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这是一种愚蠢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于那些觉得需要将问题过于简单化的人来说是很珍贵的，可以使话语产生惊人的效果（就像我朋友常说的：对猴子做电击）。无论在马克思还是在任何严肃的人看来，都不把工人阶级等同于某些习性、等同于某些惯例和习俗等。工人阶级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不是存作留念的快照：它意味着生产的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这个主题。那么，当代工人阶级、当前的从属性劳动力及其认知一语言的合作就具有诸众的特质，而非人民的特质。无论如何，这个诸众不再对国家性（stateness，亦即statualità）承担“大众”的天职。“诸众”的概念不推翻工人阶级的概念，因为工人阶级这个概念不再受“人民”的定义约束。现有的“诸众”根本不影响产生剩余价值。工人阶级不再假定为人民存在的模式，当然，是由于诸众的许多事情起了变化:心态、组织和斗争的形式。一切都变得复杂。说说这些会是多么的容易：现在有了诸众，不再有工人阶级……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简单化，一切我们该做的就是喝完一瓶红酒。

另一方面，在有些篇幅里，甚至在马克思的篇幅里，工人阶级失去了“人民的”外表，却获得了“诸众”的精神。此其一例：我们可以想一想《资本论》（Capital）第一卷最后一章，马克思在此分析了工人阶级在美国的状况（第一卷，第33章，“殖民的现代理论”)。在这一章中有一些关于美国西部、关于从美国东部的大批迁徙、关于“许多”的个人主动性的极好描写。欧洲劳工由于瘟疫、饥荒和经济危机，远离祖国，前往美国东海岸工作。但是请注意：他们在那边只待了几年，只有几年。然后放弃了工厂的工作，向西部自由的土地迁徙。雇佣劳动被视为一个短暂的阶段，而不是无期徒刑。即使前后只有20年，雇佣劳动者也已有可能将骚乱的种子播撒到劳工市场的铁律之中：他们通过主动放弃自己起初可享有的条件，造成劳动力的相对短缺，从而提高工资。马克思对这种状况的描述向我们提供了非常生动的工人阶级的，也是诸众的肖像。

第一天：恐惧和避难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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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劳动，行动，智力

在上一次的研讨会中我试图从恐惧/避难的辩证关系入手来说明诸众的存在模式。今天，我想论述人类经验的经典分类，将人类经验分为三个基本领域：劳动或创制(poiesis)]、政治行动[或实践（praxis)]和智力[或精神生活（life of the mind）]。这里的目的仍然是相同的：清晰地阐述和深入地探究诸众的概念。

你会记得，“诸众”是政治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在这里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是为了解释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一些显著特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知道“生产方式”不仅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经济配置，还是生活方式的复合统一，社会学、人类学和伦理的集群：请注意，是“伦理”（ethical）而不是“道德”（moral)；这里所说的是常见的做法、惯例和习惯，不在“必须”的维度。现在把人类经验分为劳动、(政治）行动和智力三大领域的三分法已陷入危机，那么，我认为可以让当代诸众作为这危机的背景。诸众明确地肯定自身是一种存在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有着上述各领域之间的平置，或者至少是杂交吧。即使在福特制时代，到近年，这些领域好像还界限清晰、各自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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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行动、智力：这种传统的类型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后来又由汉娜·阿伦特热情地做了回顾[阿伦特，《人的境况》(TheHumanCondition)]，这个三分法似乎很清晰、很真实，几乎无可挑剔。它已在常识领域扎下了坚实的根基：那么，它不但是哲学的任务，还是广泛共享的思维模式，这不成问题。60年代，当我开始卷入政治时，我也认为这个分类是毋庸置疑的，对我来说就好像直接触摸或直接看到那样毫无疑问。没有必要去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NicomacheanEthics）去了解劳动、政治行为和智力映像构成的三个领域是由相互间根本异质的原则和标准所支持着的。显然，这种异质不排除互相交叉：政治映像可被用来表现政治；反过来，政治行动也常常乐意得到生产领域相关主题的滋养；等等。但是，与交叉这种现象一样多的是劳动、智力和政治仍保持着本质的区别。这是由于结构性上的原因。

劳动是与自然界的有机交换：新物品的生产，一个重复的和可预知的过程。纯粹的智力具有隐士般的、不显眼的特征：思想家的冥思逃避旁人的注意；理论思考减弱世界的表象。政治行动不同于劳动，政治行动介于社会关系之间而不是介于自然物质之间；它与可能性和不可预见性相关；带着隐秘不明的动机，政治不会阻碍它在其中运作的环境，而是修改这种环境。它也不同于智力，政治行动是公开的，被交给外在性和偶然性，交给“许多”的嘈杂声；用汉娜的话说，它涉及“有他人在场”（《人的境况》第5章，“行动”)。政治行动的概念可以从它与其他两类有关的对立中推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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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60年代曾经在公众场合出现过的，至今仍被包括在这代人常识中的古老的三分法正是今天已经失效的三分法。也就是说，纯粹的智力活动、政治行动和劳动之间的界限已经逐渐消失了。尤其是我认为这个称为后福特制的劳动世界已经吸收了政治行动的许多典型特征；而这种政治和劳动的融合构成了当代诸众决定性的面相特质。

创制与实践的并置

当代的劳动已将许多最初标注着政治经验的特性融合进自身。创制在许多方面已具有实践的特征。这是我想说的杂交最一般形式的第一个方面。

但是请注意，甚至连汉娜·阿伦特也坚持要谴责劳动与政治之间界限的崩溃这会导致政治不再意味着某些地方党部的生活，而是泛人类经验的重新开始，是与偶然性和不可预见的亲密关系，是出现在别人面前。根据阿伦特所说政治已开始模仿劳动。在她看来，20世纪的政治已成为一种新客体的装配制作：国家、政党、历史等。那么，我认为事情似乎已经在朝阿伦特认为的相反方向走:这并不是政治已经符合劳动；确切地说，是劳动已获得政治行动的传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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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推理与阿伦特相反并对称。我认为：在当代的劳动世界里，是我们发现了“出现在别人面前”，发现了与他人在场、与新工艺创建、与偶然性、与不可预见性和可能性本质上的精通等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后福特制的劳动、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从属性的劳动、发挥人才和专业资格的作用等，从世俗的眼光看，已更多地与政治行动相关。

附带说一句，在我看来，这解释了政治的危机，蔑视周围政治实践的意识，陷入政治便会名声扫地的现状。实际上，现在的政治行动以极其糟糕的方式显得有点像劳动经验的多余副本，因为劳动经验，即使在其畸形的、暴虐的方式中，也已经包含着政治行动的某些结构特征。政治领域，从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上说，紧紧跟随着那些定义劳动现状的程序和风格元素；但是请注意：虽然它密切地追随着，却提供了这些程序和风格元素整脚的、粗糙的和过分简单的一个版本。政治提供了一个交流网络和认知内容，比生产过程中实施的要可怜得多的变种。虽然不如劳动复杂，但还是太像了，政治行动似乎样样都一样，样样不理想。

在当代生产中包含某种政治实践的结构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后福特制的诸众今天可能会被看作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的诸众。因为雇佣劳动世界里已经有了太多的政治（由于它是雇佣劳动)，去政治化正是为了继续享有自主尊严这样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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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精湛才艺:从亚里士多德到格伦·古尔德

公共行动能被纳入劳动过程，以前是通过一种不容置疑的面相为公共行动做担保，虽则古老，但不失有效，这种面相归类于：精湛才艺(virtuosity)。

现在这里使用这个词的通常含义，我用“精湛才艺”来指表演艺术家的特殊才能。艺术大师，例如，为我们演奏令人难忘的舒伯特作品的钢琴家，或者技艺娴熟的舞蹈家、雄辩服众的演说家、从不令人生厌的教师、能做迷人布道的神父。请仔细考虑一下，对艺术大师的活动下个什么样的定义。首先，他们的活动是一种成就感（活动本身的目的)蕴藏于活动本身的活动，没有将这种活动本身客观化成终端产品，没有成为“制成品”，没有变成能保存表演的客体。其次，是一种需要别人在场的行动，只有在观众面前，这种活动才存在。

没有终端产品的活动：钢琴家或舞蹈家的表演不给我们留下可以从表演本身区别开来、表演结束后可持续下去的已界定的对象。需要他人在场的活动：只有被人看到或听到，表演（performance)[这里，“表演”一词作者使用英语]才有意义。显然，这两个特征是互相关联的：艺术大师需要观众在场，正是因为他们不生产终端产品、一旦活动停止后仍能在世上流传的物体。缺乏具体的外在产品，艺术大师必须依靠目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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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才艺”的范畴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及；即使在20世纪，它在现代政治思想里还到处可见，它甚至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留有一席之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恰恰是利用精湛才艺的概念来区别劳动（或创制）与政治行动（或实践）：当我们制造出一件物品时我们是在劳动，作品与行动可以分离开来；当我们行动的目的存在于行动本身时我们是在实践。亚里士多德写道：“因为创制的结束非其本身以外的结束，而行动并非如此：良好的行动[理解成伦理行为和政治活动，维尔诺补充]结束本身就是其结束。”(《尼各马可伦理学》伦理，VI，1140b）汉娜·阿伦特含蓄地重启了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她将表演艺术家、艺术大师与那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相比。她写道：“表演艺术[………]确实跟政治有着更密切的关联。表演艺术家—舞蹈家、演奏家、音乐家等—有了观众才能展示他们的精湛才艺，正像演员需要他人在场才能登台表演；两者的工作’都需要一个公开组织的空间，并且两者的表演本身又都取决于他人在场。”[阿伦特，《过去和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Future) : 154]

可以说，每个政治行动都是行家里手的。事实上，每个政治行动都与精湛才艺共享意外可能性，都没有“终端产品”，都需要直接的、不可或缺的他人在场。一方面，所有艺术家在本质上都是政治的。请想一想格伦·古尔德（GlennGould)这个例子[古尔德的《格伦·古尔德的读者》(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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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nn GouldReader）和施耐德的《格伦·古尔德》（GlennGould)]。这位伟大的钢琴家与众不同，讨厌将他具有鲜明特点的演奏活动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的身份；换句话说，他厌恶公开展示。他终其一生反对他的职业所固有的“政治因素”。在某些场合，他公开宣称他要放弃“职业生涯”(activelife)，即不做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的行为（英译注：“职业生涯”是政治活动的传统名称)。为了使自己的精湛才艺非政治化，他努力将他作为艺术家的行动尽可能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接近劳动观念—留下外在产品。这意味着将自己关在录音室里，以生产的唱片（顺便说一句，真正杰出的产品）仿冒“终端产品”。为了避免精湛才艺中根深蒂固的公共政治维度，他只得假装他精湛的表演产生出了一个有形物体(独立于表演本身)。哪里有最终产品、独立存在的产品，哪里就有劳动，不再有精湛才艺，因为这个原因，也就不再有政治。

甚至马克思也谈到过钢琴家、演说家、舞蹈家等。在他的一些最重要的篇章中提到过他们：在他的“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还有，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ofSurplus-value）中几乎用同样的措辞论及。马克思分析智力劳动，对其两个主要类型做了区分。一方面，是非物质的或心智的活动，这种活动“结果是这样一种商品，这种商品脱离生产者而存在[……]书籍、绘画，以及所有与艺术家所进行的艺术活动相分离的艺术品”。（见《资本论》第一卷附录，“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1048）这是第一类智力劳动。另一方面，马克思写道，我们需要考虑所有那些“产品与生产行为不相分离”的活动（出处同上，1048）—那些活动，即成就感在活动本身，没有被客观化成可以超越活动本身的终端产品。这样的区分与亚里士多德区分物质生产和政治行动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涉及政治行动，他分析的是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劳动。对这些专门定义的创制类型，他用有终端产品的活动和没有终端产品的活动来区别。第二类智力劳动（“产品与生产行为不相分离”的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区分法，包括所有将他们的劳动变成具有艺术性的那些：如钢琴家、管家、舞蹈家、教师、演说家、医生、牧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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