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社会

举例来说，医院的价值体系是由医生与护士的价值观构成。他们重视的是照顾病人。所以，纵使维护、支持、办事工作有可能占医院成本的一半，也很少受到重视。从这些工作出身的人，没有会晋升到医院的高级职位的。

在医院中，从清洁地板或整理病床干起的女性，15年后，大部分还是会在原地踏步。在专门清洁保养的公司，她们的境遇就不同了。就拿美国最大清洁保养公司负责医院区的副总经理来说吧，她在14年前还是从墨西哥来的下层劳动者，带着一个水桶、一支扫把，从头干起。后来她来到这家清洁保养公司，专门去医院做清洁保养工作，结果，她有了升迁的机会。而医院的清洁保养工作，在近15年当中，生产力几乎提高到之前的3倍，整理一张病床已经减少了将近2/3的时间。

这家清洁保养公司提高体力工作的生产力，营业收入就会增加。它有从基层干起的管理人才，他们了解清洁维护医院需要什么东西。因此，这家公司愿意花时间去改良工具，比如床单的重新设计。它愿意投下大量资本去研究新方法，而医院肯定不会做这些投资。因此医院得靠外包公司，以提高维护工作的生产力。

最需要外包的是政府机关，尤其是体力工作（如清洁保养）或办事工作（如收费）。政府机关的生产力是最低的了，另一方面， 其体力、办事等支持性的工作，却雇用了最多的人。私人大企业跟政府机关也没有多大差异，同样需要把服务工作外包给专门的公司这些专门公司有升迁机会提供给从事这类工作的人。

外包之所以需要，不仅因为比较符合经济效益，也是因为外包为那些服务工作与工作者带来机会、收入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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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预期在不久的未来会有很多工作外包给专门公司，它们为承包这类工作而相互竞争，能赚多少钱，就看它们有多少生产力。

因此，未来的组织结构会产生剧烈的改变。大企业、政府机关、大医院、大学等，不一定会有很多员工，想变成有高收益与绩效的组织，大部分要靠它本身使命所在的、与成果直接相关的工作。其他的工作，都外包给专门的组织。

五、新阶级冲突

制造与搬运劳动者的生产力快速增加，超越了19世纪阶级冲突的梦魇。现在，要避免新的阶级冲突，也就是知识与服务劳动者这两大后资本主义社会新兴阶级的冲突，就得快速提高服务劳动者的生产力才行。提高服务工作的生产力，也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面对社会、经济挑战要最优先解决的问题。

就“阶级”的传统意义来讲，知识劳动者与服务劳动者都不是“阶级”。这两者之间的界线不是泾渭分明的。在同一家庭的兄弟姊妹，受过高等教育之后，很可能有的去当知识劳动者，有的去做服务劳动者。可是，后资本主义社会要是成为一种阶级社会，就会有危险。除非服务劳动者的收入与尊严都能获得改善，但这也要他们有升迁与被肯定的机会才行。

所以，就内部结构而言，后资本主义社会一定会不同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只要容纳得下，组织什么都想做。反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一定会专注自己的核心工作。对于不是自己专门的工作，就会跟其他不同类的组织合作。用一个比喻来说，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如凝固的冰晶而后资本主义社会则可能似水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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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劳动力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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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

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与社会理论一直着重在“权力”的探讨上。可是，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与组织的原理一定是“责任”。这种组织社会或知识社会，要求组织必须以责任为基础。

组织必须对其正当权力负责。这个权力是为了履行任务，超出这个范围，就是不正当的权力。组织必须负“社会责任”，因为在以组织为主的社会，连组织都不去管社会，那还有谁会去管。可是，组织对社会的责任，必须限制在其能力范围之内，不能妨碍其执行目标的能力。

为了履行功能和达成目标，组织必须拥有相当程度的权力。那么组织的正当权力是什么？正当的限制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

一、对与对冲突

20世纪 30年代，约翰·路易斯（John L. Lewis）被视为美国第二号大人物，仅次于罗斯福总统。事实上，罗斯福就把他的当选归功于路易斯，因为在1931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路易斯带着他领导的煤矿工人工会（UMW）及各地展开的工会运动，加入民主党阵营（过去路易斯一直都是共和党员）。之后，在新政时期，他领导工会走向组织化，成为“产业组织总会”(the Congress of IndustrialOrganizations）这个相当有影响力的新兴劳动者组织的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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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1943年，路易斯为抵制工资冻结的战时管制措施，动员煤矿工人发动罢工。罗斯福总统恳请他顾及国家利益，取消罢工行动，可是遭到拒绝。“总统才应该照顾国家利益，而我则是要照顾矿工利益。”路易斯说。

战时生产在那时才刚刚开始，美军已在欧洲与太平洋开辟战场。可悲的是，他们的武器装备却仍然短缺，结果死伤惨重。整个战时的动力来源是靠煤，可是当时美国的煤产量不敷所需，甚至今天生产，仅够明日消耗。非但如此，煤矿工人工资之高，简直算是蓝领工人中的暴发户。

可是，那次事件路易斯还是赢得了胜利。

然而不久，他很快就失去了所有的权力、影响、尊荣，甚至在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以及他自己领导的工会里也不例外。美国煤矿工人工会也很快没落，成员都逐渐流失。10年后，煤矿工人的罢工已经算不上是一件大事了。事实上，路易斯在1943年的那场胜利，却是美国工会主义没落的开始。

路易斯在有生之年目睹了这一切。可是，他至死还是坚持，发动那场罢工没有错，因为那是他的职责。他一再说道：“对工人有利，终极而言就是对国家有利。唯有在战时，劳动者才为人重视，才有一些实权，才能争取到应得的报酬。”据报道说，他终其一生都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社会大众不同意他的看法。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不过这个例子透露出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路易斯的认知中，他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对的。可是什么关键点上，组织是对的而社会是错的？在什么关键点上，要做的事不再是正当的？

近来，“商业伦理”议题在美国受到广泛重视。商学院甚至以这个名称来开设课程。可是大部分的讨论，都在处理根本就是错的行为，例如行贿、隐瞒有瑕疵或有害的产品等。高级罪犯常常借口说，他们是为了更高的善良目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这种借口在以前耶稣会已经用得淋漓尽致了，法国数学家兼哲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给教长的信》(Letters to a Provincial)一书中逐一驳斥，彻底粉碎了耶稣会专为有权有势者辩护的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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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路易斯这个例子所讲的，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对与对的冲突”(right against right)，也就是说，罗斯福与路易斯两方都对。在组织社会中，讲到责任，这可能是相当关键之处。

为了能够完成任务，任何组织及其成员都必须相信，它本身的任务对社会最重要，正如路易斯相信工会本身的任务对社会最重要。如同前面曾经说过的，医院必须相信没有任何事比治疗病人更重要；企业必须相信，没有任何事比满足物质欲望或社区需求更重要，或者，没有任何产品或服务像“我们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对经济与顾客那么重要；工会必须相信，没有什么事比争取劳动者的权利更重要；教会必须相信，没有任何事比信仰上帝更重要；学校必须相信，教育是至高无上的目标。

所有这些组织都一定需要“本位主义”才行。整体而言，它们共同完成社会种种任务。但个别而言，它们各自完成一种任务，而且把这个任务视为自己唯一的任务。

事实上，我们期待这些组织的领导者都相信，自己的组织是至高无上的组织，也就是说，自己的组织等于社会全部。

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E. Wilson）一生都是美国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他最早是在通用汽车这家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经营最成功的汽车制造厂担任主席兼CEO，之后，在1953年至1957年间，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担任国防部长。可是，如果今天有人想起威尔逊的话，只会记得他（被误传）的这句话：“对通用公司有利就等于是对美国有利。”事实上，在1953年那次就职演说中，他是说：“对美国有利就等于是对通用公司有利。”威尔逊在往后一生一直想要澄清这项误传，可是没有人听得下他的解释。大家都认为：“即使他没说过这句话，他也一定如此相信；事实上，他是应该相信。”

第五章 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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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组织权力在什么范围内是受到限制的？答案非常简单，就是在战争或大天灾出现时。此时社会的生存优先于其内部任何机构团体。但是，除了出现这些外来的重大危机之外，组织权力应该受到什么限制，并无绝对的答案。唯一的办法就是由组织的领导者共同负责去思考解决。

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处理得最妥当的可能是战后的日本大企业。在那段期间，日本企业领袖在规划公司目标时总是从这个问题出发：“什么对日本、日本社会、日本经济最有益？”然后他们又问：“怎样才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商机，尤其是变成自己公司的商机？”他们不是完全只顾别人，也不是完全只顾自己，相反的，他们有强烈的共同成长意识。他们不“独裁领导”，而采用共同负责的方式。

二、什么是社会责任

组织社会中的组织是有特定目标的机构团体，各自只专精于一种事业，只要做的是本行专业，多半能有所表现。

组织要是越界，把超出自己能力、价值、目标的工作也揽在身上，那恐怕会危害自身和社会。如果美国的医院把矫治社会病态当作自己的任务，那就有害于治疗病人的本职，反而对社会没有么贡献。对于种族融合，美国的学校一直没有提供过什么贡献。很多人或团体为此奋斗，促成美国废止黑人隔离政策。可是，促进种族融合的必要工作或行动（甚至配合性的行动），并不是学校的核价值与任务，而且也完全超乎其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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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整个社会是由这些组织共同构成的，如果连组织都不关心社会，那还有谁去关心社会的问题与病态呢？认为企业的唯一责任就是赢利（美国经济学家与诺贝尔奖得主、货币学派的弗里德曼就是这样主张)，这种观念并不足取。赢利的确是企业的“首要”责任。企业不赢利，就是没尽到社会责任，反而在浪费社会资源。赢利是企业的根本，如果不赢利，就无法照顾员工，尽到纳税、造福地方的义务。

但是，赢利并不是企业的唯一责任。同样的，教好学生也不是学校的唯一责任，治好病人也不是医院的唯一任务。没有责任的权力往往会被滥用，可是，没有责任的权力也往往会无能。因此，组织的确要有权力，但仅限于社会权力。

组织对社区、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例如排放废水到当地河川，或者员工上下班造成交通拥挤等，负有完全责任。可是，组织不应去接受（甚至追求）一定会严重妨碍它履行首要任务与使命的责任。不是它能力所及的，就不是它的责任。

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组织社会中的组织有责任去设法找出解决之道，在本身能力许可之下参与重大的社会活动，并且把社会问题转化成一种机会。

三、权力与组织

组织的社会行动还有一项限制：组织是社会性的机构，没有正当理由，也没有资格去要求拥有政治权力。

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都有求于政治权力，也就是有求于政府但其要求是为了造福自己，让其事业更顺利进行，赚更多的钱。是，组织关注的不是（也不应该是）政治权力，而是事业。

这跟过去各种形式的多元社会有明显不同。过去所有的多元社会都表现出一种各个权力中心相互竞争的形态。组织社会的多元形态，则表现出所有不同的组织各在其位，各尽本职，而不会越界抢地。企业不会去抢病人或医师，跟医院竞争；医院也不会去卖计算机，跟IBM竞争。每种组织都各有各的业务领域。欧洲中世纪的男爵、伯爵、公爵与主教是靠打仗生存的，而现代组织则是靠游说(lobby)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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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以责任为基础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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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组织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其对政治权力的企图，这往往会造成不幸。在阿根廷、巴西与秘鲁等国家，军队一直都备受尊敬，直到军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继政变夺权后，情况才有变化。在每个案例中，军方发动政变都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军队都因受多数人的或者压倒性的支持，而开始掌握政权。可是不久军队也变得腐败，倒行逆施，又为另一军事政变者所推翻，这种永无止境的军事夺权，最后几乎毁灭了国家。

企业家叱咤商场之后想要进军政界，并不足为奇，只是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见。据我所知，在20世纪20年代就先后有斯廷内斯(Hugo Stinnes)与胡格堡(Alfred Hugenberg)，这两位德国人想利用他们的商业地位来左右政治，结果对魏玛共和造成极度伤害，希特勒在国会的胜利，他们两人要负最大的责任。可是，他们两人在政治上都失败了，他们对政治权力的企图，最后毁了企业与自身。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煤矿工人工会的领袖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可能是英国当时最有权力的人物。1974年，他发动一场罢工，企图迫使保守党政府下台，以扩张自己的政治权力。如同30年前美国的路易斯，斯卡吉尔在英国这场罢工中也赢得胜利，当时保守党政府果然下台了。10年后，他又发动一场罢工图迫使另一个保守党内阁下台，重建势力。但是撒切尔夫人获得倒性的支持，甚至包括很多斯卡吉尔所领导的煤矿工人的支持， 结果罢工无疾而终。斯卡吉尔的成绩不过是使撒切尔夫人得以通过立法，大幅削减工会与工会领袖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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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组织社会所有重要组织当中，工会与政治走得最近。因为没有政府的支持，工会连生存都可能有问题，更别说蓬勃发展。在发达国家，工会单凭罢工行动，一直不能争得什么利益，大部分都要通过政府立法保障。

尽管如此，组织还是有很多的社会权力。组织必须有人事决定的权力，决定雇用谁、解雇谁、提拔谁。组织也必须有管理监督的权力，去分权授责、指派工作、确定工作时间等。此外组织也要有制定价格的权力。

事实上，非营利组织有最大的社会权力。今天，大学享有的社会权力之大，是任何其他组织未曾有过的。个人能否得到大学的入学许可或被授予学位，关系到他往后的生涯与机会。同样的，医院也有很大的社会特权。在美国，实习医生遭到医院否定，差不多就等于宣判他的职业死刑。工会决定谁可以入厂当学徒，同样也由此有了很大的社会权力。

组织这种社会权力一定要受政治权力的规范与限制，行使社会权力一定要合乎正当程序，受法律约束。可是，组织的这种社会权力一定不能由政治机关行使，一定要由个别组织行使。

之所以要求如此，原因有三：

第一，除了完成本身任务所必须有的权力外，我们不容许组织拥有任何其他的权力，如果有，皆被视为不正当的权力。

第二，组织行使其正当权力一定要受到监督，以防止权力被滥用。对于组织的权力行使，一定要有明确公开的规则，要有公正无私的第三者或法律来监督裁判，要有法律上所讲的“正当程序”。

天主教主教在所管辖的教区权力之大，远非任何其他组织的高级主管所能企及。但是，主教无权将辖区内的任何一个神父调职或免职，只有教会法庭才有权这么做，而且还要有正当理由。虽然教会法庭的成员是由主教任命，但只要他们还在任期内，主教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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