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实际上，精彩的是在《帝国》中含蓄地提出诸众全球化的问题，而不是假设诸众是“帝国赖以存在的生产力，呼吁摧毁帝国并使这种摧毁成为必然”。这场战争纯粹是虚构的，因此是资本的摧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对抗很快具有比喻的维度，两种信念之间的战争。由于诸众就像它所生产的工件那样是非物质的，它的外表，哈特和内格里写道：“简单朴素，并且还天真狂野。”它是预言性的、具有创造力的，是能被转化成“绝对的民主权力”的一种“绝对的正向力”。甚至它的摧毁意志最终也会成为“爱和社区”。另一边，邪恶的帝国，共同的敌人，仅仅是一个“空壳”，一个长着泥足的庞然大物，恶毒的、施虐的、操控的，一个永远忙于“运作着绝对暴力”的掠夺者（信念必然是绝对的)。帝国的控制不过是一种“抽象、空洞的统一”，不过是靠诸众的活力为生的一种“寄生机构”，构成其“消极的残渣和回退”的运作。“寄生虫会耗竭其宿主的活力，然而，也会危及到它自身的生存。”哈特和内格里推断：“帝国权力的功能“不可避免地与其衰落相联系。””那又为什么要呼吁权力对象的反向权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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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历史等不及了。在内格里的通篇作品中有一个问题不断重复出现，这就是决策时刻的不可约性。虽然他在“活力论者唯物主义”的传统上花了大量口舌—尼采、柏格森、德勒兹—但“权力意志”或“生命冲动”对于精力充沛的列宁主义者来说显然是不够的。他写道，这些总是要冒这样的风险，“陷入坏透了的漫无边际的诡辩之中：漫无边际稀释了决策的强度……”没有终极目的，只有一大堆叙述，这种决策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意义。《帝国》涉及的阶级斗争是一种原始类型的阶级斗争：斗争去寻找阶级(astrugglelooking for a class)。维尔诺的恰好相反:阶级寻找斗争。但哈特和内格里已经知道他们正在寻找什么样的阶级。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借力启动革命的机器。他们引用斯宾诺莎的话：“先知产生他自己的人民。”他们想要产生自己的诸众，但是他们并不清楚诸众是否会工作。他们甚至坦率地承认：“现在一点也不清楚这个预言的作用是否能有效地提出我们的政治需求，形成后现代革命反对帝国的宣言….”后现代（postmodern）革命，恰如其分。这个阶级斗争也已是后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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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诺没有什么关于终极目的的锦囊妙计，也没有现成的计划方案给诸众—当然，也没从“另一边”出来。这样的事以前也已尝试过，但结果没那么好。为什么“后现代革命”就会有所不同?谁要是关心诸众，就该先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从它那里可以期盼到什么，而不是从一些革命的要素来推导出它的存在模式。在维尔诺的发明清单上，最终目的是“要把政治行动从它现在的瘫痪状态中解救出来”。《帝国》也正在尝试这样去做，但是无价值的战斗不行——诸众反击战……

维尔诺提出后福特制是“资本的共产主义”时，也许说到点子上了。这并不是说眼前不再会有战斗，因为后福特制给我们带来了“共产主义”。战斗总是会有的，但那不会是所谓消灭敌人的战争。确切地说，这种战斗是要加强存在于资本中的某些力量，将它们与其他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系统。这就是维尔诺一直试图提供的：一种战斗的描述，当代生活中的一些要素最终将被动员起来，通过后福特制使一种虚拟性的蓝图得以实现。难题不在于摧毁资本或帝国—摧毁，他们说—难题在于增强自身的能力。关键在于这个主体有什么能耐?

“资本的共产主义”：在资本也能容纳的情况下让资本中具有尽可能多的共产主义成分：取消工作，解散国家等。但是，无论什么形状或形式的共产主义都需要平等，而这，资本不会提供。因此，后福特制只能满足一个虚拟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一种没有物质平等的广义智力的公社性。“共产主义”怎么会这样呢？这个虚拟的共产主义足以把臣服的“人民”转变成自由人的“诸众”，这就是帝国正宣称要实现的，但诸众未必就超越第一世界而欣欣向荣，或者更低一点要求。在那些不发达国家，新的劳动阶级正在通过斩尽杀绝和过度开发寻找自由。各地的不平等现象正呈指数级增长，所以就有了玩世不恭，不是特别有创意的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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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没有理由的醒悟。自治主义的优点之一就是它决不怕大声宣称：“我们是奢侈的先锋。”那时，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仍被认为是革命智慧的资源库。但是只有那些摆脱了奴役的人才敢想象真正的自由会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意大利人在自治主义被“击败”前想尝试的，那就是他们今天通过活跃的理智的辩论正在重新探索的。诸众这个观念就是这个正在进行的事业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能够负担得起的奢侈品：奢侈地想象将来我们有能力积极地把一切联合起来。这些虚拟性带着矛盾的、可逆的特点出现在资本之中，就是在等待着被解放。非物质工人是流动的、超脱的、随机应变的、好奇的、投机取巧的和愤世嫉俗的，也是向着制度和习俗的；他们善于创造并通过人际交往和语言分享知识；他们多半是去政治化的，但也是不顺从的。诸众是一个“两栖”类别，能逐步滑向“反面的发展”，或者落得一事无成，所以战斗不断肆虐—不是与帝国战斗，而是它自身的内斗(withinitself)。这是首次“以争斗定义为力量合成”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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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③，不是战胜外部的敌人。

资本让我们提前做设计，实在太清楚任何创造性的步骤很快会被工具化，就从内部将其转化为二元对立，不管他们自称如何激进，已证明方案屡屡失败是由于他们已变得不适宜于考虑当代现实的复杂性。自治论者关于工作所假设的矛盾立场，或者哈特和内格里提出的对帝国的战略性接受就是毫无拘束的超前思维这个奢侈品的一部分，这已成为世上挤压在平庸低俗和自鸣得意的忧郁之中的珍品。所以没有人会责备他们那样想，只会责备还没有充分展开想象就过早掉回焦躁的革命毒品的泥沼，取悦每个人，只会增强那种全身无力却温暖舒适的感觉。

对于资本，并不一定要去“摧毁”它。它具有足够的自毁性，但是不像哈特和内格里所想象的那种方式。因为它从不停止触发那些抵抗自己统治规则的因素。这是德勒兹在1991年写的：“资本主义的欢乐足以解放人民是令人生疑的，那些老是援引社会主义血腥失败的人似乎没把它看作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现状的一次失败，由于它涉及血腥的不平等，人民离开了这个市场，等等。这从美国革命’失败开始，甚至从苏联失败的前夕开始已经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这种局面和革命性的尝试都是由资本主义本身所产生的，并且它们不会消失。”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革命的，因为它不断挑起不平等并诱发动荡。它还不断提供它自己类型的“共产主义”，既可当作疫苗，防止其进一步升级，也可作为超越它本身限度的激励因素。对这两方面，诸众可采取这样两种方法来应对：吸收其冲击，或倍增其由不可预知的方式产生的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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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幽灵，资本的幽灵，在世界游荡………

西尔维尔·罗廷格

(Sylvère Lotri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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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西蒙娜·韦伊，《压迫和自由》，阿默斯特：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56页。

②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殖民的现代理论”

③ 参见塞尔焦·博洛尼亚，“摩尔的部落”，意大利文版《自治论——超越政治的政治》，组约：Semiotext(e)，Ⅲ，3，1980年，第36—61页。由西尔维尔·罗廷格和克里斯蒂安·马拉齐（Christian Marazzi）编辑。

④参见Bifo。“自治的剖析”，意大利文版《自治论》，第
148—170页。

⑤参见马里奥·特隆蒂，“拒绝的策略”，意大利文版《自治论》，第28—35页。

⑥马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内格里，《帝国》，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2000年，第268页。

⑦《帝国》，第218页。

⑧参见克里斯蒂安·马拉齐，“金钱和战争”(“Denaro eGuerra”)，收录于在安德烈·富马加利(AndreaFumagalli)、克里斯蒂安·马拉齐和阿德利诺·扎尼尼(Adelino Zanini)，《帝国的货币》(La Moneta nell Impero)，维罗那：Ombre Corte,2003年。新经济时代的崩溃显示诸众对普遍智能金融化的反抗。布莱特·尼尔森(BreitNelson)，《市场和警察：永恒的全球战争中的金融资本》(The Market and the Police: Finance Capital in thePermanent Global War)(未出版)。

⑨《帝国》，第403—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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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帝国》，第413、344、361、63页。

①安东尼奥·内格里，《凯洛斯、阿尔玛·维纳斯、诸众》.巴黎：Calmann Levy，2000年，第194页。

②《帝国》，第63页。

13“战争”和“战斗”，见吉尔·德勒兹，《危象和临床》。明尼阿波利斯市：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2页。

④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利，“我们发明了老一套”(“Nous avons inventé la ritournelle”)《新观察家》(Le NouvelObservateur),1991年9月。吉尔·德勒兹《两个疯狂的政权XTwoRegimes ofMadness)，纽约：Semiotext（e),1974年（即将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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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诸众：霍布斯和斯宾诺莎

我认为相对于大家更加熟悉的“人民”(people)的概念，“诸众”（multitude）的概念是对当代公共领域做细致分析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我们必须记住“人民”和“诸众”这两个概念之间的选择一直处于实际争论的核心（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宗教战争等）和17世纪理论一哲学争论的核心。“人民”和“诸众”这两个在炽烈的冲突之火中锤炼出的互相抵触的概念在现代政治一社会类属的定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民”的观念占了上风，“诸众”这一概念则在竞争中败北而成了一个失落的词条。在说到社会生活形态和新建大国的民众精神时，人们不再说诸众，而喜欢说人民。然而我们需要问一下，今天，在漫长的轮回将达尽头之际，这个古老的争议是否还没有再次展开？今天，在现代政治理论正经历激烈转变的关头，这个曾被击败的概念是否还没有显示出非凡的活力，为自己做出扣人心弦的复仇雪耻？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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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和诸众这对立的两极有霍布斯（Hobbes）和斯宾诺莎（Spinoza）作为它们推定的创始人。斯宾诺莎认为，诸众(multitudo）表示在公共场合（public scene）、在集体行动、在处理公共事务中所持存的这么一种复数（plurality whichpersists assuch)，没有聚合成一，不会在向心运动中消失。诸众是赋予这个许多（many）的社会和政治的存在形式，被视为存在着的许多：一种永恒的形式，不是一个阶段性的或间隙性的形式。在斯宾诺莎看来，诸众乃公民自由的楣梁[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Politicus)]。

霍布斯憎恶（detests）诸众，“憎恶”，这里是我做适当考虑后使用的一个带情感色彩的、不很科学的词，他激烈反对诸众。以社会和政治的许多存在，被视为存在着的许多，以这样多数的形式但不聚合成一个综合的统一体，他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帝国”最大的危险。也就是说，是对国家这个政治决策垄断者的最大危险。理解一个概念的意义最好的方法—这里说的是诸众的概念———就是用固执的反对者的眼光去审视它。掌握一个概念的所有含义及其微妙之处的人恰恰就是想要把这个概念从理论和实践的视野里抹去的人。

在对霍布斯描绘讨厌的诸众所采取的方式做浅释之前，最好先确切地确定这里所想要达到的目标。我是想通过展示诸众的范畴（正是因为它被其死对头霍布斯已做过处理）来帮助解释当代的若干社会行为。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人民”，然后是那些国家（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国家等)，最后，在现代曙光来临之际被取消的相反极性终于又回来显示自己了。诸众被视为社会、政治和哲理的最时髦的东西吧?也许是的。对于现象一语言学游戏这个相当可观的范围、生命的形式、伦理倾向、当今世界生产的显著特征等，除非理解为来自于这个“许多”（many）的存在模式，否则最终也许仅有些许理解，也许全然不能理解。为了研究这个存在模式，我们必须求助于非常不同类型的概念组合:人类学、语言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伦理学。我们必须周游这个“诸众”的大陆，并且频繁地改变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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