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劳动力化身为（从字面上说）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范畴：明确地说，是潜力，是活力。“潜力”，正如我刚刚说过的，意味着非当前的，非现实的。那好啊！非现实(或非真实)的东西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件异常重要的商品。但这种非现实的潜力、活力，呈现出一个务实的、实证的社会经济学维度，而并非仅留下一个抽象的概念。于是，潜力当它尚未被实际应用时，处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交换的核心。销售的对象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已经实际执行的劳务)，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自主的时空存在的东西(是通用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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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模棱两可的矛盾特性（虚构的一些东西，却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被买卖着）是生命政治的前提。不过，为了了解它，我们还必须得通过另一个论证步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而工人要向资本提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工人要向他人提供的使用价值，并不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它根本不存在于工人之外，因此不是现实的存在，而只是在可能性（potentiality）上，作为工人的能力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26。这里的粗体字强调为维尔诺所加）这里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出售的只是以可能性（possibility）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与卖方这个活着的人是不可分离的。工人的活体是劳动力的基质，就劳动力本身而言，没有独立的存在。“生命”，纯粹、简单的生物学（bios)概念，由于是活力（dynamis）、潜力的暂附肉体，于是就具有了特别的重要性。

资本家对工人的生命、对工人的躯体感兴趣，仅仅为了一个间接的原因:这个生命、这个躯体包含着能力、潜力、活力。活着的身体成为管辖的对象不为其内在价值，而是因为它是真正重要的基质:劳动力作为最多样化的人类能力（讲话、思考、记忆、行动等的潜在能力）的总和。赢得的奖赏是非物质（其本身还处在非现实状态）的劳动力时，生命便处于政治的中心。由于这个原因，仅就这个原因，谈论“生命政治”便是合理的。这个活体是国家行政机构所关注的，是尚未实现的潜力的有形迹象，是尚未客观化的劳动的外表；就像马克思雄辩地说的那样，是“如同主观性的劳动”。工作潜能，恰像是可以买卖的又一件商品，是劳动尚未客观化，也是“如同主观性的劳动”。人们可以说：尽管钱是价值交换的通用代表物——或者说是产品的可交换性本身——然而，生命却取代了生产潜力，取代了无形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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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定义为生命政治的专业和权力的机制，它的并非虚构的起源可以不假思索地追溯到劳动力存在的模式。劳动力的现实意义体现在作为潜在的潜力（它本身可以买卖的这一事实)，以及它与工人直接的肉体存在之间的不可分离性，这就是生命政治的现实基础。福柯嘲弄自由主义理论家，像威廉·赖希(WilhelmReich，非正统的精神病学家)，赖希声称痉挛性地关注生命是对意图做压抑的结果：对身体的管教是为了提高劳动的生产率水平。福柯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正在瞄准一个简易的目标。这是千真万确的：对生命的管辖真可谓是五花八门、组织缜密，从限制冲动到彻底放纵、从一丝不苟的禁令到艳丽炫耀的宽容、从穷人的贫民窟到奢侈的凯恩斯主义式的收入、从戒备森严的监狱到福利国家。说了这许多，但我们还得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什么生命要如此这般的管理和控制？答案是绝对明确的：因为它只不过是充当了才能的基质，已经具有商品一致性的劳动力。这不是实际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而是工作潜能可交换性的问题。仅凭可以买卖这个事实，潜能对这个资源库提出质疑，从这个资源库中，它，即活体，是无法分辨的。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这个资源库就像不可胜数又各不相同的政府策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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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不应该相信，生命政治，像它自己独有的精心构思，把劳动力的管理包括了进去。恰恰相反：生命政治只不过是一种效应、一种反响，或者实际上是基本事实的一个表达——历史和哲学的事实——其中包括作为潜在的潜力的贸易。凡是有生命政治存在的地方，就涉及人类存在的潜力维度进入最前沿，进入直接经验：不是说过的话，而是说话的能力本身；不是实际上已经完成的劳动，而是通用的生产能力。只有，也只能在劳动力的名义下，存在的潜力维度才会显而易见。在这种潜在里我们看到人类动物所有不同能力和潜力的纲目。事实上，“劳动力”并不指某种特定能力，而是指人类的全部能力，像在生产实践中涉及的那样多。“劳动力”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它是一个普通名词。

诸众的情感色调

现在我想简略地谈谈情感状态(emotional situation)，诸众发现自己陷入的情感状态。让我说得清楚些，我这里表达的“情感状态”不是指一组心理倾向，而是指存在着和感觉到的情绪的表现形式，最终广泛深入地遍布于各种体验环境中（工作、休闲、感受、政治等)。情感状态除了无处不在之外，还总是矛盾的（ambivalent)。也就是说，它可以经常体现为赞同的形式，也可以不时体现为抵触的形式；常常具有听天由命的特点，但又总是有些焦躁不安。换种方式说，情感状态具有一个受各种不同的乃至对立的复杂情绪影响的的中性内核(neutral 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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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心内核指向一个存在的基本模式。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当代诸众的情感状态体现出一些“不良情操”，如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社会整合、不厌其烦地改变论调、乐观地听天由命。但是，必须振作起来，从这些“不良情绪”中迈向中性内核，即迈向存在的基本模式。从原则上说，这甚至可能带来非常不同于现今所流行的发展。难以弄清的是解药，可以这么说，目前能查到的似乎只有毒药。

后福特时代诸众情感状态的特点是生产和伦理、“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工艺流程的变革和情绪、科学技术和情感色调、物质发展和文化之间的直接关联（immediateconnection)。让我们暂停一会儿，先来考虑一下这种关联。今天对从属性工人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是习惯于流动、能跟上突然的转换、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企业、从一套规则转到另一套规则的灵活性、有适应单方面庸俗无聊的语言交流的才能、善于处理对有限可能性的交替选择。你要知道，这些要求的素养不是产业训导的结果；而是重心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化的结果。这些事实上必须的、要求提供的“职业素养”，包含了人们在职前较长的人生漫游阶段，或没有稳定生活阶段获得的才能。也就是说：在等待就业期间，这些普遍适用的社交才能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犹如得自尚未发展成永久习性的习惯，所有这些才能，一旦找到工作，将确确实实成为“职业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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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福特主义许诺很好地利用这种没有惯例的做法，这种应对不稳定和可变性方面的训练。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一种社会化（此处用社会化这个词意味着：我们与世界的、与别人的、与自身的关系)，这种社会化基本上来自工作场所之外，社会化本来就在工作之外。这些是本雅明说过的城市化的冲击，语言游戏的大量产生、规则和技巧的不断变化，这些构成了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中我们发现才能和资格的形成，这些后来才成为“职业性的”才能和资格。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种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化（在后福特制时代，把“公务职务”也结合进“职业说明书”）包含着经验和情绪，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从海德格尔和齐美尔开始，已经从这些经验和情绪中意识到虚无主义的鲜明特点。虚无主义是一种不再享受坚实基础的实践，这种基础是由支撑结构和保护措施构成，人们可以赖以依靠。在20世纪，虚无主义似乎是平行于生产合理化和国家合理化过程这个多声部旋律中的对位音。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劳动，另一方面是都市生活的不稳定和可变性。然而现在，虚无主义（没有形成惯例的做法等）已进入生产，已成为专业资格，并已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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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体验过那种随意改变的都市生活方式的人，才知道在实行准时制生产方式（just in time）的工厂里该怎么做[“justintime”准时制生产方式，作者以英文书写]。

几乎无须再多讲，就这样，这个被绝大部分社会学的和哲学的传统用来代表“现代化”进程的模式走向崩溃。按照那种新的模式，创新（科技的、情感的、伦理的）重组了习俗盛行的传统社会。歌德在《浮士德》（Faust)中所描写的安详宁静的生活场面如今都不复存在了，农民费莱蒙和鲍西丝将会被现代企业家迫迁到别处。人们再也不能说“现代化”，在这里，创新以日趋简约的规则插手以无归属、不能预料、匿名为特征的场面。关键在于，当前频发的骚动受益于、并且发现它自己最珍贵的资源存在于现代化模式开列出的所有那些要素，而不是得益于现代化的结果：不确定的期望值、不可预知的委派、脆弱的身份和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先进的技术并不引发一场“取代”，比如驱除先已存在的“通晓”;不如说，它们只是成了专业资历（professionalprofile),最彻底的一种取代的经验本身。虚无主义，一旦隐藏在技术一生产力的影子下，就成为那种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被劳动市场高度重视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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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译注：准时制生产方式(Just In Time)：简称JIT，基本原理是以需定供。即供方根据需方的品种、规格、质量、数量、交货时间、交货地点等要求，在精确测定各环节作业效率的前提下，按订单准确地计划和安排生产，以消除一切无效作业与浪费，最后将物品配送到指定的地点。不多送，也不少送，不早送，也不晚送，所送物品要个个保证质量，不能有任何废品。

这只是一个背景，重要的是，在这个背景前，赫然出现两个未必起教化作用的情感色调：机会主义（opportunism）和犬儒主义（cynicism)。现在让我们通过这些“坏情绪”来辨认出一种存在之道，不需要对其固有的性质做令人乏味的表达。

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扎根于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化，特点是：突如其来的转变、明显的冲击、持久的创新和长期的不稳定。机会主义者是那些面对源源不断的总是可以互换的可能性，使自己获得更多可能性的人，先是屈从于最接近的那一个，然后又迅速地从这一个迁回到另一个。这是一个组织上的、冷静的和非道学气的机会主义的定义。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对千变万化的机遇的娴熟、与可能性的无论有多宽广的亲密关系，这个敏感问题被无常的机会弄得尖锐化。在后福特时代的生产方式中，机会主义获得某种技术上的重要性。这是当代诸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认知性和行为性反应，这个事实就是连续生产线上不再组织常规操作，被高水平的不可预测性所替代。现在，正好是这种能力纵横捭阖于抽象的、可互换的机遇之中的时候，在后福特制生产的某些部门，这种能力构成了专业素质（professionalquality)。在这些部门，劳动过程不是根据单一的具体目标规定的，而是从一系列等效的可能性（possibilities）中每次确定一种可能性，每次根据这个被指定的可能性安排劳动过程。信息设备不再是通向单一终端的工具，而是引导人们进入连续不断“投机取巧”的精心制作。每当具体的劳动过程渗入“交往行为”，或者，回到研讨会第二天涉及的一个主题：每当劳动本身含有政治行动的特质，机会主义获得的价值犹如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这样，就不用再把自己只看成哑巴式的“工具性行动”。毕竟，如果没有政治家的一些天赋，还会是机会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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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犬儒主义也与长期不稳定的生命形态和语言游戏有关。在劳动时间以及业余时间，毫无依据的规则（rules）人为地构筑起行为的边界线，置这种恒久的不稳定性于众目睽睽之下。诸众情绪状态的特点恰恰就在于“许多”极端接近了活生生的个体环境的规则。当代犬儒主义的起始阶段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起先，男人和女人体验规则远远多于体验“事实”，并且远远早于他们经历具体的活动。但体验规则也正好意味着承认他们因循守旧和虚幻不实。于是，人们不再沉浸在预先定义的“游戏”之中，而是怀着真正的忠诚参与其中。相反的，一个人看见自己在个人“游戏”中全然不是真心诚意、实实在在的，那无非是处于直接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的地位——更加残酷和傲慢的自我肯定，简单说来就是愤世嫉俗，它更多地运用这些完全相同的以习俗老套、性情不定为特征的规则，不抱幻想，只有熟练的瞬间效忠。

我相信普遍智能和当代犬儒主义之间有着一种很紧密的联系。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我认为犬儒主义是对普遍智能可能的反应方式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的方式；在这里矛盾的情感状态这个主题回来了)。让我们对这种联系给出一个更清晰的解释。普遍智能是社会知识被转化为主要的生产力；它是认知范例、人造语言和概念集群的复合体，使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充满生气。普遍智能将自己与全然锚定在等值原则(principle of equivalence）上作为现代性典型特征的“真正的抽象”区别开来。“真正的抽象”，尤其是钱，代表着劳动产品、交换主体的可公度性。因此，普遍智能与等值原理无关。社会知识的模式不是计量单位，但它们是构成有效的异质可能性的前提。技术一科学代码和范例作为“直接生产力”、建设性原则（constructiveprinciples）来体现。它们与任何事物都没有等值，但它们作为各类行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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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抽象的知识而不是等价交换物，这样的一个事实，反映在当代犬儒主义（cynic）形象的身上就是为社会关系提供订货单。为什么?因为等值原理为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基础，尽管是一个矛盾的基础，却支持没有约束的互惠赏识的观念，更别说普世的和透明的语言交流理想了。反之亦然，普遍智能，如同一个清晰的社会实践介绍，并不提供任何可用来做比较对照的计量单位。犬儒派承认，在特定的环境里，他们凭借某些认知前提（cognitive premises）扮演着卓越的角色，但同时又缺乏真正的等值(equivalences)。以防万一，他们压制平等对话的愿望。打一开始就为他们的实践宣布放弃任何对互为主体这个基础的追求，放弃任何对共享道德评价判断标准的要求。于是，在犬儒派的行为里，从他们不耐烦地抛弃对平等的要求，可以看出对等(equality)原则的堕落是如此与商品交换紧密相关。犬儒派达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将他们的自我肯定恰恰托付给了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的倍增（和液化)，这种倍增（或液化）似乎是想不到的生产知识向心性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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