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观念

所谓擒纵机构，就是对动力轮做周期性的控制和放纵，使其产生匀速转动。擒纵器是机械钟表的灵魂，它能控制持续作用的力产生周期性的机械运动的效果。一行的水运浑天仪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未得到保护和发展，不久佚失。但到了公元979年，宋朝的张思训用水银代替水，改进了一行的天文钟，使其在冬天也不致冰冻停运。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天文钟是宋朝苏颂(1020—1101)制造的“水运仪象台”。由于苏颂撰写的《新仪象法要》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使得人们能够仔细地了解中国古代天文钟，包括苏颂本人以及他的前人制造的天文钟的构造。水运仪象台的外部功能与从前的浑天仪基本相同，也是报时刻，定日月位置。所不同的是，它在内部增加了一个演示性的浑象，如同现代天文馆中的天象厅。根据《新仪象法要》，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水运浑天仪中的擒纵器的构造。

由多级漏壶提供的十分均匀的水流，每一刻钟注满水轮端部的水斗，水的重量使水轮克服阻尼装置转动一下，而这一转动又马上启动阻尼装置使之防止水轮在新的水斗未注满之前转动以及倒退。

水运仪象台的守时功能依赖漏壶水流的均匀性，并不是像后来的机械钟表那样依靠擒纵器本身的作用。它在计时史上的地位是承前启后，它是漏壶这类纯粹水钟与机械钟的中间环节。擒纵原理随着中国其他的伟大发明，在十字军东征中传到了欧洲。

明确可考的机械钟是在14世纪的欧洲出现的，它首先是为了满足修道院里僧侣们准时祈祷的要求。英文的钟(clock)原义是铃，因为早期的钟都是闹钟。欧洲的机械钟使用的动力是重物，重物的重量驱动主动轮转动，而与摆轮相连接的擒纵器将重力转化成摆轮持续摆动的动力，与此同时控制住重物的自由下落，使其变成缓慢的断续的下落。因此，早期的机械钟也可称为重力钟、摆轮钟。

机械钟工艺史上的划时代的进步是由伽利略和惠更斯做出的，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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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发现了单摆的等时性，惠更斯则运用单摆的等时性原理制造了第一个摆钟。摆轮的摆动直接来自动力轮的驱动，因而受制于动力机构中摩擦力的影响，导致摆轮钟精度很低。而单摆的摆动本身不受驱动力的影响，使摆钟的精度大大提高。

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的、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日月的运行也退隐于已调节好的时钟的后面，不再充当时间制造者(timemaker)的角色。芒福德说：“机械钟把时间从人类活动中分离出来，帮助人类建立了独立的科学世界的信念。”时间的客体化与世界的客体化同时进行。

早期的机械钟没有刻度，纯以敲钟报时。大钟先是出现在教堂上，接着由天国回到人间，也出现在市政厅的大楼上。时钟每日的鸣响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既调节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也显示社区生活的整齐划一。“数不尽的钟塔，其声音回荡在西欧，日以继夜，成为其历史的世界感的一个最美的展示。”（1〕随着单摆被运用于时钟，时钟的精度越来越高，到了17世纪中叶，时钟的最小误差已由每天15分钟，减少到10秒钟。精确的时钟的出现，使各地区的时间协调统一起来。技术时代全球整齐划一的步伐正是从时间的统一开始迈出的。

17世纪之后，机械钟表工艺上的进步被航海事业的大发展所极大地推动。在大海上航行最需要知道船所在的地理位置即经度和纬度，否则会有触礁沉船的危险。通过太阳的视位置可以很容易地测定纬度，但经度就不太容易。天文学家认识到，经度与当地时间有关，如果能够比较不同地方的当地时间，就能知道它们之间的经度差。地球自转一周是24小时，相当于经度变化360度，每小时相当于15度。然而，若想在航行中知道比如祖国的当地时间，就得携带在当地校准过而又能在颠簸的航行中保持准确的钟。经度问题马上归结为可携带的准确的时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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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陈晓林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当时的摆钟都经不住海上的摇晃，有人尝试用发条做动力。物理学家胡克意识到发条不仅可以做动力，而且发条的弹性可以作为周期振动的动力。胡克只说没练，惠更斯倒是第一个制造出了靠发条驱动的钟表。1761年，英国人约翰·哈里森制造出了高精度的航海时计，在9个星期的航行中，误差只有5秒。而惠更斯制造的钟，最好精度是每天差5分钟。

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钟表已经充分扮演了它在行将到来的技术时代的开创者的角色：它是一切机器之母；它是机械自然观的模型；它是社会生活快节奏的创造者。

钟表是一切机械的原型，钟表制造术是一切机械制造的基本技术。一切机械的目的不外乎为人类省时省力，齿轮和螺丝则是它们的基本部件。就在钟表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许多现代技术的体制被建立起来：为了批量生产而使用车床，为了提高质量和效率实施分工原则等等。钟表行业提前演习了大工业社会的运行机制。

为定经度而求助于钟表，使人们意识到地球的转动就是一只巨大的钟表。整个宇宙又当如何，它是否也是一只由上帝之手亲自上紧发条的大钟？开普勒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目的在于证明，天上的机械不是一种神圣的、有生命的东西，而是一种钟表那样的机械(凡相信钟表有灵魂的人应该把钟表匠的光荣给与钟表本身)，正如一座钟的所有运动都是由一个简单的摆锤造成的那样，几乎所有的多重运动都是由一个最简单的、磁力的和物质的动力造成的。我也要证明，何以应当用数字和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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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达这些物理原因。”（1〕钟表是所有机械的典型象征，将宇宙比做钟表是机械自然观最生动形象的比喻。

宇宙钟表的观念作为牛顿物理学中蕴涵的宇宙观，并非偶然。透过钟表发展的历史，我们能隐隐约约看见牛顿力学的降临。如果将伽利略所发现的摆的等时性看成一个原初的经验事实，那么，牛顿力学就是从这个事实上抽象出来的一般原理，而从逻辑上说，摆的等时性被作为一个“事实”，必以牛顿力学作为前提，如果不承认牛顿力学，“等时性”就不能成为一个事实。

我们经常说某个表不准，不准是相对于准而言的，那么“表准”又是什么意思呢？它必定也是相对的。我们把太阳一起一落看做一天，可是，当我们说一年四季每个白天的长度并不一样时，这意味着引入了一个新的时间尺度，这个新尺度被认为是更标准的，它是由我们日常生活中更短的物理周期来确定的，比如沙漏倒转的次数。当近代早期的人们说一个钟表是准或不准时，其最终的依据是天文学，它们假定，尽管不同季节白天的长度不一样，但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是均匀相等的，因此有关地球自转的天文观测资料可以确定一天的时间长度。英国第一任皇家天文学家弗拉姆斯特德最早意识到，地球的自转可能是不均匀的。今天我们知道，地球自转速度确实因为潮汐的影响等因素而越来越慢，六亿年前，地球上的一天不到21小时。然而，当我们说地球自转速度也不均匀时，我们是假定牛顿运动定律能够给出一个标准的匀速运动过程，而按照牛顿力学的计算，地球自转不受潮汐影响是均匀的，而受潮汐影响则不均匀。每一次被认为更标准的时间尺度的确定，都包含着对一种新的物理过程均匀性的假定。整个技术时代，都把是否符合牛顿运动定律作为物理过程是否均匀的最高标准。然而，对于特定的物理过程而言，检验将是复杂的，因为检验过程中参入的诸多因素并不总被意识到，从前被认为是均匀的过程，后来总能发现是不均匀的。事实上，由于牛顿力学体系是理想化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完全符合它的物理过程，因此也根本不存在一个绝对准确的时间尺度。时间的均匀性只是一个理念，是技术时代的一个特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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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霍尔顿：《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68页。

可携带的钟表的出现，使时间开始扑向人类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钟表精度的提高，使计时朝越来越精细的方向发展。比小时更小的时间单位开始出现，并出现在钟表的刻度盘上。最初的钟表只有一根时针，1550年左右增加了分针，1760年左右出现了秒针。在钟表将时间计量得越来越精细时，社会生活的节奏也随之被加速。从前某件事情被指定在某个时辰完成，现在则被指定在几点几分完成。社会活动的时间分割越来越细，社会生活的节奏在无形中加快。“在欧洲，人为的钟点，即机械的钟点，取代了历法世界的计时，冲破了占星学的半阴影，进入明朗的日常生活。当蒸汽力、电力及人工照明使工厂昼夜不停进行工作的时候，当黑夜可以转化为白昼的时候，人为的钟点，亦即时钟上标明的钟点，对每个人都成为不变的生活规则。这样，时钟在西方兴起的历史就是新的生活方式和扩展公众生活舞台的历史。”（1）

二、循环时间观抗拒单向线性时间观

尽管基督教教会坚决主张线性时间观，然而在整个中世纪，民间依然广泛流行着循环观。在依旧是农业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农民永远无法逃避自然周期性节律的制约。这一事实使循环观依然十分顽固地存在着，“在整个中世纪，人们相信命运是不可抵御的，相信某些人凭藉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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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尔斯廷：《发现者》，第106页。

时间的观念

手段能够预见未来，能够预言并影响时间的推移。时间循环往复，命运之轮’以及‘主宰女人命运’等古代观念被留存了下来，并得到了复兴。”[1]

永恒的重复和轮回的观念甚至侵人基督教哲学思想内部。人类命运和历史事件受制于星座之轮回的观念，至少部分地被后来的教父和神职作家所接受。循环观和线性观(linear view)之间的冲突一直延续到了17世纪。大阿尔伯特、圣托马斯、罗吉尔·培根、但丁，以及其他许多人都相信世界历史的循环和周期，受制于星界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服从上帝的意志，还是宇宙中固有的力量。总而言之，中世纪的主导思想是末世论的，但以循环理论作为补充。(2)

文艺复兴时期，循环观与线性观之间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并不能简单地说，线性观代表先进的思想，而循环观代表守旧的势力。大致讲来，线性观是犹太一基督教思想，循环观是古典希腊思想。文艺复兴正是这两种文化的又一次大交锋。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对希腊思想的复归，因此，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家都持循环观。在第谷·布拉赫、开普勒、卡尔丹诺、布鲁诺、马基雅维利和康帕内拉的著作中，循环观继续存在。但新时代的呐喊者、启蒙运动的先驱弗兰西斯·培根和虔诚的信教者帕斯卡则承认新的线性观念，培根在他的《时间的男性生育》一书中表达了这种新的时间形象。

在学者们中间，特别是在天文学家中间，循环观依然十分流行。作为天文学革命之产物的新物理学，一直受着循环观的支配。令人吃惊的是，牛顿是一个坚决的循环观论者，他相信世界的这一周期快要完结，末日即将来临，1680年的彗星差一点就撞到了地球。在他生前写下的大量未发表的神学研究著作中，牛顿令今人难以置信地认真研究并得出结论说，地球的末日就要来临。在他1675年12月写给皇家学会会长奥格登堡的信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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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列维奇：“时间：文化史的一个课题”，载《文化与时间》，郑乐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7页。

{ 2 } Mircea Eliade, Cosmos and History, the myth of the eternal return, p.144.

大自然是一个永恒的循环的创造者，它从固体中生出液体，从易变的东西生出稳定的东西，又从稳定的东西生出易变的东西，它从简陋生出精细，又从精细生出简陋。一些东西从地下升上来，形成了地表的河流和大气，另一些东西则沉下去作为补偿。和地球一样，太阳可能也是靠吸收这样的灵气来保持其光芒，并防止行星离开它跑掉。[1]

启蒙运动之前最后一个持循环观的大思想家是维柯，他在他的《新科学》中表述了一种十分精致的循环历史观。柯林武德总结说：“首先，他主张历史的某些时期有一种普遍性质，它浸染着每一个细节，并在其他的时期重新出现；因此，两个不同的时期可以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因而就有可能以类比的方式根据一个时期而论证另一个时期。……其次是，他指明这些相似的时期倾向于以同样的次序重复出现。每一个英雄时期都继之以一个古典时期，这时思想压倒了想象，散文压倒了诗歌，工业压倒了农业，以及以和平为基础的道德压倒了以战争为基础的道德。……第三，这种周期性运动并不是历史通过若干固定阶段周而复始的一种单纯的循环，它不是一个圆而是一个螺旋；因为历史决不重演它自身，而是以一种有别于已成为过去事情的形式而出现于每个新阶段。”〔2〕

18世纪启蒙运动使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线性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19世纪进化论的创立及其被广泛的接受，更使线性观念彻底取代了循环观的支配地位。然而，维科所持有的弱的循环观，此后一直保有余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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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威特罗：《时间的本质》，文荆江等译，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76—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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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思想家们所继承的神秘主义传统，使得他们对循环观情有独钟。他们的历史观虽然是上升的、发展的，但却具有螺旋形，有复归的特征。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的过程并不是历史性的；自然并没有历史。自然的各种过程都是循环的；自然是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没有什么东西是通过这种循环的重复而构造出来或建立起来的。每次日出、每个春季、每回涨潮都和上一次一样；因为循环在重复着它自身，所以支配着循环的规律就没有改变。……反之，历史决不重演它自己；它的运动不是在循环中而是在螺旋中进行的，表面上的重复总是由于获得了某些新东西而有不同。”(1)自然界是完全循环的，历史则兼有线性和循环的特征，它是螺旋状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雄辩表述的自然界的循环思想是令人难忘的：“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地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2〕恩格斯对能量守恒定律十分重视，并将之表述成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视为宇宙大循环的最终的科学依据。他相信，宇宙是在做永恒的循环，循环的周期非常之长，每一次循环都先产生一些东西再将它们毁灭掉，在循环中一切都是暂时的，只有运动着的物质和运动规律是永恒的，这种永恒就表现在物质的任何一种属性都不会丧失，思维着的精神在此处被毁灭，在彼处又一定必然地被产生出来，由这种循环理论必然导致的天体先后相继的永恒重复，不过是无数天体同时并存的逻辑补充。

恩格斯的循环观使我们想起伊壁鸠鲁原子组合意义上的循环和彭加勒的回归定理，这是一种基于牛顿力学的时间观，它不重视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在第九章将看到，物理科学的发展如何导引出一种新的时间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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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30页。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页。

单向线性时间观可以分解成两个在历史中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观念，即时间的单向观念与时间的线性无限观，它们实际上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但历史并不只是它们逻辑关系的展开。时间的单向观与循环观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各自的持有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但时间的线性无限观的成长，相对说来远离了思想家们的争论，它在技术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悄悄地生长，蔚然成风，最后给予单向观以决定性的支持。

钟表的发展显示了这种错综复杂的观念演变史。钟表的物理过程是循环运动，它是牛顿力学的模型化，因此，就其物理机制而言，它可以向人们提示万物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观念。然而，随风飘荡的钟音以及后来嘀嗒嘀嗒的指针的移动，却展现了另一个人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时间急若流星般地消逝在渺茫的过去，深不可测的未来骤然而至。随着人们逐步沉浸在这个人工的技术的世界里，时间就越来越清晰地被表象为一根无限长的数轴，它的刻度精确，各点处处相同。钟表的物理学支持循环观，而它的社会学却支持线性无限观。学者们因此倾向于循环观，而商人们则主张线性观。

由时间支配的技术社会也展示了技术产品不断累积、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的景象，它显示了一切都在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历史延着上升的路线发展。启蒙思想家们教导说，人类社会经历着由原始的、低级的社会形态，向现代的、高级的形态发展，而且这一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一般模式。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认为，人类的知识也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化过程，即由神学、形而上学向实证科学的发展。历史的单向发展的观念，实际上是基督教单向时间观的新形态。

钟表社会学的、单调乏味的、线性推进的时间观念，与人类社会无限进步、不可逆转的单向时间观相结合，构成了技术时代典型的时间观，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时间观。这种时间观由于远离自然的生命节律，而受到怀旧思想家顽固的、坚持不懈的反对。

尼采是现代唯一主张强循环时间观的思想家，他的观点明确而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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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这人生，如你现在经历和曾经经历的，你必将再一次并无数次地经历它；其中没有任何新东西，却是每种痛苦和每种快乐，每种思想和每种叹息，以及你生涯中一切不可言说的渺小和伟大，都必对你重现，而且一切皆在这同一的排列和次序中—一如这蜘蛛和林间月光，一如这顷刻和你自己。生存的永恒沙漏将不断重新流转，而你这微尘的微尘与它相随！”〔1〕尼采称自己是为了抵御无生命无意义的物理世界而提出永恒轮回说的，这一动机具有深刻的意义。

20世纪的思想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也反对单向线性时间观，而同情循环时间观。斯宾格勒对基督教普遍主义的世界历史概念进行反省，认为这只是欧洲近代的浮士德文明的产物，本身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他强调任何一种文明，就像一个有机体，都有自己的兴盛和衰亡，并不存在一个启蒙思想所说的人类普遍而单一的、上升的发展历史。各种文明此起彼伏，经历着大致相同的生命周期。汤因比也是在强调历史的有机性的意义上，赋予循环观以重要性的。他对“自然”生命的体悟，影响了他对历史的看法。万物自然的生生不息、循环不已，唯有生命的循环才有生物圈的稳定，才有人类生存的家园。当代绿色思想家正在重新引入生命循环的概念，以对抗工业文明的单向线性增长的观念。“今天，我们越来越增长的未来厄运的飞快感觉，警醒我们西方技术可能在制造一个新的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下一代将为无休止的进步付出代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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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尼采：《快乐的知识》第341节，转引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 2 } S. L. Macey, "Literary Images of Progress: the Fate of an Idea", in The Study of Time, vol. 5, ed. by J.T. Fra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