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社会

在1550年之前，奥斯曼帝国（伊斯兰世界的政体）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或者科学、文化上，都是世界超强。到了1550年，它的优势地位就开始动摇了。从1550年起，奥斯曼帝国愈来愈停滞，愈来愈采取守势。在西方，学校被视为一种进步动因，由此促成了全面的进步，包括文化、艺术、文学、科学、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而在伊斯兰世界，学校反而成为进步障碍。在奥斯曼帝国文明中，叛逆学生往往就是以后的改革健将。

这种学习上的早期科技革命，对现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科技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如其造成的学校与教育的内涵和目标的变动。学校与教育的内涵和目标的变动，才是真正重要的地方，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一、日本是如何做的

日本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京都文艺复兴”人文运动中所发展的学校，并未遵循西方“新式学校”或“现代学校”的模型。与西方不同，日本并未将印刷书本置于学校核心。事实上，日本书法在京都人文运动中所发展出来的学校达到了高峰，然后遍及全国。日本人文学校十分强调书道传授与寓于其中的美育涵养——就和日本今天的教育一样。可是，日本人文学校并未舍弃印刷书本，它们采用印刷书本，而且效果良好。尤其重要的是，日本学校抛弃了中国人以“士”为四民之首的所谓“精英”观念。日本的人文运动者追求的是人人皆能读能写的理想。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劝勉地方十绅兴办小学，向全民开放。在教育的内涵与内容上，只要从西方与西方学校学得到的东西，日本人文学校就大量吸收进来（大部分是通过居住在长崎的荷兰商人）。事实上，唯独日本人擅长吸收外来文化，然后将之“日本化”，200年前京都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学校(集中国与西方文化之大成)，或许是最好的例子。

第三部分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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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人文学校这股进步动力，才使得日本在一个世纪后成为非西方世界中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也是第一个在经济、科技、政治结构、军事层面深受西方影响，但又保留浓厚本土特色的国家。19世纪末的明治维新将封建锁国的日本（德川幕府）改造为现代化的日本，每个改革健将都是从人文学校走出来的，都曾受教于人文学校的伟大导师或课程训练。

因此，将来教育与学校最重要的改变，一定不是科技上的改变，无论科技改变多么重要和多么明显。最重要的改变一定是重新反省教育与学校的角色与功能，反省教育内容、目的、价值的改变。学校在科技上的改变，主要还是吸引我们去尝试新的事物，而不是因为科技能使我们把旧的事物做得更好。

我们再举欧洲早期的学习与教学革命的例子，可以从中看得更清楚。那场革命中最伟大的人物是夸美纽斯(John Amos Comenius，1618年捷克新教徒发动宗教改革，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反对宗教改革，信仰新教的夸美纽斯被驱逐出境)，我们可以称他为“现代学校之父”。使印刷书本成为教学的有效工具，这一科技贡献我们一般归功于他。此外，夸美纽斯还发明了初级课本与教科书，但这些对他来讲不过是工具，他重视的是学校新的课程安排。从任何一点来看今天全世界学校所讲的“教育”，就是指此。夸美纽斯追求的目标一直备受压抑，甚至牧师还被那高高在上的天主教势力驱逐出境，但通过学校教育，他的同胞能继续保持新教传承，能用自己的诠释

第十一章 有绩效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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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读《圣经》。

现在学校教育真正面临的挑战不是科技，而是科技教学是为了什么。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符合知识社会的需要，也没有任何国家开始着手应对这些重大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对于如何解决知识社会的教育挑战，没有人知道真正答案，也没有人能做需要做的事。尽管如此，起码我们可以提出问题。我们可以界定（虽然还很粗略）学校与教育需要什么内涵，才有可能应对后资本主义社会，亦即知识社会的种种新现实。

这些内涵要求学校必须和现有学校不同，正如350年前夸美纽斯所要求的“现代学校”必须和印刷课本之前的学校不同。以下是我们需要的学校与教育内涵：

·我们需要的学校必须使人人都具备高度的基础学习能力—这比今天所讲的基础学习能力有着更多的含义。

·学校必须激发各学历、各年龄层的学生有主动学习的动机，使他们愿意接受持续学习的训练。

·学校除了必须向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开放外，还必须向早年因各种理由而未能接受更高教育的人开放。

• 学校必须传授“体”的知识(knowledge as substance)，还有“用”的知识(knowledge as process)。

·教育再也不能由学校垄断。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必须渗入社会的所有人群，渗入所有的雇用组织。不论是营利组织、政府必须逐渐与雇用组织合作以教授成年人。

二、新能力的要求

这当中最要紧的是人人都具备高度的基础学习能力，这是社会的根本。一个社会若缺乏这种条件，就别指望在后资本主义或知识社会的世界有多好的表现。此外，教导每个学生都具备成功的能力与工具，能贡献社会，能为社会所用，也是所有教育体系最要紧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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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人人都具备基础学习能力，学习的新科技将会有着最大的影响力。在整个历史上，大部分学校花了无数时间在这样的教学上：学生需要反复练习才学得好的东西。小学所教的科目大部分属于此类，小学以后所教的科目有很多也属于此类。其实不论是读写、算术、拼字、历史（甚至神经外科、病理诊断学、工程机械学等高等科目)，其实跟计算机学习最好，老师只要在一旁给予指导与鼓励，扮演指导者与支持者的角色就可以了。

在明日的学校，学生一定会自己授课，用计算机程序作为自己教自己的工具。对这些年轻学子来讲，他们对计算机的兴趣愈高，计算机就教他们愈多。昨日的基础学校一直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而明日的基础学校，一定会变成资本密集型。

可是，尽管辅助教学的科技很有用，使人人都具备基础学习能力，还是要克服很大的挑战。传统所讲的基础学习能力再也不能满足需要。读写、算术能力将来还是需要，但是以目前的情形来讲，所需要的基础学习能力还包括外交能力和作为组织成员的效能管理能力。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学校教育最看重的目标是什么。使人人都具备基础学习能力的要求，迫使学校，特别是孩童教育的小学，必须最看重学生基础学习能力的养成。学校最大的职责，是使初学者有自信心，使他们有能力和资格，尔后在知识社会能有所作为，达致成就。

因为如此，现代教育，尤其是美国教育，必须改变现在的流行趋势。正如一般所认为的，到一次大战结束时，美国教育已经达成了人人都具备基础学习能力的成就。自此之后，教育最强调的目标就转变了，社会改革变成了最强调的目标，而学习则退其次。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所以有这种转变，或许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美国面对的社会问题，既严重又多样，迫使我们不得不将学校变成了种族融合的代理机构。

第十一章 有绩效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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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校不可能做得了这种社会工作。和其他每种组织一样，学校擅长的只有与其本身特殊目标相关的工作。实际上，将学习置于社会目标之下，反而可能阻碍种族融合与黑人地位的提升。当年我们将社会目标置于学习之上的做法，却成为美国基础教育走下坡路和传统基础学习能力发生危机的一个重大因素。于是，出身中上阶层的学童养成了基础学习能力，而出身贫穷或移民家庭的学童——最需要有基础学习能力的群体——却毫无所获。

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反省学校存在的原始目的。学校不是为社会改革而存在，必须是为个人学习而设。现在美国教育体系当中最有希望的一项发展，很可能是连有成就的黑人也逐渐主张通过“学券制度”来推动美国教育体制改革。在学券制度之下，家长可以为他们的孩子选择一所强调学习、要求严格的学校。

这一定会被自由进步分子攻击为精英主义或者种族主义。可是，像日本那种最精英式的学校，却造就了最平等的社会。在日本学校，即使在竞争激烈的联考中表现不好的学生，从任何传统标准来看，仍然具有高度的传统基础学习能力，以及在现代社会的作为能力。日本学校的方式当然也有弱点，可是对此刻的美国学校来讲，已经足够让最弱势的黑人学童专心学习了，而这正是他们最迫切的期望与需要。 D

三、学习要怎么学与全A学生

传统所讲的“基础学习能力”指的是学科知识（subject knowl-edge)，譬如乘算能力或有关美国历史的知识。可是，知识社会也需要有方法知识（processknowledge)，而学校从来就不大想去教授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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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社会，我们必须学习要怎么学。在知识社会，学生的基本学科可能不如持续学习的能力与动机重要。后资本主义社会要求我们必须终生学习。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关于如何学习的学问。但是，终生学习也要求学习动机必须被诱导出来才行，这样，学习才会变成一种自我满足之事。

今天，在所有的教育体系当中，只有日本学校才会教学生如何学习学问。数学成绩优异的日本高三学生，尽管10年之后就和当年数学成绩很糟的同龄美国人一样，将从前学到的数学几乎忘得一干二净，可是，日本人在离开学校时，已经学到如何研究、如何继续、如何学习的方法了。

当然，日本人那套学习训练（那是一种为大学联考而准备的“考试地狱”般的训练）缺乏学习动机。学生是在害怕考不上的压力之下才去学习，结果就丧失了持续学习的欲望，而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学习欲。

相比之下，在美国的综合学校，对很多学生来讲，学习是一种享受。可是，这种学习只有快活而欠缺训练，误以为“念得爽”就是学习成就，“被吸引住了”就是训练够了。

我们其实知道该怎么做。事实上，几百年来我们一直在推动持续学习动机的提高，也一直在推动必要的训练。那些优秀的艺术老师、运动教练就是如此，还有近来在管理书中我们经常听闻的“管理大师”也是如此。在他们的教导之下，学生想不到自己会学得这么有成就，而且学得非常起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想持续学习下去，即使这需要经过长期、严格的反复练习。

很少有什么事比练习爬音阶更折磨人。可是，弹钢琴的人愈坚定去练习爬音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琴艺就会愈精纯。同样的道理，外科医生愈坚定去练习缝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医术就会愈精湛。弹钢琴的人为了一点小小的进步，往往要爬好几个月的音阶。但自此以后，他就有了用“心”去听曲子的能力。外科医生为了手指灵活度能有一点小小的改善，往往要缝好几个月的伤口。但自此以后，他就会更快地完成手术和挽救生命。成就往往依靠循序渐进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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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种“改善”并非是在做一些自己原本不特别擅长的事，而是在很起劲地专心做原本就擅长的事。学生能否取得成就，还是必须看他是否有所擅长几千年来，每个画家师傅、运动教练、指导顾问都深知这点。事实上，找出学生的长处，然后让他们专心成就目标，这正是“导师”与“教导”最好的真义。这也是西方传统中最伟大的导师圣奥古斯丁在《导师录》(Dialogue on theTeacher）一书中所讲的精义。

当然，学校与学校老师也明白这点，可是环境一直不允许他们让学生全力往自己的长处去发展，让学生挑战自己的长处。相反的，他们一直都不得不将焦点摆在学生的弱处。事实上，在课堂里（起码到大学毕业还是如此)，大家都把全部时间花在补拙上，花在通才的造就上。

在重要知识上，学生的确需要有起码的学习能力，的确需要补拙。可是，在传统学校，除此之外实际上就没有时间兼顾其他了。传统学校最得意的杰作，就是各项成绩全部都合乎标准的“全A学生”。可是，他们的全A不是经由主动学习的成就，而是顺应要求的成品。我再强调一次，传统学校也是不得不如此，因为让每个学生在重要领域上都具备基本学习能力是学校最重要的职责，而唯有学生全心全力于补拙，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在小班级也不例外）。

现在有了新的教学科技，情况可能会完全改观。在这些新科技的辅助之下，学校老师就不会被绑死在学生例行性、强化性、反复性的学习上。老师将来还是需要拨出一些时间来引导这些学习活动，而在传统学校，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跟踪矫正”上。在传统学校，老师大部分时间不是在做导师，而是在做“助教”，而这种工作由计算机来做，会比由人来做更有效果。因此，我们可以期望，将来老师会有更多时间去辨别学生的潜力何在，然后引导他们全心全力主动去发展自己的潜能，获得成就。我们可以预期，将来老师会有时间去“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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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纵使将来有很多新科技使学校老师可以这样做，问题是，他们会不会改变态度，去强调学生的长处？他们会不会有“因材施教”的意愿？学校老师将来还是必须跟学生说：“贝西（或约翰），你需要多练习长除法（用13以上的数去除的方法），这里有些习题，要做完。”学校老师将来还是必须检查贝西或约翰有没有真的在做那些作业。他们将来还是要贝西或约翰去听讲解，看示范，受鼓励。但是，有了计算机作为教学辅助，老师将来就不必要求贝西或约翰接受有没有在做作业的监督—现在他们几乎所有时间全都花在了这里。可是，到了将来，老师会不会有意愿说：“贝西，你画得很好，何不将班上同学的模样都画下来？”

还有一种方法知识是学校必须教授的，或者是在学校时应该学到的，那就是我在前面章节中所讲的获得知识效益的方法学。正如前面提过的，成就这种知识的地方将来可能是在实务当中，而不是在学校。到目前为止，唯一强调知识效用的教育机构是“职业学校”，如工科学校、医药学校、法律学校、管理学校等。这些学校重视的是知识的实用，而不是理论。可是，将来人人都必须能够提高知识的效益，这就要求提高知识效用的方法学（包括方法的概念、分析和技术）将来必须可以教授，起码必须可以学习。这必然是教育上的一大挑战，学校作为教育的一个机构，必然也会面对这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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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融入社会的学校与职位通行证

长久以来，学校一直是社会的核心机构。在西方，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就是如此，在东方，那就更早了。可是，学校一直是“社会当中”的机构，而不是“融入社会”的机构。学校一直独来独往，很少和其他机构相联系。在西方，最早期的学校，譬如中世纪初期圣本笃修道院附属的学校，主要是作为修士的摇篮所，而不是为了教育世俗学生而设。这种学校不是为了使人得到成长。教育使人得到成长这种含义来自希腊文化传统，“pedagogy”（教育学）的字根“paidos”在希腊文中就是指“boy”。

如此说来，现在的学校会愈来愈“融入社会”，跟社会相结合，这可能就是一种大变动，变动之剧烈，就和课本、教与学的方法学的变动一样。学校将来还是会继续教育学生，但是随着学习逐渐成为一种终生活动，学校将来就必须因应这种终生学习而改革自身结构，也就是说，学校必须改变为“开放的体系”。

几乎在所有地方，学校的组织结构都是基于这个原理：学生到一定年龄，就必须进入该年龄阶段的学校，接受标准化的必要课程学习。在美国，5岁要进幼儿园，6岁要进小学，12岁要进初中，15岁要进高中，18岁要进大学或学院。如果在其中一个阶段被耽误了（幼儿园除外），那就永远被耽误了，很难再追回来。

对传统学校而言，这是天经地义、毋须证明的原理。可是，这不符合知识的本质，也不符合后资本主义知识社会的需要。知识社会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原理：教育程度愈高的人，往往就愈需要更多的教育学习。

在美国，许多人期望医师、律师、工程师、经理人每隔几年就回学校进修，以免他们变得落伍。可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 成年人回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现在还是不多见，特别是已经取得专业基本知识的成年人。不过将来在所有的发达国家，这一定会成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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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体系来说，知识社会还需要一种更新的开放式的教育体系，也就是说，学校入学并没有任何年龄限制。

在美国，这种开放式的教育体系正在快速发展。在英国，现在有“空中大学”。不过，这些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个开端。

知识社会禁不起知识潜能的浪费。在知识社会，文凭已经成为知识职位的通行证。即使在诸如美国、日本等上大学比例很高的国家，更多的年轻人到16或18岁时就辍学了。可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大多数没有胜任知识工作的才智。事实上，根据种种经验来看，这些年轻人的才智与他们上大学的同窗相比毫不逊色，唯一的差别只是在于他们没钱上大学，还有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都18岁了，希望做个成年人，而不想继续被保护在家庭里。10年之后，其中很多人会想回到学校。到那时（正如每个曾经教过他们的老师将会证明的)，他们会成为很积极的学生，别的不说，他们一定有更高的学习动机，那就是他们积极想要从事更高级的工作。这些19岁的年轻人会如此，正是因为社会要求他们如此。

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必须维持教育进修管道的开放，不能有年龄或学历限制。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每个服务工作者都必须有同等机会从事知识工作。实际上，借用计算机上的术语来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创造出一种能“随意出入”的教育体系。社会必须让个人在任何人生阶段都能够继续他的正规教育，取得知识工作的资格。社会必须有意愿接受任何人做任何工作，只要个人有资格，而不管其年龄如何。

可是，今天的社会都不是这样安排的。事实上，多数发达国家的社会安排，都是一个人一开始做什么，就一直让他待在那里，续下去。这种体制在日本尤其牢不可破，在欧洲也差不多。美国在提供成年人再教育机会上已经走在最前面了。这20年来，美国教育体系在为成年人安排持续教育方面一直在发展，不管个人年龄多大，只要有高中或专科文化程度的，就提供基础进修的机会，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就提供专业进阶或其他领域的进修机会。这使得美国比其他发达国家更具有竞争优势。可是，即使在美国，一个人如果在学龄时未取得基本资格，一般人也仍然不大愿意接受他们担任知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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