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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资本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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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萧条这种长期的、结构性的经济变动,唯一的好办法是投资基础建设,而且不要怕花这些钱,因为景气好起来以后,诸如公路、桥梁、港口、公共建筑等,往往会被耗损,一定需要修复。不过,政府为了能拿得出这些用于基础投资的钱,在景气还好时(在景气不好时也不例外)就必须维持预算平衡。这样,当有需要投资基础建设时,政府才有办法拿出充裕的经费,特别是通过借贷的途径(当政府平常就预算平衡,到时人们才肯借钱给它)。换句话说,政府必须常常学习,将预算赤字作为最后手段。平时,只有为了改善经济生活能力的投资,才能使用预算赤字的手段(而且最好根本不要有预算赤字,如果一定要的话,也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

在整个经济领域中,我们必须抛弃万能国家惯用的“财政国家”理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税制从一种社会政策回复到一种经济政策。税制的确需要有公平正义的考虑,我们也确实要留给税制一些空间,去惩罚不良的社会现象,如雇用童工,或者最近20多年来美国经理人要求特权薪资之风气等。可是,这些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税制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中立的政策。

这在政治上可不可行?答案是肯定的,只是不容易做到。

要让人放弃现状,常常会受到激烈的抗拒。组织人,包括官僚政客,往往偏爱既往、陈规、拖拉、过时之事。他们非常偏爱我以前所讲的“为管理层权威而进行的投资”。但是,这个部门也往往用(浪费)最多的人。每个组织,特别是管理不当的组织,往往会派(浪费)最优秀的员工去“有问题”的部门(譬如说,管理层自以为大型轿车比较好,于是继续投资,并浪费优秀人才去解决大型轿车已经得到成功的部门。

所以说,放弃一件事是很困难的,可是那也不过是一段时间而已。经过这种阵痛,六个月后,我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件事过去跟着我们这么久?”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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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制与补贴手段可以有效重新分配所得,完成社会改革目的”,财政国家的这种信念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事实上,所得分配最不均的国家反而是最想搞重新分配的国家,例如前苏联、美国、英国等。它们的成绩,除了变成了政治分肥国家外,别无其他,而政治分肥国家必然是目前病态最严重的政体。至今,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才能遏止这种被合法化的公款私用。或许需要来一次宪政改革,创造出独立于行政、立法的新机构,专门审计预算,看看每笔预算是否真的用于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审计肯定会和“公司审计”类似)。至于这种观念的可能性如何,我们只能讲,那是天真的理想,但绝非乌托邦。我们可以预期,立法机关肯定会抗拒任何监督它们自己的计划。事实上,在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多数议员肯定会欢迎这种独立审计监督,只是监督的对象不能包括议员自己,因为他们相信如果这样做,就一定会被利益团体惩罚,不再投票给他们。可是,他们也知道,搞政治分肥不但有损自己的人格,还动摇自己在选民心目中的地位。在未来几十年,所有国家政府的财政一定会愈来愈短绌,这也许会使得政治分肥支出逐渐得到控制。

反败为胜的第一个步骤是先要放弃,在此之前,别的事都不要做。在“放弃”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所有的资源都应当集中在“有问题”的地方。

三、要专心做什么

死掉的东西被埋葬了,新东西才得以开始。这要从以下问题着手:哪些地方已经成功了?哪些地方有了成果?我们应该专心于哪些地方?

对此,近40年来日本与德国的经济成就可以作为范例。这两个国家专心致力的地方是对“经济气候”的控制,而非“经济天气’两国的经济政策目标从来就不是让病人“感觉”好一点,而是要让病人的体质真正得到改善,也就是说,政府政策是为了创造出良好的经济环境,从而增加其抵抗不景气、迅速调适和持续竞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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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政府需要反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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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这两个国家开始想控制“经济天气”时,其经济很快就走下坡路。1989年,德国改变政策,大量增加赤字支出以扩大消费(为的是买原东德的新选票),结果陷入经济困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想借着增加国内消费支出来平衡因日元升值而造成的出口萎缩,结果却搞出股市与房地产的投机风潮。日本企图控制“经济天气”的结果只是搞出了“泡沫经济”,这个泡沫最后在1991年~1992年终于破灭。

创造良好的经济气候与降低税率是两码事。供给学派主张只要减税就可以保证经济得到良性成长,但这至今仍未被证明是对的。至于他们主张增税必然会导致经济萧条,则已被证明是错的。日本的所得税一直都维持一个很高比例,可是并未导致萧条。正如前面提过的,“税由谁负担”比税率多少更重要。国家的财政目标应该是鼓励对知识与人力资源的投资。这正是日本、德国、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在20世纪前半叶创造出“经济奇迹”的秘诀。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以创造良好的经济气候为本务,不要太管经济天气,通常都可以得到成功。

四、一半成功:超越保姆国家

反败为胜的最后一步是,分析研究一半成功一半失败的政策与行动。我们要尝试决定:哪些是不成功的,可以不要再做了?不过,我们也要问:哪些是行得通的?哪些应该要做得更进一步?

这些问题在万能国家的其中一个形态———冷战国家里已经讨论过了。归结来说,万能国家在武力控制方面是成功了,但只是一半成功,而在冷战国家方面,则完全没有成功。现在需要的是超国家的武力控制。事实证明,想要借着“相互摧毁的吓阻”来控制武力,即使最富裕的国家也难以承受由此带来的经济负担,而且这种方式也难以遏制恐怖分子的武力扩散。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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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国家的另一个形态——保姆国家,在社会领域里也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保姆国家从来就不怎么行得通,政府自己经办的社会事务,从来就没有什么成效。但民间自主团体的公益行动已经收到很大的成就。后资本主义社会与政体要有一种新的“社会部门”,以满足新的社会需求,重建有意义的公民意识与社区认同。

第八章 政府需要反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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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重建民间社会

将来,社会有两种需求一定会不断成长。一种是传统上被视为“慈善救助”的活动,如救助穷人、弱势者、无助者、受害者等。另一种是“社区改善”与“人的提升”的服务活动,这种需求或许会增长更快。

只要处于转型期,就会有愈来愈多需要救助的人。现在全球遍布大量的逃难者、受害者,他们或受战火波及,或受社会动乱逼迫,或受种族、政治、宗教迫害,或受政府无能所累,不一而足。即使最稳定的社会,也会有人因工作所要求的知识程度改变而落入边缘。一个社会及其成员要经过一两代,才能赶上劳动力构成以及工作对技术、知识之要求的剧烈改变。服务劳动者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根据历史经验,至少要半个世代还多),生产力才会提高到使他们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除了慈善救助之外,未来社会对另一种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甚至增长更快),那就是关于社区与人的改善的服务工作。这类服务在近100年来增长得很快,尤其是在美国。未来几十年,对这类服务的需求一定会愈来愈多。原因有三:一是所有发达国家老年人口增加很快,他们有很多是独居的,或者想要独居。二是医疗保健愈来愈复杂,需要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教育和设施。三是成年人对再教育的需求日增,以及愈来愈多的单亲家庭对相关服务的需求也增加了。社区服务部门很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系中一个真正的“成长部门”—尽管我们期望,社会对慈善救助的需求到最后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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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包的需要

想用保姆国家的方式来满足这些需求,多半已经失败了,起码就政府作为这些服务工作的实际经办角色而言,都是失败的。从保姆国家的经验当中,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结论是:在社会领域,政府要放弃经办者的角色,专心扮演好政策制定的角色。这就表示,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一样,也有“外包”的需求。就像企业目前所做的将支持性、事务性和维护性的工作外包出去一样,政府也要将社会工作外包出去。

政府将社会工作外包,还有一个原因,是要提高服务工作(与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政府是服务劳动者最大的雇主,可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服务劳动者,生产力却最低。服务劳动者只要为政府所雇用,生产力就很难提高。因为,政府机关必然是个“官僚”机关,必然先讲法令程序,才能谈到生产力问题;必然先讲程序手续,才能谈到效率。发达国家的政府雇员中,人数最多的是传送服务与社会服务的员工。政府要在社会领域获得成功,也同样必须将社会工作外包出去。

在美国,40年来,通过政府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从来就没有一次获得过成功。但是,独立的非营利机构在这方面却一直有很好的成就。在相同的社区、种族与族群,都同样有着来自破碎家庭的学童,然而,都市公立学校(像纽约、底特律、芝加哥等地的公学校)的办学绩效早就亮起了红灯,而教会学校(特别是天主教校)却一直有着卓越的成就。反酗酒、反吸毒等诸如此类的运动,一直都是由民间自主组织,如救世军、福音会等在进行。密西根的妇女收容中心,一直在帮助靠社会救济过活的女人(多半是黑人或拉丁美洲人的未婚妈妈),帮助她们摆脱困境,重返工作岗位,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在保健领域,如心脏病、精神病的预防治疗,这方面的进步大部分也要归功于民间自主组织。例如,美国心脏病协会和美国精神病协会就一直大力资助科学研究,并且发起对医学团体及社会大众的治疗预防教育。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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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府要反败为胜,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促成社会部门自主机构的成长。

社会自主机构最大的贡献是作为“有意义的公民意识的新中心”。万能国家不过是摧毁了公民意识罢了。为了恢复公民意识,除了企业、政府这两种已被普遍承认的“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之外,后资本主义政体还需要“第三部门”,也就是独立自主的“社会部门”。

二、爱国心不嫌多

爱国心就是指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而死。19世纪时,马克思主义者曾预言,劳动阶级以后再也不会有祖国,他们效忠的对象肯定不会是国家,而是阶级。实际上,人,尤其是属于劳动阶级的人,仍然愿意为他们的国家而死,即使不是在热战时也不例外。

“爱国心不嫌多”,这句名言是英国一位护士卡维尔(Edith Cav-ell)说的。1915年,她在比利时经营一家医院,因为收容逃出的英国战俘,而被德国人处死。

爱国心也必须有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指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贡献,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而“生”(更甚于“死”)。恢复公民意识是后资本主义政体非常核心的一个议题。

爱国心是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而死,无论东西方都有。可是,公民意识却显然是西方特有的产物,发源于希腊和罗马的光荣时代。

第九章 重建民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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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帝国的崩解,公民意识也随之消失了。中世纪并没有公民。封建领主有扈从,城市有市民,教会有教民,可是,就是没有公民。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大名有扈从家臣,城市有工匠师傅,道院有信徒,同样没有公民。

公民理念的重新体现是在民族国家。从一开始,不论是在政治理论或政治实践上,民族国家所体现的公民理念,主要是指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在法律上,公民理念指的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行为。在政治上,它则指的是一种活动承诺,一种责任,指的是为自己的社区、社会和国家做出贡献与达成影响。

在万能国家,公民在政治功能上一点影响力都没有。纵使这个国家很小,公共事务还是远离个人,个人无法扮演举足轻重的公民。虽然个人可以投票(最近几十年,我们受过很多教训,才了解选贤与能是多么重要),个人可以缴税(最近几十年,我们受过很多教训,才了解缴税是多么有意义的责任),可是个人就是不可以负责,不可以参与,不可以影响。然而,没有公民意识,这个政体(政治社会)是无根的,可能会演变出国家主义。没有公民意识,爱国主义可能会蜕变成沙文主义。没有公民意识,就不可能有责任承诺,也不可能有参与贡献的满足感与认同感。没有公民意识,任何一个政体(不论是称为国家或是帝国)只是一个“权力”,而不是“政权”。为了能够应对这个快速变迁、充满挑战的世界,后资本主义政体必须重建公民意识。

三、社区意识

社区意识的重建也是相当重要的。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社区的凝聚力已经消退。知识给予个人跳槽的自由,传统社区很难再维系下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传统社区并不是靠成员的一体感来维系的,而是因为必需,如果不是被迫或恐惧的话。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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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很多人谈到家庭崩解,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误解。美国的确有很多人因离婚而终止婚姻关系。可是,现在的婚姻关系多半还是维系得比100多年前久一些。在100多年前,离婚案例固然不多,但多因死亡而终止了婚姻关系。

传统家庭是因为需要而维系在一起的。19世纪小说所描写的家庭,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大部分都可以被称为“破碎家庭”。可是家庭成员却必须勉强结合在一起,无论他们是怎样地互相憎恶和猜忌。19世纪的人说:“家,不是你能任意脱离的。”在20世纪之前,家庭实际上等于整个社会,需要什么,家庭就供给什么,但凡家庭不能提供的,别处也无法提供。所以,拥抱家庭是一种需要,被逐出家庭是很悲惨的。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戏剧或电影中的父亲形象多是严厉的,女儿要是带着私生子回家,就会被赶出家门,这时,她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选择自杀,要么堕落红尘。

对现在多数人来讲,家庭实际上是愈来愈重要。不过,家庭已成为一种基于自愿、情感和相互尊重的结合体。比起我这一代,现在的年轻人对家庭归属感的需求更强烈,只要脱离青春反叛期,他们更觉得需要亲近父母与兄弟姊妹。

不过家庭到底不是整个社会、社区或共同体。所以我们还是有社区归属的需求。尤其现在愈来愈多人住在人际关系疏离的都市,对社区归属的需求就更高。我们再也不能期待邻人(更别说世界上所有人)和自己有相同的利益、工作和关心对象。物换星移、工作流动,纵使和家庭的脐带关系还是紧密相连,我们再也不能期待人会住在一起,会有相同的阶级、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后资本社会就十分需要社区归属(尤其是对知识工作者而言),而这必须建在相互责任与相互认同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基于先天的地缘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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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重建民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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