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第四天：

诸众和后福特时代

资本主义的十个论点

我已尝试着用政治哲学、伦理学、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的一些范畴作为基础，对所谓后福特制的当代生产的性质做了说明。我这样做并非是要弄得像一项专业工作，而是因为我确信，要想对此有一个清晰的阐述，就需要这种多样化的分析，这种宽广的视野。不依靠伦理学一语言学概念群就无法理解后福特制。此外，通过这样的分析不难看出问题的实质在于创制和语言，生产和交往之间的逐步认同。

为了对我们时代特征的生活方式和语言游戏用一个统一的术语来命名，我使用了“诸众”这个概念。这一概念，作为“人民”概念的对立面，被定义为断裂、以优势取胜和创新的复合体，这我已说过。现在，让我列举这个定义其中的一些方面，没有特定的排序：像陌生人（biosxenikos）那样活着是常态；讲话中的“共同之处”要比“专门”之处更为流行；智力这个像社会生产支柱那样重要的避邪装置应有的公开性；没有终端产品的活动（精湛技艺）；以个性化为原则的聚合；对现实世界的可能性物尽其用，无所不能；语言非指涉性方面的过度膨胀（闲聊）。在诸众这里，有着人类动物的本体状态在史学上、现象学上、经验论上的充分展示：生物学上的朴质、存在的不确定性或潜能（potential）性、缺乏决断的环境、由于缺乏专业化的本能而用语言方面的智力作为“补偿”。它就像已经长到地表的根茎，最后会袒露在肉眼前面。这些一直来都是真实的，只不过现在才公之于众。这就是诸众：基本的生物配置，成为历史决定的存在方式，存在论在其现象方面展现出来。甚至可以说，后福特制时代的诸众就这样在历史一-实证的层面显示出人类起源学；也就是说，显示了人类这种动物及其鉴别特征的起源本身。诸众就是这一起源的缩影，概括了这一起源。回头想想，这种相当抽象的想法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说：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生产资源存在于人类的语言一交往能力之中，存在于人类特有的交流和认知能力（活力、动力）的综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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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讨会即将结束。能够说的都已经(或好或差地)说了。现在，在我们周游“诸众”大陆的终点，我们只需要坚持一下，对我们的分析再做一些补充说明以进一步完善。为此，我关于诸众和后福特时代资本主义提出十个方面。为方便起见，我称这些方面为论点。这些论点不能算详尽，也不是要想否定别的可能的分析或后福特主义的定义。这些论点只是具有可明确论证的外观和（我希望）真正的论文应有的严谨性。有些论述可能会交叉，好像聚合成了同一个“论点”。此外，顺序排列也是任意的：例如，把“论点X”标注成“论点Y”一点也没关系（反之亦然）。最后，大家必须知道，我常常过于精细或过于粗糙地肯定或否定，而不做可能会是正确的或（明智）的肯定或否定。在某些情况下，我会说的比我想象的要多。

第四天：诸众和后福特时代资本主义的十个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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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1

后福特制（随之诸众）随着令人难忘的“1997运动”的社会动荡，出现在意大利。

后福特制，在意大利由受过教育的、无稳定工作的流动性劳动力的骚乱引起的；他们憎恨职业伦理，以正面迎对的态度反对历史遗留的传统和文化，在他们与生产流水线工人之间，与他们的惯例和习俗、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标注上一个清晰的断裂记号。后福特制源于那些集中在社交人物间的冲突，这些人物，尽管他们明显的边缘地位，却正要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新周期的真正支点。此外，先前已经发生过一次生产方式上激进的革命，那次革命伴随着劳工阶层中不成熟的政治冲突，稍后，这个劳工阶层将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支柱。这足以使人回忆起18世纪大不列颠流浪者的危险他们已被赶离土地，将要进入早期的工厂。或者让人想起1910—1920年间美国非熟练工人的斗争，这些斗争发生在亨利·福特和弗雷德里克·泰勒的转折点之前，这个转折点正是基于系统地从劳动中排除劳动技能。每次激烈的生产组织蜕变注定是这样开始的：再次迫使事物之间的关系（新兴技术、投资的不同配置等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社会关系，让人联想到“原始积累”的阵痛。有时，正是在这种蜕变之间难以操控的间隙里，日后将成为无法拒绝的事实进程的主观方面会露出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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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资本主义的杰作中恰恰包含有这些起初以激进冲突的外表出现，然后转化为生产资源的行为模式。1977运动中集体倾向的转变（退出工厂；无视稳定就业，善于学习和网络沟通）转向专业化的新概念（机会主义、闲聊、精湛技艺等）：这是意大利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的最珍贵的成果[“反革命”的意思不是简单地复辟到先前的状态，照字面说，就是相反的革命（revolution to the contrary)，即为了重启生产力和政治统治的一次经济和制度的彻底创新]。

1977年的运动，不幸被当作边缘人群、寄生人群的运动来对待了。然而，边缘的和寄生的，当时就是那些以这种名义提出指控的人持有的观点。实际上，他们完全将自己等同于福特制范式，相信只有在工厂里制造耐用消费品这样稳当的工作才是“主要的”和“富有成效的”。因此，他们等同于已处在衰退期的生产周期。可仔细观察，1977年的运动却使后福特制诸众的某些特质提前体现了出来。一如既往的愤怒和粗鲁，然而无论如何，这个运动的精湛才艺毕竟不带奴性。

第四天：诸众和后福特时代资本主义的十个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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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2

后福特制是马克思“机器论片段”的经验实现。

马克思写道：“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机器的自动化系统）英译注：维尔诺加上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必然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英译注：楷体和方括号来自尼古拉斯的英文翻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705）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机器论片段”，我从中提取了上述引证，马克思支持的一个几乎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抽象知识一科学知识，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趋向于同主要生产力平起平坐，还将重复性的分工劳动降到剩余的位置。我们知道，马克思借助于这样一个相当具有启发性的意象来象征构成社会生产动力中心的知识复合体，并且同时为它预先设置了必需的领域：普遍智能。只是它那宣传性的杰出能力将劳动时间弄成了“可怜的基础”。所谓的“价值规律”（根据价值规律，产品的价值是由投入该产品的劳动时间总量所决定的)，这个马克思认为的现代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就被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所瓦解和驳倒。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关于超越主导生产率的假设，这个假设与出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的一些更有名的假设绝然不同。在“片段”中，资本主义危机不再归因于真正基于个人提供劳动时间的生产资料内在的比率失调（因此，也不再归因于与“价值规律”的威严相关联的失衡，例如，利润率的下降)。现在面临的是：直接地、专一地调用科学的生产过程与仍然同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量相符的财富计量单位之间相割裂的这个矛盾走到了前台。根据马克思所说，这种差异的逐步扩大意味着“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705)，并因此导致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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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后福特制时代最明显的是马克思描述的全面真实地实现这种理想的趋势，并且没有带来任何解放的后果。知识所起的作用和渐成次要的劳动时间之间的不均衡并不是孕育危机的温床，却催生了新的、稳固的权力形式。生产观念的激进蜕变，一如既往，属于老板手下工作的范畴。要说“片段”是暗指胜利已经在望，却更像为社会学家准备的工具箱。“片段”描述了一个横在我们所有人眼前的经验现实：后福特制结构的经验现实。

论点3

反映在诸众身上的劳动社会危机。

劳动社会的危机与劳动时间的线性缩减当然不会同时发生。然而，后者在今日世界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普遍性。高兹（Gorz）和里夫金（Rifkin）在“工作的终结”上的观点是错误的[高兹，《重申工作》（ReclaimingWork)；里夫金，《工作的终结》(TheEnd of Work)]；他们散布各种误解；更糟糕的是他们阻止我们关注他们提出的问题。

第四天：诸众和后福特时代资本主义的十个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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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社会的危机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论点2提出的）：社会财富来自科学、来自普遍智能，而不是来自个人提供的工作。所需要的工作似乎可以缩减到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科学、信息、一般知识、合作，所有这些都体现自身为生产的关键支撑系统—就是这些，而不是劳动时间。即使这样，劳动时间作为社会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参数仍然会继续有效的。因此，社会上的剩余劳动力形成了一个矛盾的过程，形成了暴力对抗和恼人的悖论的戏剧场面。劳动时间是尚在使用中的计量单位，但已不再是一个真正的计量单位。忽视了这个两面性中的任何一面，即只强调了它的有效性，或者只强调了它的缺乏真实性，结果都差不多：第一种情况是没有意识到劳动社会的危机；第二种情况的结局是以高兹和里夫金表达的那种方式保证和解。

劳动社会的超越是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所规定的形式中产生的。超时工作，这是潜在的财富来源，表现为贫困：工资补偿、结构性失业（由投资带来的，而不是由于缺乏投资造成的）、无限灵活地使用劳动力、等级制度的扩散、古代训诫措施的复兴、对个人的控制手段不再受工厂制度规定的制约。在现象学的层面，这是为了“超越”而允许的磁暴(magnetic storm)，矛盾的是这种超越恰恰是在那个被超越的对象的基础上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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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重复这个关键词条：劳动社会中超越的产生符合雇佣劳动的规律。这个词条可以适用于后福特制的情况，就像马克思观察到最初出现的股份制公司所评论的那样。马克思写道：“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资本论》第三卷：570)也就是说：股份公司声称有可能摆脱私有财产制度，但是这种声称总是发生在私有财产领域，甚至还不成比例地增加着后者的力量。对于后福特制来说，也同样是对股份公司来说，困难在于要同时考虑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即维持生存和达到目标，合法性和可超越性。

劳动社会的危机（如果正确理解的话）意味着所有后福特制劳动力可以用马克思分析的“产业后备军”的类别来形容，也就是说：失业。马克思认为“产业后备军”可分为三种类型或形态：流动的(fluid)(今天我们说的人事变动、提前退休等),潜在的(latent)(技术革新会随时干预的地方、减少就业），不景气的（stagnant）（用现在的话说：打黑工、临时工、非正式工作)。根据马克思说的，它是流动的、潜在的、不景气的失业群体，当然不是雇佣劳动阶级；他们是劳动力的边缘部分，而不是它的主要部分。然而，劳动社会的危机（具有我已经试着略述的复合性特征）使得这三种确定的类别实际上适用于所有的劳动力。流动的、或潜在的、或不景气的，也同样适用于雇佣劳动阶级。每个雇佣劳动的安置都容忍该劳动的非必要性以及该劳动所固有的过量社会成本的流失。但是，这种“非必要性”一如既往地以临时性或“灵活性”的形式体现为不朽的雇佣劳动。

第四天：诸众和后福特时代资本主义的十个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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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4

对于后福特制时代诸众来说，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之间在性质上缺乏差别。

当今世界，由于不再有任何东西来把劳动与人类的其他活动区别开来，社会时间似乎显得有点精神错乱。因为工作不再按照在工作中心才有效的明确的标准和程序来构成专门的、独立的实践，而这个标准和程序与那些管理非劳动时间的标准和程序是绝然不同的，所以也就没有清晰的、界限清楚的门槛来划分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了。据葛兰西说，在福特制时代，智力仍保留在生产之外；只有工作结束后，福特制工人才可以看报纸、去当地聚会中心、去思考和对话交谈。然而，在后福特制时代，由于“精神生活”已完全被列入生产的时空之中，其中必要的同质性已占主导地位。

基于人类通用能力的运用，劳动和非劳动显示出完全相同的生产力形式：语言、记忆、社交、伦理和审美爱好、抽象思考和学习等的能力。从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角度看，就业和失业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可以这么说，失业是未获得酬金的劳动，反过来，劳动是获得酬金的失业。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对没完没了的工作做辩护，也可以同样地对越来越少的工作做辩护。这些诡谲的套话互相矛盾，放在一起便彰显出社会时间是如何的精神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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