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社会

亚洲的经济区域差异更大，甚至没有共同的文化传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从来就不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亚洲一定会因应外界而结合成大型的互惠贸易区域，这种互惠兼具开放与保护色彩。

以上这些经济区域并不会取代国家，但会与国家分工。

七、回归地方主义

世界主义与区域主义从外部挑战国家的主权，地方主义则从内部削弱国家的主权与统合力。地方主义是要对抗国家，而不是取代国家。

在美国，地方主义就表现在愈来愈强调地方多样性，而不强调全国统一性。美国一直是移民国家，每个移民族群最初都被视为“外国人”而受到歧视，一直经过两代之后，才能变成“主流”。美国自诩是民族“大熔炉”，但最近30年，强调的却是多样性，任何想要使新来者认同“美国人”的企图都被视为一种“歧视”。如今，不论新来者是欧洲人或亚洲人，不论是黑人、棕色人或白人，不论是天主教徒或佛教徒，现在强调的是维持各族群原有的认同，不鼓励、更不会强迫他们认同“美国人”。

强调地方主义绝不是美国才有的现象，甚至不可以纯粹用美国的角度去解释（虽然很明显，美国黑白种族歧视这个社会基本问题是导致强调地方主义的主因)。欧洲甚至更强调地方主义。前南斯拉夫现在就为此在打内战；整个前苏联弥漫着地方主义，随时有内战之虞：苏格兰人想要脱离英国；捷克境内的斯洛伐克人要求独比利时的法兰德斯人（Flemish）与华伦人（Walloon）在闹分即使从未受到歧视待遇的地方少数团体，也要求“文化自由”，1000多年前就住在柏林北边森林村落的那15万索柏人（Sorb）

地方主义已经变成了全球性浪潮。在20世纪结束前，加拿大还存在吗？会不会一分为二，一边讲英语，另一边讲法语？或者一分为四，讲法语的魁北克、讲英语的安大略与曼尼托巴（Manitoba）、普莱利(Prairie)、哥伦比亚？到那时，加拿大沿海各省和纽芬兰何去何从？印度会不会还维持政治统一？科西嘉与布列塔尼（Britan-ny）还会不会留在法国？芬兰与瑞典北部的雷普人（Lapp）会不会独立？墨西哥会不会还维持统一？还有很多例子，数也数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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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义潮流的背后有一项原因，那就是今后不见得大就是美。在核武器时代，国家再大，也难保安全，因为小国也有制造毁灭性武器的能力，以色列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随着金钱与信息的跨国化，再小的国家也有经济发展的机会。无论大小，每个国家都有同等的机会与资格取得金钱与信息。最近30年来的“经济奇迹”一直都是小国所创造的。

20世纪20年代的奥地利，到处都弥漫着旧日的帝国情怀，大家都认为，奥匈帝国分裂之后，国家缩小，经济肯定不能得到发展，无法养活差不多600万的人口。而当初奥地利之所以答应希特勒的要求，与德国合并，主要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二三十年代的奥地利，经济腹地的确小得可怜，结果造成失业率长期维持在20%，居高不下。二次大战后的奥地利，版图不太可能再扩大，还失掉了匈牙利。除奥地利外，从奥匈帝国分裂出来的国家全都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可是，二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却变成了欧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同样是小国的芬兰、瑞典、瑞士，亦是如此。中国香港与新加坡，那就更让人刮目相看。20多年前，即使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不相信，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一旦脱离苏联，还可以经济自足。现在，没有人怀疑这点了。加拿大的魁北克，亦是如此。

八、寻根的需要

地方主义潮流的兴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是政治或经济的需要，而是人存在的需要。在一个超国家化的世界里，人还是需要有个根，还是需要乡土。

第七章 跨国主义、区域主义和地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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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受过教育的人都会讲喀斯语（Castilian，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西班牙语)。可是很多西班牙人在家里、学校，甚至办公室，逐渐在操地方语言，如喀特兰语（Catalan）、巴斯克语(Basque)、盖利克语（Galician)、安达鲁语（Andalusian）等。这种改变可能是一种强调上的改变，并不代表认同的基本改变。不论是喀特兰人、巴斯克人、盖利克人或是安达鲁人，他们都在看相同的电视肥皂剧，所买的商品很可能是日本制造、美国制造或是西班牙制造，不管哪一个国家，只要东西好就好。愈来愈多的人在总部设于东京、韩国、纽约或杜塞多夫的跨国公司里上班，生活在一个超国家化或国际化的世界中。但尽管如此，人还是需要个根，需要归属乡土。

地方主义和世界主义并不冲突，两者可以并存。在美国，有许多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可是，这正是他们后来强调犹太族群文化的原因。二次大战之后，有不少塞尔维亚男子娶克罗地亚女子，另一方面，也有塞尔维亚女子嫁给波斯尼亚的伊斯兰教徒或克罗地亚男子。结果，这只是强化了其他未通婚者的族群认同。威尔士人、爱尔兰人与美国人通婚的情形愈多，只不过愈加强威尔士人与爱尔兰人的族群意识。地方主义或族群意识的高涨，正是因为这个世界在很多方面已变得超国家化和国际化了，人们才需要用“自己可以了解的话”来界定自己是谁。所谓“自己可以了解的话”，是对自己来讲非常熟悉和具体的一种空间、语言、宗教、文化或族群，用以前的讲法来说，就是“可以拥抱亲近的东西”。

在德国北部森林地带的索柏人虽然没有要脱离德国与德国文化可是他们也意识到自己跟德国人与德国文化不同，因此也要求延续自己的血脉文化传承。拉丁美洲人只要一有机会，马上就移民到美国，成为美国公民，期望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有相同的机会，让下一代也有相同的教育、工作与升迁管道。可是，他们也期望能够延续伊伯利亚（Hispanic）血脉文化的传承与认同。这个世界愈变得超国家化和国际化，地方意识就一定会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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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义就是这样侵蚀着国家的基石。它拒绝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期待成为一个“城邦”，它拒绝成为“国家政体”，而期待成为一个社会自主单元。

跨国主义、区域主义和地方主义现在正快速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政体，一种多元政治结构，这是以前所没有的。用数字上的说法来讲，后资本主义政体好比有三个向量往不同的方向拉扯。

另一方面，就像以前英国人常常说的，“就暂时让政府继续工作吧，如果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品的话”。到目前为止，对于这种管理众人之事的工作，国家或政府仍然是现有最重要的机构。不过，后资本主义政体的最高政治任务，一定要求大幅削减政府的权力范围，那么万能国家就没有多少空间了。

第七章 跨国主义、区域主义和地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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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政府需要反败为胜

未来几十年，对于政治勇气、政治想象、政治创新和政治领导，一定会有前所未有的新要求。未来几十年，一定会要求政府有高度能力。这些要求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

就外在方面来讲，至少在这几个领域要有创新和思考：国家政府与超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国家政府与区域组织的关系、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未来几十年，我们应该会看到超越国家之上的机构与法律出现。这些机构的创建者和法律的起草者，一定必须由国家政府及其政治家来担任。

就内在方面来说，也同样有一种新的要求与需要，就是让政府恢复能力——尽管这个社会已经转变为多元的组织社会，尽管政府经常遭受利益团体的压力与“少数群体暴力”，造成它的能力和作为几近瘫痪。

18世纪的政治思想家（如美国宪法的起草人）最担忧的是“利益政治”，也就是特殊利益团体往往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政党”就是后来为了摆脱这种利益政治的产物。政党是在1815年至1835年20年中，由英国、美国与法国同时创造出来的。不过，这当中并无关联性。政党的考虑超越了特殊利益。欧洲的政党，是以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所谓的“党纲”而结合起来的。美国的政党也同样有普遍而模糊的“利益”将整个组织结合起来。可是，无论政党自称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取得政权，继续执政。政党是为了“执政”而结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中庸之道，以吸引“中间选民”。政党必须避免极端，肯妥协折中。政党执政时，必须把施政确定在即使党员以外的人也会普遍支持的范围之内，也就是必须被未投票给它的中间选民所接受。最明确表达出这种精神的，是美国宪法有关总统否决权的条文，国会必须有超过2/3的票数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这表示，只有朝野两党多数成员的同意，总统的否决才可以被推翻。这使得国会与总统之间必须折中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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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现在的政党到处都是一盘散沙。欧洲过去那种凝聚政党的意识形态，现在已经不大行了，尤其是年轻选民现在对政党的诉求、口号根本漠不关心。美国传统的利益团体以前的农民团体、工人团体、小商业团体，现在多半都消失了，1896年共和党的马克·汉纳靠的就是这些传统利益团体，1931年罗斯福又将它们收编到民主党阵营，而现在，全都已如明日黄花了。

现在的政党有如一盘散沙。政府无力对抗利益团体的摆布。这些年来，很多人在讲，那么政府干脆就少管为妙。可是，这也行不通。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有魄力、有能力的政府。事实上，在未来几十年，我们可以预期会更有求于政府。像环保、遏止私人军队与国际恐怖主义、武力有效管制等新任务，都需要政府。只是，这里的“政府”跟以前那种国家政府不一样。

最近15到20年来，每一个候选人在发表政见时都说，将来当选之后，会要求减少政府干预与支出，或者打破圈内垄断政治。美国第一个唱这种戏码的是卡特，之后是里根、布什。英国方面，撒切尔夫人也是喊出这种“无为政府”口号而当选的，并且实行这种政策达10年之久。可是，这些无为政策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成果。其实，在他们的无为政治之下，政府支出与政府管制甚至比以前扩张更快。更糟糕的是，这些政府的支出愈多，结果却变得愈无能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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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政府创下的预算赤字之高，是美国历史上的空前纪录。按照很多人所接受的理论，这应该可以避免任何一种景气衰退。可是，布什政府执政的头3年，政府支出与预算赤字三级跳，结果带来的是美国自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衰退。同样的，撒切尔夫人（她可以说是自戴高乐以来西方世界最有魄力、最果断的政治领袖）企图减少政府干预与支出，加强政府施政效率与能力，改变英国经济局面，而结果，除了赤字愈来愈大之外，还有什么？

法国也有同样情形。密特朗大幅增加法国政府的支出，却没有达成任何成果。在他主政之下，法国经济与工业的竞争力已经愈来愈丧失了。日本方面，政府的施政能力现在正为层出不穷的大丑闻所侵蚀，那正是“政治分肥国家”的后果。

可是，管理众人之事，只有政府才可以做，只有政府才有正当性。

因此，还是必须让政府有最起码的行为能力。在这个能力范围内，必须让它“反败为胜”。“反败为胜”这个词本身是商业术语，可是，不论企业、工会、大学、医院，或是政府，通通都需要“反败为胜”。要“反败为胜”，以下三个步骤永远都是不可或缺的：

·放弃不成功（行不通）的事，放弃从来就不成功的事；放弃已经过时、再也不能有贡献的事。

·专心做成功（行得通）的事，专心做真的有成果的事，专心做能提升组织执行能力的事。

·对于半成功半失败的事，我们应该分析为什么会成功，又为什么会失败。要反败为胜，那么，凡是前面所讲的种种不成功之事，我们通通都必须放弃，凡是成功之事，我们都必须做得更进一步。

一、军事援助无用论

如果我们将万能国家的各项政策按照成效顺序排列，那么军事援助政策必然是当中最不成功的一项，应该最先被放弃。军事援助可以回溯到古希腊时代。罗马历史学家早就已经指出，波斯国王军援斯巴达以对抗雅典，很可能不过是为几十年后马其顿统一希腊铺路罢了，之后亚历山大大帝才率领马其顿军队征服了波斯帝国。

第八章 政府需要反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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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任何时代能像二次大战后那样，将军事援助用得这么广泛和这么失败，像美国军援伊朗，前苏联军援阿富汗，美国军援伊拉克，无不如此。军援拉丁美洲国家的军方，也从来没收到任何成果，只不过肥了那些个将军，却瘦了他们国家的人民。

支持正遭受强敌入侵的国家是另外一回事。军事援助一个政权以换取“友好”其实是在应付勒索，而且答应勒索者的要求只会加大对方的胃口。军事援助经常是为了要维持一个区域的“军力平衡”，而这纯粹是一种欺骗。这40年来，从来就没有一次军事援助案例真的稳住了一个区域安全，只不过是开启了武力竞赛罢了。

二次大战后，经济援助的功能也一直备受争议。经济援助真的对接受帮助的国家有益吗？还是造成它们更依赖、更无力自己发展经济？像美国一直提供庞大的食物援助给贫穷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结果只是造成对方政府不思改善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有一些政府对政府的援助，顶多只有边际效益。至于由诸如世界银行之类的准官方机构提供的，或通过它们来安排的援助或贷款，也好不到哪里去，接受援助的国家很少因此真的发展起来。尽管如此，经济援助或许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理念，只是我们显然不懂得怎样才能做好。

可是，军事援助本质上却是不好的，通过军事援助所建立的关系也不可靠。接受军援的国家十之八九会将枪口掉头转向提供军的国家，像伊朗、伊拉克对美国，还有阿富汗对前苏联，都是很的例子。有一个原因是：受援国对援助国的恨意不断升高，最后超过对援助国的依赖程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援助国被看作受援国的“太上政权”。纵使军援并未用于扶植一个政权继续执政，可是援助国还是会被视为被豢养政权的幕后老板。当被豢养政权被推翻时（即使是用和平手段)，接替政权多半会不得不将枪口转向与前任政权挂钩的援助国。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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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对援助国或是对受援国，军事援助都有害。军事援助驱使受援国将全部心思、资源、力量通通投到军事目的上，一次又一次造就了军事独裁政权。他们后来大多变成国际恐怖分子，利用军援将国家变成一个陆上的海盗基地，对国际社会进行恐怖活动，像伊拉克的萨达姆就是如此。

如果放弃军事援助政策，可能只有军火商会受损伤。

二、哪些经济政策需要放弃

如果说我们已经学得了若干教训，那么政府无法控制“经济天气”就是其中之一。政府绝对无法有效防止或克服短期的经济波动，如景气衰退。

在1929年（或者更早）之前，没有人认为政府有能力控制“经济天气”。但从那时起，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向人民保证，政府有办法治疗景气衰退。但至今还没有看到哪个政府真的有办法兑现诺言。政治人物一定要学习说：“没有人知道怎样才能控制短期的经济波动，就像医生不知道怎样才能治好一般的感冒。对那类事情，我们最好不要插手。”

政府需要有防止（长期）经济大萧条的能力。现在已经证明了政府增加支出以提振消费，并非对抗大萧条的好办法。政府每次这样做，社会大众都是将多出来的购买力储蓄起来，而不是消费掉在美国，从罗斯福开始到卡特，每逢政府想要治疗经济萧条，就经常拿出这招：扩大政府支出以创造购买力。可是，这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罗斯福用这招，结果只是造成了1936年～1937年美国经济的崩盘。

第八章 政府需要反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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