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自治论者（Autonomist）的理论见于许多地方，也包括美国。但自治运动发展最强烈的地方是意大利，从20世纪60年代持续发展到70年代。年轻的工人主义知识分子摆脱了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传统的、民粹派的马克思主义，从工人本身了解到生产的现实状况究竟如何。他们帮助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通过罢工和破坏活动抗拒迎面而来的生产系统。工人主义者的这种务实和富有战斗性使它有别于意大利社会思想家。他们反对意大利共产党和葛兰西采取小步伐战略（战场在民间）的霸权，意大利共产党和葛兰西的方针导致欧洲共产主义和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保守派）的“历史性妥协”。工人主义者是第一个对整个社会主义传统的基石——无产阶级中心论提出质疑的，并呼吁对阶级分析的类别做重新评价。“改变阶级编排”的概念由塞尔焦·博洛尼亚(SergioBologna)提出，使得他们在工厂和大学里刚出现“新的社会主体”的时候重新把革命斗争作为新主体的中心任务。1969年的“多事之秋”以大众工人为获得平等的工资待遇所发起的强大攻势为标志。各种工人主义团体联合起来创建了一个新的组织，包括名称都叫“工人力量”（PotereOperaio）的一个团体和一本杂志。这个组织聚集了一批如马里奥·特隆蒂、托尼·内格里、佛朗哥·皮帕尔诺（FrancoPiperno）、奥雷斯特·斯卡尔佐内（Oreste Scalzone）和博洛尼亚这样的理论家，他们重塑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整个自治运动的新创意。1974年，由于“红色旅”(RedBrigades)这个秘密行当与工人力量内群众组织的公开形式相冲突而导致该团体的自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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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对控制生产周期的强大压力遭到了来自特务机关和天主教民主党政府的严重挑衅，这种挑衅是随着1969年米兰丰塔纳广场的爆炸案开始的。政府草率地归咎于无政府主义者，以爆炸案来证明警察以强硬手段镇压工人组织是名正言顺的。这种“高压政策”将意大利撕裂，激起的冲击波蔓延至整个70年代，濒临内战。这在菲亚特工厂的工人中引发了组建地下恐怖组织——其中以“红色旅”和“前线组织”（PrimaLinea）最为有名，以产业界的领袖人物和政治界的著名人物为目标。绑架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主席阿尔多·莫罗（AldoMoro）以及在政府中止谈判后“红色旅”残酷地将莫罗处死，进一步打破了意大利的政治平衡。

1975年，工人力量被自治运动（Autonomia）所取代，自治运动是一个由学生、妇女、年轻工人和失业者参加的大型运动。他们根茎式的组织体现了工人主义思想家所期望的各种形式的政治行为—反等级制、反辩证、反代议制。自治主义不是正规的政治组织，是自由主义的、新无政府主义的，在意识形态上开放地、宽松地按地区组成，体现了政治分歧间的互相尊重。自治论者团体只在共同的公开行动方面进行合作。这个尝试性、创造性的群众运动很难与组织严密、采取“武装斗争”的恐怖组织画上等号。1977年，一名自治主义学生在罗马被法西斯分子谋杀，自治运动终于爆发成为“1977运动”④。运动横扫全国，自治主义者接管了罗马、巴勒莫、那不勒斯的大学，随后又接管了佛罗伦萨、都灵的大学，最后接管博洛尼亚大学。看上去他们似乎还打算接管意大利。接下去他们到底还想做些什么？皮帕尔诺最近承认他们当时真的不知道接下去还该做什么。在这样的不祥之年，这个运动来的不是时候。挑战来自其最左边，共产党利用“莫罗谋杀案”来剔除自治运动，指控自治主义是“无产阶级武装派”的幕后指使者，所有自治论者的领导人，包括内格里，于1979年4月被逮捕和监禁。其他像皮帕尔诺和斯卡尔佐内处于流亡状态(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当时在具有影响力的自治论者杂志《大都市》编委任职的保罗·维尔诺遭两年监禁后才洗脱一切指控。(25年后，许多自治论者还仍在狱中。）保罗·维尔诺现在是卡拉布里亚大学传播伦理学的系主任。2001年，他在那里做了三次专题讲座并将其编成这本《诸众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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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尔·哈特和托尼·内格里所著的《帝国》没有明确提及这一具有社会和政治创造力的时期，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当时美国的左派站在欧洲共产主义一边，而对自治主义持怀疑态度。然而，内格里当时提出的论点却与他现在进一步的阐述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那是怎么回事呢?(反常的是，在《帝国》一书中，自治主义是以幽灵般的形象出现的，在这一点上它比《诸众的语法》给人的感觉更为强烈，而保罗·维尔诺对这一点是持对抗态度的。）现在证明这种策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对《帝国》的评论和批判性研究的文章篇幅已大大超过它自身（大约500页）的篇幅。可惜，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诸众”不只是斯宾诺莎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诸众的民主政治——它还有一段挂在另一个名下的历史，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集体实验的对象。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那时候提出的问题现在又会被重新提起，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某种知性的复兴现在会发生在意大利。近来随同《帝国》一书在美国重新凸显的不仅是又一个美国文化时尚(“帝国”取代了“全球化”)，目前还有一个勇于尝试的且具争议的当代社会实验室。维尔诺的《诸众的语法》是这种新凸显的另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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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特隆蒂在1965年出版的“拒绝的策略”中提醒说，不要太关注资本的力量或者认为资本为自身的利益遏制劳动力。工人本身在成为与资本相对立的阶级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阶级。实际上，总是资本“设法利用工人对抗性的斗争意志作为自身发展的推动力”⑤。《帝国》对这个论点做了拓展：正因为无产阶级“事实上发明了资本在未来总归会被迫采用的社会和生产形式”⑥,所以，资本主义只能是反应性的，是意大利工人顽强抵制福特制的合理化工作方案，而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才迫使资本进入非物质生产的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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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时代。

哈特和内格里强烈反对任何同时强调资本的创造力和工人阶级创造力的“混合动力论”。在这方面他们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对资本的分析有明显区别，而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资金流理论则被他们采用了（显然是《帝国》向《千高原》发出清晰的回响)。德勒兹和加塔利把资本看作流体，既别出心裁又十分恰当，在水流经的通道里放上障碍物，流体受阻回涌，然后继续向前流动。然而他们还强调，骗局总是出现在最后，它绝不敢随自己的惯势一直流下去。因为资本主义的极限底线就像股票市场，不受约束的疯狂总归会来的，要么在资本它自己流程的游戏里做变本加厉的解码时打败它，要么不断地置换自己与它们之间的位置。他们当然也承认意大利资本主义在去疆域化工人的压力下被迫做范式转变，但同时也指出它利用这种转变重新获得主动权，对工人阶级重新赋值，使他们变成相对稳定的社会构成。

这也是维尔诺在《诸众的语法》中的结论。回顾自治运动那个动乱的年代，维尔诺深知他们的斗争尚未达到目标。他说，政治对抗只有“表面上看起来的”激进冲突，因为自治论者都曾声明算不上是真正颠覆性的，只是对后福特制突变的一种期待。自治运动只不过是“不幸（被那些仍然等同于衰退的福特制范式的人）当作边缘人群、寄生人群的运动来对待了”，但实际上运动不是这样的。然而，现在维尔诺评价道，那只不过是后福特制诸众的一个“愤怒”和“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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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版本，因为他们曾老是把非社会主义的诉求（拒绝工作、废除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他幽默地挖苦“许多人曾瞎扯革命”)。自治运动是一场失败的革命，对此，后福特制的范式就是答案。

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并且后福特制时代用什么方法去实现自治运动用更直接的手段没有能实现的目标？新的无产阶级不取代工人阶级，而是扩展向那些他们的劳动正在受着资本剥削的所有人群。在后福特制的经济中，剩余价值不再提取自劳动在产品中的物化，而是存在于支付与不支付的心灵空闲时间的工作这两者之间的差额之中，而这种心灵空闲时间的工作源源不断地产生丰富的但不被承认的非物质劳动的果实。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写的那样，劳动活动“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诸众被定义为一种力量。在这个定义中，同其实际生产出了什么相比更偏重于其精湛的才艺，更偏重于其潜在的（potential）生产力和生产本身。这么说，这就是比以前所获得的更多的收获？工人们习惯了奴性的工作，只给他们留下刚够对身心做补充恢复的那点时间。现在他们的整个生命都是“活劳动”（livelabor)，一种无形的、不可分割的商品。今天所有诸众确实都成了屏幕上的监控信号。但是机器设备却再也不是“死劳动”（deadlabor)，它们是工人“活劳动”的一部分，现在“活劳动”插入“普遍智能”之中，将知识向整个公共领域传播。工人越是具有创造性和适应性，就越能“实现自我价值”(self-valorizing)，就越能将剩余的知识带给社会。诸众是生产过程科技突变的副产品，正如消费阶层曾经是商品从物品[obejects(les choses)]转化成符号（signs）过程中的副产品一样。在后福特制时代，通常人际交往已成为生产合作的基础。那么，从纯粹的社会角度说，维尔诺是对的。这就是当初自治论者为了逃避劳动的奴役，尽情地体验生活而提倡“非保障”劳动和流浪的方式所试图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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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也正确吗？现在诸众在政治思想领域还是一个新的类别。那么，“政治”与自治运动相比又如何？维尔诺建议：这就是开放多元化的体验，探索非代议制的政治形式，但是要“冷静地、现实地”，不是立足于边缘化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诸众通过主动参与知识社会化，最终会实现自治论的箴言“在中心的边缘”。不管怎样，政治本身已经改变了。劳动、政治和智力不再分离，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可互换的，这就给了诸众一个去政治化的外貌。一切都已成为“述行语”(performative)。维尔诺在这里出色地展现了他的主要论点，精湛才艺（艺术、创作、演讲）和政治之间的类比。他们都是政治性的，因为他们都需要听众、观众或读者，都需要一个马克思称为“社会合作”的公开组织的空间，还都需要一种通用语言来交流。并且，他们又都是表演，因为他们从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任何终端产品里，发现了他们自己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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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这不是攻打冬宫，但自治论者也从来没有想过要那样的表现。当代诸众还不是一个阶级，它还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阶级意识，更遑论与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然而，正是它作为诸众的存在，才有别于“我们，人民”（人民总是放在国家这个基础上的）所说的“国家形式的危机”。《诸众的语法》用了大量篇幅详尽地阐释了当代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的性质，但是没有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危机做进一步详细阐述，而简单地将其归因于“诸众的离心特性”。在这一点上，《帝国》已有所体现。

哈特和内格里也采取“后现代”社会阶级的概念，但他们通过彻底改变其规模和意识形态的视野来试图偏移其日益增长的政治不满。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像诸众预示的国家形式的危机，而是目前由全球化形成的那个帝国形态的危机。帝国是一个导致重大转变的强大的政治综合体，这个重大转变就是把政党和民族国家降到从属性角色的地位。先进的资本主义是非管制市场，它迫使现代各国将其主权转移到一个处于优势的实体，也就是一个由跨国公司的金字塔、跨政治组织和由仅剩的超级大国美国领导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无首领、超国家的秩序”（美国很可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但是它不是帝国)。主权国失去了它的调停权，一个新的宪法程序开始出现，允许强制性国际监管的激增和扩散，以等级制、不平等对待等更复杂的形式取代国家和社会、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传统的对立。因此，哈特和内格里想到的那种诸众与维尔诺的诸众是相当不同的类型。帝国并不是一个由后福特制经济带来的、强制推行跨越国界普世秩序的“划时代的转变”，它是通过打着旧时工人阶级旗帜的全体诸众提取到的另一种妥协。帝国，现在还呈上升趋势，但已经寄生着自身毁灭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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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胆的断言，目的是在其基础上撼动帝国。把维尔诺的诸众置入帝国的核心，开创一个全新的政治范例，同时又适当地保留作为历史动力的阶级斗争。虽然民族国家的衰落很可能会削弱革命运动，对此会引起很多人的争论，但哈特和内格里却强调新出现的超国界结构确实已支撑起“新的社会阶层”。所以他们不会反对全球化，实际上会像自治主义赞扬美国般欢迎帝国。很明显，他们需要一个超大的敌人将已被击败的意大利运动打造成全球性的对抗力量(a global counter-power )。

全球诸众具有混合性、流动性、突变性和去疆域性，宛如后现代世界的非物质工人。然而，玄妙的是，它还应包括全球贫困者，这些贫困者已取代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传统上，工人运动一直来不信任无组织的流氓无产阶级)。贫困者并不是非物质的，在悲惨的境遇中就他们本身来说都太物质了，内格里常常笼统地唤起他们的“贫困与爱情”的好时机(kairos)。(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倾覆期的兴起，好像带着传染性，广泛传播至大半个罗马帝国，但类比成革命的愿望却是成问题的。）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诸众就是这种将自己从国家和政党中摆脱出来的新的社会阶级，去应对迎面扑来的帝国的挑战。“怀着对立的情绪和渴望解放的心愿”，诸众“必须奋力穿过帝国从另一边出来。”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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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当然要好得多。另一个例子是天堂。问题是诸众是否有这个能耐去做这样一个不存在的或者尚未存在的壮举。至多，这仍然是一个嘲弄性的假设，一个调查有谁想要追随领导的前途无量的领域。但是凭这种本质主义的概念就能轻易地“摧毁”资本这种想法却有点难以让人接受。与工业无产阶级不同，后现代的诸众没有组织起“一支工人大军”，很容易发起对抗资本或对抗帝国的那种队伍（法国1986年5月，工人大军也并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反对政府)。这个“另一边”，富有诗意地说，是适合于濒危的意识形态的全套甲胄。因为这对替代当代的帝国秩序是必要的诸众必须像攻城槌般奋力穿过去不要将它的存在弄得更加实实在在的。但哈特和内格里已经忙着思考“如何能真正掀起阶级斗争的具体实例，并且进一步形成连贯性的斗争计划，形成一个能够摧毁敌人的制宪权，建设一个新社会。间题实际上就在于如何才能让诸众把自己的躯体配置成终极目的(telos)”⑨

换句话说，终极目的领先于（precedes）诸众，并多半会取代它。难怪《帝国》在美国及其民间如此受欢迎，顺便说一句，大约25年前，意大利运动被残酷镇压时，那里的有些人只是装作没看见。[曾经遭受围剿的Semiotext（e）出版物《意大利：论自治》（Italy:Autonomia)，在自治论者遭逮捕后仅一年的1980年就已首次出版。现在再度发行。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将《帝国》誉为“新世纪的第一大理论合成”，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Balibar）赞扬内格里是“超马克思主义”，认为他的著作为“阶级斗争的新目的论和战斗性”奠定了基础。至于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Zizek)，他的信念是：“如果没有写这本书，它终究也会被创造出来。”有可能齐泽克是对的。尼采不是说思想总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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