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他们工作的环境(麦肯齐，2007)。我们可以说，Facebook的动态消息算法作为用户生成内容的看门人，将可见性界定为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与可见性水平相关的不确定性，以及与软件的“可变本体”相关的持续“消失”的可能性，将可见性框架为某种排他性的东西。因此，在信息流中变得可见，被构建为一种渴望而不是感到威胁的东西。
参与性主体性
因此，在Facebook上被忽视的威胁不仅是一种象征性的现象，而且实际上也是真实存在的。虽然Facebook创造的可见性制度可能不同于福柯在监视方面所描述的，被理解为强加一种永久可见的状态，但纪律仍然是新的图解机制的一部分。虽然在德勒兹(1992)所描述的后工业时代之后，主张从规训社会过渡到控制社会已经变得司空见惯，但我并不认为规训图和软件中介空间之间存在必然的矛盾。纪律只是指一个图表，它通过使主体成为“(其)自身服从的原则”来运作(福柯，1977:203)。纪律指的是一种权力，它通过让主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来节约其功能。当代机器学习技术所延续的反馈循环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如此。与“德勒兹转向”(Deleuzianturn)所暗示的我们已经从规训社会转向控制社会的观点相反，我同意MarkKelly(2015)的观点，即福柯在他的规训概念中已经涵盖了许多被归为控制社会的方面。对福柯来说，“纪律‘造就’个体;它是一种权力的特定技术，它将个人既视为对象，又视为行使权力的工具”(福柯，1977:170)。它将特定的行为强加于特定的人类多样性(德勒兹，2006:29)。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福柯发展了规训性权力的概念，是为了解释权力和主体性的两重性一一通过“训练主体以某种方式思考和行为，从而成为他们自己行为规范的原则。通过正确的训练，主体被统治，从而达到他们作为有用个体的全部潜力(福柯，1977:212)。福柯确定了正确训练的三种技术:分层观察、规范化判断和考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说新闻源算法行使了一种纪律权力，因为纪律，用福柯的话说，“修复;它阻止或调节运动;它能消除混乱;它驱散了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在全国游荡的个体的紧密群体;它建立了经过计算的分布”(1977:219)。
对于Facebook来说，一个有用的人是参与、交流和互动的人。参与性主体显然是由算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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