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一方面，景观是特定行业的特定产品，事实上，这个特定行业就是所说的文化产业。另一方面，在后福特制时代，人际交往也通常是富有成效的合作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因此，它是起支配作用的生产力，有点超越了它自己领域的域名，而与整个产业界、与一切创制有关。在景观里，我们发现了以各种独立的、受人迷恋的形式展示的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生产力，这些生产力，每一个当代工作过程都必须吸收利用：语言感悟能力、知识、想象力等。因此，景观具有双重性（doublenature）：既是特定行业的特定产品，但同时又是一切生产方式的精华所在。德波写道，景观是“闪耀在系统合理性上的普遍光泽”(德波，出处同上，论题15)。景观所呈现的，可以说，是社会的生产力本身在更深程度上与语言交往能力、与普遍智能的叠合。

景观的双重性让人在某些方面联想到货币的双重性。大家知道，货币也是一种商品，由国家造币厂制造，在罗马，赋予金属的或纸质的形式。但它还有第二个属性：它是所有其他商品的等价物、计量单位。货币同时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景观也同时具有特殊性和普遍性。这种对照无疑会吸引人的眼球，但却是错误的。与货币不同，货币衡量生产过程的结果，是已成结论性的结果；而景观涉及的是生产过程的履行阶段（infieri)，在其演变过程，在其可能性。按照德波所说，景观揭示了女人和男人能做什么。景观以另一种形式揭示社会的集合体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而货币以其本身反映商品的价值，从而显示社会已经（already）生产出了什么。如果货币是回指已完成劳动的“真正的抽象”(使用经典马克思主义表达法)，指的是劳动的过去时态，那么，据德波所说，景观则是描绘了劳动本身的“真正的抽象”，劳动的现在时态。如果货币是交换的先锋，那么景观，已成为商品的人际交往，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生产性交往的先锋。那么，我们很可能推断，由人类的交往能力转化成商品的景观确实具有与货币不同的双重性。但是以何种方式不同呢？

第二天：劳动，行动，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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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假设是传播产业（毋宁说景观，或者甚至还可以说文化产业）也是一种产业，有其专门的技术、特殊的规程、特有的效益等；另一方面，它也起着生产工具的产业这个作用。按照传统习惯，生产工具的产业是指生产出供各种生产领域使用的机械和其他仪器设备的产业。然而，在某种情况下，生产工具不能约化为机器设备，除此以外还包括与活劳动不可分离的语言一认知能力，在称为“生产工具”的这个重要部分中包括技能和传媒程序是完全合理的。如果这些技能和程序不是在文化产业里创造的，那又会是在什么地方创造的？文化产业生产（更新、试验）传媒程序，这些传媒程序必定也会在我们当代经济的那些更传统的部门中像生产工具那样发挥作用。一旦后福特制稳固确立，这就是传播产业要担任的角色——生产传播工具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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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中的精湛才艺

精湛才艺和其内在的政治维度，不仅是文化产业的特征，也是当代一切社会生产的特征。我们可以说，在后福特制时代，劳动组织中生产活动不产生终端产品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一个特殊的存疑的情况（这方面只要回顾一下马克思的不确定性)，现在成为了所有雇佣劳动的象征。让我重复之前说过的一点：这并不意味着汽车仪表盘不再生产，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职业性任务是履行那些行动本身内在的活动（这里不包括从而产生的不受约束的非全日制劳动)。

这是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预示的一种情况。那时他写道：随着大型自动化工业的出现和自然科学在生产过程中密集的系统性应用，劳动活动“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totheside)”(《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705)。马克思又补充道，这种将劳动置于直接生产过程“旁边”表明，劳动越来越相当于“监督和管理行为”（出处同上：709）。换句话说：工人或职员的任务不再是完成单一的、特定的作业，而是改善和加强社会合作。请允许我跑题。马克思社会合作（socialcooperation）的概念是如此复杂和微妙，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首先在于“客观的”含义：每个人干着由工程师或工厂领班组合成的彼此有关却又各不相同的具体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合作胜过个体行为；它与单个工人独自干的方式无相关性。其次，然而我们也必须从“主观的”概念来理解合作：当个人工作的出色部分包含着开展、改善和增强合作本身时，也体现了合作。对于后福特制来说，合作的这第二种定义占优势。我想通过比较来阐明这种优势所在。一开始，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资源是所谓的“侵吞工人的技术诀窍”。那就是说：当工人找到一种方法可以用较少的努力来完成他们的工作时，就会有额外的休息等。企业统治集团知道了这事，就利用这个可怜的成功来更改劳动力的组织。在我看来，当工人或职员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包含了这样的业绩，即找到或发现改善劳动力组织的应急手段、“诀窍”和解决方案时，就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在后一种情况，工人不是偷偷地应用他们的知识，而是明明白白地被要求这样做；也就是说，使它成为一项规定的工作任务。关于合作，实际上也会发生同样有效的改变：如果工人实际上是由工程师来协调或是要求工人发明和制作出新的合作程序，那是另一回事。这里是让合作的行动、语言的交流融合迈到前台来，不再留在后台。

第二天：劳动，行动，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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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观的”合作成为主要的生产力，劳动活动体现出明显的语言交往品质时，就需要他人在场。劳动的单向性消失：与他人的关系是一个起推动作用的、基本的组成部分，不是什么类似附件的东西。劳动移到了直接生产过程的旁边，不再是它的一个部件。生产性合作是一个“公开组织的空间”。这个突然插入劳动过程的“公开组织的空间”鼓动起传统所说的政治的精神面貌。政治（从广义说)成了生产力、工作任务、“工具箱”。我们可以说，绣在后福特制纹章上的格言，理所当然应该是“政治高于一切”。毕竟，如果不是要求对行动的嗜好服从于生产、面对可能性和不可预见性的能力、对新事物的沟通能力，“全面质量”这个话题到底还能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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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众的语法

当雇佣劳动涉及上一代人曾在当地聚会中心尝试过的那些对行动、对关系的容适力、对他人在场等这一切的渴望时，我们可以说，人类动物的一些显著特征，尤其是掌握语言，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在现有的生产方式中包含非凡的人类起源学（anthropologenesis）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忘掉海德格尔喋喋不休地唠叨那“技术时代”……这件大事不但没有缓和，反倒激化了资本主义经济一社会结构的自相矛盾。没有人像那些认为自己与他人在场有关的那种人那样贫穷的了，也就是说，他们拥有的交流能力、他们拥有的语言能力被贬为了雇佣劳动。

第二天：劳动，行动，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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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如同曲谱

如果后福特制的全部劳动都是生产性的（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那恰恰是因为它以政治一艺术的方式在运作，接下去要问的是：艺术家工人演奏的是什么曲谱（score）？他们凭哪个脚本进行语言交流表演（performance）?

钢琴家演奏的是肖邦圆舞曲，演员也总是或多或少地忠实于预排时的脚本，演说家至少也参考了一些笔记；所有的表演艺术家都可以依靠本子。但是，当精湛才艺应用到整个社会劳动时，哪个才是合适的本子？从我的观点看，我认为没有太多的本子留给后福特制时代的诸众来表演，仅留下的本子叫智力，作为人类通用能力的智力。据马克思说，现代艺术大师的曲谱是普遍智能，已成为社会生产支柱的社会普遍智能、抽象思维。因此我们又回到第一天考虑过的一个主题（普遍智能、公共智慧、“共同之处”等)。

马克思用普遍智能来指如今社会生产力所依赖的科学、普遍意义上的知识、技术诀窍。工作政治化（就是说，包容进劳动领域的那些东西迄今仍属于政治行动）恰恰出现在思想成为生产财富的主要来源时。思想不再是无形的活动，而是变得有点外在的、“公众的”，因为它闯入了生产过程。大可以这样说：只有那时，只有当语言的智力作为它的重心时，劳动活动才有可能把以前属于政治行动范畴的许多特性吸收到它自身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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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已经探讨了劳动和政治之间的并置。然而，现在是人类经验的第三方面—智力开始发挥作用。它是被工人艺术家永远重复表演的曲谱。我认为，不同领域（纯粹的思想、政治生活和劳动）之间的杂交只有当那种作为主要生产力的智力成为公用的时候才会开始。只有到那时，劳动呈现出艺术的（或社交的）样子，从而，它为自己涂上“政治的”色调。

马克思在两种不同的场合认为思想具有外在表征和公开倾向。首先，是当他表达“真正的抽象”时，而且从哲学的角度看也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表达；另一种场合是当他论述“普遍智能”时。例如，钱是一个真正的抽象。事实上，钱确实体现、兑现了人类思想的一个基本准则：等价的理念。这个本质上完全抽象的理念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甚至能听到它在钱包里叮当作响。思想成了东西：阐明了什么是真正的抽象。另一个例子是普遍智能的概念，普遍智能不是别的，是更加绝对的真正抽象的概念。马克思用普遍智能这个词来表明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某种现实（例如一个钱币）不再具有思想的价值和效度，而是我们的思想因此直接获得实质事实之价值。如果在抽象思维，那是经验事实（例如，等价交换)，体现了纯粹思维的复杂结构；但就普遍智能来说，关系就颠倒了：现在是我们的思想本身体现出价值和影响力的典型事实。普遍智能是精神的抽象直接在它们本身的真实的抽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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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里问题出来了，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说对马克思的构想产生了某种不满。难点源自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把“普遍智能”设想为一种科学客观化能力，设想为一种机器系统。“普遍智能”在这方面固然重要，但它不是一切。我们应该将普遍智能的维度作为活劳动的属性而存在，而不是将普遍智能体现在机器系统中或者说，浇铸进钢铁里（castiniron)]。今天，普遍智能首先体现着活生生的主体的交往、抽象思考和自我反思。坚持这个观点看来是对的：正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逻辑，一部分普遍智能不凝结为固定资产，而是以认知范式、对话演绎、语言竞争的名义在交流互动中展开，这是必然的。换句话说，公共智慧与合作完全是一回事，是人类劳动互相配合的一致行动，是个人的交往能力。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中，马克思写道：“劳动过程，就是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因此，我们无须提出工人在他与其他工人方面的关系；提出人及其劳动是一方面，自然界及其物质是另一方面已足够了。”(《资本论》第一卷：290）在这一章中马克思把劳动过程描述为人类与大自然之间有机更新的自然过程，因此抽象地、广泛地说，没有关注到历史一社会的关系。然而，如果继续保持这种非常广泛的层面(几乎是人类学的)，但是从劳动的概念中剔除了互动的方面，即与其他工人的关系，那么我们还是应该问一下这是否合理。只要劳动活动有其核心在交流表现之中，这当然是不合理的。那么，探查劳动过程若是从一开始就没有呈现工人与其他工人的关系是不可能的；或者，如果我们想再次采用精湛才艺、人的“公共”关系的范畴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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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概念本身完全包括人类的交往能力。尤其是在合作真正作为劳动活动特有“产物”的地方，好多方面就会得到促进、得到完善，由合作的人精制了，这不容怀疑。普遍智能需要艺术的行动（广义的政治行动)。正因为有这样互相协调一致的部分，智力才没被导入机器系统，而是以人类劳动的直接活动、以其语言合作来体现。

让我们重复一遍：智力，纯粹的思维能力，拥有语言的简单事实，这里就有着“曲谱”，后福特制的艺术大师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的曲谱。(大家应该注意到今天的演讲和我此前研讨会中的演讲两者之间方法上的差异：今天我所说的艺术家的“曲谱”就是智力，在我以前的讲座中视为辟邪的资源，为抵御世俗环境里不确定的危险的避难所。将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考虑是很重要的：当代诸众以他们的生命形式和他们的语言游戏将自己置于“公众智能”这两个含义的交叉路口。）我要回过头来在此强调我之前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论点。在词语最严格意义上说的艺术家（例如，钢琴家、舞蹈家）用的是明白无疑的曲谱，就是说，是最恰当、最严格意义上的终端产品（endproduct）的曲谱。而后福特制艺术大师们“演奏”的曲谱是他们自己的语言能力，当然不能认定为终端产品。普遍智能不应意味着人类已获得的知识的总和，而是思考的能力（faculty）；就这种潜力本身而言，并非它无数的具体实现。“普遍智能”只不过是通常的智力（intellect in general)。回到我们已验证过的说话人的例子还是很有用的。用自己语言能力的无限潜力作为唯一的“曲谱”，一个播音员（任何一个播音员）可以口齿清晰、毫不含糊地做出预定的言语行为：那么，语言能力就是预定讲稿的对立面，具有这样或那样明显特征的终端产品的对立面。后福特制诸众的精湛才艺与脱稿演讲者的精湛才艺是同一回事：精湛才艺没有脚本，或者说，是基于一个与纯粹和简单的活力(dynamis)，与纯粹和简单的潜能同时发生的脚本为前提。

第二天：劳动，行动，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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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补充说一句：“曲谱”和艺术表演之间的关系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的规范来规定的。人类动物最通用的交往和认知能力被投入工作（被投入营利）有着历史索引可查是历史决定的形式。今天，普遍智能表现为不朽的雇佣劳动、等级制度、生产剩余价值的一个支柱。

执政者的理由和退出

现在我们可以勾勒出劳动、（政治）行动和智力之间杂交的一些后果，出现在生产层面上和公共领域内（国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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