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毫无疑问，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是“不良情操”。尽管如此，我们可以假设诸众的每一个冲突或抗议都将扎根在同一个存在模式中(前面提到的“中心内核”)，只不过目前暂且表现为这些令人讨厌的形式。当代情感状态的中性内核容易受反面表现的影响。这些反面影响包括对可能性的交情，不管它是什么可能性，以及对行动给予不同待遇的环境赋以结构的传统规则极端亲近。这种交情和这种亲近，现在是产生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源头，组成诸众不可磨灭的、颇具特色的迹象。

闲聊和好奇

最后，我想说一下两个出了名的、不光彩的日常生活现象。这两个现象已由马丁·海德格尔授予哲学主题的头衔。首先是闲聊(idletalk)，这是一种会蔓延的喋喋不休的讲话，语无伦次、无视内容，只是不停地唠叨。下一个是好奇(curiosity)，是对“新”的，只要是新的，便贪得无厌。在我看来，这是语法主项“诸众”所固有的另外两个谓项，只不过要有人有时候用海德格尔的话来对付海德格尔本人，方能理解。说到闲聊，我想将重点放在诸众与口头语言关系的一个更深的层面；而“好奇”则与诸众的某种认识论方面的品质有关(这里说的认识论当然只是自然而然想到的，没做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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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35—36节）中分析了闲聊和好奇。它们被挑选出来作为“非真实生活”的典型表现，这样做的特点是用循规蹈矩来矫平所有的感觉和理解。在“非真实生活”里，由非人称代词“人们、某人”做主导是没有异议的：某人说、某人在做、某人认为这样或那样。用西蒙栋的话说，预个性主导场面，无论如何要抑制任何个性化。这个“人”是无名的，泛指的。它培养可靠的确定性；它传播的意见总是已经共享了的。它是媒体传播的无名主题。这个“人”为我们供养了闲聊，为不能被捆着的好奇松了绑。

这个匿名的“人”饶舌健谈爱打听，掩盖了人类存在的这个明显特征:生存在世。请注意：属于世界就不是超脱地对这个世界冥思苦想。或者说，“属于”这个词意味着务实的参与。尤其是与我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关系不在于理解和表达，而在于适应环境的实践、寻求保护、确定现实取向、对周围事物的操纵干预。对海德格尔来说，真实的生活就好像在劳动中找到生活的准确表现。原来，世界是一个大工场、一个生产手段和生产目标的复合体、为进入劳动世界做通用性准备的排演场。据海德格尔说，与世界的这个基本关系被闲聊和好奇扭曲了。这个喋喋不休的“人”、这个沉溺于好奇的“人”不干工作，从承担的任务中转移出来，将每个“照料事情”的重大责任悬置起来。这种“人”随同匿名一起还得加上闲散两字。世界工场也被转化成世界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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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让闲聊和好奇处在劳动之外，逗留在这样一个自由自在、休闲消遣的王国，这是真的吗?当然，根据我们在整个研讨会上所辩称的，难道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些姿态已成为人际交流占支配地位的当代生产的支点？不应该认为持续创新中的管理能力在当代生产中是最值得看重的？

让我们从这个“闲聊”，自认为是卓越的社交角色开始，从其不受每一个约定或前提的约束开始，从其充分的自主性（autonomy）开始；从预定的目标，限定的苦差事、忠实复制真相的义务显出它的自主性。在“闲聊”那里，事物和话语之间的外延一致性达到新低。说话不再需要外在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即说话要基于所说的事件。说话本身构成了事件（event)，包含了只能由发生的事实来验证的事件本身。海德格尔写道：“说话的时候，所说的语言已经包含有一种平均的可理解性；[……]所说的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被人领会和理解，尽管听者没亲临话语所说事实的第一现场。”（《存在与时间》：212）他继续写道：“闲聊就是无须先把事情据为己有就已经懂得了一切的可能性。”（出处同上：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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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破坏了这个指称范式。这个范式的危机源自大众传媒（mass media)。一旦他们从逐点相符的责任解脱出来到非语言世界，各种关系就可以无限地增生，可以由一个生成另一个。闲聊没有根据。如此缺乏根据，表明了日常交流的短暂而又时常缺乏实质性内容的特性。然而，这种同样缺乏根据却每时每刻在授权发明和试验新型的论述。交流，取代了反映和传播那些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身产生的状况，未经编辑的真实经历，新的事实真相。我很想说，闲聊很像背景噪声：就其本身而言是无关紧要的（这里指的不是那种与特定现象有关的刺耳噪声，例如，运转着的摩托车或电钻)，但它还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素描：由此可以衍生出大有讲究的差异、与众不同的调制、突如其来的阐明。

我认为闲聊构成了我们研讨会第二天论及的后福特制的精湛技艺的主要话题。你还会记得，艺术大师是那些生产出不可辨认的、甚至不能从生产行为本身相分离的东西的那些人。艺术大师们只是讲话人中的佼佼者。但是现在我要将这个定义再加上非公版讲话人这一条；即这个讲话人讲话时既不反映这个也不反映那个事态，而是用他们自己的字眼来判定新的事态：根据海德格尔，这些人就是在参与闲聊。这个闲聊是表述行为的（performative):言论确定事实、事件、事态[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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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或者，如果你愿意，在闲聊中可以看出表演的本质：不是“我打赌”或“我发誓”或“我娶这个女人为妻”，而首先是“我说”。以断言的口气说“我说”，凭我说了这些，我就做了这些；而且，还正在做的时候我就宣称我做了什么。

与海德格尔假定的相反，闲聊不但不是一个可怜的、该抛弃的经验，而且它还直接关系到劳动和社会生产。30年前，许多工厂里贴有这样命令式的标语：“保持安静，正在工作!”无论是谁，工作中必须保持安静。只有在离开工厂或办公室方可开始“闲聊”。在后福特制时代，这个原则有了突破性进展，语言已经进入工作场所。今天，在某些车间里，也会适当地贴上一些标语，与过往的那些相对照，但宣告：“正在工作，请讲！”

工人不需要多少标准的说话方式，需要的是非正式的交流行为，能够灵活地面对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不过，好像带有点机会主义的优点了)。用语言哲学的术语，我会说：这不是（个人）言语，而是（社会）流通的语言，是语言的能力，而不是语言的任何专门应用。这种能力是清晰地表达各种话语的通用能力，恰恰在计算机语言中具有经验价值。实际上，你瞧！与其说“说什么”还不如纯粹和简单的“说的能力”来得重要。

让我们转到“好奇”上来。这个主题也作为“非真实生活”无异议的主角—匿名的“人”。据海德格尔说，好奇也活跃在劳动过程之外。每当任务完成、劳动结束、空闲下来时，这个擅长“观看”的好奇变得不安分起来，四处游荡、见异思迁。海德格尔写道：“从暂停工作休息一会儿的意义上说，或者让工作结束，操劳就可能得到休息。休息的时候，操劳并未消失；不过工作时的勤奋却变成了自由的，不再束缚于工作世界。”(《存在与时间》：217）从劳动世界解放出来意味着“勤奋”用在了各种个人的事情、事例或活动上，然而，所有这些都化为眼前众多纯粹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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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在他的《仟悔录》(Confessions)的第十卷，从好奇的概念引申出一个精彩的分析。海德格尔引用了奥古斯丁的这个分析。根据奥古斯丁的描述，好奇的人是这样的人，沉湎于目欲（concupiscentia oculorum），贪婪的视线，渴望目击不同寻常的甚至骇人听闻的场景：“追求快感时，他们寻求美丽动人的视觉对象、悦耳动听的声音、芬芳馥郁的香水和那些尝着有味儿、摸着柔软的东西。但是，当他们的动机是出于好奇心，他们就会去寻找与上述那些截然相反的东西[……]出于对调查和发现的嗜好。看着只会使人恐惧的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快乐吗？然而，人们会蜂拥而至，来看躺在地上的尸体，仅仅是为了由此导致的悲伤和惊骇的感觉。”（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卷第35节）奥古斯丁和海德格尔认为好奇是以堕落的、乖张的方式体现对知识的热爱。总之，是一种演绎的激情（deductivepassion)，是对沉思活动(biostheoretikos)、对致力于纯知识冥思生涯的粗俗可笑的模仿。哲学家和好奇的人都没有现实功利；两者都致力于为体验学问而做学问，向着没有外在目标的愿景。但是，就好奇来说，感官篡夺了思想的特权:只是用肉体的眼睛，而不是用隐喻的心灵的眼睛来观察、探究和评价一切现象。美学思想被转换为偷窥狂(voyeur)“对经验、对学问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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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评价具有权威性：在好奇说来，根本的隔阂在于隐藏；好奇的精神是“任自己由世界的表象带走；在这种存在方式中专注于摆脱它生存于世的自身”。(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216）我想将海德格尔的评价与瓦尔特·本雅明的立场做个比较。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启明录》：217—251)，本雅明提出了对“人们”、对大众社会的存在之道的审察，一言以蔽之，对“非真实的生活”的审察。当然，他使用了不同的专业术语。但他得出的结论与海德格尔截然不同。海德格尔认为是一种威胁，本雅明推断为一种许诺，或者至少是一个重要的机会。艺术和各种各样经验的技术复制，通过大众传媒成为可能，用的只不过是仪器，仪器可以最充分地满足普遍的、随便什么都喜欢的好奇心。不过，被本雅明誉为通过感官的“对学问的渴望”，却被海德格尔贬为“贪婪的视线”。让我们就这方面做更详细的观察。

好奇心（海德格尔所说的）和技术复制（本雅明所说的）两者努力拉近距离，把一切都置于触手可及的位置（或者说得更好一些，目光可及的位置)。可是这种套近乎的愿望却为两位作者设计出相反的意见。在海德格尔看来，没有认真地“照看事物”就直接逼近远处的场景，带来的唯一结果只能是彻底毁掉透视效果：视觉不能再分辨“前景”和“背景”。当所有的东西不分接近度全进入会聚（如海德格尔说的，那些发生在好奇的情况)，就更少有机会能有一个稳定的聚焦中心去观察这些事物。好奇就像游弋着的玩具气垫车，摆脱重力，在现象上方的低空盘旋(没有深入现象中去)。而在本雅明这一边，关于大众传媒的好奇心，本雅明说：“当代大众有一种欲望，要想让事物在空间上和人情味上同自己更靠近一点儿，这种欲望一如接受复制品来克服每一个真实的独一无二的欲望一样强烈。”(《启明录》：223)对于本雅明来说，好奇作为一种了解世界的途径，扩展和丰富了人类的感知能力。好奇的那种快速转移视场，通过大众传媒已成为可能，不要限制自己被动地待在给定的场景；正相反，它每次都重新决定该观察些什么，那些值得提到前台，那些应该留作背景。媒体训练感官将已知的当作未知的来看，甚至从日常生活最平庸、最重复老套的那些方面辨别出“巨大的、意外的自由边际”。然而，媒体同时也训练感官做相反的作业，将未知的当作已知的来看，将意外、令人惊讶成为熟悉知晓，将缺乏惯例成为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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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类推。对于海德格尔和本雅明这两位来说，那些心怀好奇的人总是分心。他们一会儿探察、一会儿学习、一会儿又尝试各种事情，但都不是专心去做。在这方面两位作者的评价也出现了分歧。海德格尔这方面，认为分心是与好奇心相关联的，是毫无根基的明显证据，是彻底的靠不住。心不在焉的人就是追逐那些总是不同的，但各有可取之处且又可互换的可能性的人（机会主义这个词早先的含义，如果你愿意这么理解)。正相反，本雅明对分心本身赞赏有加，认为可以从中辨识人工复制和技术构建最有效的手段。他写道：“分心[…………]表明一种暗地里的控制，即对新任务在多大程度上能由统觉解决的程度的控制。[………]电影把崇拜价值[对于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的崇拜]斥入后台，这不仅是凭着把公众摆到批评家的位置上[像我们先前谈到的，决定什么是背景，什么是前景]，还凭着这样一个事实，在电影这一位置又全然不需要注意力。大众[或者说诸众就是大众，只要你愿意]就是审查员，但是个心不在焉的审查员。”（参见同上，240—241；引语中方括号内的注释出自维尔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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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分心是智力学习的一个障碍。但是。如果感官学习参与进来，情况就会彻底改变：这种学习绝对受分心的喜欢和支持；这种学习要求一定程度上的离散度和易变性。因此，大众媒体的好奇心是技术上对可再生技巧方面的感官学习，是对智力产品的直接感知，是科学范式形象性的愿景。感觉——或者说，“贪婪的目光”成功地占用了一个抽象的现实，也就是说，是概念在技术上的具体化；大众媒体这样做不是倾向于好奇，而是让分心日益显现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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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分心）好奇和（非指称性）闲聊是当代诸众的属性特征：天生就具有矛盾的属性特征；却是不可避免的属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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