流逝。奥古斯丁的思想与此一脉相承。

创世不在时间之中，因为时间尚不存在。创世也没有之前，在创造时间之前，没有分秒时间能过去，因此我们不能问创世之前的时候上帝在干什么。上帝的永恒也不是在时间之中的永恒，否则便又要受制于时间。“你创造了一切时间，你在一切时间之前，而不是在某一时间中没有时间。”〔2〕

然而，如果上帝不在时间中，那上帝如何洞悉时间之中的一切？奥古斯丁问道：上帝“岂随时间而才看到时间之中发生的事情？”〔3〕“你并没有将来，但你怎样启示将来呢？”（1〕这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相联系：时间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永恒的上帝却造出非永恒的时间来？为何永恒的上帝能洞悉时间中的一切？“谁能把定人的思想，使它驻足谛观无古往无今来的永恒怎样屹立着调遣将来和过去的时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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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一·十一。

〔2〕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一·十三。

(3〕奥古斯丁：《仟悔录》，卷十一·一。

这个问题导向对时间之本质的追究。

时间究竟是什么？谁能轻易概括地说明它？谁对此有明确的概念，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可是在谈话之中，有什么比时间更常见，更熟悉呢？我们谈到时间，当然了解，听别人谈到时间，我们也领会。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3]

时间的迷惑性来自这样的事实：时间由过去、现在和未来组成，没有过去和未来，便没有时间，然而，过去已经不在，将来尚未到来，它们在什么意义上存在呢？以考察时间的长度为例，过去有长度吗？过去已不存在，它没有长度，同样理由，未来也没有长度。那么现在呢？经过分析你就会发现，现在也没有长度，因为它一有长度就立刻分为过去和未来。这样说来，时间就根本没有长度，可是我们分明知道时间有长度，我们还能将它们相互比较，进行测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过去和将来肯定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的，要不然人们怎么会那样熟悉地谈及它们。然而，过去和未来不能在过去和未来存在，只能在现在存在。过去只存在于现在的记忆之中，将来只存在于现在的想象和预期之中。因此，过去和将来分别作为过去和将来是不存在的，将时间分成过去、现在和将来三部分是不合适的，准确地说，时间应分成过去的现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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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古斯丁：《仟悔录》，卷十一·十九。

〔2〕奥古斯丁：《仟悔录》，卷十一·十一。

[3〕奥古斯丁：《仟悔录》，卷十一·十四。

时间的观念

忆)、现在的现在(直接感觉)和将来的现在(期望)三部分。(1)奥古斯丁将时间的存在全部缩至现在，将自在之流缩成此刻的内心状态，开时间内在化之先河。

时间一旦被内在化，希腊哲学家关于时间即天球运动的思想便受到质疑。奥古斯丁问道，如果天球不再转动是否就不再有时间了呢？陶工制陶器的转动不是也可以用来计算时间吗？我说话的声音不是也有时间上的持续吗？问题在于，天球的运动诚然是对时间的度量，但不能等同于时间，因为它作为一种运动也借时间来度量自己，那么这个用来度量天球运动的时间是什么，这个时间岂不是更根本吗？

奥古斯丁在这里似乎有意引进一种绝对时间观，它超然于任何物体包括天球的运动，它不是物体的运动，但却成为一切运动的参照系。但是这个绝对时间如何度量又成了问题。经过反复的辨析，奥古斯丁终于认识到，这个绝对时间就是存在于心灵的时间。“我的心灵啊，我是在你里面度量时间。……事物经过时，在你里面留下印象，事物过去而印象留着，我是度量现在的印象而不是度量促起印象而已经过去的实质；我度量时间的时候，是在度量印象。”(2〕

过去尽管已经过去，但记忆犹在，未来尽管尚未到来，但期望已在，现在尽管疾驰而去，但注意能持续下去。期望通过注意进入记忆，这就是真正的时间，它只存在于人心之中。正是它使得一切运动包括天球的运动得以度量。

时间之流的内在化，使奥古斯丁能够回答上帝不在时间之流中所导致的困难。如果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外在的时间之流，当然就不会对上帝的全知、全能和永恒构成威胁，上帝也不会因不处在时间之流中而对时间之流中的事物没有办法感知和控制。时间之流纯然是人心中的存在，时间对上帝而言根本不存在。“我们自己唱，或听别人唱一支熟悉的歌曲，一面等待着声音的来，一面记住了声音的去，情绪跟着变化，感觉也随之迁转。对于不变的永恒，对于真正永恒的精神创造者，决无此种情形。一如你在元始洞悉天地，但你的知识一无增减，同样你在元始创造天地，而你的行动一无变更。”[1〕通过将时间之流内在化，上帝终于摆脱了时间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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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一·二十。

〔2〕奥古斯丁：《仟悔录》，卷十一·二十七。

在捍卫上帝的永恒性方面，奥古斯丁开辟了与希腊哲学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希腊哲学将时间归属于现象领域，或否认它的真实性(爱利亚学派)，或降低它的地位。然而，对基督教而言，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因而一切都分有了某种神圣性，都不能被忽视、轻视，现象界不能被草草打发掉。在不能轻视的现象界中，时间却必须被打发掉，因为它妨碍了上帝的自由意志。为了同时满足这些条件，时间的内在化是唯一的道路。我们看到，奥古斯丁开辟的道路一度荒芜，等到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来到—它同样地重视现象和重视自由意志——就有人重新踏上这一道路，在现代哲学中，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就走在这条道路上。

第四章/基督教文化：时间之流与线性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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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奥古斯丁：《忏悔录》，卷十一·三十一。

测度时间与线性时间观

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文艺复兴之中诞生的某种新兴的文化开始在世界历史上占据支配地位，我们称之为现代(近代Modern)文化。这种文化将自己与一切旧的(希腊)古典文化、东方(印度、巴比伦、中国)文化、原始文化(非洲、美洲)彻底地区别开来。它开创了所谓世界近代史。

世界近代史也就是世界现代史。中文所谓“近代”和“现代”，在英文中均是Modern，指的是自16、17世纪文艺复兴以来的时期。近代科学、近代世界与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之间的内在联系，常常被中文“近代”和“现代”的两种不同译名所掩盖。

世界近代史某种意义上就是欧洲史，因为它是在欧洲诞生的现代文化扩张的历史。这种新兴的现代文化，其要义在于近代科技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以及由它们共同酿造出的大工业，因此在不严格的意义上，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工业化、商品化、市场化、西化等具有内在联系的词汇之间甚至可以通用。

在描述现代文化的诸多特征的术语中，“技术时代”一词最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化的本质。“现代最重要的事件是现代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与之伴随的工业化。”其他的事件都从属于这一最重要的事件。正是现代技术，使现代文化获得了它在世界历史上的支配地位，现代文化对于一切非现代文化的征服都是通过现代技术完成的。

在流行的对技术的看法中，技术似乎不堪担负这个时代之标志的角色，因为在流俗的眼光看来，现代技术不过只是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比起来，现代科学才是更本质的，而现代科学可能又受制于更加本质的外在社会条件，比如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然而人们没有意识到，在体现现代文化的诸多特征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历史事件中，全都充满着技术本质的先行。

被忽略的是，技术不只是人类创造的某种合用的工具，更是某种向着人类降临的东西，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历史性遭遇，是某种人类本身并不能真正左右的力量。技术对生活世界的支配，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是人类的一种自主的选择，相反，倒是人类一种无法逃避的命运。正因为此，我们可以将现代称做“技术时代”。

刻画这一时代特征的时间观念，是精致化的测度时间与单向线性时间的某种结合。这种结合的结果是，时间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大的自在之流而出现，时间成为一个对象、客体，成了人的异在力量，人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技术时代人的生活完全由时间控制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十分清晰而确定地展现在眼前。社会发展有远景规划和近期目标，个人生活也有时间进程中的理想和目标；日常生活中有作息时间表、课程表、日程表；速度、迅捷、准时既是新时代的特征，也是新时代的价值标准。时间自在的流逝，而人则在疲于奔命的生活节奏中创造了时间的威权，并使自己成为时间的奴隶。

一、钟表：技术时代的象征

芒福德说：“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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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观念

钟表。”〔1这句话道破了技术时代的真正本质：钟表不是技术时代之中的一件事情，而是使整个技术时代成为可能的东西—它是技术世界的组织者、维持者和控制者；它不是诸多机器中的一种机器，而是使一切机器成为可能的机器一切机器都与效率有关，而效率必得由钟表来标度。

钟表作为一种计时装置，首先根源于对更小时间单位的更精确的测量要求。利用日影计时的日晷流行了几千年。古埃及人最早使用T字形的日晷，并将白天划分为12个小时，其中日出前和日出后的黎明和黄昏各计一小时。但这样划分的时间肯定是不均匀的，因为一年四季中每天的长度都不一样。使用日晷测量的时间长度是有伸缩性的。

在夜晚，在乌云遮住太阳的日子里，日晷便用不上了。漏壶作为一种新的计时器登场，它依靠容器中的水一点点地漏滴来计量时间流逝的长度。当然，它也不可能是非常均匀的。当容器中的水比较满时，内部压力大，滴漏便快，容器里的水少时，则滴漏变慢。水的清洁度也会改变漏滴的速度。漏壶还有一个缺点，即在特别冷的季节，水结成了冰，漏壶便不能正常工作了。

为了克服滴漏的这一缺陷，沙漏问世了，它通过沙粒的缓慢下沉计量时间的长度。沙的流动性不如水，但没有结冰问题。沙漏的出现对应着更高的工艺水平，因为沙漏的最大的麻烦在潮湿，只有在玻璃工艺水平很高的情况下，才能将干燥的沙完全封闭起来。在欧洲，直到8世纪才出现沙漏。沙漏由两个V型锥体容器对接成X型，细微的沙粒由上容器延着对接处的狭窄通道流向下容器，全部流完之后由人工将其倒转过来，继续与前面一样的过程。对于小沙漏而言，每翻转一次可以作为一个时间单位。对于大沙漏而言，可以由上面的刻度标志较细微的时间。

在钟表出现之前，日晷、水漏和沙漏以及其他计时装置如柱香、油灯等，同时被采用。它们在协调当下的时间过程时，有效地发挥着作用。比如，在雅典和罗马的法庭上，水漏被用来作为限制法官或律师的讲话时间的装置：在修道院里，用来控制讲道的时间；在大学讲堂上，用来计算讲课或考试时间。这些计时工具不太精确，但很合用，完全适合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节奏。每个计时装置相互之间的标度体系很难获得一致，要比较两个漏壶之间的优劣也不容易。几乎所有的装置都建立于当下的、临时的合用之上，一个统一的计时标准尚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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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4, p. 14.

工匠们年复一年地改进日晷和滴漏，使其越来越精致和美观，以致这些计时装置离开了它们本来的计时目的，而成了奢侈品。这些计时装置几千年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人们时间观念上的改变，直到钟表出现，一切才变得完全不同。

普赖斯精辟地指出，“现代的时钟只不过是从天文世界被贬下凡的一位天使”（1)，它的前期史必须从天文模型的制造史中寻找。这种看法更加深刻的启示是，现代机械钟表与从前计时装置的本质区别不在它的精确性，而在于它因与天象的一致性而禀有的普适性。所有其他的计时装置由于脱离了与天象的联系，只与临时的、局域的实用性相关。

“天文学早期完善的理论吸引人们制造精巧非凡的仪器以展示天体的运动。这些时钟原型必须和天文学理论一样复杂。因而它们的制造唤起一种早期在任何其它地方都没出现过的许多高超的机械制造技巧。这些模型，在早先那些年代起了在科学仪器制造工匠中传播各种高级技术的媒介作用。这种高超的技艺在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达到了顶峰，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机械制造能力的宝库，成为我们后来科学仪器设备的源泉。”（2）普赖斯的这一理论揭开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即开辟了整个技术时代的机械制造技术的历史来源之谜。正是天文钟(astronomi-cal clock)——模拟天象运动变化的机械装置—构成了机械钟表的源

第五章/技术时代：测度时间与线性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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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王静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2〕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第27页。

时间的观念

头，也构成了在工业革命中变得复杂精深的各类机械的源头。

中国有制造天文钟的悠久的传统，正像巴比伦人发明了漏壶，中国人发明了天文钟。东汉时代张衡(78一139)制造的漏水转运浑天仪，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架可考的天文钟模型，它运用水力推动浑天仪，以模拟天象。这一模型虽不具备计时功能，但开创了中国天文仪器制造的传统，即用水力推动天象模型。第一个具有计时功能的真正意义上的天文钟，是唐朝高僧一行和他的合作者梁令瓒于公元725年设计制造的“水运浑天仪”。《旧唐书·天文志》载：

(浑天仪)按圆天的形象制作，上面按顺序示出28宿、赤道及周天度数。水流入穴中而使轮子自动旋转。一日一夜，使之转动完整一圈。此外，在浑天仪外边，装有两个轮圈，上栓日月，使其按环形轨道运行。每天，当浑天仪向西转一圈，太阳就向东行一度，月亮则向东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转29圈之后则日月相会。当浑天仪转365圈时，太阳就转完整的一圈。他们做一个木柜，以其表面作为地平，因为该仪器有一半处于地平之下。它能准确地测定黎明、黄错、满月和新月，迟延还是加快。再则，在地平面上立有两个木人，其前面分别置一钟一鼓，钟自动敲响以示小时，鼓自动击打以示已过一刻钟。

所有这些运动都由柜中的机器进行，各项运动决定于轮、轴、钩、联锁杆、制动装置和锁合装置，互相抑制(即擒纵机构)。〔1〕

浑天仪能够显示太阳和月亮在黄道面上的运动，因此不仅可以报时、刻，还能报朔望和季节。然而，令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这里的水运浑天仪已经使用了擒纵机构，而这正是由水运浑天仪走向机械天文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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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罗伯特·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