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说完了以上这些，让我们简要地了解一下霍布斯作为明察秋毫的对手对“许多”的存在模式所做的描述方式。在霍布斯看来，这决定性的政治冲突发生在诸众和人民之间。近代公共领域既可作为诸众的活动中心，也可作为人民的活动中心。内战总是凶险的，在这种二择一的选择中自有它的逻辑形式。根据霍布斯所说，人民的概念是与国家的存在严格相关的，而且还是一种反响，人民即国家的反映：有了国家，就会有人民。没有国家，便没有人民。在那本对诸众的恐怖揭露得广而又深的《论公民》(DeCive）书中说：“人民（people）有点像一’，具有单一的意志（one will），可以把统一的行动归属于它。”（霍布斯，《论公民》第十二章，第八部分)

对霍布斯来说，诸众是“自然状态”中固有的；因此，它是早于“国家”(bodypolitic)的固有存在。但是，遥远的历史可以再次重现，就像一种“被压抑的经验”，在间或动摇国家主权的危机中以回归来验证它本身。在国家之前就存在着许多；国家建立以后，就只有一个—人民，人民被赋予单一的意志。按照霍布斯所说，诸众回避政治团结；反抗权威；不加入持久的协议；由于它从未将自己的自然权利转让给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从未达到法人的地位（status)。诸众正是通过它的存在模式（通过它的复数特性）和行为模式来阻止这种“转让”。霍布斯，这位曾经伟大的作家，用令人敬佩的优雅来强调诸众是如何反国家的，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诸众是反人民的:“人民（thepeople)，激起公民（Citizen）违抗国家（City），即诸众（multitude）违抗人民（people)。”（霍布斯，出处同上）这里将这两个概念之间做了全面的对比：如果有人民，就没有诸众；如果有诸众，就没有人民。在霍布斯和17世纪国家主权辩护者眼中，诸众纯粹是一个负面的、边缘性的概念；也就是说，诸众被视同为压在国家之上的危险因素；它是随时会阻塞“巨大机器”的碎片。这是一个否定诸众的概念：这就是说，诸众不使自己适合成为人民，因为它实际上否定国家对政治决策的垄断；简言之，它是“自然状态”在公民社会的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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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译注：这里所说的“国家”是指一个政府领导下组成一个政治集团的人民，也指政体。

曾被驱除的“多数”：“私人的”和“个体的”

诸众如何在中央集权国家的创立中幸存下来的？在主权的现代概念被充分肯定后通过哪些隐秘和笨拙的方法使它自己为人所知？在哪里听到它的回声？把这些问题做极端风格化，以便让我们尝试着去鉴定那些一直来以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去理解许多、被视为存在着的许多的方法（这样，从政治传统上说，在人民的统一方面已经有它们无可争议的基准点)。

在自由主义思想看来，凭借公一私这一对术语，“许多”产生的焦虑得以缓和。诸众，作为人民的极性反面，呈现出被称之为私（private）的有点凄惨和屈辱的特点。顺便说一句，即便公一私这一对两分体本身在泾渭分明之前，在上千年的理论和实践纷争期间，也曾经过了血和泪的锤炼；因此，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因果关系得以保留下来。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比说公共经验和私人经验更正常的事吗？但是这个分叉点并不总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留点争议的余地也很有意思，因为现在我们也许生活在一个更新的17世纪，或者生活在一个旧的范畴分崩离析的时代，需要我们创建新的范畴。许多概念对我们仍显得奢侈和不寻常——例如，非代议制民主的概念或许已趋向唤起一种新的常识，起先是为了追求，然后成为“明摆着的事”。但还是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私”不仅意味着个人的东西，不仅意味着这个人或那个人内心世界的东西；“私”首先意味着被剥夺：声音被剥夺、公众场合露个面也被剥夺。在自由主义思想看来，诸众作为一个私人维度幸存下来。这个“许多”是失语的、远离公共事务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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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来看，我们在哪里才能找到古代诸众的回声？也许在集体一个体这一对术语里吧。或者，更妥当地说，是在这第二个术语里，在个体维度中。人民是集体；用假定的无能和过度的不安隐匿起来的诸众是单独的个体。个体是在远离个体的某个地方所做的乘除法运算里无关紧要的余数。用什么样的措辞来表达严格意义上的个体？个体似乎是难以形容的，就像诸众在民主社会主义传统里难以形容一样。

在此有一个观点我应该事先说一下，因为这个观点在我以下要说的内容里将会多次提到。我相信在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公一私这两者的耦合是人们直接感受的事实，集体一个体的耦合也一样，凭它们各自的力量无法再站得住脚，难免喘着粗气，精疲力竭。这就像在世界的当代生产中正在发生的那样，因为生产加载了精神（ethos)、文化、语言交流——不交给计量分析，这样反倒能被理解为有着广泛基础的世界性经验。现在，正是那种曾经严格的细分已被混合在一起，叠加其上。很难说集体经验在何处结束，个体经验又在何处开始。很难把公众经验从所谓的私人经验那里分离出来。现在，这种边界的模糊，甚至连公民（citi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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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者（producer）这两个类别也能把我们难住；或者，即使它们像在卢梭、斯密、黑格尔，甚至连马克思本人那里那般重要，作为类别也只是变得稍微可靠点儿（也不过是引起争论的靶垛)。

当代诸众既不是由“公民”组成的，也不是由“生产者”组成的；它占据了“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中间区域；那么，对于诸众，用“公众”（public）和“私人”（private）之间的区别也就没有办法验证。这恰恰是由于很久以来这些术语间耦合的溶解已被认为是明白无疑的了，就像我们可以不再说人民（people）聚合成国家的统一。虽然人们不愿高唱那跑了调的后现代风格的曲子（“多样性很好，大一统灾难要提防”)，然而，这对于认识诸众与“二”(One)不相冲突却是必须的；确切地说，诸众对“一”做了重新定义。实际上这个“许多”需要一个统一的形式，需要作为“一”存在。但这里的关键是：这种统一不再是国家；而是语言、智力、人类共有的才能。这个“二”不再是承诺（promise)，它是前提（premise)。统一不再是万物向其汇聚的什么（国家、领袖)，像人民的那种情况；而是理所当然地作为背景或必要前提。必须把这个“多数”看成是共享经验的、泛型的、普遍的个性化。因此，与之相应，我们必须设想“一”远非结论性的东西，也许可以看作一个基础，允许存在差异的基础，或者允许这个许多，被视为存在着的许多的政治一社会存在的基础。我这样说只是为了强调现在反思诸众的类别时不允许做狂热的简化或肤浅的缩写；相反，这种反思必须面对一些严酷的难题：尤其是这个“二”和“许多”(One/Many)之间关系的逻辑难题（需要重新阐述，而不是删除）。

前言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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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多数”的三种方法

当代诸众的具体定义可通过发掘三个主题单元来做重点定位。这第一个主题单元就是那个霍布斯式的：害怕/寻找安全感之间的辩证。显然，即使“人民”的概念（用其17世纪的表达，不是自由主义者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也是围绕某些策略的开发以挡开危险和获得保护。我认为（在今天的演讲中）在实证和概念的层次上说，害怕的形式已经随同相对应的类型、一直与“人民”的概念相关联的“庇护”一起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相当不同的恐惧/避难的辩证：它表明了现今诸众的一些性格特质。恐惧一安全：这好像是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筛网或石蕊试纸，用来显示诸众的形象并非全是“蜜桃、奶油和蜂蜜”，用来鉴定诸众的形象里潜藏着何种毒物。诸众是一种存在模式（mode of being)，现今流行的存在模式。但是，像一切存在模式一样，它具有矛盾的双重性（ambivalent)，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本身含有失落和拯救、顺从和抗争、奴性和自主。然而，关键的一点是，这些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具有一种奇特的神态，不同于出现在人民/共同意志/国家集体里的那种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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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众的语法

我将在接下来的研讨会中讲到的第二个主题，是诸众的概念与将人类经验分成劳动(Labor）、政治（Politics)和思想（Thought）的古老三分法的危机之间的关系。这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细分有关，后来在20世纪又重新被提起，尤其是由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提出的，直到最近一直存在于我们常识性的概念之中。然而，现在这种细分已趋式微。

为了能够说说诸众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of the multitude),第三个主题单元包括对几个类别的筛选。尤其是要分析其中三个类别：个性化原则类、闲聊类和好奇类。第一类是一个严峻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曾被错误地忽视了：是什么使得个人放弃个人身份?而另外两类是与日常生活有关，是闲聊和好奇，是海德格尔赋予哲学概念尊严的两个类别。虽然我的论证中将援用《存在与时间》（Being andTime）的某些内容，但我谈论这些类别的态度却会非常地非海德格尔，或者实际上是反海德格尔的。

前言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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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恐惧和避难的形式

超越恐惧/苦恼的这对耦合

恐惧和避难的辩证见于《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Judgment）中的一段“崇高的分析”（康德，第二卷，第一部分)。据康德说，当我看到一场可怕的雪崩而自己处于安全区域时，心中充满了安全的喜悦，然而，也加强了对自身无能为力的感觉。崇高（sublime）恰恰就是表达这种有点矛盾的双重感觉的词。顺着我偶然受益于实证性而避开了灾难这点出发，我要问一下自己：什么东西才能够绝对地、制度性地保护我的存在。也就是说，我问自己：什么东西会让我有安全感，不是从这个或那个特定的危险，而是从自己生存于世的固有的风险中得到安全感。人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无条件的庇护？康德回答说：在道德的“我”，因为人们正是在那里发现了有一些非因情因人而异的或高于世俗境界的东西。超然的道德法则以绝对的方式保护我的人生，因为它将它的价值置于有限的存在和无限的危险之上。崇高的感觉(或者至少是它的一种表达形式）包含着:因享有一个意外的避难之处而觉得获得了救助，进而将其转化成对无条件安全的探求，这种安全只有道德的“我”能够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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