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众的语法 当代生活方式的分析

理机构）的后果。

智力一旦与劳动挂上钩马上就公开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智力一旦联系到雇佣劳动，其典型的公共性也就会受到控制和扭曲。这种公共性一遍又一遍地以其生产力的角色被唤起；而又一遍又一遍地以其公共领域的角色（从该词的恰当意义上说)，当作潜在的政治行动的根源、当作不同的宪政原则被镇压下去。

普遍智能是社会合作的基础，这种合作的范围比与劳动明确相关的合作更为广泛。更广泛的，同时又完全是异质的。我们回到研讨会第一天讲到的一个主题。虽然生产过程的连接是基于工作的技术和等级的划分(division)，可是取决于普遍智能的合作行动却从共同参与，即从交流和认知能力的初步共享（sharing）转移到了“精神生活”。然而，合作超过了智力，但它不去废除资本主义的合作行动，却去扮演了资本主义合作行动最杰出的资源。它的异质性既无声音也无可视性。情况走向了反面，由于智力的出现成为劳动的技术前提，一致行动超越了劳动，由此带来的是：反过来却将智力纳入了作为工厂管理体制特征的管理准则和层次结构。

这个悖论带来两种主要的后果。第一种后果在于政治权力的性质和形式。智力在被开拓成生产力的同时，其独具的公共性也被劳动剥夺了自身的真实表达，只能通过行政机构肥厚性增生（hypertrophic growth of the administrativeapparatus）的方式在国家范围内做间接的体现。行政管理不再是政治议会制，而是“国家性”（statualità）的核心：但实际上就是如此，因为行政管理体现了普遍智能的独裁聚结，是知识和控制之间的融汇点，是过度合作的倒影。确实，人民已经关注多年的“政体”内官僚机构体积的增加和确定、相对于法律的卓越法令:不过，对此我想指出一个新的阈值。总之，我们不再面对众所周知的国家合理化过程；正相反，我们必须承认实现智力国家化（statizzazione）的状况已经发生。“执政者的理由”这个古老的表达法第一次获得非隐喻性的意义。霍布斯清楚每一个单独个体的天赋人权转移(transfer）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手里时绝对权力合法化的原则；另一方面，我们该谈谈智力的转移，更精确地说：智力本身的、不可约的公共性转移到国家的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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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劳动，行动，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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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后果与后福特制权力的盛行有关。自从“公开组织的空间”由智力开启以来不断地沦为劳动合作，就是说，沦为等级体系紧密的关系网，在所有生产的具体运作中采取人身依附（personal dependence）的形式取消了“他人在场”的功能。换句话说，艺术名家的活动显得像普遍卑屈的工作(servil work)。马克思所预见的钢琴家和侍役的类同被新纪元所有雇佣劳工与“表演艺术家”有某种共同之处意外地证实了。只不过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工显出奴性劳动的外表而已。当“产品不能与生产行为相剥离”时，这种行为对履行工作的人的人格产生怀疑，尤其是对履行工作的人的人格与已经委托这项工作或者正在委托这项工作的人的人格之间的关系产生怀疑。投入工作的是共同的东西（common)，就是智力和语言，但是由于这样的团体不转化为公共领域（也就是说，变成了政治领域）使任务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技术部门成为虚构；而且还诱发黏滞的臣服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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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有可能将智力（普遍智能）和（雇佣）劳动分离吗？而今天它们是合并一块的；有可能将智力和政治行动合并吗？而今天它们是分离的。有可能将智力劳动这个“古老的联盟”转向智力/政治行动这个“新颖的联盟”吗？

将政治从目前的瘫痪状态解救出来与将智力的公共性在雇佣劳动领域以外发展起来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与之相反。这显示了两个有区别的剖面，然而，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极强的互补联系。一方面，普遍智能断言，只要将自己与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之间的榫接拆开，自己就是自主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覆只有随着非国家运行的公共领域（non-state run public sphere）的建立、随着依靠普遍智能的政治共同体的建立方能体现。假如把后福特制经验的显著特质（卑屈的精湛才艺、对语言能力的肆意利用、与“他人在场”经久不衰的关系等）视作斗争的同态复仇形式，那就是一种全新的民主形式。

非国家运行的公共领域是符合诸众存在方式的公共领域。它得益于语言/思维的“公共性”，得益于艺术家曲谱名下智力外在的、明显的、共享的“公共性”。这就像我们在研讨会第一天谈到过的“公共性”，相对于那种由国家主权设立的，或者引用霍布斯的话说：“统一的政治体统治下的”公共性是完全异质的。今天这种“公共性”作为杰出的生产性资源彰显出来，可以成为宪政原则，实际上的公共领域。

第二天：劳动，行动，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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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使非奴性的精湛才艺成为可能？我们如何设想从卑屈的精湛才艺走向“共和制的”精湛才艺（理解“诸众共和国”意味着不再是国营的公共事务领域）？我们如何从原则上构想以普遍智能为基础的政治行动?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涉足这一领域。我们所能做的是指逻辑形式（logicalform）的东西，尚缺可靠的实证经验。现在我提出两个关键术语：不合作主义和退出。

倘若诸众能从自由主义传统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也许“不合作主义”会代表诸众政治行动的基本形式。这不是无视具体法律的问题，因为这样说显得不合逻辑，或与其他基本规范相矛盾，例如，与宪法章程相矛盾。事实上，这里只是对更深地忠于国家的控制表示不情愿。反之，激烈的反抗就会涉及我们怀疑国家的实际控制能力。为了对此有更好的理解，请允许我跑题一会儿。

霍布斯认为，因为“国家”（bodypolitic）制度，甚至在还不知道要求我们遵守什么之前就得强迫自己去遵守：“既然所有的民法是凭借着公民服从的义务才成为有效的，所以这种义务先于每一个民法。”(《论公民》第十四章，第21条）基于此种理由，我们不必去寻找明确规定公民不该反抗的特定法律。如果无条件接受控制权不是已经预设的(presupposed),那么，具体的立法前提（显然包括“不准造反”的声明）将不会有任何效力。霍布斯认为，最初的服从契约来自“自然法则”，即来自自我保护和安全的共同利益。不过，他很快补充说，这种“自然法则”——超级法律，迫使人民遵守君主的一切命令，实际上只有当我们已经离开了自然状态才成为了法律，到那时国家已经建立。由此，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悖论：服从的义务既是国家存在的原因，又是国家存在的结果；这个义务正是由这个国家支持的，而国家要依靠它构建自己的基础；它既是领先的又是随后的，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帝国”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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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众的语法

原来如此，那么，诸众针对的只是起初没有内容的服从形式，只有令人沮丧的默从和“违反”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通过破坏有关的法律来废除社会化医疗制度或者停止外来移民，诸众退回到隐蔽处，假设为躲在强制法的每一次行动后面，使强制法难以控制继续有效的能力。激进的反抗也“先于民法”，因为不能把它只看作违反了这些法律，而且还应看作是对这些法律的有效性的依据提出质疑。

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二个关键词：退出。不合作的发源地并不只存在于表达抗议（protest）的社会斗争里，而且尤其存在于那些表达背叛（defection）的地方就像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所阐明的（赫希曼，《退出》)：并不是提意见（voice)，而是退出（exit)]。

第二天：劳动，行动，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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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逃离、退出的行动更为消极的了。背叛是对发生着斗争的特定环境做更改，而不是把这些环境看作一成不变的；是对已经出现麻烦的环境做更改，而不是面对麻烦在别人提供的替代方案中选择这个或选择那个方案来应付。总之，退出里包含了毫无拘束地修改游戏规则的创新才能，置对手于完全失衡的境地。回顾我们第一天研讨会在这个主题上展开的研讨，只要想一想美国的工人19世纪中期抛弃工厂的管理体制，大批离去，冒险进入“边远地区”，在廉价的土地上开拓殖民地，他们抓住了机会改变自己的初始境况。类似的事情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意大利也发生过，新生代的劳动力挑战了所有人的预期，选择临时工和非全日制工作，而不要在大公司全职就业。尽管这种情况只持续了短暂一段时间，但职业的机动性却起到了政治资源的作用，使产业纪律黯然失色，允许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退出，或者说背叛，是不顾一切地呼喊“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极性反面：与不顾一切的呼喊相反，退出取决于一种潜在的财富，在于对繁荣的发展潜力，总之，采取“第三条路”（tertiumdatur）的原则。但对于当代诸众，什么实质上的繁荣使得他们以选择反抗的代价来选择逃离呢？是什么决定生死存亡？显然不是空间性的“边远地区”，而是知识的充裕、交往、精湛才艺的一致行动和由普遍智能的公共性预设的一切。背叛可以让他们生动地、自主地、积极地表达这种充裕；并且以这种方法阻止这种充裕的知识“转移”到国家行政权力中去，阻止它的结构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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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清楚，不合作、退出，这些只是暗示正确的政治，并不是说卑屈的、技艺精湛的诸众会这样。

第二天：劳动，行动，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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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作为主观性的诸众

诸众概念的是非曲直也许应该与伟大的法国知识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Bachelard）提出的由量子力学所带来的难题和悖论同样对待。巴什拉认为[巴什拉，《没有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No)]必须把量子力学理解为语法上的主语，为了对这个主语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必须利用许多哲学上的异质（heterogeneous）“谓语”：有时候一个康德的概念是有用的，有时候是受完形心理学[格式塔（Gestalt)]启发的一个概念或者甚至一些学术理论上的微妙想法。我们现在的情况也确实如此。诸众也必须借助来自不同学术领域和不同作者的概念来研究。

这就是我们在研讨会的头两天里开始做的。第一天我们通过恐惧/避难的逻辑论证接近了“许多”存在模式的主题。你会记得，我们引用了霍布斯、康德、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通用部目，“共同之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那些关键词语。第二天我们通过创制和实践、劳动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并置展开讨论，继续研究当代诸众。在这方面我们利用的“谓语”来自汉娜·阿伦特、格伦·古尔德、小说家卢西亚诺·卞塞雅迪、索绪尔、居伊·德波，并再次引用了马克思、赫希曼等人的话。今天我们要考查另一组概念，我希望借此能从不同的视角来阐明诸众。新的视角出自主观性的形态（forms of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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