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旧的“劳动”与“非劳动”之间的区别，最终在获得酬金的生活与非获得酬金的生活的区别出现之际归于消失。这两种生活之间的界线是任意的、无常的，任政治决策所为。

劳动力参与其中的生产合作总是比由劳动过程调动的生产合作来得更巨大、更富有成效。它还包括非劳动领域、在工厂和办公室之外成熟起来的经验和学问。劳动力之所以增加资本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从来也没有失去非劳动的品质（劳动力与生产合作固有的联系比最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仅仅在劳动过程中盲从地联系要更为丰富多彩)。

由于社会合作先于生产过程开始，又迟于生产过程结束，因此，后福特制劳动也总是成了隐性劳动(hiddenlabor)。不要将这里表达的意思误解为未签订契约的劳动、“打黑工”。隐性劳动，首先是指不获取报酬的生活，也就是说：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在各方面都像劳动活动，然而，不被计入生产力。

这里关键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在劳动领域里，劳动之外积累成熟的经验具有惊人的影响力；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这个更为普遍的经验领域一旦被纳入生产过程，便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则。这里也存在着双重风险：要么拒绝这种被纳入生产方式的宽宏大度，要么以这个宽宏大度的名义去拒绝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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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5

后福特制时代，在“劳动时间”和更长的“生产时间”之间存在着永久的不相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12章和第13章中，对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两者之间做了区别。可以想一想播种和收获的周期。农场工人工作一个月（劳动时间）；然后是随着粮食作物的生长而较长的一段时间间隔（生产时间，但不再是劳动时间)；最后，到达收获期（又一次劳动时间)。在农业和其他行业，从“劳动活动”这个术词本来的含义上说，生产比劳动活动更为广泛；劳动活动几乎只占整个周期的一小部分。“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这一对术语是用来理解后福特制现实非常切题的概念性工具，也就是说，是社会工作日的现代表达。马克思除了采用这个来自农业的例子，“生产”和“劳动”之间的不相称还相当符合“机器论片段”所论述的状况；换句话说，符合论述中所说的劳动时间表现为“可怜的残渣”。

这种不相称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首先，它显示在每个工人的每个工作日中。工人监管和调整（劳动时间）机器的自动化系统（自动化系统的运行定义为生产时间）；工人的活动往往因对设备的维修保养（maintenance）而结束。可以这么说，在后福特制环境，生产时间只是间断性地被劳动时间所打断。虽然播种是后续的粮食作物生长阶段的必要条件，但这种监管和调整的现代活动，却自始至终处在自动化处理过程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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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第二种更彻底的方式来设想这种不相称。在后福特制时代，“生产时间”包括非劳动时间，而社会合作正是扎根于这段非劳动时间之中（参见论点4)。因此，我把“生产时间”定义为获得酬金的生活和非获得酬金的生活、劳动和非劳动、显性的社会合作和隐性的社会合作之间不能分解的整体。“劳动时间”只是以这种方式去理解的“生产时间”的一个组成部分，还不一定是最突出的一个。这种迹象促使我们部分地、或通盘地重新系统阐述剩余价值理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剩余价值源自剩余劳动，即来自必要劳动（补偿资本家为获得劳动力而承担的开支）和整个工作日之间的差值。那么，不得不说，在后福特制时代，剩余价值首先取决于以下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即并不像计算劳动时间那样计算的生产时间和依照劳动时间这个术语的真正含义计算的劳动时间之间的差距。重要的不仅仅是劳动时间内在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不相称，或许还更多地在于生产时间（包括非劳动时间，其自身独特的生产力）和劳动时间之间的不相称。

论点6

后福特制的特点：一方面，是最多样化生产模式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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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质上是发生在工作场所之外同质性的社会化。

不同于福特制的劳动组织，今天的劳动组织总是参差不齐。技术创新并未普及：与其说技术创新确立了一个明确的、主导的生产模式还不如说它使得无数各种各样的模式存活下来，包括那些陈旧落后卷土重来的模式。后福特制重新编辑了整部劳动史，从大众劳工的群岛到专业员工的飞地(enclaves)，从再次壮大的自主劳动形式到重新设置的个人实力形式。在这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各种生产模式仿佛按照世界博览会的标准互相跟随着重新同步（synchronically）登场。然而，各种模式的扩散增殖，组织形式的凌乱破碎，这背后的背景和前提，是通过普遍智能，通过计算机数据通信技术，通过包括非劳动时间在内的生产合作建立起来的。矛盾的是，恰恰在知识和语言成为主要生产力时，有了劳动组织形式的无限制增生，更不要说他们的折中共存了。

我们很可能会问，软件工程师与菲亚特工人，或者与临时工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必须有勇气回答：就职位条列、专业技能和劳动过程的性质来说，几乎没有。但是说到工作场所以外每一个体社会化的外表和内涵，我们也可以回答：通通相同。就是说，这些员工具有共同的情感色调、兴趣心智和期望值。只可惜，虽然在先进的行业，这些同类的气质（ethos）（机会主义、闲聊等）被包括进了生产和专业资格条列，但是对那些落入传统行业的员工以及在工作和失业之间摇摆不定的边缘工人（border-workers）来说，这种气质反而增强了“世俗世界”。简洁地说，在工作中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 at work)和城市经验所需的普遍的机会主义两者之间能找到这条接缝。从劳动过程分离出来的本质上一致的社会化特性，站在了参差不齐的生产模式的对位声部，与他们世界博览会的风格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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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7

在后福特制，普遍智能并不与固定资产重合，而主要表现为活劳动的语言复现。

按我们在研讨会第二天已经说过的，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将普遍智能（知识作为主要生产力）与固定资产、与机器系统内在的“客观的科学能力”等量齐观。用这种方法他便遗漏了今天绝对卓越的维度，在这个维度中，普遍智能本身就表现为活劳动。为了支持这种批评，有必要分析一下后福特制生产。在被称为“第二代自主劳动”，并且还有像梅尔菲的菲亚特这样对操作程序做了彻底改革的工厂，不难看出在机器系统中，知识和生产之间的联结绝不是疲惫不堪的，相反的，它清楚地表明自己是男人和女人间的语言合作，是他们事实上的一致的行动。在后福特制的环境里，各种各样的概念和逻辑方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概念和逻辑方案是不能被置于固定资产中的、不能与多元化的生活主题的复现相分离的。因此，普遍智能包括正规和非正规知识、想象力、伦理倾向、思维方式和“语言游戏”。在当代劳动过程中，有着思想和话语，它们起着像生产性“机器”那样的作用，无须采取机械结构或电子管那样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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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活劳动的活动包含有越来越多的语言服务时，普遍智能就成了活劳动的一个属性。这里我们就要谈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立场缺乏根据。受黑格尔在耶拿的学说的启发[哈贝马斯，《劳动和交流》(Arbeit andInteraktion)]，他将劳动与交流，“器械的或‘战略的’行动”与“交往行动”做对比。他判定两者符合不能互相比较的标准：劳动直接来自于手段/目的之逻辑，而语言交往依赖于交流、互相承认、具有共同的信仰(ethos)。可是今天，雇佣劳动（被雇佣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就是交流。劳动过程不再是沉默寡言的，而是侃侃而谈。“交往行为”不再拥有特权甚至排外，不再置于伦理文化关系或政治之中，不再待在生活的物质再生产领域之外。反而行之，对话的言辞已经坐落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简言之:为了充分理解后福特制劳动的规则，就必须多多地求教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确实，这两位作者早就失去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兴趣；不过，既然他们在语言经验上有过如此深刻的思考，那么，他们在有关“绕嘴多舌的工厂”方面会比专业的经济学家给予我们更多的教诲。

已经说过，个人的有一部分劳动时间注定要用来充实和增强生产合作本身，生产合作好像一面马赛克，个人充当其中的一颗嵌镶块。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个员工的任务就是把个人的劳动与他人提供的服务之间的联系做得更好、更多样化。正是劳动活动的这种反射特性（reflective）强调了劳动中语言一互相联系方面显得日趋重要；它也强调了机会主义和闲聊成为非常重要的工具。黑格尔说过的“精明的劳动”，表达的意思就是促进自然因果关系的能力，目的是针对一个既定的目标而利用其本身的力量。因此，在后福特制领域，黑格尔的“精明”已被海德格尔的“闲聊”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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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译注：已不在世上的委婉说法。

论点8

后福特制劳动力的整体，即使最无技能的，也是智力劳动力，是“大众知性”。

对后福特制时代活劳动的整体（不包括第三产业中某些经过职能评估的行业）我使用了“大众知性”（intellectualityof themasses）这个术语，在这种大众知性内存储了不能在机器系统中具体化的认知和交往技能。大众知性是一种卓越的体现形式，现在，在这个形式里体现出普遍智能（参见论点7)。这里我几乎无须说，我不再以任何方式指从属性劳动的任何虚构的博学；我当然也不会认为今天的工人是分子生物学或者古典文献学领域的专家。正如我前面几天提到的，通常的智能，其突出之处在于：最通用的思维能力、语言的能力、爱好学习、记忆力、进行抽象化和相互关联的能力、倾向于自我反思。大众知性与思想行为（如书籍、代数公式等）无关，而是与思考和语言交流这些简单的能力有关。语言（如同理解力或记忆力）比脑子里所想到的东西要更具扩散性，更少专业性。它不是科学家，只是一个简单的扬声器，这就是大众知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与新“工人贵族”毫无关系；相反，他们站在了相对的另一极。仔细想一下，大众知性简直是破天荒地对我们已经引用过的马克思主义对劳动力下的定义完全正确这一点做了证实：“人的脑力与体力的聚合在物质形态上的存在，是一个人生存的人格。”(《资本论》第一卷：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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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众知性，必须避免那些致命的简单化，这种简单化发生在那些老是寻求对过去经验做轻松重复的人身上。对于其支点在知识和语言里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不能按照经济一生产的范畴来定义的。总之，我们不是在这里处理链条的最后一环，在此之前的那一环，据我所知，就是职业工人和装配线工人。大众知性的特色，它的身份，可以说，看不出与这些工人的劳动相关，特别是在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消费、语言实践这个层面看不出。不过，这是硬币的另一面，只有当生产不再以任何方式作为形成身份的具体场所，只有到那时(exactly at that point)，生产才真正地将它自身向各种各样的经验、兼容并蓄的语言能力、伦理倾向和主体性的细微差别等各个方面扩散。

大众知性位于这个辩证的核心。因为在经济一生产关系方面很难对它进行描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不要说：尽管由于这个原因)，它是当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基本成分。大众知性（对诸众的另一个称呼）之所以处于后福特制经济的中心，恰恰是因为它的存在模式彻底避开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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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9

诸众把“无产阶级化理论”抛在交往群体之外。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中，“复杂”劳动（智力的)与“简单”劳动（非技能的）之间的比较引发了不少难题。凭什么计量单位使这种比较成为可能？常常听到的回答是：凭精神物理学测定的纯体能消耗，这个计量单位与“简单”劳动相吻合；“复杂”劳动只不过是“简单”劳动的倍数。由于是知识型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之间做对照，两者之间的比率可以通过考虑不同的教育成本（学校、专业类别等）来确定。对这个陈旧的且具争议的问题我没有多大兴趣；不过，在这里我想利用一下这方面使用的有关术语。我认为大众智能（参见论点8）总体上说是“复杂”劳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复杂劳动”是不能化简（notreducible）为“简单”劳动的。这种复杂性以及不可约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这种劳动力为了履行其工作职责，调动了人类的语言一认知能力。这些能力，或才能，使得个人的职责往往以高比率的社交能力和高智商为特征，即使他们并非都是专业性职责（这里我们不涉及工程师或语言学家，只是普通职工)。只要你愿意，可以这么说，不可化简为“简单”劳动的就是由大众智能实施的、具体操作的合作的品质(cooperat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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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后福特制时代的劳动都是复杂劳动，不可以再化约为简单劳动，也就意味着确认“无产阶级化理论”今天已完全离开了交往群体。这一理论在发出智力劳动对体力劳动具有潜在相似性这个信号时已居于其荣誉之巅。也正因为如此，这个理论已不适合对大众知性负责，或者，这是同一回事已不适合对作为普遍智能的活劳动负责而告终。当智力劳动（或复杂劳动）不能等同于一个专业知识的网络，而成为借助人类通用语言一认知能力的劳动时，“无产阶级化理论”便失效了。就是这一概念上的（和实践上的）演进，修改了问题的所有说法。

缺少了无产阶级化当然不意味着合格工人保留享有特权的地位。而是意味着一种通过减法的同质性(homogeneityby subtraction)，减去那个通常暗指不具有后福特制劳动力特征的“无产阶级概念”，尽可能地复合化或知性化。换句话说，缺乏无产阶级化意味着后福特制的劳动者是诸众，不是人民。

论点10

后福特制是“资本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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