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ebook算法”对他们有利，表明了政治的运作。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特定新闻编辑室内部开发的“内部”算法，还是Facebook的“外部”算法，它们似乎都有能力扰乱并形成新的感觉、本能和情感。在传统出版商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平台流量的混合媒体系统中，人们对新闻的参与是由越来越相互依赖、但在专业和意识形态上又截然不同的信息提供者的算法系统配置的。新闻发生在不同的平台上，它从出版商迁移到社交媒体，再迁移回来，并在这个过程中陷入了复杂的排名、分享、链接和点击的社会物质动态中。它重新配置了人们对新闻的理解方式，以及什么才算新闻。这就是算法的本体论政治，在使它们变得重要的遭遇和冲突中形成。
对斯堪的纳维亚新闻媒体专业人士的采访中出现的首要主题揭示了算法如何在各种划定边界的过程中纠缠并成为有争议的问题。也就是说，当算法被赋予一定的社会、政治和伦理能力时，它们就被物质化了。例如，一个“好的算法”是反映了正确的价值观一一在这种情况下，是新闻价值观。同理，“坏算法”是不承担编辑责任的算法。但好坏也各不相同。社交媒体的“坏”或劣算法，成为新闻算法“好”的可能条件。Facebook存在问题的算法同时也为新闻网站提供了机会。正如《Aftenposten》在“恐怖战争”一案中对Facebook的审查指控有用地表明，算法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而是可以或多或少地策略性地用来提出这样的主张。虽然Facebook的“糟糕算法”可能会引发人们对民主状况日益恶化的担忧，但它也可能被动员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工具，因为它允许新闻媒体加强其作为公共监督机构的权威。正如媒体学者查理·贝克特(Charlie Beckett,2017)令人振奋地指出的那样，“假新闻”可能是近年来新闻业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因为它“让主流优质新闻有机会展示其基于专业知识、道德、参与和经验的价值”。相反，新闻算法则表现为解决社交媒体或多或少让人想象不到的问题。根据这样的观点，不存在算法本身有问题的问题，只有算法在不同属性的代理形式的影响下变得有问题。关于在Facebook上通过算法传播假新闻的指控，以及所谓的误导公众的影响，我认为任何富有成效的解释都需要超越算法本身。虽然Facebook的动态消息算法针对分享和参与进行了优化，这当然很重要，但它如何以及何时发挥作用可能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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