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观念

如果不同，“现在”是如何此消彼出的呢？“现在”的消逝不可能发生在自身中，但也不可能发生在另一个“现在”中，因为在这两个现在之间尚有无数的现在，消逝的现在就会与它们同时并存了。

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自己也认为没能解决，而让其作为时间本性的难题悬搁起来。对这个问题的无能，深刻地反映了将时间作为一个自在之流、既成的实体所必然带来的内在困难，它与芝诺悖论同出一辄。芝诺的问题是，为了论证运动，却将运动轨迹选为论证对象，结果论证来论证去，总是得不出运动的结论。亚氏这里的问题是，为了论证时间，却将一个类空间的实体选为论证对象，割来分去，结果发现被分割出来的部分全都不存在，全都是非时间性的。在第一章里引用的罗素的那段话，便生动地描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困境。（1〕

第二个问题是，时间的本性是什么。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时间就是天球本身，柏拉图说时间是天球的运动。毕氏学派的观点过于幼稚，一切均在时间中，一切均在天球里，但不能说时间就是天球。柏拉图观点的问题是，天球循环运动的一部分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可是时间的部分依然是时间，可见时间不能等同于天球运动。

希腊流行的说法是将时间当做运动和变化的一种，可是特定的运动和变化只发生在运动和变化所发生的特定的地方，而时间处处皆有；变化有快有慢，而时间均匀地流逝，况且时间的流逝也没有快慢问题，因为快慢是相对于时间而言的。由此可见，时间不是一种运动和变化。

但是，时间离不开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或者我们意识不到变化，我们就意识不到时间，“现在”若全无区别，便没有时间。运动和量关联，时间又和运动关联。空间有前后，量有前后，运动有前后，时间也有前后。有了前后的规定，从运动中才体会出时间。时间不是运动但又离不开运动，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是运动的数”，“是运动和运动持续量的尺度”。时间

第三章/希腊传统：测度时间与循环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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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本书第26页。

时间的观念

没有快慢，只有多少或长短，时间就像是一条无限长的数轴，“现在”则是一个一个的点，将数轴分为前后两部分，这前后便是过去和未来。

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时间的逻辑分辨中，始终存在一个严重的混淆，即将时间的顺序性与流逝性混为一谈，它们是时间实体的两种不同的性质。顺序性讲的是时间数轴上绝对的前后关系，流逝性讲的是时间数轴上相对于“现在点”的前后关系的相对性。这两点亚里士多德都意识到了，但没有分辨出来。当他说“时间是运动的数”时，他只说出了时间的顺序性的方面，当他说“没有时间就没有‘现在’，没有‘现在’也就没有时间”(1)，以及“现在’总是在一种意义上同一，在另一种意义上又不同一”〔2〕时，他说出了时间的流逝性的方面。这是时间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序列。昨天在今天看来是过去，在“前”，而在前天看来则是未来，在“后”。这是由“现在”点的变动性带来的相对性，它构成一个变动不止的序列。然而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出生早于柏拉图，这是一个绝对的事实，它是时间数轴上稳定不变的先后关系，这种绝对性构成一个稳定不变的序列。这两个序列，在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分析中并未区别开来，他尽管意识到了相对序列，但还是将“运动的数”作为时间的正式定义。

绝对序列与相对序列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当代分析哲学中时间哲学的主要课题，我们将在第十章予以介绍。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了相对序列但最终不予重视，与他对时间的这一方面的态度有关。他基本上属于希腊传统，对时间表征变化的这一方面持否定态度，试看如下两段话：

我们不说，随着时间的过去学会了什么，或变年轻了，或变美好了。因为时间本身主要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它是运动的数，而运动危害着事物的现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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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学》219B30。

〔2〕《物理学》220A1

{3〕《物理学》221B4。

时间本身与其说是产生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灭亡的原因。……因为变化本身主要是脱离原状，时间作为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仅是偶然的。足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如果事物本身不被以某种方式推动而发生反应的话，是不会产生的，但事物即使完全不动也会灭亡。我们通常说事物被时间磨灭，主要就正是这个意思。但是尽管如此，磨灭事物的并不是时间本身，而是与时间一起发生的变化。〔1〕

与柏格森高扬时间之创造性不同，在这里时间只代表毁灭的方面，代表创造性的不是时间，而是某种原因，是原因引导着事物的生成，而时间实际上连磨灭都不可能，只是伴随着变化而已。时间只是某种计数(测度)，没有人计数，时间就不存在，尽管运动依然存在。(2〕

本质世界的确立，使时间从形而上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物理学的范畴。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诸范畴中，时间又排在一个不太重要的位置，它不是变化的原因和动力，而它唯一能标识的变化又都是毁灭，所以时间代表变化的方面被有意无意的回避。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时间作为一个物理学概念，主要的含义是测度(用亚氏的话说是计数)。受亚氏的影响，测度时间开始作为物理学中几乎唯一合法的时间概念。

海德格尔评论说：“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论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对时间这一现象的详细解释。它基本上规定了后世所有的人对时间的看法包括柏格森的看法。对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概念进行分析，同时就可以倒溯回来看清楚康德对时间的看法—这种看法就是在亚里士多德制订出来的结构中打转的；这就是说，康德存在论的根本方向——不管他对问题的新提法与前人有多少不同—依然是希腊式的。”〔3〕这一评论，点中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时间哲学的要害。

第三章/希腊传统：测度时间与循环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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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学》222B20—25。

(2)《物理学》222A23。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3页。

时间的观念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不同意宇宙创生说，他的宇宙是恒久存在的，运动和时间亦然。1〕天球们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永不疲倦地旋转。它们没有历史，没有生灭。永在的第一推动者(prime mover)推动它们，永恒的运动下去。牛顿的物理学革命并未能改变亚里士多德创立的这一宇宙论图景。

像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学说的命运一样，他的时间理论也提供了一个靶子，供他的后继者们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批判和修改。逍遥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斯特拉图以数表示离散量为由，反对“时间是运动的数”的定义。斯多亚学派也认为时间是连续的，因而反对这一定义。伊壁鸠鲁则认为时间是原子构成的、离散的。这些细枝末节的变动，全都活动在亚里士多德所划定的测度时间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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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学》第8卷第1节专门论证运动和时间的永在。

第四章

基督教文化

时间之流与线性时间观

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是近代欧洲文明的两个来源，它们共同铸造了近代的时间观念。为了全面理解近代欧洲也是近代世界的文化时间观，我们不能忽视基督教特有的时间观念。

一、强烈的历史意识

基督教从犹太文化中生长出来，继承了犹太思想中强烈的历史意识。犹太人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民族，他们在地球上漂移来漂移去，没有一个稳定的处所(topos)，他们的生活不是通过空间得以开展的。然而，他们有一部《圣经》(《旧约全书》)，因为这部《圣经》，他们的生命空间得以纯粹地在历史的绵延中展开，《圣经》既是对这种历史性展开的见证，也是指南。

《旧约全书》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共同的圣经。《创世纪》的重要意义在于，创世行为作为时间中一件非凡的事实被突出出来。这一点比较柏拉图的创世学说就能看得更清楚。柏拉图的创造者在创造之前已有形式作为原本，已有接受器作为原材料，创世行为只是形式与质料之间互动的某种“逻辑”的结果，因而并不具有至上的意义，更不是“时间”之中的重大事件。《创世纪》完全不一样，它描述的是有如何从无中被创生出来，因而创世本身带有“惊天动地”的性质。而且，创世过程被精确地安排为一个时间过程，七日并不仅是天文学意义上的太阳日，而是某种向前推移的时间

时间的观念

的历史运动的象征。创世是作为这种历史运动的开端而存在的，它不仅是时间长河的端点，而且是发动。由创世发动的时间之流，对未来充满了开放性。未来是绝对不可预见的，“通过创造了人类自由，上帝把一个基本不确定因素带进了尘世，没有一种神的或占卜的智慧，没有一种数学，乃至祈祷可以预见、预言这种不确定性，或者把它化合成一种预先制定的运动。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只是上帝创造众生和历史的即兴之作，是绝对不可预见的。”〔1〕“一切都可能，任何事都可能，没有任何东西因为太可恶而不出现在世界和历史中，抑或太崇高而不形诸思想和行为里。宇宙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无边无际的场所，一个锻炉，其间可能时时激发着火花。”〔2〕从这里，我们看出了柏格森的开放未来思想的犹太根源。

基督教增添了《新约全书》，它引入了“原罪”和“神恩”、“拯救”的概念。它将只属于犹太民族特有的宗教扩展成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宗教：犹太教的上帝只是犹太人的救世主，而基督教的上帝则是全人类的救世主。“拯救”和“普遍主义”给基督教的历史和时间观念烙上了印记。

创世作为历史的发端，使无限的可能性的未来成为可能，它成为一件非凡的历史事件。基督教引人了一个新的历史事件，并将这一新的历史事件作为历史理解从而时间观念的重心，这就是基督耶稣的诞生。这个事件是全部历史中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它构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标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尺度全都建立在这个事件之上。基督降临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时间原点，过去和未来借此获得方向：全部的过去的事件都奔向它，作为它的准备阶段，全部的未来由之涌出，成为它的展开和漫延。

拯救发生在历史之中，它与末日审判相联系。基督降临(诞生)与再降临(审判)赋予其间的时间和历史以意义，特别是，末日(终结)的先行给每一时刻都赋予了“拯救”的意义，拯救恰恰是在未来得以实现的。这意味着，任何历史事件不再被设想为不重要的偶然事件，它都与上帝的行为和人类的拯救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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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德列·内埃：“犹太文化中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载《文化与时间》，郑乐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2〕《文化与时间》，第210页。

基督教的普遍主义带来了“世界史”的概念。从前的编史总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历史事件的故事，而一个普遍的世界历史的概念是不可想象的，它需要某种历史观念本身的转变。“对基督徒来说，在上帝的眼中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选民、没有什么特权种族或阶级，没有哪个集体的命运比其他集体的更重要。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因此历史过程在任何地方和一切时间都属于同样的性质，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同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基督徒不能满足于罗马史或犹太史或任何其他局部的和特殊主义的历史：他要求一部世界史，一部其主题将是上帝对人生目的的普遍开展的通史。”〔1〕为了编就这样一部世界史，基督教的历史学家们需要采纳一种新的编年结构，即将所有的历史事件都纳入其中的统一的编年结构，而不是如希腊历史以奥林匹克竞技会编年，罗马历史以执政官分期。对基督教历史学家来说，这个新的统一的编年结构是以耶稣诞生这一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原点的。

尽管基督徒应该很自然地将耶稣诞生的这一年作为纪年的元年，但是由于耶稣诞生的准确年份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很长时间他们依旧延用罗马帝国的历法和纪元方法。公元325年，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Nicaea)召集了基督教世界第一次全体主教会议，会议确定了儒略历为公认的教历。杰出的基督教历史学家优西比乌(Eusebius)在会议上宣读了皇帝的开幕颂词，他的《编年史》第一次按照圣经的结构，整理了巴比伦、希腊和罗马等古代文明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但是，纪元还沿袭罗马的传统纪元，即以传说中罗马建城的那年(公元前753年)为纪元元年(a.u.c. = ab urbe condita)。公元 525 年，一个名叫埃克西古(Dionysius Exiguus)

第四章/基督教文化：时间之流与线性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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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56页。

时间的观念

的叙利亚僧侣推算出耶稣生于a.u.c.754年，遂主张这一年为纪元元年。1这一主张很快得到教会的认可，从此公元体制得以推行。

二、线性时间观反对循环时间观

在希腊的循环时间观中，时间并不是奔向永恒的真理的道路，无数次的轮回，并不能使人得到解脱和安慰。“柏拉图相信人在每一次大循环中都有十次肉身再生，但他主张最好是尽可能的逃避肉身化，而直接呆在理念的世界。”〔2宇宙的大循环、人生的轮回这种时间的历程，并不能给人的灵魂以安慰，因此，希腊思想家根本不把循环看成追求灵魂不朽的一种手段，相反，真正的不朽得靠彼岸，靠它处，而不是靠未来。灵魂追求不朽的道路被认为是空间性的而不是时间性的。

基督教思想与希腊思想在这点上完全不同。“对基督徒来说，基督的拯救行为这一历史事实既赋予了时间价值，同时又排除了任何试图逃避时间的苦行主义。所以，基督教一方面同形而上学的解释—它降低时间的价值，并借助于此处’和彼处’的维度来取代时间—是不相容的，另一方面，又同历史循环论的解释—它因时间的缘故，抽掉了历史本身的内涵，因为它不允许我们挑选任何可用来从过去向未来转变的关键事件—也是不相容的。所以，基督既是历史的终点，又是历史的目的，而时间则是使这双重断言成为可能的条件。”〔3〕

因此，基督教的时间本质上是有方向的线性时间。对这种线性时间而言，未来不是一本封闭的书，而是开放的、能动的、创造性的，未来是这样一种时间，通过基督的复活，尘世具有从罪恶中赎救出来的可能性。对基督徒而言，未来总是充满希望的未来，他们的时间概念是一种对未来有所期待的时间。“末日”在某种意义上先行到现在之中，而这种先行又总与对基督降生的回忆结合在一起。末日先行与对降生的回忆，赋予每一现在的时间以意义。很容易看出，海德格尔的“死之先行”的时间阐释与基督教的时间理解极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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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G.J. Whitrow, "Time and Measurement", in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 vol.4, ed. by P.P. Wiener,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 2 } R.Sorabji, Time, Creation and the Continuum, p. 188.

[3]热尔马诺·帕塔罗：“基督教的时间观”，载《文化与时间》，第231一232页。

对于早期的教父哲学家来说，阐释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驳斥希腊思想中的循环观，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在罗马帝国晚期的基督教世界，由希腊人理论化、精致化了的异教的循环时间观非常流行，东方的占星术更是充斥在那个战乱年代渴望了解个体命运的心灵中。奥古斯丁在这方面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此前的教父哲学家如普罗提诺(Ploti-nus)、奥里根，将柏拉图的哲学与基督教义相结合，继承了柏拉图对肉身再生的贬低态度，但并没有明确地反对循环观。奥古斯丁敏锐地发现了循环观与基督教义之间的深刻矛盾，并将这一矛盾以一种惊恐万状的心情写了出来。如果宇宙有循环，基督受难(crucifixion)和再临就丧失了单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意义了；我们同苦难作斗争以争得上帝的荣光的企图，由于宇宙的循环而变得十分浅薄，因为我们必将再次陷于苦难，我们怎么会有对上帝的爱呢？

罗马帝国于公元410年被哥特蛮族灭亡，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时被做了许多轮回的解释。事实上，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罗马人一直对末日的可能来到恐惧万分，他们一直在算这一末日是在哪一年。在每一次历史危机中，两个暖昧不明的神话总是迷惑着罗马人：(1)罗马城的生命将被终结，它只持续到某一个数目的年限；(2)“大年”将使全部历史终结，包括罗马。诗人贺拉斯在他的《史诗》第16章中抑制不住对罗马未来的担忧。斯多亚派、占星术士、东方的诺斯替派，都把当时的战争和灾祸看

第四章/基督教文化：时间之流与线性时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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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观念

成是大毁灭临近的征兆。1罗马陷落后，这一宿命论的思潮达到了极点。

然而，“对奥古斯丁来说，关于历史的循环理论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令人憎恶的，因为它会否定耶稣基督的唯一性及其‘福音’的许诺”〔2)。面对罗马城被攻陷后混乱的思想局面，奥古斯丁奋笔著书，花15年时间写出了《上帝之城》这部史诗般的巨著。在这本书中，奥古斯丁最雄辩地反驳了异教的循环时间观：

真正的信念，完全不是我们应当凭所罗门的这些话〔3]相信他们(异教哲学家们)所设想的那些循环的意思。他们认为那些循环是时代和暂时性事物重复地作同样的轮转，因此有人就会说，正像哲学家柏拉图在这个时代坐在雅典城内被称为“学园”的学校里给他的学生们讲课一样，在过去的无数年代里，往往有同样的柏拉图和同样的城市以及同样的学校和同样的学生重复出现，而在未来的无数年代里，也必然要重复出现这一切。我说，上帝不许我们轻信这种胡言！基督死了，由于我们的罪恶，永远死了。〔4]

三、时间之流的内在化

基督教思想将时间的哲学探索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创世的观念导致对时间概念的更细致的辨析。创世作为一个时间上的起点，带来了许多问题，其核心问题是：上帝是否在时间之中创造世界。如果是，上帝将面临时间的制约，而丧失其全知、全能和永恒性；如果不是，《创世纪》中创世的时间表是怎么来的？这个两难问题一直盘旋在早期教父哲学的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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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Mircea Eliade, The Myth of Eternal Return, New York, 1954, p.132 – 135.

〔2〕布尔斯廷：《发现者》，第819页。

[3〕所罗门国王在《传道书》中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4〕转引自布尔斯廷：《发现者》，第819—8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