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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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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要把它们归属于“诸众”这个语法主语的谓语为：a.个性化的原则，即古老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由这样的结论来定，即是什么能使奇异性（singularity）成为异常的（singular)，是什么能使个人（individual）成为个体的(individual)；b. 福柯的“生命政治”的概念；c.情感色调或者今天用来给“许多”的生命形式下定义的心情或情绪(Stimmungen)：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但是请注意：通过情感色调我并没有传递心理涟漪的意思，只是与人自身生存于世有关的特性)；d.最后，也是奥古斯丁（Augustine）和帕斯卡尔(Pascal)分析的两个现象,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里上升到哲学主题之列：闲聊和好奇。

个性化的原则

诸众意味着：众多；字面意思是：存在着的许多。作为一个永恒的社会和政治存在的形式，它与人民这个具有凝聚力的统一体截然相反。因此，诸众是由个体（individuals）的网络组成；这个许多是奇异性（sing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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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把这些奇异性看作终点，而不是看作起点；是个性化过程（process of individuation）的最终结果，而不是唯我论的原子。正因为它们是渐进分化的复杂结果，因此，这个“许多”不会预设未来的统合。诸众的个性化是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此外再没什么别的了，因为其他一切（从一到许多的这个过程）都已经发生了。

当我们谈论个性化的过程或谈论个性化的原则时，我们心里应当清楚：先于个性化本身的是什么。首先，这与预个性的现实（pre-individualreality）有关，也就是说，是常见的、普遍的、未分化的某些东西。产生奇异性的过程有个非个性、预个性的开始（incipit)。奇异性植根于它的对立面，出自于它的对跖地上的那些东西。诸众的概念似乎与自由主义思想共享一些东西，因为诸众重视个性，但同时，诸众也使自己尽量远离自由主义，因为诸众的个性是源于普遍的、泛型的、预个性的个性化过程的最终产物。表面上的接近被翻了过来，成为极端疏远。

让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处于个性化基础上的预个性现实是由什么组成的？可能答案会很多，并且都是合理的。

首先，预个性是人类的生物学基础。也就是感觉器官、运动技巧系统、感知能力等。在这方面，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持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现象学》(Phenomenology):215]：“除了我的生和我的死，我不再意识到我是我的感觉的真正主体。”他在后来的研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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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听觉和触觉，这些感觉场，[……]是先于和外在于我的个人生活的。”（出处同上：347）知觉无法被第一人称单数代词所概括。听到、看到、触摸到的绝不会是一个个体的“我”，是整个物种如此这般。谈到知觉，用匿名代词“某人”显得更合适：某人（one）看到、某人摸到、某人听到。刻在知觉中的预个性的禀性是一个泛型的生物天赋能力，是难以个性化的。

其次，语言是预个性的；它是由某个社群的所有讲话人共同使用的历史一自然语言。语言既属于每个人又不属于任何人。并且对于语言来说，没有个体的“我”，只有“某人”：某人说。最初，口头语言的使用是相互心灵之间（interpsychic）的、社会的、公众的现象。在任何个体，更不用说婴儿了，并不存在“私密语言”(privatelanguage)。在这一点上人们便能充分理解“公共智力”或普遍智能概念了。然而，语言不像感官知觉，语言是预个性的领域，个性化过程扎根其中。个体发育，即人类个体的发育阶段，实际上包括语言作为公共的或相互心灵之间的经验向语言作为单一化的和相互心灵之间的经验这样的一段变迁。在我看来，当孩子懂得“(个人）言语”（parole）的行为不再完全依赖于既定“(社会）语言”(langue)（既定语言在许多方面类似于羊水或匿名动物环境)，这个过程便开始了；当然，它也建立在与讲话的通用技能（faculty）和难以确定的表达能力(capacity）的关系上（表达能力的确定这一问题从未在这种或那种历史一自然语言中解决过)。进一步澄清讲话的心理功能(faculty)(或者说:智能)与言语的特定行为之间的关系：这能使我们超越历史一自然语言的预个性，推动说话人的个性化。事实上，虽然语言既属于每个人又不属于任何人，但从说些什么的纯粹的、简单的能力到与众不同的、因情况而异的说话方式这段变迁却是能够决定“我自己的”个人见解的空间。但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提及而已。最后：我们应该记住，虽然这个预个性的感知功能仍然是这样，没有让位给个性化的行动，但另一方面，预个性的语言功能却是个性化奇异性的基础或者领域，这种奇异性正在其中形成。

第三天：作为主观性的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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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流行的生产关系是预个性的。因此，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本质上是历史的预个性现实。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调动起人类最普遍的要件：知觉、语言、记忆和情感。在后福特制时代，总的来说这些要件的作用和任务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TheEconomic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中论及的“类本质”(Gattungswesen）或“通有存在”（generic existence）相符。整个生产力领域是预个性的。这是一致行动式的社会合作，是创制（poietic）、“政治”、认知、情感力量的总和。它是普遍智能，一般的、客观的、外在体现的智力。个性化的个人组成的当代诸众支持着它们，也支持着这一预个性现实（另外，自然还有无名的感官知觉和既属于每个人又不属于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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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语言)。

一个两栖类主体（An amphibian Subject)。法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Simondon)，吉尔·德勒兹的亲密朋友，他的一个重要的文本即将在意大利出版发行（出版方：DeriveApprodi)；这个文本至今还相当被忽视（请注意，甚至在法国也是如此)。这本书的书名为“精神个性化和集体”(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西蒙栋对个性化原则的反思，提出了一些其他概念上的“谓语”，可应用于手头的语法主语—诸众。

西蒙栋的两个论题特别适合来讨论诸众时代的主观性。第一个论题论述了个性化永远不会结束（individuationisnever concluded)，预个性永远不会彻底转化为奇异性。因此，根据西蒙栋所说，这个主语（subject）包含着预个性元素和个性化特征的永久交织；而且，这个主语就是这种交织。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根据西蒙栋的观点，主语仅由其组成部分中的一个组件来确定，这个组件成了唯一的一个。可是，这个主语恰恰是一个复合体：不但是个“我”，而且还是个“一”，不可重复的唯一性，并且还是无名的普遍性。

然而，个性化的“我”与人类的生物学基础（感官知觉等）、与母语的公共性或心灵交往的特性、与生产合作和普遍智能同居着，对此，我们必须加一句：这种同居共栖并不总是相安无事的。恰恰相反，这种同居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危机。这个主语是一个战场。预个性似乎老是质疑个性化的行为:后者显示自己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果，却又总是可逆的；在其他时候，在另一方面，他却又是一丝不苟的精明的“我”好像带着狂热的贪婪、带着所有预个性方面的世俗经验在努力还原本我。在这两种情况中，自然不会缺乏可怕的恐慌和焦虑等各种各样的病态表现。一个“我”不再有世界，或者世界不再有一个“我”:这两者是振幅的两个极点，尽管是以更包容的方式出现，却从来都不是完全缺席。根据西蒙栋，这种振荡是由情感和激情来突出显示的。实际上，预个性和个性化之间的关系是由情感来调停的。

第三天：作为主观性的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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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说一下，这个主体（主语）并不总是预个性和个性化方面和谐的交织，经仔细检查，涉及“许多”中的每一个与普遍智能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研讨会的第一天，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强调了令人痛心的一种局面，这种局面是能够通过“普遍智能”来体现的，即如果普遍智能不被转化成为公共领域，最终却成为丧失人格的专制力量的压迫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预个性就会变得咄咄逼人，势不可当。20世纪的批判性思想，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苦恼来自个人与普遍生产力的分离。我们想象一个人被限制在寒冷潮湿的壁龛里，这时，在远离这个人的地方，无名的社会力量（或人类）之光在闪烁。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想法。苦恼和不安全感并非源自个体的存在和预个性力量之间的分离，而是来自它们的绝对交织性，当这种交织显得不融洽时，便是病态的振荡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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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转到西蒙栋的第二个论题。在这个论题里，作者论述：集体、集体的经验、团体的生活，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单一个体的特质会在其中减弱或消失；相反，它是一个新的、更彻底个性化的领域。通过参与到集体中，这个主体一点也不会放弃那个最独特的单一个体的特质，才有机会个性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与人共享预个性的现实，而这种预个性是所有个体在自身都有着的。根据西蒙栋所说，在集体中，我们努力完善我们的奇异性，使其达到高潮。只有在集体中，当然不是在孤立的主体中，才能使认知、语言和生产力具有个性化体验的形状。

这一论点能让我们对“人民”和“诸众”之间的对立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对于诸众来说，集体不是向心的或者合并的。它不是在其中形成“公意”和预示国家统一的场所。由于诸众的集体经验是使个性化的过程更为激进，而不是更为黯淡，出于对这种经验的考虑，作为原则问题，可以推断匀质性将被排除在外；能够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代表”些什么或者向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转移”些什么的也将被排除在外。诸众的集体（collection of the multitude）被视为未来的或者第二级的个性化、建立非代表制民主政体（non-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的可行性。逆向地说，我们可以把“非代表制民主政体”定义为历史一社会个性化的预个性：科学、知识、富有成效的合作和普遍智能。这个“许多”坚持作为“许多”，没有追求国家的统一是因为：(1)由于个性化的奇异性，他们已把各种预个性固有的统一性/共性丢在后面；(2）通过集体行动，他们更加重视和促进个性化的进程。

第三天：作为主观性的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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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个体（The social individual）是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705）中创造的一个概念，我认为它对理解当代诸众的主观性是十分重要的。让我直截了当地说吧，这是一个与西蒙栋关于预个性现实和奇异性相交织的论点客观上相关的概念。这就是“社会个体”的概念。在我看来，这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在他论述普遍智能、公共知识的同一个页面上也使用了这种说法。个体之所以是社会的，是因为个体之中体现着普遍智能。或者再回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个体是社会的，因为个体是站在单数的“我”旁边的公开体现形式，是类本质（Gattungswesen)，是“通有存在”，是智人物种（Homosapiens）的全部要件和官能。

“社会个体”这个词是矛盾的修辞，对立的统一:似乎是黑格尔学派的奇思怪想，暗示性的、虚无缥缈的，使得我们无法受益于西蒙栋对其含义的解读。“社会”应该解读为预个性，“个体”应该视为个性化的最终结果。因为“预个性”这个词必须包括感官知觉、语言和生产力，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个体”是公开展示（其本身各个层面或构成要素）出类拔萃地发育、发展的个人。

这样，就有了一种词汇链，把“许多”的存在、个性化原则这个古老的问题、马克思“社会个体”的概念、西蒙栋关于每个主体中的预个性要素（语言、社会合作等）和个性化要素之间同居的论点等这一切联系了起来。因此我提议把“社会个体”与诸众结合起来。用马克思的理论—但与很大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不相符——我们可以说，对事物现状的根本变革在于给每一个人类成员的存在以最显著的位置和最大的重视。这看似有些矛盾，但我相信，马克思的理论今天可以（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现实的和复杂的关于个体的理论、一个严谨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因此，它是一个个性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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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棱两可的概念：生命政治

福柯（Foucault）70年代在法兰西学院授课时，在一些课程中介绍了“生命政治”(bio-politics)这一术语(见福柯)。这个术语曾被用来表示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人口”(population）这个概念的变化。在福柯看来，在此期间，就生命本体而言，仅仅是生物学过程的生命开始受政治性的统治和管理。近来，“生命政治”这个概念已成为一种时尚：被频繁地、满腔热情地在各种上下文中援用。我们应该避免这种无意识地、不假思索地使用这个术语。那么，请问一下自己，生命如何及为何突入公共场景的中心?国家如何及为何控制和统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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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要想理解“生命政治”这一术语的理性内核，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概念开始，一个来自哲学观点的更复杂的概念：劳动力（labor-power）的概念。这是一个在社会科学各领域所论及的概念，可是由于这个概念的严酷性和模棱两可的矛盾性，又往往被轻易地回避了。如果这方面有专业哲学家怀着认真的态度来参与，他们可得投入不少的精力和注意力了。“劳动力”是什么意思?劳动力意味着生产的潜力。潜力，也就是天资、能力、活力。泛型的、待定的潜在可能性：存在于某种叫得出名称的或尚未叫得出名称的劳动，总之，各种劳动开展着的地方，无论是生产汽车门、收获梨子还是对着同线电话的话筒喋喋不休、校对员的工作。劳动力是“人的脑力与体力的聚合在物质形态上的存在，是一个人生存的人格”。（《资本论》第一卷：270）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所有的这些能力。谈到劳动力我们就隐指了各种能力：语言能力、记忆力、能动性等。只有在当今世界，后福特制时代，才是劳动力充分领悟自身的现实。也就是说，只有在当今世界，劳动力的概念不可能再被简化到体力和机械力属性的聚合（就像在葛兰西的时代那样）；而现在，劳动力将“精神生活”也包含进自身，理应如此。

让我们进入要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基于劳动力和有效劳动之间的差距。我再复述一下，劳动力是纯粹的潜力，与其相应的行动绝然不同。马克思写道：“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资本论》第一卷：277）无论如何，我们这里讨论的潜力拥有非常具体的商品特性。潜力是一些非当前、非现实的东西；但是在劳动力的情况，这个非当前的东西却受供求规律的支配(维尔诺，Ilricordo：121—123)。资本家购买的就是这种生产能力（“存在于物质世界的所有身体和智力智能的总和”)，而不是简单地购买一个或多个特定的服务。交易完成后，资本家就可以随自已的意愿使用已经到手的商品了。“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劳动力的卖者也就由此在现实上成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成为工人，而在此以前，他只不过在可能性上是工人。”(《资本论》第一卷：283）劳动实际上所付出的不仅仅偿还了资本家先前为保证获得他人的工作潜力而花费的金钱；劳动还得这样再持续一段额外的时间。这就是剩余价值的起源，这里有着资本积累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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