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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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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采摘所种之物亦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战争有时,和好有时。〔1〕

时机或机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由自然条件决定,一类由社会文化条件决定。人类既需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也需要人类群体内部相协调。对协调的追求,导致了计时的需要。因为有了计时体系,什么条件下该干什么就有了一个公共的参照体系。无论是对协调生命个体的行为,还是协调人类群体的行为,计时体系都是一项最基本的需要。《尚书·尧典》曰:“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反映的正是通过观察天象,为协调社会各项活动提供准则或参照体系。

宇宙间充满着均匀的节律、规则的周期。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生物体内的周期节律早就与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的周期节律相和谐了。人类亦然。内在时间意识与外在时间意识,就其作为对内在节律和外在节律的表征而言,已经在进化过程中取得了一致。

理性是与生存环境的一种明智的协调能力,是在生存活动中进化出来的。时间意识与人类的理性生活相伴而成长。人类最初的理性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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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约全书·传道篇》,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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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人群生活、便利日常活动的工具理性。把握环境条件和组织群体活动是原始社会中最重要的两项活动。宇宙间广泛存在的与生存活动最密切相关的大量周期现象,与为获得群体协作最佳效果而采取的节奏动作,既是理性也是时间意识的源泉。内在和外在的节律,不断被抽象成规则、规律、秩序、和谐等理性观念,往复循环的周期现象直接引发了时间的测量意识。

周期运动的循环和重复,使得某种纯粹的数量突现出来,每一次运动的个别性被隐去,运动的数目显出了更本质的意义。只是在数目出现之后,计算才是可能的。计时的本质是对某种周期运动之循环数目的计算。每一个用来计时的周期运动,都是一个时间单位。

万物生长靠太阳,太阳的行为与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活动息息相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格言,是先民生活与太阳活动协调一致的证明。太阳成了计时的首选参照物。太阳一次又一次的东出西没,做着不间断的周期运动。于是,日出日落所显示的太阳绕地球的周期转动,成了人类计时的第一个时间单位:日。在中文中,日既指太阳,又指由太阳东升西落的视周期运动所标定的时段。一日还被称做一天,而天来自白天,也指太阳东出西落的整个旅程。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一日实际上是地球自转一周。但我们之所以有日,恰就是日升日落这种原始的直接给予的现象告诉我们的。关于地球自转的科学理论,实际上依赖于日这个更原始的现象。

有了日这个时间单位,便有对日的记录即记日。远古时期有所谓“结绳记日”,即每过一天在绳子上打一个结。在今人看来,日这个时间单位太小,似乎记日只是那些对历史的记忆不长、对未来的期待不多的原始人的事情。实际上,由于日是最直观可靠的时间单位,记日有独立的天文学价值。从考古发掘出来的甲骨文中得知,我国自殷商时代就有了干支记日法,即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合成六十个于支,以六十为周期循环记日。据历史文献记载,我国从春秋时期的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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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己巳日起开始连续记日,一直到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为止,历经二千六百多年。

第二个时间单位是“月”。中文“月”又指月亮。太阳掌握着白天,而月亮掌握着夜晚,它是夜空中的太阳。月亮是太阴,它的阴晴圆缺的周期与妇女的月经期有着神秘的联系。月亮在夜空中周期性的显现以及被认为与此有关的潮起潮落,提供了一个新的较长的计时单位。所有新的计时单位的出现,都只有在形成对旧的但更基本的计时单位的换算关系之后才有可能。因此“月”一开始就标志着某种计算,对一月相当于多少天的计算。据说,在英语和与之同源的其他语言中,“月亮”一词与“测量”同根,都是me。月是第一个用到计算和测量技术的计时单位。

第三个时间单位是“年”,这一更长的时间单位不是来源于天象,而是来源于物候—大地上诸种生命的周期变化。几大文明古国均处在北半球,春夏秋冬四季的周期变化甚为明显。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很早就积累了丰富的物候知识。据信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夏小正》说:

正月,雁向北飞,鱼儿上浮,田鼠出洞,桃树开花;

二月,开始种黍,羊作产羔,堇菜发芽,昆虫蠢动;

三月,桑叶萌发,杨柳抽枝;

四月,杏树结果,沟河田间有蛙鸣;

五月,杜鹃啼,蝉儿叫,夏瓜结果;

六月,桃子熟了,小鹰正学飞;

七月,雨季到来,苇子长成了;

八月,瓜熟季节,枣儿也下来了;

九月,大雁南迁,菊花盛开,鸟兽准备过冬;

十月,乌鸦乱飞,准备狩猎;

十一月,鹿角秃了,狩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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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昆虫潜入地下,鸢鸟在天上飞鸣……〔1〕

这些现象周而复始,草木一枯一荣,鸟兽眠而又醒,显示了大地在一个更长时段的周期变化,这就是“年”。年这个时间单位有多种叫法,《尔雅·释天》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尼罗河畔的埃及对于尼罗河有着强烈的依赖,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品。”“尼罗河的节奏也就是埃及人的生活节奏。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水位上升给埃及播种及收割的日期制定了三个季节:泛滥、生长和收获。”〔2〕由于尼罗河极为明显的周年泛滥,使埃及人有着比别的民族更强的“年”的概念。在许多民族只是从物候变迁中体悟到“年”时,埃及人已经从天象中找到了“年”的标志,这就是在每年尼罗河开始泛滥的时候发生的天狼星偕日升现象。埃及人将这一天定为一年的第一天。有可靠的文献记载,埃及人早在公元前4241年就将一年确定为365天。

今人认识到,年的本质在于地球绕太阳的周年公转,由于地球自转轴与公转轨道面有一倾斜角,使得在轨道上不同的位置,地球北半球(或南半球)接受阳光照射的程度发生变化,使地球北半球(或南半球)出现冷暖的季节交替。这是关于年的一种现代科学的说明,但它不能取代物候变化这种本源性的“年”现象的意义。

对于年这种更长时段的时间单位,与月这种较小的时间单位和日这种最小时间单位的换算,构成了历法的基本任务。由天象所规定的日、月、年三者之间实际上不可能整数通约,使得历法的编制成了一项十分复杂而又艰深的专业工作。由于日是历法所依据的最小时间单位,所以规定年和月所包含的日数都必须是整数,但实际它们并不是整数。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埃及人已经认识到,如果以天狼星偕日升那天为某年之始,则120年后,偕日升的那天与历法所规定的一年之始晚1个月,而到了第1461年,偕日升那天就成了一年之始。这个现象意味着1年实际的天数是365.25天,因为以365天为1年的历法每年比实际少1/40天,120年过去后少30天即1个月,1460年过去后少365天即整整1年。埃及人尽管发现了这一现象,但并没有在历法中采取措施,而是在1460年的漫长周期中,让一至十二月都经历一遍寒暑季节。比如,某年的8月可能正是隆冬季节,而12月却是炎热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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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漆贯荣:《时间—人类对它的认识和测量》,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2〕丹尼尔·布尔斯廷:《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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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及时调整人为制定的日历与实际天象或物候之间不断出现的差距,人们发明了置闰的方法。置闰使得人为与实际之间的差距在不很大之前就被适时地调整,从而使历法所规定的年和月的平均日数与实际接近。

历法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阳历,它注重对周年现象的精确再现。这些周年现象或者是大地物候,或者是太阳在恒星背景下的周年视运动。物候不如天象精确,因此阳历的制定主要依据太阳的周年视运动,它在恒星背景下回到初始位置称为一个回归年。阳历力图使一年的日数的平均值约等于回归年长度,但一年的月数和日数则人为规定。埃及历和今日流行的公历都是阳历。

今天国际通用的历法正是从古埃及历法发展过来的。埃及历法每年12个月,每月30天,每年365天。尽管认识到每年有365又1/4天,保守的僧侣阶层也不肯改变既定的历法规则,而是听任特定的历法月荒谬地在寒暑之间游动。罗马统帅朱利亚·恺撒(JuliusCaesar)征服埃及后,带回了埃及的阳历,并发现一直实行的希腊人的阴历毛病太多,与太阳历相差几个月,以至人们春秋难分。他听从亚历山大里亚的希腊天文学家索西吉斯(Sosigenes)的建议,推行埃及现行阳历,但每四年置闰一次。这就产生了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儒略(Julius旧译儒略)历。儒略历规定,每4年的头3年为平年,每年365天,第4年为闰年,1年366天;1年12个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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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月份31天,为大月,双数的月份30天,为小月。因为恺撒的生日是在7月,为了体现自己至高无上的威严,他便要求这个月必须是大月,故天文学家将单月定为大月。6个大月6个小月使平年多出了1天,只有从某一个月中扣除1天。当时罗马的死刑都在2月份执行,人们认为这是不吉利的一个月,所以从它这里减去1天。恺撒去世后,他的外侄孙屋大维继位。这位屋大维的生日偏偏在8月,他也要摆一摆谱,所以下令将8月份定为大月,并且从8月份以后双月定为大月。这样一来,一年就有7个大月,又多出1天,再从“不吉利”的2月份减去一天,使它成为28天。每逢闰年,将2月份加一天,使之成为29天。

儒略历是阳历,它比较精确地符合地球上节气的变化,对农业生产很有利,所以很受人们的欢迎。公元325年,基督教罗马教皇规定儒略历为教历。但儒略历还不十分精确,它以365.25天为1年,比实际回归年要长0.0078天,这个差别不是很大,但时间久了,就显出来了。到了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里十三世宣布改革历法时,日期已比实际上多了10天。在儒略历的基础上,教皇颁布了新的历法,称为格里高里历。它与儒略历主要的不同是有两点,一是去掉了10天,将公元1582年10月5日直接变成15日,二是逢百之年只有能被400整除的年份才算闰年。我们今日的公历就是格里高里历,简称格里历。

改历由于来自罗马教皇,所以遭到了新教徒的拒绝,包括英国在内的新教地区继续延用儒略历。直到1752年,新教才被说服采用格里历。这引起了历史年表的某些改变。比如,牛顿按旧历生于1642年12月25日,这天是圣诞天,但按新历则生于1643年1月4日,所以说他生于伽利略去世的那年(1642年)或次年大概都行,当然喜欢追求历史神秘性的人更喜欢牛顿生于伽利略去世那年的说法。

第二类历法是阴历,它注重与月相的周期变化相吻合,而不顾因太阳运动而造成的季节变化。阴历是伊斯兰教《古兰经》规定的历法,先知穆罕默德教导他的人民按照月亮的变化来安排生活。月牙标志在穆斯林世界到处可见,反映了他们对月亮的崇拜。实际上,由月相变化所确定的一个朔(指月亮处在太阳与地球之间,被太阳照亮的月面正好背对地球因而看不到月亮)望(指满月,此时地球处在月亮和太阳之间,被太阳照亮的月面正好面对地球)月是29.53059天,也不是一个整数,为了与此接近也需要制定相应的置闰规则。伊斯兰教历规定,每年有12个月,每月轮流29天(小月)和30天(大月),每年的最后一个月的长短按如下方式调整:由30年组成的一个回历周期中,其中的19年最末一月是29天,其余11年最末一月为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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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历法是阴阳合历,其代表是我国传统的农历。它同时顾及太阳和太阴(月亮)的周期运动,每月的日数平均约等于朔望月,每年的日数平均约等于回归年。农历的阳历的成分是二十四节气,它按照太阳运动编就,反映四季的变化,但其来源是大地上的物候变化。从二十四节气的名字即可见一斑:

春天: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

夏天: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

秋天: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冬天: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每月有两个气,前一个叫节气,后一个叫中气。

由于要同时照顾太阳和太阴的周期运动,阴阳合历需要更为复杂的置闰规则。不仅同阳历一样要闰日,即为了趋近回归年长度的小数部分,在某些闰年多加一天,而且为了协调阳历与阴历,还加上闰月——在某些闰年多加一个月。闰月是阴阳历特有的置闰规则。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时代,中国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十九年七闰法”,即在19个阴历年中加入7个闰月,就能与19个回归年长度基本相当,相差只有0.0892天。闰月如何安置也有讲究。西汉以前,只是简单地将闰月置于年末。后来,人们发现,由于每两个节气或中气间的平均长度(阳历月)比一个朔望月(阴历月)的长度长近一天,因此,中气的位置将逐(阴历)月推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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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直到位于该(阴历)月的最后一天,这样一来,下个(阴历)月将没有中气。人们规定,没有中气的月份就是闰月。

历法象征着传统的威严和文化的征服力,因此社会改革者们为了表示与旧的传统决裂,总是试图改历。法国大革命成功之后,国民公会委托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领导的改历委员会制定新历法。他们制定了十进位制的新历法:以10天为1旬,3旬为1月,1年12个月共360天,其余几天用做节假日。这个看起来十分合理的历法只维持了13年,拿破仑上台后便废除了,继续延用格里历。

正由于历法象征着深厚的文化传统,改历总是要触及传统很深、很广的方面,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一朝被打破会非常不适应。有影响的传统守护者总是拒绝改历。新教被说服改用格里历之后,俄国的东正教却顽固的拒绝采用格里历,直到1918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才废弃儒略历改用格里历:将这一年减掉13天。但这样一来,十月革命就得在十一月庆祝了。我国从民国元年即1912年开始采用格里高里历,但同时保留我国自己的阴阳合历即农历。

接受一种历法和计时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接受了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

因着宇宙的节律而产生了日、月、年的时间计量单位,因着人类社会自身的生活节奏也产生了时间计量单位。对于日常生活来说,一月似乎太长,一日似乎太短,需要有一个中间的时间单位来协调日常生活。星期大概是最早的这种人为时间单位:人们工作一段时间,需要有一天休息。早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古巴比伦人已经将一月划分为四个部分,每部分七天。中国周代也有将一月分成四部分的尝试,它们是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希腊人不怎么讲七天周期。罗马人早期将一星期定为八天,后来接受了基督教传统,改为七天。将七天周期的每一天与一颗已知的行星相对应的是巴比伦人,它们的顺序是:太阳、月亮、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和土星。有了这个对应,七天周期才成了星期:行星主宰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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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的计时体系渗透着更多的文化因素。星期这个时间单位充斥着大量的神话的、宗教的、占星术的、巫术的成份。每一天的周期循环并没有明显的天象这种外在感觉的证据,想象的、领悟的、灵感的东西开始在这里起作用。人类为了安居,需要建造一个住所,还需要与他们的邻居们对话,取得和睦和友善。对天上繁星的种种猜度和预设都出自这一总的目的。世间种种,对于立意在大地上安居的人类来说,都是需要相互理解、以便友好相处的邻居。

在远古漫长的农牧业社会中,社会生活的节奏缓慢而富有诗意。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定期领受大地的馈赠,知足常乐。长久以来,人们没有意识到需要有比日更短的时间单位。随着社会建制的复杂化,社会生活的节奏逐步加快。对更小时间单位的需求出现了,精确测量技术开始发挥作用。实际上,年、月、日的精确界定都依赖于高超的测量技术,然而,年、月、日的概念的形成并不依赖精确测量。相反,是先有了概念才有关于这三个概念的精确界定,有了历法。但同星期一样,比日更小的时间单位,一开始就是一种人为的划定。

太阳清晨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之后,在天穹上划出一个半圆,再沉落在西方的地平线上。太阳在天空的位置可以作为一个时间标志。此外,在地面上树起一个物体,它的投影也会随太阳的移动而变化,日影的位置变化也是一个时间标志,它与太阳在天空的位置变化同步对应。日晷或日圭(也称日规)就是日影钟,可能是人类第一个人造的计时装置。

日晷由一个立着的杆和若干刻度组成,计时直观而又方便。但是在夜里和看不见日头的白天,这个装置就没有用了。下一个计时装置是漏壶和沙漏。其基本原理是,通过水或沙由容器慢慢漏出的量来标度时间。漏掉了的水或沙需要人工再将其续上,所以漏壶和沙漏是第一个利用人工制造的物理过程的计时装置。自然过程不能听任人类的意志,人类的意志便自己制造自然过程。正是由漏壶和沙漏开始,人类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新的计时装置。除了漏壶和沙漏之外,众所周知的还有蜡烛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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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钟、香钟,以及近代出现的机械钟表。这些计时装置将在以下各章中继续讲述。

人造计时装置选择的那些物理过程,一般是被认为均匀的过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计的时间是均匀的。许多作为计时用的物理过程,不再是周期运动,所记录的也不再是其周期运动的数目,而是某种物理连续量的线性递增或递减。日影在一个线段上的单向移动,漏壶里的水延着刻度单向的下降,显示了时间正在逐步被还原为某种量的单调增长或减少。正由于此,随着计时技术的提高和普及,时间被看成是一条单向延伸的直线的概念滋长起来,形成了线性时间观。

刻在人工计时装置上的标度单位是人类发明的更小的时间单位。古代中国人最早是把一天分为十时,据说对应于天上有十个太阳的神话;后来又出现了十二时辰的划分方法,它按照十二地支将一昼夜划分为十二个单位。埃及人最先将一天划分为二十四小时。

所有人为的时间单位都是文化的产物,而且是各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由欧洲产生的但现在成为世界公共标准的计时体系,就是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古希伯来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等集体智慧的结晶。“就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来说,我们所得的知识应感谢古埃及的僧侣,而月份的名称——一月、二月、三月——和一个星期七天的名称——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都表明我们和古代希伯来和希腊、罗马占星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当我们指出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每一小时,指出小时以下的分时,正如一位古代科学的历史学家提醒我们的那样,是靠埃及习俗希腊化并与巴比伦数字程序相结合’而产生的。”(1〕

计时体系用以规范和协调社会生活。在古代人的头脑中,世间的诸多事情之间的相互关联比起今人意识到的要多得多。许多神秘的联系充斥在宇宙间,人们认为,如果忽视这些神秘的联系,人就要吃苦头。所以,遵循经过许多代人的智慧而总结出来的时间体系,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在这些时间体系中,规定了何时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这些规定,上至最高统治者的政令言行,下至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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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丹尼尔·布尔斯廷:《发现者》,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