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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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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共同体的失落

40年前我就认为，社会到最后一定会以因工作关系而结合的共同体为主。在1942年的《工业人的未来》、1949年的《新社会》及1954年的《管理实践》这些书中，我谈到了“工作共同体”或“工作社区”（plant community）的概念。那时我就认为，这种组合一定会成为个人地位、功能、责任与自我管理的来源。

日本人对此早就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过，正如前面曾经提过的，即使在日本，对工作共同体的忠诚也正在降低，起码对知识工作是如此。现在大家都逐渐了解到，日本人对工作共同体的忠诚，其出发点其实是恐惧感多于归属感。日本大公司的薪资体系以年资为基础，如果大公司员工在30岁之后失业，那等于是宣判其事业前途的死刑。不过，由于日本现在正从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转变成劳动力严重不足，所以这种情形正在快速改变。

在西方，工作共同体从未生根。尽管如此，我还是坚决主张，必须给受雇者最大的自我责任与自我管理—这正是我倡导多年的工作共同体背后的理念。总之，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必须成为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

不过，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除了致力于工作、组织和专业知识这个层次外，还需要向上发展属于社会生活、人际关系与成就贡献的更高层次。

五、公民自愿者与非营利组织

要满足这种需求，最重要的领域就是社会部门。在社会部门，成为有意义存在的个人，才可以立功，可以完成责任，可以彰显自我生命，可以成为“自愿者”。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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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美国正在发生的情形。

在多数发达国家，公民自愿者传统都为福利国家所摧毁。就拿日本来说，以前的神社道庙是地方公益人士参与社会的活动中心。1867年的明治维新“西化”运动，将宗教变成了一种政治功能，这些自主团体与宗教的社区服务很快就消失了。在英国，几乎整个19世纪，慈善事业都是由民间经办，而且也被视为有钱人的一种责任。1890年以后，政府大家长的思想逐渐抬头，这些民间自主运动差不多就消失了。1890年创于伦敦的救世军是少数仅存的社区服务团体之一。法国从拿破仑时代起，社区服务若不是由政府经办、监督，大家就会觉得其中必有问题，甚至觉得那可能是某种诈骗集团的行径。

美国有很多教会十分强调地方自主性与偏远部落的传统，因此美国社会活动被政治化与中心化的程度较轻。受此影响，美国社会现在有几百万个非营利组织。它们代表美国GNP的1/10——这个数目的1/4是由社会大众所捐赠的，另有1/4是政府给付的薪资(例如付给保健系统行政工作的薪资），其余则是补助费用（例如补助就读私立大学的学费和博物馆的艺术基金等）。

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雇主。现在，美国每两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总共9000万人）每周至少花3小时去非营利组织做志愿义工。这些组织包括教会、医院、保健机构、红十字会、童子军团，以及救世军、反酗酒协会等。到2000年或2010年，这无报酬自愿义工的数目应该会增加到1.2亿人，而且每周的奉献间也会增加到5小时。 G

这些自愿义工不再是“救助者”，他们已经转变为“参与者”。现在美国的非营利机构已逐渐有了支薪的管理层专职人员，但也愈来愈多的自愿奉献人士负责推动组织工作。这种发展在天主教教会最为明显。美国天主教在重要教区都有女性“教会干事”。弥撒圣礼由神父主持，而所有的俗事，包括教会的社会工作和社区工作，都由“无报酬义工”在教会干事的领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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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重建民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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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种自愿参与之所以蔚为成风，并不是因为老人多了，需要打发时间。这些自愿奉献人士主要是为了追求社区沟通、团体归属、人对人的责任与奉献。大部分新进的自愿奉献者都不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多半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受过良好教育，有家有小，夫妻忙于专业工作，收入中上。这类人热爱工作，但觉得需要去做一些“让我们变得不一样”的事情。

这些自愿奉献者从非营利组织中所得到的，很可能比他们所付出的更重要。

女童子军团是目前美国做到种族融合的少数组织之一。在这个团体，不分种族、肤色，大家都一起工作、一起游戏。女童子军团今天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最主要还是得益于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用了很多黑人、亚洲和中南美洲的女性担任义工干事，推动沟通工作。

同样地，“教牧式教会”的快速成长可能是美国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这种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为那些自愿奉献者提供了很好的社区活动。它的成员几乎都是志愿义工。其最大的一个教会，成员有13000人之多，其中却只有150人是支薪员工（包括高级职位的牧师在内）。但是，它在社区工作上的成果比任何传统教会都多。每个参加了这种聚会的人，在几周之后，定会加入教会的活动，不论是教会本身的内部活动或是对外部社区的活动。几个月之后，他们一定会被请去推动这种活动。他们中的每一个一定都会被预期为“负责推动的人”。

民间社会的公民自觉运动并非治疗后资本主义社会与政体任何病态的万能药，但却可能是治疗后资本主义任何病态的先决条件，因为它可以重新恢复公民责任（公民意识的象征）和公民认同（社区归属的象征）。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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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需要公民自觉运动的是前共产国家。这些国家（像捷克、哈萨克、俄罗斯、波兰、乌克兰等）的后继政府，恐怕要经过好几年时间才能胜任这些只有政府才可以做的工作：货币管理、征税、国防发展、司法审判、外交。在这段过渡期，暂时只有靠民间自主组织才能提供民间社会所需要的服务，以及政治社会所需要的统合力。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必然会构建出不同的社会部门。例如，教会在西欧很可能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但在美国却可能还会持续扮演重要角色。再如，工作共同体在日本可能还会继续成为社区沟通与团体归属感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对基层员工而言。尽管每个国家的社会部门都相当不同，但都需要独立自主的社会部门，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提供所需的社区服务，最重要的是提供社区归属感，重新恢复公民意识。历史上的社区都是基于先天因缘，是人所无法决定的，而后资本主义的社区，则必须基于众人的责任、承诺，是人与人共同决定的。

第九章 重建民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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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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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知识、知识经济学和知识生产力

乍看之下，当知识变成最关键资源时，经济体系好像并不受这种改变的影响。这个经济体系看起来好像还是“资本主义式的”，而不是“后资本主义式的”。其实，我们看错了。

虽然这个世界的经济体系将来还是会维持市场经济的形态，也会保留市场机构，但在实质上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如果说这个世界的经济体系现在仍旧是“资本主义式”的，那么它就是以“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 capitalism）为核心。最近40年来，进入这个经济舞台的主角产业，所生产和销售的都是知识或信息，而不是具体的实物。制药业真正的产品是知识，药丸、软膏不过是包在外面的壳子罢了。其他像电信业、计算机（及外围设备）业，还有影视业，也都是从事知识或信息的生产与销售的行业。另外，“非营利行业”，像教育、保健等，也在从事知识的生产与运用，而且，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非营利行业甚至比知识密集型营利行业成长更快。

传统资本主义下的“大亨”是19世纪的钢铁大王。二次大战以后，新的“大亨”则是计算机业、软件业、影视业、信息系统业巨子，如美国的裴洛（RossPerot)。而美国的沃尔玛、日本的伊藤洋华堂、英国的圣伯利兄弟（Sainsbury brothers）等零售业巨人，都是以信息为中心来改造传统资本主义下的旧业务，才获得成功。

事实上，在这40年得到发展的传统行业，都是因为善用知识或信息来改造自己。流水作业的大型钢铁厂已经落伍，即使在工资便宜的国家，大型钢铁厂也无法和小厂竞争。小型钢铁厂虽然使用的是昂贵人力，但不以熔炉为中心，而是以信息为中心来展开作业，结果就胜过了大型钢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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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靠制造或搬运再也无可能大幅获利，即使掌握资本，也无可能赚得很高的利润。

1910年，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创造了一个术语：“金融资本主义”（FinanceCapitalism)。他主张，在无可避免的社会主义来临之前，这是资本主义最高、最后的阶段。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银行冷酷无情地扩大存贷之间的利差，结果银行与银行家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最大赢家与统治者。几年之后，列宁从这个命题出发，发展出整个共产主义理论。前苏联经济计划之所以会从成立国家银行开始，借由国家银行的信贷分配来控制经济（譬如对于国家支持的工业，国家银行就给予较多的信贷)，就是根据这个理论。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者仍然秉承此义。这可以解释为何英国工党一上台执政，马上就将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这也可以解释几年之后，为何法国社会党政府会将大商业银行收归国有。

可是现在商业银行很难经营了，存贷之间的利率日益接近，很难再靠资金利润来赚大钱，愈来愈必须靠收取信息费用才能维持，更别说要有利润了。

现在靠传统资源，也就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愈来愈赚不了什么钱。唯一（起码是主要的）的“金主”是信息与知识。

一、知识经济学

至于知识如何成为经济资源，我们现在还不是太清楚，尚缺乏足够的实例经验来构建一套理论。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一套理论，将知识置于财富创造活动的核心。而且，这套理论足以解释现在的经济模式、经济增长与创新，也足以解释日本经济如何运作，尤其是为什么成功。

第三部分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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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出亚当·史密斯学派或李嘉图学派对知识的经济效用有任何探究。不过，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方面的研究。

这些研究明确指出，知识密集型经济并不遵循既有的经济理论，而且跟任何既有的经济理论有很大不同。

过往经济学派的一项基本假设是，对于资源和经济报酬的分配，理想的模型是“完全竞争”。可见，现实世界通常是不完全（不公平）竞争居多。因此，不完全竞争就代表着垄断、专利保护、政府管制等外部于预。知识密集型经济似乎本身就带有不完全竞争的天性。谁较早运用知识（这种知识的运用或利用，就是后来所称的“学习曲线”）而取得优势，就永远占优，并且很难改变这种情形。

过往经济学派的另外一个基本假设是，经济是由消费或投资所决定的。凯恩斯学派与新凯恩斯学派（譬如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认为，影响经济的决定因素是消费；古典学派与新古典学派（譬如奥地利学派）则认为是投资。在知识密集型经济中，似乎那两者都没有支配性的影响。我们并无证据可以证明，在知识密集型经济中，消费的增加就可以导致知识生产的增加。另一方面，我们也并无证据可以证明，投资增加就可以导致知识生产的增加。起码，从消费增加到反映在知识生产上，或者从投资增加到反映在知识生这段前置时间似乎太长，长到几乎不算有上述关系存在，就算也必然是无足轻重的，没办法作为经济理论或经济政策的基础。

还有一个观察，可以支持知识密集型经济，但与传统经济理论不相容，那就是知识之于生产不能等量齐观。不同的土地会有不同的产量，其价值是由产量差异所决定，也就是说，产量高的土地，价格就昂贵，反之，价格就便宜。这用在新知识方面，有三种情形(在第四章曾经讨论过）。第一种是持续“改善”流程、产品、服务，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第二种是“利用”，也就是持续地利用既有知识去开发新的、不同的产品。第三种是真正的“创新”。在经济领域（以及社会领域）中，这三种运用知识带来改变的方法，需要同时并用。虽然这三种方法的重要性是同等的，可是在经济上却有“定性”差异，也就是说成本及经济效益有所差异。

第十章 知识、知识经济学和知识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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