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资本主义社会

五、学校伙伴

将来“教育”不会再是学校教育的同义词。教育会愈来愈像一种合伙事业，学校只是其中一个伙伴，而不是唯一的独占者。在很多层面，学校将来也会局限为只是一种教与学的机构，和其他教与学的机构展开竞争。

正如前面曾经提过的，传统上，学校一直是我们学习的地方，而工作场所是我们工作的地方。这种界限将来会愈来愈模糊。将来，学校会渐成为成年人持续学习之处，纵使他们是全职的工作者。成年人会回到学校，开个3天的研讨会，上个周末的课程，充个3周的电，补个每周两晚的进修等。

而工作场所将来同样也会成为成年人持续学习的场所。当然，工作训练并非学新东西，但却往往对初学者造成障碍。将来，各种形式的工作训练也会逐渐成为终生之事。成年人，特别是有高等知识的成年人，将来会逐渐既当培训者又当被培训者，既当老师又当学生。在美国，不论是企业、政府或军方，雇主花在训练成年员工上的投资，已经几乎和美国政府花在教育年轻学生上的投资相当。

将来要出现的是学校与雇用机构的合作关系。安排学校与雇主合作训练年轻学生的德国人这种建教合作制，至少已有150年之久。但是，学校与雇用机构未来必须学习将合作延伸到成年人的进修教育上。不论是对已经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提供进修教育，或是对早年因故失学的成年人提供补学教育，这种工作将会逐渐由学校与其他机构用各种方式来落实。学校需要积极主动和成年人与他们的雇用机构合作，而成年人与他们的雇用机构也需要积极主动和学校配合。

第三部分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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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绩效的学校

一般人好谈“好学校”、“烂学校”、“明星学校”、“落选学校”。在日本，少数的大学，譬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控制了通往大企业与政府机关的管道。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也享有同样的特权。而在英国，牛津、剑桥虽然不再拥有绝对至高无上的学院地位，但仍然是高等教育中的两大超强。

我们也常常爱比较，某某综合大学有多少比例的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某某大学图书馆又有多少册藏书？某某郊区高中有多少毕业生申请到第一志愿的大学？各大学在学生眼中的排行榜如何？可是，我们一直很难得问道：这所学校的绩效如何？应该达成什么绩效？

无论如何，这些问题早就该面对的了。在20世纪，教育已经变得非常昂贵，非让它负责任不可。正如前面章节曾经提过的，发达国家的教育支出，在1922年时约占GNP的2%，80年后的现在则攀升到了10%。另一方面，学校现在也愈来愈重要，不能不让它负担责任——对应该达成什么绩效，以及达成多少绩效负担责任。固然，不同的学校体系和不同的学校，对于这些绩效问题将会且应该有不同的答案。可是，每个学校体系与每个学校都将很快被要求去正视这些绩效问题。我们不应再接受那些学究老掉牙的借口：这学生太懒、太笨。随着知识变成社会的关键资源，懒学生或笨学生就是学校的责任。其实，学生并没有智愚之分，只有有绩效的学校和无绩效的学校之区别。

学校对提供教育的独占地位已逐渐丧失。不同学校之间一直就存在相互竞争。在法国，公立学校与天主教学校激烈竞争，在美国，不同的学院与大学相互竞争。在发达国家，“明星学校”竞争之剧烈(或无情)，就算在少数竞争激烈的产业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将来会逐渐变成学校和“非学校”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就是说，会有不同机构渗入教育领域，提供不同的教育途径，从而与学校竞争。

第十一章 有绩效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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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预期的一个例子是，现在美国有一家大企业正开始着手和不错的商业学校竞争。这家企业向其他公司推销内部行政经理人员的训练计划，将来还计划推广到行政机关与军方服务部门。还有一个例子是日本的“补习学校”正在招收很大比例的日本中学生。美国也有出版人最近开了一家公司，计划在未来5年内办600所学校。在这个计划当中，出版社只收取少许费用（最多不会超过一般公立学校的学费)，但获利仍将相当高，而且还保证：“考不好就退费”。

随着知识变成后资本主义的资源，学校作为知识的“生产者”与“分配管道”，其社会地位与独占地位都将遭受挑战。而且若干竞争者一定会成功。

所以，教什么、学什么，怎么教、怎么学，教育与学校的消费者是谁，学校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所有这些问题，在未来几十年会有重大变化。教育与学校的挑战之大，会面临的变革之剧烈，是其他机构所比不上的。

可是，最大的改变（也是我们最少有准备的）是学校将来必须为自己的绩效负责。将来学校必须建立“绩效底线”，也就是说，人家付出多少，学校就有责任付出多少绩效回馈给人家，这两者之间的“盈亏底线”必须建立。总之，学校将来会变得有绩效责任。

第三部分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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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知识人

这本书思考的是人生活的环境、工作的环境，还有学习的环境。可是，在我们正去往的知识社会，人的内在精神却是核心所在。知识和钱不同，与人的精神主体有关。知识并不归属于一本书、一个数据库、一套软件程序，那不过是信息。知识永远是人的精神主体，由人的精神主体去教与学，去运用或者误用。因此，通往知识社会的变革，以人的精神主体为中心而展开。既然如此，对于知识社会的代表“知识人”，就有一些新的挑战、争议、问题因应而生，而且是前所未见的。

在所有早期社会当中，“知识人”都带有夸耀、装饰的味道。譬如，从前德国人说，他或她是“Kultur”(勉强译为有文化的人），这个字就混有“高高在上”（awe）与“得意洋洋”（derision）的味道，英文很难将其译出来，即使用“文化修养高的人”（highbrow)也很难贴切形容。可是，在知识社会中，“知识人”是社会的标记、象征和社会理想的承载者。用社会学术语来说，“知识人”是知识社会的“原型”。“知识人”界定了社会的效能高低，也体现了社会白价值、信仰、规范。如果说封建骑士是早期中古社会的代表，资阶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那么“知识人”就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

这就必须改变“知识人”过去的定义，改变从前那种“有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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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味道。因此，“知识人”的定义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争议所在。随着知识变成关键资源，“知识人”就面临新的要求、新的挑战和新的责任。

关于“知识人”，最近10年或15年来，美国学术界一直在激烈(而且尖锐）争辩：应不应该有“知识人”？可不可能有？“有知识”的意义又是什么？

各式各样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女权运动者与其他“反”派论者认为，根本就不能有“知识人”这回事。这些怀疑论者之外的其他人则认为，可以有“知识人”，因为每个性别、种族、少数族群都要求有自己的不同文化，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知识人。既然这些人的主要关怀是“人性”，那么希特勒的“亚利安人种学”应该得不到回响才对。可是，这些反传统主义者的主张却为那些极权主义者的谬论铺了路。因为他们的目标都是相同的：建立“知识人”本质内涵的普世标准，不管这种“知识人”可能被称为什么，譬如西方称之为“有教养的人”，中国或日本则称之为“士”。

至于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也同样不满现有体制。但他们之所以不满现有体制，是因为它未能创造一种普遍的“知识人”。这些人文主义者批评那种返回19世纪古典教育下的“博雅人”的要求。他们的思想承袭的是50年前芝加哥大学胡钦斯（Robert Hutchins）与阿德勒（Mortimer Adler）所讲的“返回前现代”。

不论哪一个阵营，全都是错的。将来的知识社会必须置“知识人”理念为核心。知识社会之所以必须成为一种普遍理念，正是因为它是一个专门知识的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不论就金钱经济形态、工作、科技，或者信息而言，都是如此。后资本主义会要有一种整合力量，要有一种领导团体，能将地方、个别、 不同的传统整合成共享的价值、共通的效能标准，以及相互的尊重。

因此，后资本主义知识社会的需要刚好与解构论者、激进女性主义者或反西方论者所想要的相反。这种社会所需要的正是这些“反”派论者完全反对的东西：人人都成为一种普遍的“知识人”。

第三部分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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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需要的“知识人”，和人文主义者所要的并不相同。人文主义者反对他们的对手所主张的与伟大传统，与人类智能、美学、知识传承断绝开，这点倒是说得十分中肯。

可是，仅仅和过去搭一座桥—人文主义者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还是不够的。知识社会需要的“知识人”，即使还不足以塑造未来，起码也必须能用他的知识去影响现在。而人文主义者的提议根本就无法养成这种能力，事实上，他们也不看重这种能力。可是，没有这种力量，伟大传统不过是布满灰尘的古玩罢了。

德国小说家黑塞（HermannHesse)在《玻璃珠游戏》一书中表达了他对人文世界的憧憬与忧愁。书中描写一群情同手足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与人文主义者过着一种寂静的生活，为那伟大的传统、传统的智慧与传统之美而献身。可是，这本书中的英雄到最后却决定回到现实，回到粗鄙的、通俗的、喧器的、纷争的、铜臭的现实世界，因为一个人若与这个世界毫无联系，那他不过是黄铜，而不是真金。

黑塞在50多年前的预见，现在正在实现。今天，“人文教育”之所以出现危机，就是因为它变成了一种“玻璃珠游戏”，迷恋于玻璃珠的眩目，拒斥粗俗、喧嚣、铜臭的现实世界。今天最有才华的学生还是喜欢人文教育，就和他们那些在一次大战前毕业的上几辈人一样。对那些先辈来讲，“人文教育”对他们的整个生活有重大意义。到了我这一代，也就是二次大战前毕业的一代，纵使我们毕业后没多久就把拉丁文、希腊文抛在脑后，但对很多人来讲，“人文教育”仍然很有意义。可是，今天的学生在毕业几年后却全都嚷嚷：

第十二章 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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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我那么想学的东西，现在没有什么意义了，和我现在所做的、所沉迷的、所要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于以后的下一代来讲，他们还是会想进入那些人文学院，譬如普林斯顿大学、卡尔顿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东京大学、法国大学预科（Lycee）、德国大学预科（Gymnasium）等，但是这最主要是为镀金或出路着想，“人文教育”和他们自己的生活一点都不相干。他们拒绝当人文主义者所讲的“知识人（博雅人）”。人文教育并不能帮助他们了解现实，更别说帮助他们支配现实。

目前这两方的争论其实都没有搔到痒处。后资本主义社会是需要“知识人”，而且比以前的社会更加需要。与过去的伟大传统对话，这必须被置于未来的核心。事实上，“过去”将来的内涵一定比人文主义者所拥抱的东西还要丰富。人文主义者所拥抱的东西，主要还是“西方文明”与“犹太-基督传统”。那仍然是19世纪的东西。将来我们需要的“知识人”必须能欣赏其他伟大文明与传统，诸如中国、日本、韩国的陶瓷绘画，东方的哲学宗教，伊斯兰教的宗教文化等。还有，将来的“知识人”一定不能像人文主义者所讲究的那样“学究气”，而必须像分析师那样接受概念分析的训练。

西方传统将来还是必须被置于核心，纵使它只能使“知识人”掌握现在而无法掌握未来。将来可能是“后西方的”，也可能是“反西方的”，但不可能是“与西方无关的”。西方物质文明与知识体系全部建立在西方的基础之上，包括科学、工具与科技、生产方式、经济形态、货币、金融等。如果不把上述诸项放在西方概念与整个西方传统的脉络之下认识、了解，那么它们就起不了作用。

19世纪初，西非洲人雕刻的木制面具是发达国家的热门收藏品，可是，他们的美学与灵感却不是来自西方，他们对西方一无所知。今天，西非洲人的后裔仍然居住在部落中的土墙茅屋里，他们的国家可能连“低度开发国家”都算不上。可是，西非洲人一样拥有并使用电视机、收音机、摩托车。这些工具全都是西方科技的产物。

第三部分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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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的“知识人”一定会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一定是一个“深受西方影响”的世界。另一方面，明日的“知识人”也一定会生活在一个日益地方化的世界。他们必须为将来能做个“世界公民”而准备—在视野上、水平上、信息上。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从乡土中汲取养分，然后再滋养乡土。

后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一个知识社会，也是一个组织社会，两者相互依赖。正如前面曾经提过的，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明日的“知识人”会在组织成员的情境下来使用他的知识。因此，明日的“知识人”必须为同时生活与工作在两种文化中做准备：一个是“知识人”的文化，强调的是表达与构思，另一个是“管理人”的文化，强调的是团队和效用。

“知识人”需要把组织作为一种工具，通过这种工具，他们才能有效运用专门知识。“管理人”则把知识当成组织执行的一种手段。这两种人都是对的，他们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互斥的，大家互相需要。从事研究的科学家需要管理研究的管理者，反之亦然。如果有一方过重，那就只会两败俱伤。知识人的世界如果没有管理人的参与，就会变成“各搞各的”，结果什么事都做不了。管理人的世界如果没有知识人的参与，就会变成“组织人”充斥的官僚机构。如果这两者互相平衡，就一定会激荡出创造与规划、动力与方向的结合。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许许多多人实际上会同时生活和工作在这两种文化中。有更多人在早期生涯中可能会（且应该）经历两种文化，从专门知识的工作转到管理工作，譬如计算机工程师转变成企划经理或部门主管，或者学院教授暂接两年的行政工作等再者，在社会机构工作的“无报酬义工”，他们在社区行动中将会拓宽精神视野，平衡地认识、了解、尊重“知识人”与“管理人”的世界。

第十二章 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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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人”必须为通盘了解这两种文化做准备。

对于19世纪的“知识人”来讲，“技术”不是统合知识。技术不是“博雅教育”的一部分，因此也就不是统合知识的一部分。

大学授予“技术”学位已经有长久的历史了。在欧洲，法律与医学学位的授予可以追溯到13世纪。1800年之前，在拿破仑统治法国后的一两年间，法国大学首次授予了工程学位。自此之后，除了英国，这种新的学位在欧洲大陆与美国很快就被社会所接受。那些被视为“受过教育”的人，大部分是靠他们的“技术”吃饭，譬如律师、医生、工程师、地质学家，以后逐渐也包括各类商业人才。事实上，当时只有在英国才会尊崇没有职业的“绅士”，可是，他们的工作或专业只是一种“生计”，而不是他们的“生命”。

离开办公室，这些技术专门人员不谈工作，甚至也不谈专业。“技术”不是谈话的话题。德国人看不起“技术”，法国人就更看不起了。任何热衷“技术”的人都会被视为俗不可耐，“高尚社会”是不会邀请他的。

但是，既然“技术”现在已经变成了专门知识，就必须整合成统合知识。“技术”必须成为明日“知识人”之所以为“知识人”的一部分。今天，学生在大学中所接受的那套人文（通识）教育，并未将“技术”结合到“知识人”的内涵里，这也就是为什么学生在毕业几年后就会丢弃它们，因为他们觉得失望，觉得受骗。不能将专门知识整合成一个“知识体”的“人文教育”，就不配冠上“人文”一词。因为这种“人文”有失最重要的职责：建立相互了解。这种人文教育是零零碎碎的，欠缺综合观。

我们不需要也不必变成“博才”和精通各门知识。或许，我们将来会变得更“专才”也说不定。但是，我们真的需要通盘了解专门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将是定义知识社会下的“知识人”的要素）。对于每一门专门知识，我们需要了解它跟什么有关？它要做什么？它的焦点是什么？它的核心理论是什么？它有什么新的观点？有哪些很重要但还不知道的？它的问题是什么？它的挑战是什么？

第三部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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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种通盘了解，专门知识本身就会变得没用，实际上也会失去专门知识之所以为“专门知识”的特色，变得自以为是，却没有什么用。因为，每一门专门知识的重大革命，往往源自另一门专门知识的影响。

经济学和气象学现在受到数学上的混沌理论影响而有了很大变革。地质学现在正深受物理学影响而有了很大转变。还有，遗传学之于考古学，心理分析、统计学、方法论之于历史，也是如此。美国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的得奖原因，是他运用现在的经济理论于政治过程上，结果推翻了政治科学家用了一个多世纪的诸多假设与理论。

要使专门知识变成统合知识，就要求那些拥有专门知识的人有责任去使他们的知识领域可以被通盘了解。

在此，媒体要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仅凭媒体或其他任何“通俗化”的方式也不行。专门知识必须按照它们原本的特性而被人了解：严格的、精确的、有要求的。这就要求每一门专门知识的领袖有责任且十分乐意使这门专门知识变成可以被通盘了解的知识。

在知识殿堂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知识之（王）后”。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圣博纳梵图拉（St. Bonaventura）所言，专门知识通往真理和通往统合知识，这就必须由那些拥有专门知识的男男女女承担起责任。整体来看，他们共同保管统合知识。

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是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社会秩序时，资本主义就已经主导一个多世纪了。“资本主义”一词是在那30年之后（马克思死了好久以后）才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假定今天就想要写《知识论》，那应该不只是胆大妄为而已，而且还太幼稚可笑。今天，我们（或者这本书）能够尝试描述的社会与政体，不过是刚从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时代转型过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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